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達成合作：從自我行動的邏輯到合作行動的邏輯

聶洪輝

（上饒師范學院 政治與法律學院，江西 上饒 334001）

差序格局與自我主義是費孝通提出的兩個重要概念，前者指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特征，后者是社會結構背后的思想基礎。與差序格局概念得到學界廣泛認同不一樣，自我主義概念爭議比較大。周飛舟認為，從差序格局推導出自我主義是有問題的，差序格局的核心是家庭而不是個人[1]，翟學偉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認為中國社會最小單位是家庭，而非個人[2]。不過，雖然從理論上來說，學者的反駁并不無道理，但是現實生活中我們仍然無法回避或漠視自我主義的種種表現。比如，長期以來，在自我主義影響下，人們很難達成合作，在經濟領域和基層自治領域表現尤其明顯，導致社會公共性發育不足。有學者提煉出自我行動的邏輯概念來形容這種狀況，但仍有進一步追問或必須向前推進一步研究的必要。因此，從現實出發，本研究提出的核心問題是，自我主義影響下的自我行動的邏輯之社會文化根源及其后果是什么？現代社會要求基于個人基礎上的合作行動的邏輯以增加社會公共性，那么，自我行動的邏輯如何轉變為合作行動的邏輯？本研究將道德個人主義取代自我主義，將合作作為自我行動的邏輯轉化為合作行動邏輯的中介機制，提出中國社會轉型本質上就是人們從自我行動的邏輯轉化為合作行動的邏輯，進而增加社會公共性的過程，并試圖從理論上深化合作研究和社會公共性研究，并為解決社會的合作難題提供思路。

一、自我主義與自我行動的邏輯

（一）自我主義的概念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指出，中國的社會結構特點與西方社會結構的特點不同，西方是團體格局，中國是差序格局，是以“己”為中心，形成的社會關系像石頭投入水中形成的波紋一圈圈推出去，離中心越遠，波紋越薄，這個中心的“己”不是西方團體格局中的個人主義，而是自我主義[3]27。自我主義沒有平等觀念和憲法觀念，沒有公共意識和公德心，最大特點是“私”。具體來說，自我主義是倫理本位或關系主義的，公私邊界模糊背景下講究特殊主義和注重個人權威。個人主義是個人本位或權利主義的，公私邊界清晰背景下提倡普遍主義和公共權威[4]。自我主義是傳統中國倫理社會忽視個人權利，強調個人責任與義務，使得個人私底下處處以爭取權利為目標而形成的。毋庸諱言，自我主義是小共同體社會的產物且是與小共同體社會相匹配的，個人主義反而會威脅小共同體社會秩序的穩定。但是，在社會轉型期，小共同體社會中個人權利與義務失衡以及權利與責任不對等產生自我主義以后，必然形成無公德的個人[5]254，社會的公共性和信任度都比較低。因此，自我主義在社會轉型期會產生較明顯的消極后果。因為鄉村保存倫理社會的特質比較多，在鄉村治理中的表現是去公共化的治理，即以私人治理消解公共權力和公共規則。[6]因此，公共性就成為當下中國社會建設的主要瓶頸，人們難以平等對話和達成共識，個體難以理性地參與公共活動并維護公共利益[7]。從費孝通的自我主義的“私”的特點來看，這些現象背后是受自我主義支配下的自我行動的邏輯在起作用。

（二）自我行動的邏輯

與自我主義相對應的行動是自我行動，即自我主義會產生自我行動，與個人主義相對應的行動是個人行動。所謂自我行動就是以關系理性為約束的自我主義行動。倫理社會是關系社會，人們的關系理性并非經濟理性，而是關系交易（中國語境下的關系概念，下同），既工具化他人，又等差性地給予。自我主義指向的是以自我為中心，在經濟活動中的表現就是自主經營。因此，自我行動的邏輯是自我主義與關系理性共同決定的自我行動，自我行動催生的是以實現自我利益為終極目標的建構和維護關系的行動，結果導致派系行動，使得集體的合作行動難以形成[8]65。當個體在面對于己不利的制度環境時，會采取一種以自我利益為導向的權益性變通制度的行為，而不是以共同利益為導向的聯合的反制度或變革制度的集體行動[8]73。這就是自我行動的邏輯。換言之，自我行動是個人權宜性的關系行動，由此產生以派系或圈子為單位的行動，而不是以公共利益為主導的超越個人利益的集體行動。自我行動發生作用的內在機制就是自我行動的邏輯。汪和建用自我行動的邏輯解釋了企業家們通過工具性和義務性互惠建構網絡生產，形成自主經營，從而導致企業家們很難合作的現象。而且，自我行動的邏輯還可以解釋中國單位組織既能持續又難產生變革的集體行動等現象[9]。自我行動的邏輯還可以解釋中國鄉村治理和城市社區治理以及社會公共性等方面的經驗問題。比如，賀雪峰調查發現，鄉村選舉中存在分派競爭現象，在鄉村治理中派性常使得公共事務難以開展，明顯對整個村莊有益的事情就是因為少數人自私自利而無法實施[10]87。再如，在城市小區中廣場舞擾民，居民養狗不拴繩及不清理狗的糞便，業主深夜開車回小區大聲鳴喇叭，小區的公共空間受侵蝕和公共活動難以開展等現象?？梢哉f，在城鄉社區治理中常常因為居民個人的私欲支配的自我行動邏輯而陷于失序。筆者通過對某地級市一小區業主群的網絡田野調查也發現，居民的自我行動使小區陷入“窩里斗”，小區無法保持向心力，相互推諉扯皮導致公共事務無法開展，物業管理工作舉步維艱。實際上，“窩里斗”不能涵蓋自我行動的邏輯導致的這些行為和后果，用“耗”更為合適和貼切[11]272。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某些規則十分推崇，并認為這些規則有利于社會進步與和諧，但都希望別人遵守，自己置身事外，指責他人破壞規則，自己似乎沒有任何責任，將自己看作例外而希望他人改變。這些都是自我行動邏輯的具體表現，其后果是人們相互之間的信任度降低，也是多年來人們所說的信任危機的根源[12]291。當每個人的行動是自我行動，遵循自我行動的邏輯時，就會降低對他人的信任度，不關心公共領域的事情，公益心和公德心下降，從而使得社會公共性降低，反過來，又強化了自我行動的邏輯。人們通過派系或圈子滿足私欲，損害社會公共性，排斥公共活動、公共利益和公共價值。

（三）自我行動的邏輯的本質是人們缺乏合作行動

汪和建提出的自我行動的邏輯確實可以解釋中國很多社會現象，但提出的對策是將自我主義變成個人主義，自我行動轉變為個體行動，實質上是從費孝通將自我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對比的另一端提出解決辦法。這當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還需要提出適合中國當下情境與文化基礎的轉化路徑。

從自我行動的邏輯看，自我行動會引發自主經營與派系斗爭，不過，自主經營與派系斗爭并不是分離的，二者本質上都是非合作行動，正如提出自我行動概念的汪和建所指出的，經濟領域的自主經營使得中國人難以合伙，派系斗爭使得有益的集體行動難以形成[8]111。因此，合作是破解自我行動的邏輯的關鍵環節，可以將自主經營與派系斗爭兩個分離因素統一起來稱為非社會合作行動，即缺乏公共性、差序性給予、關系理性和自我利益為重的行動。與之相對的行動，就是社會合作行動。本研究提出此觀點的主要依據是，自我行動會損害社會公共性，而公共性是促進社會團結的重要機制，對抑制個體工具主義有實質性意義，是使個體超越自我，關注公共生活的根基所在，也是形塑現代國家與民眾及民眾之間良性相倚的重要條件[13]。而社會團結是合作的最高表現形式，所以，合作是提高公共性的重要途徑，也是適合社會發展和中國情境的克服自我主義的可行方法。

二、合作與合作行動的邏輯

（一）現代社會呼喚合作及合作行動

在農業社會，人們就存在廣泛的合作行動，體現為具有血緣或地緣上的人們之間的互助協作，但這是低層次的合作[14]。在差序格局影響下的差序性給予及由此產生的規則不確定性，導致人們合作的不對等和不穩定，公共性主要依賴于處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個個體或多個個體的道德性[15]，因此，不是說農業社會沒有合作和沒有公共性，而是說主要受制于社會性質都處于低水平與低層次。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化、工業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不斷推進，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社會流動加速，建基于血緣、地緣之上的熟人社會逐漸成為半熟人社會或陌生人社會，建立在法律和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現代性的合作就出現了?，F代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需要人的行動是合作行動，其目標是人的共生共在。[16]現代社會的合作建立在平等、自愿、權利與義務平衡、權責對等基礎之上，是對目標達成共識、有一致行動能力和講信用，對事情怎么做有近似的理解即認識接近[17]182。

（二）合作行動的邏輯

受到涂爾干道德個人主義概念的啟發，結合中國社會文化與情境，在自我行動的邏輯基礎上，筆者建構了合作行動的邏輯（見圖1）。

圖1 合作行動的邏輯

合作行動的邏輯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具有較強的合理性與可靠性。涂爾干認為，隨著社會分工每個人心智中都包含有某種神圣，個人主義已經成為現今必需的信條，要遏制個人主義的進展就必須防止人們日益分化，阻止勞動分工的發展趨勢，但這超出了一切人力。但是，這種個人主義是道德個人主義，作為社會成員之間存在智識和道德的共同體，理性表現形式就是個人主義道德[18]159。其形成的機理是，在社會從機械團結變成有機團結的過程中，社會分工使個人意識得以解放，通過建立職業倫理，社會凝聚力增加；同時，又結合社會有機團結中的集體意識，共同形成道德個人主義，是個人自由與集體道德的相結合的個人主義[19]。它與主張一般意義上的權利個人主義有本質區別[20]。在涂爾干看來，道德個人主義中個體意識與集體意識是統一的，二者并不矛盾，前者是源自有機體的印象和圖像，后者源自集體的觀念和情感，強調的是道德生活在來源上的集體特征，以及相應的它對個體而言的外在性，都是道德的基礎[21]73，二者在本質上是一體兩面的。所以說，道德個人主義與合作行動具有內在的一致性。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明確指出：“有人總喜歡把以共同信仰為基礎的社會與以合作為基礎的社會對立起來看，認為前者具有一種道德特征，而后者是一種經濟群體，這是大錯特錯的。實際上任何合作都有其固有的道德[22]185。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個體行動都是社會行動，雖然行動大多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但合作行動需要更多地倚重經驗知識和重視默會知識[23]。從這個角度看，道德個人主義與中國社會儒家強調道德的重要性也是十分契合的，適應中國文化情境的?！墩撜Z》與《禮記》是中華民族元典的代表，其中蘊涵豐富的人文精神和傳統文明，道德個人主義是其重要維度，孔子開創的道德個人主義既包含了人格獨立，又包含道德自主，既保留了外在環境對道德生成的重要性，又強調外在客觀因素與自身主體之間的和諧統一[24]。儒家的道德個人主義雖然是脫離生活的思想歷史，但畢竟來源于生活[25]。因此，與涂爾干的道德個人主義概念非常接近，二者完全可以接洽和整合。從這個意義上說，合作行動建立在道德個人主義之上，既符合繼承社會學理論傳統，又適合中國文化情境，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可行性。

合作行動的另一個基礎是理性，即通常意義上的理性概念，與自我行動的邏輯中的關系理性相對，關系理性最大的問題是以實現自我利益和維護私人關系為目標，只具有基于血緣、地緣中的熟人社會的“公共性”，中國傳統社會不缺少公共性，關鍵是公私關系不分和公共性的產生依賴卡里斯瑪人物的不確定性[26]。合作行動的理性指的是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個人經濟理性和追求公共利益相結合的理性，它既包括個人的私人道德，但這只是道德的最低限度，一個國家和社會不能只滿足于這個條件，還要有實現的理想，有必須實現的善[27]13，也就是公共道德與公共規則、公共生活方式的公共性追求。

合作行動以形成集體行動和職業群體、社會組織競爭為皈依，集體行動就是形成超越血緣、地緣關系的小共同體利益的聯合行動。人們通過平等、自愿、權責對等、權利與義務平衡的合作行動更易結成目標一致、講信用、擁有共識和一致行動能力的行動，自我行動的邏輯更難形成具有普遍主義紐帶的組織，更難形成集體行動。這是合作行動與自我行動的最大區別。合作行動極少會形成以自我利益為中心的派系或圈子之間的競爭，而是形成組織競爭，這里的組織是指現代社會超越個人利益和派系或圈子狹隘利益的各類組織，各類職業群體是其主要形式[28]240。還包括各類社會組織以及企業等。另外，合作并不排斥競爭，競爭也不排斥合作，二者都是為了提高社會公共性，為了實現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建立在合作基礎上的競爭可以提升合作層次和合作水平，建立在競爭基礎上的合作有利于形成良性競爭與高水平合作，最終實現社會團結，使人們更具有合作精神。人類的合作能力是與生存競爭能力同步發展的，在自然選擇和相互競爭的環境中，仍會催生互助合作現象。合作可以跟無情的生存邏輯相融共處，而且合作可以為創新提供更好的支持，但競爭做不到這一點[29]7。這也是本研究將合作行動取代自我行動、合作行動的邏輯代替自我行動的邏輯的另一個重要的依據，也是提出合作行動的邏輯的理論根基所在。

三、自我行動的邏輯轉化為合作行動的邏輯

費孝通用差序格局與團體格局區分中西方社會結構，從自我主義與個體主義的角度對中西方文化進行比較，并不是對中西社會和文化進行優劣比較，而是指出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階段不同，中西社會性質不同。其實，以差序格局為特征的鄉土中國同樣具有西方無法比擬的優點，比如，私人領域的親情、友情，以及親屬交往帶來的情感支持，發生矛盾時的調解對人際關系的修復，關系對個人成功和擺脫困境的合情合理的扶持等。當然，隨著社會變遷和工業化、個體化進程的加速，自我行動的邏輯不適合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需要轉化為合作行動的邏輯，中國社會的轉型也給這種轉化提供了可能。

（一）自我行動的邏輯轉化為合作行動的邏輯在理論上的可能性

傳統中國并不存在一個同個體生活領域相對的公共場所，并根據二者之間的差異確定兩套行為規范，個人、家庭、鄉黨、國家乃至天下是連成一體的[30]58。因此，自我主義向外推就是由私人性向公共性擴展，具體表現就是“克己為公”，自我主義向內收縮就是公共性向私人性的回歸，即費孝通所指的農民“私”的邏輯[31]。也就是說，從理論上而言，只要將自我主義由私人性向外擴展，克服其私人性向內收縮，自我行動的邏輯轉化為合作行動的邏輯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公私界限的模糊，從個人到社會的連續統為這種轉化提供了可能性。

（二）自我行動的邏輯轉化為合作行動的邏輯在現實上的可行性

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不斷完善，工業化、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人口流動加速，中國不再是農業主導的鄉土中國，而是工業主導的城市與鄉村一體化的城鄉中國。大城市已經是陌生人社會，現代企業制度的大公司已經出現，城市社會的公共性不斷增強，社會組織得到快速發展，圈子或派系競爭的現象日漸減少，既關注個人權利，又關注公共道德的道德個人主義已然形成且初具雛形。在農村，原來的差序格局正逐漸被打破，差序格局在很大程度上發生了變化與擴展，新的差序格局已演變為鄰里、朋友與家庭之間信任以及對公共利益的追求[32]。工業化與市場化對農民生活與性格產生了深遠且重要的影響，鄉土社會有限資源觀念受到商品化觀念的沖擊，農民認為，只要有能力，創造財富的機會是無限的?，F代農民已認識到了團體行動，特別是合作行動的重要性，農民加入運銷合作社，減少成本，從而增加了談判力量。目前，中國臺灣地區農民的共同經營制度就是農民從自我行動的邏輯轉化為合作行動的邏輯具體體現[33]293。事實上，近年來，中國農民合作社數量迅猛增加，農民越來越認識到合作行動的重要性，雖然有不乏運作不規范的合作社，但是在市場發育的過程中也不乏自發組織起來通過合作行動而運作良好的合作社[34]，在基層政府和黨組織支持下組建的合作社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就更多了。在農業金融化和資本化背景下，農民無法借由低成本經營獲得市場生存與發展，只能成為資本掌控的生產系統中的農業代工者或臨時工[35]。在這種情形下，更需要農民的合作行動，以增加農村社會公共性，增強農村發展的內驅力。隨著國家鄉村振興政策的實施，部分地區有經濟實力的農民或農民工正在通過合作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比如，建立股份制合作社。

中國社會的個體化與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同步發展，正經歷個體化轉型。個體在公共生活中與陌生的個體發生互動，一方面，自我主義支配的自我行動在現實中的表現仍然較多，比如，生產假冒偽劣商品坑害消費者、公共場所我行我素、圈子或派系競爭，普遍的社會信任與道德價值以及社會公共性仍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個人權利意識彰顯，個體的社會責任感增強，出現了志愿活動，表現了對陌生人同情，公共空間中陌生個體的互動增加了陌生人之間的信任并提高了道德水平，以NGO 和志愿者行動參與公共事務，個體開始從屬于各種社會團體[36]310。從這些現實情況看，中國社會的個體化顯示了自我主義轉化為道德個人主義的現實可行性，加上市場經濟不斷完善，人們理性能力不斷提高。這樣，自我行動的邏輯轉化為合作行動的邏輯就具有了堅實基礎，從而具有現實上的可行性。

（三）從自我行動的邏輯轉化為合作行動的邏輯的路徑

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指出，當時有兩種推進中國合作事業的主張，一是走合作政策之路，即政府執行合作政策推動合作運動；二是走合作運動之路，即由社會方面推動合作運動，因合作事業本來就是民眾自覺、自動、自主的社會經濟事業，這樣開展的合作運動才組織健全，才有持續性[37]377。實際上，合作行動的產生既離不開政府的支持，也離不開社會與個人的努力，還離不開各個主體行動相互配合發揮合力，將合作的可能性轉變成現實性。因此，自我行動的邏輯轉化為合作行動的邏輯離不開政府、社會和個人的通力合作。

在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一是繼續調優社會結構，促進人口自由流動，提高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水平，擴大農業規模，鼓勵農民合作社發展，振興農村農業，將農村變成現代人的精神棲居之所，既吸收、繼承鄉土中國的優秀文化，又做大做強農業，實現農民的職業化和現代化；二是以人民為中心，增強社會公共性，維護個人權利，實現個人尊嚴與幸福的全面發展，擴大公眾參與領域，在公共生活、公共空間中提升合作能力，培育合作意識，進而形成合作行動；三是制定公正合理的公共制度和公共規則，在界定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界限和明確群己權界基礎上，明晰個人權利與義務，將個體與公共體制相連接，依靠公共制度，避免互相損害[38]198，破除派系和圈子文化及其競爭方式?？偠灾?，私人領域不排斥差序格局，公共領域依法治理與以德治理相結合，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格局，為形成道德個人主義創造條件。

在社會方面，各職業群體要嚴格遵守和執行職業道德，既堅守職業倫理，又關注公共道德，大力發展志愿組織、慈善組織等社會組織。社會組織開展活動要以公共道德與價值為宗旨，以提升民眾合作意識與合作能力為核心，在社會參與和社會治理中發揮團結社會的功能。通過職業群體與社會組織建設，消除派系和圈子，消彌派系和圈子的競爭，進而增加社會公共性。在社會組織和職業群體的活動中，個人形成權責對等、權利與義務平衡觀念，理性處理個人權利與社會責任的關系，使個人成為既利己又利他，尊重社會公德的道德主義個人。

在個人方面，在主觀認識上，個人可以通過學習合作知識，提高自我認知水平，既形成合作意識，又強化責任意識，對自我主義及相關問題有清醒的認識，對合作的重要性及合作行動促進社會公共性的意義有理性的認識。在實踐上，個人在私人領域開展互助，弘揚傳統文化；在公共領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參與公共生活，鍛煉合作能力，養成群己權界意識——在這個意義上，個體性即公共性[39]。通過主觀和實踐的雙重努力，為達成合作行動，進而促進集體行動，提高社會公共性做出貢獻。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差序格局與自我主義、以家庭為主導的關系主義是傳統社會的產物，并與之相適應，在傳統的鄉土社會有現實合理性；相反，個人主義并不一定適合傳統的鄉土社會，甚至可能是破壞社會秩序的因素。在現代社會，提倡道德個人主義是適合的，以家庭為主導的關系主義有歷史局限性，關系主義如果限制在熟人社會的私人領域有合理之處，但是擴大到公共領域就會影響社會良性運行。因此，在私人領域可以講關系，但在公共領域則必須講法治，并嚴格執行公共規則。國家、社會和個人對此要形成共識，發揮合力，形成合作行動，共同推進并實現中國式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