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時代應急語言服務本地化策略研究

張 莉

(延安大學 外國語學院,陜西 延安 716000)

2020年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衛生組織衛生緊急項目負責人邁克爾·瑞安在2022年1月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中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最終會成為這個地球生態系統的一部分”[1]。這意味著新冠病毒將可能與人類長期共存,并極大影響國際交往、社會民生。在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常態化的后疫情時代,“應急語言服務”的提法應運而生。因為語言不僅是一種高效、便捷的交際工具,它同時具有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功用,作為一種應急輔助手段參與到疫情前預知、疫情中處置、疫情后重建等工作中去。語言參與到社會和諧發展、人民安寧生活中正是應急語言服務的最大社會功用之一。應急語言服務是指“針對重大自然災害或公共危機事件的預防監測、快速處置和恢復重建提供快速救援語言產品、語言技術或參與語言救援行動”[2]?！丁笆奈濉眹覒斌w系規劃》《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中都提到“要加強國家應急語言服務”。國家應急管理、語言規劃部門都高度重視應急語言服務,它是國家運用語言處理突發公共事件能力的具體體現,也是對國家應急管理的有力補充。在疫情時代、后疫情時代甚至疫情后時代,應急語言服務都可作為一種低投入、高回報的有效手段應用到突發公共事件治理中來。然而,當前的語言應急服務還多從國家層面進行研究與實施,區域化研究相對較少。王立非等提出,“應急語言服務是社會和國家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專業服務,本地化是尊重不同市場的語言、文化和習俗差異的語言服務形式。為了提高跨國應急語言服務的效果,需要重視應急語言服務的本地化”[3]。鑒于此,本文將首先梳理國內外相關文獻,了解國際相關研究動態,然后厘清應急語言服務對象、服務內容、服務方式的精準化路徑,最后以陜西省為例提出本地化應急語言服務的具體策略。

一、 研究現狀

在國外,應急語言服務研究起步較早,尤其在災害頻發、經濟發達的國家研究成果相對較多,如日本、美國等。相關成果可歸納為應急語言服務對象、服務方式以及應急語言形式與應急話語等方面的研究。國外應急語言服務對象研究主要從“語言弱勢群體”著手,如視聽覺障礙人士、老年人、非主導語言①持有者等。針對這類群體,通常手段是采用手語翻譯(包括針對“聾啞口音”的方言手語翻譯)、語言景觀完善、公共大屏通告等形式進行“語言關照”。應急語言服務方式研究主要有多語應急翻譯、翻譯記憶技術、跨文化轉換翻譯等。學者們同時提出應急翻譯的重要性,以及翻譯技術在應急事前、事中、事后使用的必要性與技術提升的難度。應急語言形式方面的研究主要體現在為應對公共突發事件一些國家提出的簡明語言②,如日本倡導的簡明日語或稱簡易日語、英美國家發動的“簡明英語運動”、保加利亞在突發公共事件管理中嘗試使用的受控語言等。這些應急語言形式研究都是在考慮語言大眾化、簡明化基礎上形成的,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國際學界普遍提及簡明語言并要求運用到應對新冠疫情防控中來。此外,國外應急話語研究主要分析語言治理中官方話語權、社會輿情、謠言預警與消減等。學者們提出運用現代先進技術分析民眾對于某些公共事件的態度、情感,從而使政府做出判斷、采取措施,以消除謠言、掌控官方話語權。

2003年 “非典”爆發,國內學術界開始應急語言研究;2020年新冠疫情出現,應急語言研究隨之成果輩出,主要體現在理論研究與實踐研究兩方面。在理論研究方面,較早開始關注、并一直致力于應急語言研究的當屬李宇明、趙世舉、方寅等著名學者,正是這些學者從語言參與社會應急管理的角度提出并發展了應急語言的概念、地位、功用等,是應急語言研究的領路人。近兩年,應急語言出現了多角度、深層次的研究,主要有國家語言治理與語言政策規劃方面的研究、應急語言服務需求方面的研究、應急語言服務體系方面的研究等。這些研究提出了應急語言能力對國家應急管理的重要作用、對應急語言服務的特殊人群進行分析并提出應急語言服務人才體系、管理體系與服務體系的建構設想等。

國內對于應急語言的實踐研究成果相對較少,主要有在《世界語言生活狀況報告》與其他文獻中出現的引介國外(如德國、韓國、日本等)應急語言服務實踐的相關研究,也有近兩年對應急語言產品與技術開發的研究,以及應急語言教育教學實踐的研究。除此之外,自2020年以來,國內也出版了一些文集進行應急語言理論、實踐及調查與紀實報告研究。

由上可見,國內外就應急語言服務從理論與實踐角度都做了較多研究,但是對應急語言的本地化研究相對缺乏。國內外皆以國家層面研究成果居多,就地域、事件層面研究較少。王非凡指出,“應急語言服務規劃有兩個重點:(1)理清供需關系。(2)服務下沉至社區”[4]。鑒于以上文獻梳理,本文將從服務精準化角度著手進行本地化應急語言服務策略探討。

二、精準化服務

精準化是本地化服務的剛需。應急語言服務需要本地化,它就應該是契合本地情況、符合本地實際量身定做的一套服務體系。因此,本地化應急語言服務體系首先應厘清應急語言“為誰服務、服務什么、如何服務”的問題,只有明確了這幾個最基本的問題才有可能將服務精準定位、穩步落實。

(一)服務對象精準化

“有調查才有發言權”,精準的應急語言服務需要有調查數據作為支撐?！盀檎l服務”就需要定位服務對象,進行服務需求調研。在本地化應急語言服務管理中,首先需對當地人口語言結構進行調查。人口語言結構又稱人口語言構成,“是在總人口中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口之間的組成狀況和構成關系”[5]。大政方針、經濟發展、文化溝通都會影響人口語言結構,反之亦然。人口語言結構調查對國家、地區語言政策制定、經濟文化交流都有重要意義。因此,本地化應急語言服務體系建立需在應急管理部門協調下對常住人口、流動人口(包括旅游者、務工者等)以及留學生等使用的語言情況進行調查統計。對常住人口,主要收集其掌握的語言文字(如普通話、外語、方言、民族語言、書面文字)、存在的語言障礙(如視聽、讀寫、智力障礙)、具有的語言優勢(如多語多言、手語盲文使用)等方面的數據;對流動人口主要收集其來源地(國)、常用語言與其他語言(方言、民族語言)使用情況等信息;對留學生主要收集其漢語、母語及其他第二語言掌握情況的信息。這些數據的收集一方面可以使應急管理部門掌握當地應急語言服務對象的語言使用情況,另一方面可以使當地應急語言服務團吸納可用于應急語言服務的人才,是一種雙向調研,可謂一舉兩得。

以陜西省為例,陜西應急語言服務的對象是陜西省內常住與流動人口(包括來陜留學生),這就需要進行人口語言結構調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省級行政區--陜西”③網報信息顯示,2021年陜西省常住人口為3 954萬人,其中文盲人口(15歲及以上不識字的人)約為109萬,少數民族人口約22萬。陜西各地方言從語音到詞匯使用都有很大差異,整體來看,陜西方言分為關中話、陜北話、陜南話三部分。關中方言又有西府、東府方言之別;陜北方言分屬西北官話和晉方言;陜南方言多屬于巴蜀方言(西南官話),同時有關中話、江淮官話、楚語、贛語、湘語、客家話分布。同時,根據《2020年陜西省殘疾人事業統計公報》④網報信息顯示,2020年,陜西省共有53萬多名持證殘疾人及殘疾兒童,其中有視力殘疾人6萬名、聽力殘疾人5萬名、言語殘疾人1萬名左右。在2020年全球性新冠疫情爆發以前,根據《2019年陜西省旅游經濟發展統計公報》⑤網報信息顯示,2019年,全省接待境內外游客7億多人次,其中入境游客466萬人次,來陜留學生達到1.3萬左右。此外,據《2021年陜西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⑥網報信息顯示,據國內旅游抽樣調查,2021年,全省接待國內旅游人數39057.97萬人次。

由以上數據可知,陜西省在國內是一個人口大省、旅游大省,常住與往來人口數量較大。同時,陜西省語言使用情況復雜,語言弱勢者人數較多。但是這些數據對于陜西省應急語言服務管理還不夠精確,應急管理部門需對省內人口語言結構進行調研,明確應急語言在公共突發事件中“為誰服務”的問題,繼而開展“服務什么、如何服務”的思考與行動。

(二)服務內容精準化

2022年4月28日國家應急語言服務團在北京成立,主要業務是“針對各類突發公共事件應急處置和國家其他領域重要工作中急需克服的語言障礙,提供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漢語方言、手語、盲文、外國語言文字等方面的語言服務”[6]。提供的這些語言服務也正是“服務什么”的問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日常及本地化應急語言服務中使用最多且資源最廣的部分,其持有者與語言產品是最多的,一般無須過分關照,而其他語言形式,如手語、盲文、外文等則在本地化應急語言服務中需根據人口語言結構進行資源整合利用,將相應語言持有者納入當地應急語言人才庫。此外,還可由這些人才庫中的專業人員培養更多的通用手語者、方言手語者與盲文使用者,其中,方言手語持有者資源尤其稀缺。借此,應急語言服務體系可以更多考慮語言障礙者在突發公共事件中獲取信息的權利,也可讓有限中文能力⑦人群有獲取緊急信息的權利,保障其生命安全。此外,在國際經濟文化廣泛交流的今天,各地都有外賓往來,或常住,或短居,應急管理部門也需考慮這些人員暢通的信息通道與生命安全。

語言服務內容的精準提供應以本地人口語言結構調查為基礎,同時也應以應急語言服務目標為導向。王銘玉認為,國家應急語言服務的主要目標是語言溝通、語言撫慰、語情監測[7]。語言溝通是突發公共事件中人們開展工作與避免災害升級必備的一項能力或一種行為。在互聯網時代,語言溝通可分為網媒溝通與現場溝通。網媒溝通需有傳播媒介。在后疫情時代,政府應建立專門應急互動平臺,在公共突發事件中隨時與民眾保持互動、交流,發布官方信息。此外,語言溝通需保證溝通雙方的語言是彼此能夠理解、互通的。這就需要在緊急時刻有應急語言志愿者參與到其中。語言撫慰是在突發公共事件中對受害者、恐懼者所開展的一種語言勸慰與心理疏導的方法。這種撫慰措施分為公共語言撫慰和私人語言撫慰,它可與常規心理安撫方式相結合并輔以事件緣起及其影響的相關常識,針對公眾或個人進行安慰,尤其在針對個人語言撫慰時使用被撫慰者所持語言或方言效果更佳。語情監測主要是對國家語情、事件語情進行偵測、把控的行為。語情監測需配合語言溝通與語言撫慰,監測人員需具有高度語言敏感性與預測性,將不良言論盡早消除,帶給民眾科學、客觀的公開信息。這在當下自媒體、國外媒體隨意發布信息的年代尤為重要,也可為應急語言服務內容精準化營造清明、純正的語言環境。

(三)服務方式精準化

本地化應急語言服務除了與國家應急管理機制體制保持一致外,還應建立當地應急語言服務團(下稱“地方隊”),與國家應急語言服務團(下稱“國家隊”)彼此呼應,形成國家范圍內的應急語言服務系統。國家應急語言服務團秘書長李宇明介紹,“應急處置工作啟動時,只要當地政府提出申請,服務團就將在相關部門指導下發起應急語言服務,提供技術、資源支持和必要的人力支援”[8]。因此,當地應急語言服務團一定要與國家隊建立管道互通、彼此互助的鏈條化服務體系,取長補短并避免資源浪費。這樣,地方隊在應急工作開啟后可以在自有資源基礎上申請使用國家隊資源,而國家隊也可以更好調動地方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地方隊的建立以國家隊為模型,成立后其承擔本地化應急語言體系構建所需的基礎設施、應急產品、服務人才等方面建構任務,依當地情況進行平臺化、產品化、人才化的語言服務,同時與國家隊保持互助渠道暢通。由此,國家隊與地方隊的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互通管道就可以暢通、高效運行。

在基礎設施方面,首先,政府應在地方隊協助下設立當地政府緊急信息播報平臺。在突發公共事件中,如果民眾沒有官方信息來源,在恐慌中就很容易受自媒體發布信息引導致使不實信息散播、掩蓋真相,從而使應急管理陷入困境甚至癱瘓。俗話說,“造謠一張嘴,辟謠跑斷腿”。鑒于此,當地緊急信息播報平臺可在日常、事件中、事件后發布應急常識、緊急信息,與民眾進行溝通、撫慰并進行語情監控。其次,政府可建立當地多模態抗疫平臺,由地方隊指導進行該平臺欄目與內容的設置。多模態抗疫平臺的建立可通過結合當地民間藝術形式作為政府緊急信息播報平臺的強有力輔助。該平臺可由當地民間藝人、語言服務志愿者用當地方言俚語、曲藝形式進行日常應急知識、政策宣講,消減公眾心理壓力。

在語言產品方面,自2020年以來,在教育部、國家語委的直接指導下,目前共有三種語言應急服務產品,分別是《抗擊疫情湖北方言通》《疫情防控外語通》與《疫情防控“簡明漢語”》[9]。據此,地方隊也可會同教育部門進行各地方言通編寫,以及根據人口語言結構調查結果進行國家隊外語通基礎上的其他國家語言及更多應急術語的翻譯。同時,根據國家隊編寫的《疫情防控“簡明漢語”》,地方隊可以嘗試將這些“簡明漢語”應用到城市語言景觀規劃、政府新聞公告發布、公眾科學專欄布置中。

在服務人才方面,人才的精準化提供將以當地人口語言結構調查數據為最終依據,建議在最初建立人才庫的時候按照供需1∶500比例配置,即,如一地有5 000名手語持有者,則需配備至少10名的手語志愿者,隨著社會進一步對應急管理的完善,可逐步提高供需比例。同時,政府不但要形成社會、高校、企業結合的應急語言志愿團隊,還要形成專門性的應急語言服務企業,在公共事件突發時有償調動企業員工,積極應對突發事件。此外,在高校中要逐步開設相關的應急課程與專業,培養專門的應急語言人才進入到社會應急管理行業。

三、特色化服務

基于人口語言結構調查的精準化應急語言服務對象、內容與方式分析,則可根據各地情況進行特色化應急語言服務。特色化在這里指的是根據供需實際調研,提出適合當地的語言服務策略。這也是本地化應急語言服務體系的核心部分,該體系是在遵循國家語言規劃、語言管理基本政策下,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形成的一種在緊急事件中適用于當地特殊情況的以語言為主要服務內容的防災、減災措施。依據上述精準化服務方式的基本部署,下文以陜西省為例,從宣傳平臺、語言景觀、人才體系的特色化角度進行論述。

(一)利用民間藝術,建立多模態抗疫平臺

中國幅員遼闊、風俗各異,各省市都有自己獨特的方言、民俗。因此,各地政府在緊急事務信息播報平臺外也可建立多模態抗疫平臺,結合民間藝術、當地方言,讓每個人都成為抗疫的積極分子。

在后疫情時代,陜西省應急管理部門可搭建“藝陜·疫閃”多模態抗疫平臺,由省內藝術愛好者、民間藝術家在平臺上使用說、唱、舞、畫等藝術形式宣傳抗疫精神,引導民眾科學抗疫。多模態是指“通過聽覺、視覺、觸覺、嗅覺等多種感覺,借助語言、圖像、聲音、動作等多種手段和符號資源進行交際”[10]。其抗疫藝術形式可從模態角度進行分類:語言模態(說唱藝術)的唱秧歌、說書、快板、道情、信天游、民歌等;圖像模態(繪畫、塑作藝術)的剪紙、農民畫、麥秸畫、泥塑、面花、木版年畫等;動作模態(舞蹈藝術)的腰鼓、社火、龍舞、民間舞等;多模態綜合(戲劇藝術)的皮影戲、漢調二簧、木偶戲、老腔等。以上只是以藝術形式的主要體現形式進行的模態分類,并不是“說書”中沒有動作模態或者“社火”中沒有圖像模態。

新冠疫情期間,“唱秧歌”這一陜北民間藝術形式與抗擊疫情相結合就出現在網絡視頻中?！俺砀琛笔恰棒[秧歌”的收尾節目,是由“傘頭”(秧歌隊最前面舉傘的領頭人)根據所在場景即興編唱一段祝福曲、隊員跟唱的一種先舞后唱的活動形式。鬧秧歌本身是一種動作模態,是流行于中國北方地區、源于古代黃河岸邊百姓抗洪斗爭的一種漢民族民間舞蹈的類稱,以后逐漸添加了“唱秧歌”這一說唱藝術。在當下疫情全球泛濫中,陜北地區有部分民眾在網絡上進行唱秧歌抗疫,宣傳抗疫政策,鼓勵大眾齊心抗疫,宣揚抗疫英雄事跡等,成為當地人民信口編唱的一種抗疫宣傳方式,這一方式也可被分類到語言模態中。此外,省內也有通過“社火”活動進行抗疫的藝術形式?！吧缁稹痹瓰楣糯鷮m廷驅疫辟邪、祭拜鬼神的一種官方活動,現為西北地區春節期間鄉村節慶的娛樂活動。社火本身因其有諸多活動方式可被歸類為多模態中的綜合模態,而其中又有圖像模態的社火臉譜如“除疫四神”、語言模態的“春官說詩”等,在近兩年的社火活動中都夾雜了大量的抗疫因素。此外,陜西省著名的民間藝術如皮影戲、說書、快板、剪紙等都在抗疫中貢獻著自己的力量,這些也是陜西人民喜聞樂見且能參與其中、樂意傳播的當地藝術形式。

(二)基于“簡明漢語”特點,規劃陜西省語言景觀

“簡明漢語是政府或其他部門提供語言服務時使用的簡單、讓人容易明白的漢語。按照是否應急,可以分為應急類和一般事務類?！盵11]簡明漢語是簡明語言的一種,通過簡單、明了的方式進行語言表達,以滿足社會全體人員理解、溝通,也便于機器翻譯。有些國家在上世紀就認識到了簡明語言對公眾理解政府公文、法律條款的重要意義,并開始推行簡明語言運動,也希望在突發公共事件中讓語言起到挽救生命、保護財產的功用。為應對新冠疫情以及加強國家應急管理,北京語言大學和北京大學在“簡明日語”“簡明英語”、漢語國際教育實踐經驗基礎上共同研制了《疫情防控“簡明漢語”》。這一研究成果不僅方便疫情中人們相互溝通,也為“簡明漢語”應用到其他領域奠定基礎,如政府面向民眾發布的公告、全國各地的公示語、科普知識、協議等。這對于普通民眾理解官方文件、減少信息差有很大促進作用,同時對非漢語母語者也是一種非常友好的信息傳達方式。

此外,也可將簡明漢語應用到各地語言景觀建設中。語言景觀是指“出現在公共路牌、廣告牌、街名、地名、商鋪招牌以及政府樓宇的公共標牌的語言共同構成某個屬地、地區或城市群的語言景觀”[12]。語言景觀同時具有工具價值和文化價值,地方化、特色化的語言景觀應結合當地歷史文化、民俗文化,在遵循國家基本語言文字政策下形成吸引外來游客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與此同時,地方化語言景觀的建設也需要結合“簡明漢語”⑧“簡明日語”⑨“簡明英語”的基本研制標準,進行語言景觀的整體規劃。語言景觀規劃也應有國家統一或地方統一標識,如在當前新冠疫情下,人們出入公眾場所都要掃“場所二維碼”,乘坐長途公共交通工具到達某地要填報“落地信息表”,國家可以將這些防疫標識歸類、統一以減輕對外籍人士與語言弱勢群體帶來的困擾。其次,語言景觀在當下也體現在防疫、抗疫宣傳語中,這都屬于應急語言景觀,它應遵循內容明確、語言明了原則,這也是應急語言景觀工具性的體現。但是同時它還應體現其人文性,避免在疫情公告中過度披露個人信息。此外,應急語言景觀的規劃還需照顧到一般文化水平的大眾與外籍人士,這就需要在應急語言景觀中使用到簡明漢語以及二語(一般以英語為主,部分區域可根據外籍人士母語決定其二語的使用)。

(三)依據人口語言結構數據,構建陜西省應急語言服務人才體系

“人才是第一資源”,本地化應急語言服務人才吸納與培養是目前應急管理亟待解決的問題。通過當地人口語言結構調查即可對應急語言施助者和被助者語言信息有所了解,然后由應急管理部門協調政府、高校、企業、社會等各方專業人士共同構建應急語言服務人才體系。

陜西省應急語言服務人才體系主要包括 “一基地三庫”建設(人才調動)和應急語言服務本科專業設置(人才培養)。其中,陜西省“一基地三庫”建設將依據天津市2020年成立的“一基地三庫”為樣板,在陜西省人口語言結構調研基礎上形成適合本省方言、語種的“一基地三庫”--陜西省應急語言服務人才培養基地、應急語言服務人才庫、應急語言服務研究院(智庫)、應急語言服務多語種語料庫;同時,在陜西省高校資源(師資、語種)調研基礎上,可在現有翻譯、醫學專業基礎上酌情增加應急方向課程并壯大師資,著手設置應急外語服務專業。具體研究內容可通過下圖1直觀體現。

圖1 陜西省應急語言服務人才培養體系。

“陜西省應急語言服務人才培養基地”建議在西安外國語大學主導下建立,并同時在該校成立“陜西省應急語言服務團”。因該校是國家應急語言服務團聯合發起單位之一,并已成立“西安外國語大學應急語言服務團”。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該校在西安市公共交通協助管理、涉外援助與管理中都做出了很大貢獻,具有豐富的應對公共突發事件的實踐經驗。此外,也可由西安外國語大學牽頭建設陜西省應急語言服務的“三庫”,在人口語言結構調查基礎上,在“多語語料庫”中收集相關的應急術語、方言、手語圖片并翻譯為世界常用語言與當地外籍人士使用外語;在“人才庫”中納入語言專家、應急管理人員、網絡技術人員、包括手語者、方言手語者在內的語言人才以及高校、社會與外籍人士中的應急語言志愿者;“智庫”的主要職能是配合當地應急管理部門進行應急管理政策制定、設施建設、技術開發與人才培養等方面的研究。

在“一基地三庫”人才的吸納與調動基礎上,也亟待在有條件的高等院校設立應急語言服務專業,尤其在已有外語專業、翻譯專業、醫學專業的高校,前期可在這些專業中開設相關應急語言課程,在此基礎上根據專業培養目標、課程設置等開設系統的“應急語言服務專業”以滿足社會需求。之所以要逐步開設專業而非一步到位是為專業師資緊缺、專業認知不夠等因素著想。所以這是應急語言專業開設的初步嘗試,也為后期應急語言服務專業建設人才儲備與經驗。

語言是一種交際工具,語言更是一種珍貴資源,這種資源亟待開發以用于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應急語言服務就是從國家戰略出發利用語言資源的低投入、高回報特性在緊急事態下發揮其語言溝通、撫慰與語情監測功能。在疫情時代、后疫情時代甚或疫情后時代,應急語言都需社會各界不斷挖掘這一寶藏,讓語言發揮其社會功用,讓語言弱勢群體有知情權,讓語言特長者發揮其語言優勢,共同維護當地穩定,維護國家安全。

注釋：

①非主導語言相對于主導語言而言,它是指某一社會中非普遍使用的語言,如漢語普通話為中國的主導語言,其他方言、民族語言以及外語在中國皆為非主導語言。

②根據美國政府官方網站https://www.plainlanguage.gov/,“簡明語言”(也稱為簡明寫作或簡明英語)是指人們第一次閱讀或聽到時就能理解的交流方式。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發起自上而下的“簡明語言運動”,總統們先后發布政令,要求“法規制定者減少官僚主義”、“用外行人術語書寫政令”、“政府法規應符合成本效益,易于被民眾理解”等。

③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省級行政區--陜西”: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95%E8%A5%BF/193811fr=aladdin.

④引自“2020年陜西省殘疾人事業統計公報”,http://www.shaanxi.gov.cn/zfxxgk/fdzdgknr/tjxx/tjgb_240/stjgb/202103/t20210311_2155995.html.

⑤引自“2019年陜西省旅游經濟發展統計公報”,http://whhlyt.shaanxi.gov.cn/content/content.html?id=9657.

⑥引自“2021年陜西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http://www.shaanxi.gov.cn/zfxxgk/fdzdgknr/tjxx/tjgb_240/stjgb/202203/t20220328_2215220.html.

⑦有限中文能力:該表達轉引自“有限英語能力”(the Limited English Proficiency,簡稱為LEP) ,它是指在使用中文交際中存在一定的聽說讀寫方面的障礙。

⑧參看:汲傳波,李宇明.《疫情防控“簡明漢語”》的研制及其若干思考[J].世界漢語教學,2020,34(003).

⑨參看: 孫蓮花,杜雪蓮.語言景觀中“簡明日語”的語言表達特點分析[J].文教資料, 2018(4)4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