日本影響力投資經驗及啟示

袁吉偉

日本影響力投資政策分析

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會首次提出了影響力投資概念，有別于傳統投資管理，要實現公益性和商業性的平衡，其突出特點在于目的性、貢獻性和可衡量性。近年來，知名金融機構紛紛涉足影響力投資，推動了影響力投資的較快發展，為世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強大支撐，成為社會變革的重要驅動力。2008年，日本開始出現影響力投資；2021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政策演講中首次提及影響力投資，使影響力投資在日本金融體系中的地位進一步上升，積極出臺相關政策支持影響力投資發展。

設立影響力投資相關機構和組織。專門成立影響力投資政府組織，為其全面發展提供全面的政策指導和支持舉措。2014年，日本成立全球影響力投資指導委員會日本國家咨詢委員會，該組織主要通過研究、學術研討等形式推動影響力投資市場和生態體系的發展，該組織自2018年開始每年對日本影響力投資市場展開調研，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2022年10月，日本金融廳在可持續金融專家委員會下設立影響力投資工作組，組員由金融人士、學者等領域人員組成，旨在提出促進影響力投資發展的政策建議，2023年，該小組已提出了制定影響力投資基本指引等政策建議報告。在影響力投資工作組的建議下，2023年11月，日本金融廳建立日本影響力聯盟，旨在促進影響力投資相關機構交流和溝通。

建立影響力投資推動政策。政策推動對影響力投資的推廣具有積極意義，日本主要通過制定整體規劃、資金引導、設定行業標準等方式促進影響力投資的發展。在整體規劃方面，日本政府在《新資本主義宏偉設計和實施計劃》中強調，要加強人、科技、創業企業以及綠色轉型和數字化轉型方面的投資，促進日本經濟的再發展；日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共同支持各類影響力項目，積極促進影響力投資的成長。2023年5月，七國集團峰會在日本廣島召開，日本作為成員國積極倡議推動全球健康領域的影響力投資，強化了日本在全球影響力投資領域的作用。在資金引導方面，2018年，日本實施《休眠存款活用法》，規定閑置時間超過10年的休眠存款將被日本政府用于社會公共事業，這為影響力項目提供了更多資金支持。在行業標準方面，2021年5月，全球影響力投資指導委員會日本國家咨詢委員會發布影響力管理和衡量指引，主要建議資產管理機構將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作為確立影響力的基本參照，同時也要考慮各地政府設定的發展目標和指標；2023年6月，日本

金融廳推動制定影響力投資基本指引，以此形成影響力投資領域的基本標準，其主要內容包括明確環境或者社會影響力目標，通過投資實現額外影響力，衡量和管理影響力，支持各類技術創新等內容。

利用公共資金支持影響力投資。公共資金能夠發揮杠桿作用，撬動更多社會資金參與影響力投資。2022年，日本東京都政府與金融機構合作設立東京福利影響力基金。該基金主要有兩個目標：其一，希望能夠通過政府和私營部門合作的方式，推動影響力投資發展，解決社會問題；其二，提升東京居民福祉，使每個人都能過上健康的生活。

促進影響力投資能力提升。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會提供影響力投資或者影響力事業的能力培訓，相比較而言，地方政府一般設有專門的部門負責能力建設工作。除了政府以外，近年來，部分高?；蛘哐芯繖C構也會提供影響力投資的課程或者培訓活動。

日本影響力投資參與主體分析

日本影響力投資參與主體日漸增多，除了金融機構、個人投資者、企業外，近年還成立了專門推動影響力投資發展的公益組織和行業組織。

金融機構方面。金融機構是推動影響力投資的重要參與者，或為影響力投資提供資金支持，或整合社會資金為企業提供資金融通服務。2021年11日，日本發起“日本影響力驅動融資倡議”，旨在推動各類金融機構開展影響力投資，積極參與解決社會和環境問題。截至2024年1月1日，已有74家金融機構和服務商加入該倡議。

根據《日本影響力投資的現狀和挑戰調研報告（2022）》（以下簡稱《報告》），日本已有46家金融機構、基金會等機構開展影響力投資，具體結構為信托銀行等銀行機構數量占比為22%；其次為資產管理機構，占比為17%；保險公司、PE及創投機構、基金會數量占比分別為15%、17%和9%。上述機構中最早的從2008年開始探索發展影響力投資，不過大部分機構是2017年以后開始涉足影響力投資的，占比為78%，特別是2017年、2019年和2021年是各類主體參與影響力投資最多的年份。以日本第一生命保險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第一生命保險”）為例，其于2015年加入責任投資倡議組織；2017年開始嘗試影響力投資，是日本大型人壽公司中較早開展影響力投資的機構；2021年加入日本影響力驅動型金融倡議。第一生命保險開展影響力投資時，由業務部門首先確定是影響力投資，再由責任投資會議審議和進一步確認，最終向責任投資委員會報告審議結果。第一生命保險針對不同類型的資產制定了差異化的影響力投資標準、管理和衡量方法，并根據監管政策、業務變化等因素不定期修訂投資標準。

日本機構管理的影響力投資資產規模中位數為69.49億日元，管理規模在100億日元以下的機構數量占比54%，管理規模在100億至1000億日元的機構占比22%，管理規模超過1000億日元的機構占比24%。展望未來，84%的受訪機構將繼續增加影響力投資規模，只有2%的機構會減少投資規模，這表明日本金融機構參與影響力投資的積極性仍較高。

個人投資者方面。根據Calvert Impact Capital的調研數據，2022年，62%的投資者表示未來繼續增加影響力投資，其中千禧一代和X世代增加的影響力投資比例要遠高于其他年齡人群。從日本的情況看，根據日本社會創新和投資基金會2023年的調研數據，7.1%的受訪者了解影響力投資，這一比例是自201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而且Z世代和千禧一代的人更加了解影響力投資，這表明持續的政策推動和投資者教育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仍有82.4%的受訪者從未聽說過影響力投資，說明日本影響力投資的知識普及率仍不高。從投資意愿來看，17.7%的受訪者有意愿參與影響力投資，具有一定投資經驗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人群對影響力投資更加感興趣，他們參與影響力投資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想要獲得中長期投資收益，另一方面想要為解決社會問題作出貢獻。

從影響力投資方向來看，受訪者更加青睞投資可再生能源、環境保護、可持續農業、低成本醫療照護等領域的影響力企業，相比較而言，20—30歲年齡段的女性更加關注育兒領域的企業，而同年齡段的男性更加關注基礎設施和城市發展領域，體現了不同性別所關注的影響力投資領域的差異性。從具體資產配置情況來看，對影響力投資感興趣的人群中，64.3%的受訪者投資金額小于50萬日元，20%的受訪者投資金額在50萬—100萬日元之間，15.7%的受訪者投資金額大于100萬日元，對影響力投資越感興趣、家庭財產規模越高，所愿意配置的投資規模也會越高。

日本金融機構積極研發影響力投資產品服務，日本公共養老金也已全面落實ESG投資和影響力投資，日本居民較支持金融機構開展影響力投資。具體來看，17%的受訪者支持日本養老金機構開展影響力投資，19%的受訪者支持企業年金開展影響力投資。如果金融機構投資碳排放量較大的企業，34.5%的受訪者表示將撤資或者遠離該類金融機構。

企業方面。企業是解決社會和環境問題的最核心主體，也是影響力投資的對象。據統計，日本社會企業超過20萬家，雇用了近600萬人，對日本GDP的貢獻超過3%。

日本《新資本主義宏偉設計和實施計劃》中特別指出，要推動私營部門參與解決社會問題，鼓勵發展初創企業、社會性企業、非營利組織等主體，研究允許設立共益企業等新型企業組織形式。為了落實日本政府的政策導向，2023年，日本經濟產業省發起名為日本創業影響力的項目，旨在通過公私合作的方式，為其提供項目展示、專家咨詢等方面的服務，支持影響力創新企業發展，首次篩選了30家影響力突出的初創企業。其中包括主要提供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開發，助力綠色低碳發展的自然能源集團，以及主要提供孕婦遠程看診的日本高松公司。

據日本影響力創業協會研究顯示，日本當前影響力創業的重點方向包括環境、能源、醫療、農業、教育、金融包容性等方面。

公益組織和行業組織方面。公益組織和行業組織是推動日本影響力投資的重要力量，它們可以有效連接政府部門和其他市場主體，幫助解決影響力投資發展過程中的突出挑戰和難題。

目前日本影響力投資組織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聚焦影響力企業的組織。以影響力創業協會為例，成立于2022年10月，主要成員為影響力初創企業，旨在加強行業內相互交流和學習，為政府提供政策建議。第二類是聚焦影響力管理和社會變革的綜合性組織。例如，社會影響力管理倡議組織始創于2016年，現有企業、金融機構、政府部門等近300個機構成員，主要推動日本社會影響力管理；社會創新和投資基金會主要促進影響力投資生態體系建設；日本影響力投資網絡主要聯合企業、投資者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建立行業平臺，促進經驗交流。

日本影響力投資產品服務分析

影響力投資仍慢于其他ESG投資，根據全球影響力投資網絡的測算，截至2021年末，全球影響力投資規模約為1.16萬億美元；根據《報告》調研數據，截至2022年，日本影響力投資規模約為4.94萬億日元，同比增長374%，是2018年的1574.9倍，發展速度非?？?，這主要得益于政策推動、影響力投資理念廣泛傳播、更多主體參與等因素。

社會影響力債券發展情況。社會影響力債券（SIB）是社會債券的一種特殊形式，由政府、社會服務商和投資者達成協議，當社會服務商提供的社會服務實現預定目標和效果后，政府向投資者償還債券本息。具體來看，債券發行人從慈善組織等投資者處募集資金，轉交給社會服務商（通常為社會型企業或者非營利機構），用以覆蓋運營成本，社會服務商按照協議提供相關社會服務。債券到期時，如果社會服務效果達到預期要求，政府需要向債券發行人或者投資者償還債券本息；如果未達到預期效果，投資者將不會獲得債券本息。實際上，SIB不是典型的債券，而是未來社會服務成效的期權，SIB在美國也被稱為效果付費債券（Pay for Success Bonds），在澳大利亞被稱為獲益付費債券（Pay for Benefits Bonds）。

SIB能夠為政府解決社會問題提供新的方案，也能為社會型企業提供更多資金來源，自2010年英國推出全球首個SIB項目以來，SIB項目已在英國、美國、澳大利亞、荷蘭等國家廣泛開展。日本于2017年落地首個SIB項目，主要是在八王子市提高居民接受大腸癌篩查的比率，該項目規模為887萬日元，服務供應商為癌癥掃描公司，投資者為瑞穗銀行、社會影響力投資基金會等，項目績效指標包括癌癥篩查率、發現患有早期癌癥的人數等。

根據牛津大學的統計數據，截至2023年末，日本共實施了18個SIB項目，籌集資金超過61萬美元，惠及超過8萬居民，成為繼英國、美國和葡萄牙之后，實施SIB項目最多的國家。在這18個項目中，61.1%的項目分布于健康領域，22.2%的項目分布于就業培訓領域，其余分布于兒童福利、教育等領域。截至2023年末，38.9%的SIB項目已經順利結束，還有61.1%的SIB項目仍在實施過程中。

影響力投資資產形式和行業領域。影響力投資適合存款、債券、股票、私募股權投資等各類資產，不同國家會呈現一定差異。截至2022年末，日本影響力投資的主要資產形式包括貸款、股票、私募股權投資以及債券等形式，其在資產中的占比分別為48%、34%、9%和8%。這與全球影響力投資資產的分布有所不同，全球主要以私募股權投資、私募債、實物資產為主，占比分別為25%、22%和17%。這種差異主要可能在于：一是日本銀行參與影響力投資比較積極，信貸資產占比較高；二是日本影響力投資仍處于起步階段，金融機構更加偏好信貸資產、股票等傳統資產，對于私募股權投資、私募債等另類資產的運用還不成熟。

從被投資企業所處周期來看，日本影響力投資的企業主要以上市企業和成長階段企業為主，占比分別為74%和16%，投資企業偏成熟。不過，日本政府近年來日漸鼓勵影響力創業，未來初創期的投資企業占比有可能逐步增加，2022年日本初創企業投資規模達到歷史新高的9459億日元。相比較而言，全球影響力投資更加偏重成熟階段和成長階段的企業，上市公司投資占比明顯低于日本。

從關注的行業來看，日本影響力投資重點關注醫療健康、氣候變化緩解、氣候變化適應、小微金融、城市建設等領域，占比分別為29%、25%、10%、6%和3%；全球影響力投資重點關注能源、金融、健康、小微金融、農業等領域。比較而言，二者均關注氣候變化、金融、健康領域，不同之處在于日本還關注城市建設，而全球影響力投資更加關注農業領域。

從影響力投資金融產品來看，日本Capital Medica Ventures推出了東京健康影響基金和雅瑪多社會影響力基金，前者主要投資社會經濟、健康、護理和醫療領域的初創企業，后者旨在解決奈良及其周邊地區（大和地區）的社會問題；BIG Impact作為一家新風險投資公司，主要利用初創企業的力量推動日本社會變革；Music Securities為投資者提供混合融資、影響力投資產品服務。

影響力投資回報情況。從財務回報來看，通常而言，影響力投資的財務回報并不比傳統投資低。從《報告》調研數據來看，58%的受訪機構認為影響力投資財務回報率高于市場收益率，24%的受訪機構認為低于市場收益率；54%的受訪機構認為影響力投資回報與預期一致，還有37%的受訪者表示不太確定。對比全球來看，79%的金融機構認為影響力投資回報高于或者基本與預期一致，說明全球投資者對于影響力投資的滿意度要高于日本。

從影響力回報來看，獲得社會和環境影響力是影響力投資的獨特特征之一。根據《報告》調研數據，59%的受訪機構認為獲得的影響力回報與預期一致，2%的受訪機構認為超出預期，還有39%的受訪機構表示不太確定。從全球來看，78%的受訪機構認為影響力回報高于或者基本與預期一致。

總體來看，全球投資者對于影響力投資的財務回報和影響力回報滿意度要明顯高于日本投資者，這可能是由于很多日本投資者剛剛嘗試影響力投資，還沒有實現完整的投資周期，從而導致調研數據中很大一部分投資者無法確定投資回報的高低。

啟示

我國經濟社會同樣面臨老齡化、產業結構調整、綠色低碳轉型等挑戰，除了需要政府參與解決上述挑戰外，也可以動員企業、金融機構等主體共同參與解決重大社會和環境問題，加強培育影響力投資，形成更具創新性、普惠性、結果導向性的金融范式。

將可持續金融和影響力投資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全球正面臨可持續發展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的重點挑戰，金融機構將在資金配置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不過，需要看到的是，傳統金融范式無法適應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必須將可持續性充分融入金融體系，形成可持續金融和影響力投資新范式。政府部門應更加重視可持續金融和影響力投資的突出作用，建立與“雙碳”戰略相適應的發展目標，制定中長期發展路線圖，做好實時跟蹤和評價。

加大影響力投資政策支持力度。影響力投資仍是新事物，相比其他ESG投資更加復雜，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第一，可以成立專門的政府機構或者專家智庫，牽頭聚合社會各界的力量，加強相互交流，為制定相關政策提供意見和建議。第二，給予財政支持，通過母基金、催化投資的方式，撬動社會資本，引導更多資本流向影響力投資領域。第三，發展社會影響力債券等創新工具，建設社會型企業交易所，為影響力企業或者社會型企業提供更多融資便利。第四，探索建立共益型企業等新的企業形態，豐富企業法律形態。第五，加強影響力投資專業培訓，增強金融機構、企業在此方面的專業能力。

重點培育影響力創業企業和項目。企業是參與解決社會和環境難題，開展技術創新和社會發展變革的最主要推動力，應該更加重視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意義。因此，建議政府部門優選影響力創業項目，給予更多政策支持，形成良好的示范效應；給予社會型企業發展更多政策、稅收等便利，助推社會型企業的成長；發揮NGO等機構的作用，鼓勵其參與社會治理，提供更多優質的社會服務。

制定影響力投資行業標準。影響力投資較傳統投資更加復雜，容易產生問題，要通過制定行業標準引導行業健康發展。監管部門或者行業組織要加強影響力投資術語、影響力管理和衡量方法等標準的制定，引導參與主體更加注重影響力投資的社會和環境績效；加強良好的影響力投資案例、行業數據收集整理，更好地跟蹤和分析行業發展態勢，為解決行業發展難題提供支持；加強國際交流，學習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優秀經驗。

推動個人投資者參與影響力投資。個人投資者，特別是高凈值人群等特定人群，是影響力投資的重要資金來源，要積極開展影響力投資的知識普及，讓更多的人了解影響力投資，激發其投資熱情；加強影響力投資的信息披露，便利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將個人養老第三支柱與影響力投資有機結合，更好地發揮長期資金的優勢。

（作者單位：光大興隴信托有限責任公司研究院）

責任編輯：孫?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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