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與語言政策研究

林 聰，李冬梅，許遠鵬

（1.廣西科技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廣西來賓 546199；2.廣西師范大學國際文化教育學院，廣西桂林 541004）

積極推進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構建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2013年我國提出“愿同東盟國家攜手共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以來，中國與東盟的關系邁入新階段。越南既是東盟成員國也是中國的友好鄰邦，對于推進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構建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中越兩國在歷史、地緣、語言、文化方面有著深厚的淵源。就現有研究來看，國內外學者探討了越南少數民族的構成、語言政策和語言教育政策等問題，但多以史實為落腳點，鮮有結合語言生態與語言政策理論對越南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與語言政策進行深度分析的研究。因此，本文以語言生態與語言政策理論為支撐，梳理越南少數民族語言生態和語言政策，挖掘其語言生態和語言政策的特點，以期豐富我國關于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與語言政策的國別研究。

一、越南的少數民族語言生態

豪根[1]325認為，語言生態的形成與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心理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自然環境是指地理、氣候等方面；社會環境是指政治、經濟、歷史、民族、人口等方面；心理環境是指人們的語言態度、語言選擇等方面。同時，考慮到語言生態中“心理環境”的復雜性,本文將越南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的分析聚焦于語言所處的“社會環境”及“自然環境”上。因此，現把越南的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簡述如下，以便我們更好地理解其少數民族語言政策。

（一）歷史、政治、經濟與語言

越南有著悠久的歷史，經歷了部落聯盟時期（公元前211年前）、中國郡縣時期（公元前211年—968年）、自主時期（公元968年—1858年）、法國殖民時期（1858年—1945年）、民主共和國時期（1945年—1975年）和社會主義共和國時期（1976年至今）?；诓柯渎撁藭r期的史料難以考究，本文主要論述后五個歷史發展階段對語言發展的影響。中國郡縣時期至自主時期，中越兩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與交流等方面的往來密切，漢語與漢字成為了越南語言與文字的重要部分。法國殖民時期，法國殖民者為傳播法國文化幫助一些少數民族創制了拉丁化民族文字，為少數民族記錄民族歷史與文化提供了文字工具。民主共和國時期，建國初期，為鞏固新生政權和提升國民素質，越南開展掃盲運動，逐步注重少數民族的語言教育。社會主義共和國時期，社會發展呈現多元化，越南逐步認識到語言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分別對少數民族語言的地位、本體和習得進行了規劃，如1992年越南在其憲法中提及：少數民族人民有權學習自己本民族的語言，這在很大程度上為少數民族語言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障[2]62。從越南的歷史進程不難看出，越南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的形成與其歷史與政治因素是無法割裂的。

語言發展離不開經濟的支撐，經濟是語言發展的基礎。1986年革新開放前，因殖民統治、戰爭、計劃經濟體制等因素的影響，越南經濟發展較為緩慢。1986年革新開放以來，越南采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調整外交政策、大力發展制造業等行業。歷經長期的經濟改革與發展，越南國民生產總值得到了顯著提升。據越通社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越南GDP增長8.02%，達到10年來最高水平，較目標值高出1.7個百分點[3]。經濟的發展保障了少數民族地區語言教育的發展和提升了民族語言的使用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國區域內，不同地區間存在著一定的經濟實力差距，如越南紅河平原區是國內經濟發達地區，可以為少數民族語言的發展提供經濟保障；反之，高原等區域的經濟較為落后，難以給語言保護和記錄提供經濟支持，容易降低少數民族語言的活力或出現語言瀕?，F象。

（二）地理、民族、人口與語言

地理與語言發展存在一定的聯系。越南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參照地形等要素，越南可以劃分為8個自然地理區域[4]21，其少數民族分布的主要特點是：在北方多是雜居，一個鄉可能居住的民族可能會有六至七個；在南方多是單一民族集體居住[4]25。以西北地區為例，該地區包括山蘿省、奠邊省、萊州省及和平省，屬于高山區，山高谷深，地形復雜，分布著熱依族、哈尼族、欣門族、佬族、拉祜族及倮倮族等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人民使用著來自南泰語系和漢藏語系等語系的語言及梵文和傳統文字等文字[4]33-35?？傊?，因各自然地理區域所居住的少數民族有所不同，居民們所使用的少數民族語言也有所不同，導致不同的少數民族語言在不同的自然地理區域發展情況也有所不同。

民族與語言發展密切相關。根據1979年越南公布的《越南各民族成分名稱》，越南共有54個民族。除京族外，其余53個為少數民族。據已有研究，越南53個少數民族由以下不同部分構成：越南土著民族，如芒族、土族等；移居自海南、老撾、柬埔寨的民族，如朱魯族、佬族等；移居自海外、老撾、柬埔寨的民族，如岱依族、泰族等；與漢族關系密切的民族，如華族、由山族等[5]174-177。事實上，無論是土著民族還是移居民族，基于民族經濟文化發展與語言交際的需求，均會采取一定的語言政策幫助少數民族居民學習和掌握民族語言，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一個民族的語言發展，甚至影響整個國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的平衡性與完整性。

人口與語言的生存與活力有著緊密聯系。少數民族人口數量的多少是影響少數民族語言傳承與發展不可忽視的因素。操某種少數民族語言的人口的多少是判斷該語言的活力與價值以及其瀕危程度的重要標準。據越南2019年的人口普查統計，越南總人口為96,208,984,京族人口占比為85.3%，少數民族人口占比14.7%；越南少數民族人口超過100萬的有岱依族、泰族、芒族、赫蒙族、高棉族和儂族，低于1000人的有西拉族、布標族、勒曼族、布婁族和俄都族[6]。在低于1000人的少數民族所使用的語言中，西拉語被認為是一種絕對瀕危的語言，俄都語被認為是一種已經消失的語言，而語言的瀕危與消失對語言生態系統運轉有著一定的影響[7]35-36。

（三）少數民族語言與文字概況

1.語言概況

越南共有54個民族。主體民族為越（京）族，其余53個民族為少數民族。54個民族皆有自己本民族的語言。根據《民族語》（Ethnologue 2022）的數據顯示，越南列出的既定語言數量為111種；其中110種還在使用中，1種已經滅絕；在現存的語言中，有93種是土著語言，17種是非土著語言[8]。有越南學者認為越南的民族語言可以劃分為南亞語系、南島語系和漢藏語系，其中關于少數民族的語言系屬概況如表1所示[9]658-659。

表1 越南的少數民族語言系屬

2.文字概況

據已有研究，有30個越南少數民族有著本民族的文字，其文字系統可分為三個類別：喃字、傳統文字和拉丁文字（表2）[2]66-71,[10]117,[11]56-58?；跐h字而創制的喃字誕生于越南李朝（1010—1225年），后因其書寫的復雜性及社會歷史的發展，逐漸退出越南社會的歷史舞臺；現今越南人也幾乎不使用喃字進行書面交流，僅有一些少數民族的知識分子知道喃字[11]54。傳統文字包括梵文、基于梵文而創制的傳統文字和漢字。梵文是隨著宗教的傳播而成為高棉族、佬族和占族的傳統文字；泰族和倮倮族各自的傳統文字是民族發展過程中基于梵文而創制的[2]59。鑒于華族是從中國移居而來，因而漢字成了華族使用的文字。拉丁文字是基于羅馬字母而創制的文字，但拉丁文字的創制主體并不是單一的，一部分少數民族使用的拉丁文字是1861—1930年法國殖民者創制的，如巴拿文、格賀文，另一部分則是1953—1970年越南政府創制的，如拉格萊文、遮羅文[11]56。以上大部分文字仍然常用于書面交流，但僅有部分文字在學校被教授。

表2 越南30個有文字的少數民族、語言系屬及文字系統

綜上所述，越南國內的少數民族語言生態頗為復雜。面對復雜多樣的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越南政府是如何運用語言政策來規劃整個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系統，從而推動少數民族語言發展的呢？事實上，語言生態與語言政策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即語言政策的制定、實施與理解應考慮語言所處的環境。

二、越南的少數民族語言政策

庫伯認為，語言政策包括語言的地位規劃、本體規劃和習得規劃三類規劃：語言的地位規劃主要是指劃分語言的功能規劃，確定語言的地位，使得語言各安其位，各司其所；語言的本體規劃主要是指語言的文字化、規范化和現代化；語言的習得規劃是指確定教學媒介語以及規劃本國語言和外語的教育[12]29-45。本文梳理了越南少數民族語言政策，具體內容如下：

（一）地位規劃

為保護語言和文化，越南制定并推行了開放的語言政策，并從國家層面以顯性的政策明確少數民族語言在越南語言生態系統中的地位與重要性。事實上，越南已在1935年的越南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已明確少數民族語言在社會活動中的重要性[2]60。此后，越南相繼在其語言政策中強調少數民族語言的不可或缺性。

越南獨立初期，為推進民族團結和繁榮發展，越南意識到在各民族中提倡語言權利平等的重要性。因此，1960年越南在其修訂的憲法的第3條提及：越南境內的所有民族有著平等的權利與義務，所有民族有權保持或改變本民族的風俗習慣、使用本民族的口語和書面語和發展本民族的文化，政府會幫助各民族發展經濟與文化[13]584。為促進語言平等，幫助少數民族學習和傳承本民族的語言與文化以及保護越南國家語言生態的平衡和文化的豐富性，2005年越南在其教育法中提及：國家應為少數民族人民提供有利的口語和書面語學習條件，旨在保持和促進文化認同并使少數民族學生能夠在學校等機構獲取科學知識[14]98。為進一步維護語言和文化的多樣性，2013年越南在其憲法中提及：少數民族人民有權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保持本民族的特性，弘揚本民族的優良傳統與文化[15]277-278。為保障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2014年越南在其人民法院組織法提及：在人民法院，少數民族人民有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權利且需有一名翻譯人員[16]275。

雖然越南一直在普及越南語，但對少數民族語言仍持有保護和包容的態度。上述越南少數民族語言政策充分體現了少數民族語言在越南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時，也對越南少數民族語言的本體規劃和習得規劃有一定的影響。

（二）本體規劃

毋庸置疑，文字是保存語言與文化最直接且最有用的載體。為幫助少數民族更好地記錄和保留本民族的語言與文化，1949年越南在其第4號和第5號決議中提及：要高度重視少數民族的書面語，已有文字的少數民族可以在初等教育中使用該文字進行教學[2]60。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越南逐步認識到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在推進整個越南社會的進步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越南1969年的第153-CP號決定和1980年的第53號決定提及：滿足條件的少數民族可以創造本民族的的文字；現存少數民族文字若無法較好促進民族發展的，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改制現有文字；缺乏文字的少數民族，若有記錄本民族語言需求的，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使用越南語記音[17]36。在越南政府的努力下，30個少數民族有自身的文字。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越南在互聯網上分享數字化少數民族動態語言材料，這有利于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與文化的推廣與傳播，提升語言活力與語言價值[7]39。

在肯定少數民族語言地位的基礎上，越南不遺余力地對少數民族語言的本體展開了規劃與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如若只是從宏觀層面強調語言地位和本體的重要性，而無法通過具體的教育實踐幫助少數民族人民從理念到行動上去學習和運用少數民族語言，那么一切也只是空談。要真正地將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和文化傳承下去，語言習得規劃是必不可少的環節。

（三）習得規劃

較之語言的地位和本體規劃，語言的習得規劃涉及較多微觀因素（如語種、教師、教材）且其成效也是最為明顯的，但成效的好壞取決于政策規劃在學校實施情況的好壞。

在1955—1989年的34年間，岱儂語、赫蒙語、占語、泰語、高棉語和華語等少數民族語言分別在岱依族、儂族、赫蒙族聚居區、順海省、萊州省民族小學、高棉地區和胡志明市等地區進行了語言教學[18]95。經過一定的語言教學探索，越南2010年提出：在學校課程中少數民族語言可以以科目的形式開設課程進行教學[19]1683。據有關數據顯示，越南有7種少數民族語言（嘉萊語、埃地語、占語、高棉語、華語、巴拿語、赫蒙語）在20個省的782所學校被教授，學生人數超過12.4萬人次[20]。此外，為保證少數民族語言教育的質量，越南2010年提出：教育與培訓部須為少數民族學生編寫與評估課程與課本，少數民族的語言授課教師須滿足崗位標準且接受過系統的高等教育學習與培訓[19]1683。如在嘉萊省，為了擴大巴拿語和嘉萊語的教學，每年都會舉辦一批少數民族教師能力培訓；2014年在阿云巴市社、安溪市社和波來古市培訓了321名少數民族教師；2015—2016學年，投資約12.5億越南盾重印少數民族語言課本[21]。

經過長時間的語言教學實踐，越南在少數民族語言教育中主要采用三種教學方式：方式一，在教學中，教師可以同時將越南語和少數民族語言作為教學媒介語；方式二，在教學中，教師可以以越南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少數民族語言為補充性教學媒介語；方式三，在教學中，教師可以以少數民族語言為主要教學媒介語，自小學三年級起可以將越南語作為教學媒介語[22]191。然而，盡管越南關于少數民族語言教育有著系統的頂層設計，但是地方對政策的執行力度才是影響政策效果的關鍵因素。

綜上所述，考慮到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的多樣性，為保護和傳承現存的少數民族語言，越南從地位規劃、本體規劃和習得規劃三方面制定了系統的政策規劃并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與實踐，讓越南人民認識到國家對少數民族語言的重視，為部分少數民族實現用本民族文字記錄語言與文化的愿望，也幫助更多地少數民族人民習得本民族的語言與文字，有利于維持越南語言生態的平衡、保持越南文化的完整性及推動越南少數民族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三、越南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與語言政策的特點

（一）語言生態豐富，但部分語種的生存狀況堪憂甚至面臨瀕危

越南作為一個多民族和多語言的國家，除卻越南語，其余皆為少數民族語言。但是，語言多樣性并非一成不變，它會因為語言所處環境的改變，導致生存狀況堪憂甚至面臨瀕危，特別是少數民族語言。

克里斯特爾[23]將語言滅絕的原因歸結為語言外部的威脅與語言轉用。首先，語言外部的威脅。如操某種語言的群體滅絕了，該語言極其容易消亡。在眾多影響因素中，自然環境是造成某種語言使用人口減少的主要因素。此外，越南降雨多，還伴有臺風和老撾風等災難性天氣。這些環境引起的自然災變對居住在山區和河谷盆地的少數民族以及他們所使用的語言的生存來說有著潛在的毀滅性。其次，語言轉用。即盡管操某種語言的群體還在，但該語言依舊會面臨消亡。例如，越南俄都族的俄都語已是一種消亡的語言，盡管目前俄都族共有428人[6]。語言轉用的出現主要是受社會環境的影響。為了更好地生活和工作，一些少數民族人民選擇使用經濟與政治地位更高的語言，如越南語，而拒絕使用本民族語言，導致本民族語言的使用范圍逐步縮小，從而引起語言消亡。

有學者根據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瀕危語言評估體系，從已經消亡、極度瀕危、嚴重瀕危、絕對瀕危和易瀕危五個方面確定了越南瀕危語言名單（表3）[7]35-37。從語言滅絕的原因和越南具體的瀕危語言來看，越南在保護少數民族語言生態方面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表3 越南瀕危語言名單

（二）語言政策的頂層設計符合國情，但地方部門政策執行管理不到位且少數民族學生缺乏民族語言學習動機

從越南根據其少數民族語言生態制定的語言地位規劃、本體規劃和習得規劃的內容來看，我們可以發現，越南在推進越南語普及的同時，也在通過政策及規劃手段幫助少數民族從思想上認識到本民族語言的重要性、創制少數民族語言和通過教育手段幫助少數民族習得并運用本民族語言與文字，不僅促進了語言平等，也促進了國家認同、民族團結和社會發展，均符合越南發展的需求。

然而，在實施層面，越南政府對少數民族語言教育的政策容易受到批評。盡管政策文件中對少數民族語言的支持是顯而易見的，但在實踐中卻未能得到充分實施。具體而言，國家政策大多停留在原則的形式，缺乏具體適用于每個地區和民族的具體行動計劃。由于越南少數民族傾向于生活在使用不同母語的混合社區，因此很難選擇一種少數民族語言作為教育媒介。此外，一些少數民族語言沒有自己的文字，因此無法正式教授。這導致了一些省份的母語教育的消失，如山蘿、宣光和義安，這些省份過去教的是泰族、儂族和岱依族的少數民族語言[22]191。因此，盡管越南政府認識到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字的重要性及其面臨的威脅，并制定了相關的宏觀政策及規劃，但如果地方部門未能較好地解讀并制定詳細的政策執行規劃，容易導致政策實施效果不佳及資源浪費。

此外，盡管越南政策在其權威的政策文件中強調了少數民族語言的地位，但缺乏有效的少數民族語言學習激勵機制，即未能讓少數民族人民很清晰地知道他們習得本民族語言后將獲得哪些具體的好處。比如，據嘉萊省教育部門的數據顯示，學習嘉萊語的學生從2014—2015學年的7000多人下降到了2017—2018學年的1200多人；學習巴拿語的學生從2014—2015學年的1100多人下降到2017—2018學年的700多人[24]95。學生學習一門語言是希望能為自己的生活或者工作帶來一些積極的改變，如若沒有良好的激勵機制，那么可想而知，嘉萊省學習嘉萊語和巴拿語的學生還將繼續減少，最終可能會出現這兩種少數民族語言教育的消失。

基于上述兩個特點，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加強少數民族語言生態的保護和完善少數民族語言政策的內容與實踐：第一，加強少數民族語言的民族志研究，明確各少數民族語言的活力與使用率，從而對少數民族語言生態有更全面的了解并更科學且合理地應對語言瀕危問題；第二，建立少數民族語言政策執行情況的評估體系，及時了解政策執行情況，科學評估政策的合理性和及時調整政策內容。第三，基于宏觀少數民族語言政策，增加或細化語言學習激勵機制，并由地方部門向少數民族群眾講解激勵機制內容，從而提升語言學習動機。

四、結語與啟示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越南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豐富；語言政策取得了些許成效；少數民族語言數量頗多，強勢語言卻不多，語言生存環境亟待改善；語言保護和語言管理意識雖然不低，但語言政策實施與語言教育實踐卻困難重重。此外，本研究也啟示我們在進行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與語言政策的國別研究時，應考慮以下兩點：

第一，在推進語言生態與語言政策的國別研究時，我們不只是關注大國和強國的強勢語言和外語研究，也應該關注小國的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原因在于：小國的少數民族語言生態也十分豐富，其語言政策也值得中國反思和借鑒；同時，中國發展的需要，中國國土面積廣闊，周邊鄰國中小國的數量也不少，研究它們的少數民族語言生態與語言政策將有助于提升中國的語言服務知識儲備以及加強中國與鄰國間語言互聯互通的建設，從而為“一帶一路”建設奠定堅實的語言與文化基礎。

第二，加強與鄰國間的跨境民族語言與文化的交流與合作。如前所述，越南有部分民族移居自中國或與漢族息息相關，如岱依族等?？缇趁褡彘g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如民族的起源、語言、文化以及習俗等，都值得我們去發現、探究和比較。通過挖掘跨境民族各方面的異同點，有助于中國調整和完善自身的語言管理、教育合作和外交等政策及規劃，從而有利于推進中越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乃至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注釋：

①苗-瑤語的系屬語言學界的認識尚未一致。如白保羅、馬提索夫等學者認為它屬于澳臺語系；陳其光、李芳桂等學者認為它屬于漢藏語系。而文中將“苗-瑤語族歸入南亞語系”，轉引自越南學者（Vu Nguyen Minh Thy），具體內容詳見參考文獻[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