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居民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及其對親環境行為自覺的影響

蘆 慧,劉鑫淼,劉 霞,陳 紅

(1.南京理工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南京 210094;2.中國礦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3.武漢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武漢 430072;4.江南大學 商學院,江蘇 無錫 214122)

親環境行為自覺是指居民日常生活中主動實施降低對生態環境負面影響的行為[1],如資源節約、綠色購買、綠色出行、垃圾分類[2]等。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論述摘編》也重點闡述了“強化公民環境意識,把建設美麗中國化為人民自覺行動”的內容?？梢?親環境行為自覺作為節約資源、保護生態、增益健康的行為方式,不僅是環境治理和節能減排的重要手段,也是實現美麗中國的關鍵途徑。不同于被獎懲措施所激勵和約束的“角色內”行為,親環境行為自覺是居民為改善環境而采取的非獎勵或要求的自主行為[3],隱含了“自我成本”與“利他”之間的邏輯矛盾[4],可能會引發居民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進而阻礙居民親環境行為的自覺實施。

倫理困境通常指人們面對多種利益或行為準則存在沖突時無法抉擇何者優先的兩難情境[5-6]。多種不一致的倫理或行為準則所形成的沖突點就像是“橫”在人們行為選擇時的“心理柵欄”,使得人們在行為選擇時躊躇不前、陷入糾結的兩難境地。事實上,這種困境也普遍出現在親環境行為實施的情境中。例如,個體在選擇是否使用一次性餐具時,可能會糾結于 “當下便利”還是“保護環境”,進而形成心理上的“柵欄”,阻礙了自身實施親環境行為的主動性。這些恰恰反映了人類生存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所存在的悖論[7]:一方面,人類需要通過消耗生態資源以實現自身當下的生存與發展;另一方面,又需要依賴生態環境的可持續來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生存與發展[8]。這種悖論逐漸演變為人類生存發展的無限性與生態資源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進而固化為日常生活中居民自覺實施環境行為時經常面臨的“心理柵欄”,促使人們不斷地思考如何解決人類生存發展與生態保護這兩種已被社會所公認的價值取向何者優先的倫理困境問題[9]?？梢钥闯?居民對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認知過程,其實是個體對多種不一致的倫理或行為準則引發的系列沖突點所進行的整體性解讀、評價和判斷的過程。但究竟個體為何會面臨該類困境? 該困境的呈現形態是什么? 其對親環境行為自覺的影響如何? 這是本文關心的問題,也是學界并未細究的問題。因此,有必要聚焦居民實施親環境行為時對系列沖突點的整體性認知和判斷過程,深入探討我國居民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內涵、結構及其對親環境行為自覺的影響。

Cavalli-Sforza等[10]提出的雙繼承理論可以解釋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產生過程。根據雙繼承理論,個體親社會行為的演化是基因選擇和文化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4]。文化通過社會規范的方式(如法律、準則等)對遺傳選擇產生壓力,影響某些遺傳特征的保留和傳承;基因則在這種壓力下選擇保留和傳承某些文化特征,即適應社會規范并將其內化,形成個人規范體系[4]。那么,基因選擇和文化選擇的互動過程其實也是個人規范和社會規范的互動過程。而社會規范與個人規范并非總是一致[11],當兩者沖突時,對于處于正常道德水平發展階段的個體而言,無論選擇遵從哪種規范,從某種角度而言都是“正確”的,但也都會存在遺憾[12],由此引發“社會-個人”交織的倫理困境。同時,雙繼承理論也隱含了人類生存發展的“長期性”與當下生態資源耗費的“短期性”之間的矛盾關系,當兩者不可兼得時,無論選擇哪一方都是不完美的,將引發個體在“現時-未來”選擇時的倫理困境。

總體而言,個體所處情境不同,沖突點的構成要素也將不同,但本質上都會使個體在實施環境行為時產生糾結和猶豫,因為無論選擇哪種沖突要素都是“正確”的,也都會對未選擇的另一種要素抱有遺憾。這種想對所有“正確”的兼有,抑或想對所有“遺憾”的退避,都會讓個體感知到強烈的沖突感,會糾結、猶豫或停滯于“是否”以及“主動還是被動”實施環境行為,進而阻礙了親環境行為自覺的實現。雖然倫理困境并非屬于全新議題,但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未在理論層面得到足夠重視,涉及該主題的研究尚屬全新范疇。為彌補理論與實踐的缺口,首先,引入雙繼承理論,在文獻綜述和理論剖析的基礎上,剖析了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產生的底層邏輯、內涵和可能存在的形態;其次,運用扎根理論和定量研究方法,形成我國居民實施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四維結構;最后,在實證研究部分初步探索了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對居民親環境行為自覺的影響。研究為幫助人們消除心中所構筑的“心理柵欄”、促進親環境行為自覺化提供理論和實踐支撐。

1 文獻綜述

1.1 倫理困境的內涵研究

倫理困境是指個體不得不在多種利益原則或行為準則中選擇其一而放棄他者的情況[5-6],由于社會互動原則與規范的復雜性特征,倫理困境在人類生活中不可避免[13]。當個體面臨多種選擇時,從不同角度來看,每一種選擇都可能是“正確”的,但由于多種選擇之間沖突性的存在,選擇其一就意味著放棄其他可能的“正確”,使得個體無法獲得完美的結果[5]。如醫生在進行緊急手術前,可能會面臨家屬拒絕簽字的情況?；凇吧辽稀钡膫€人價值觀,醫生應該選擇做手術救助病人;基于“做手術需要家屬簽字”的法規,醫生應該遵從規定而放棄救助病人。這時,無論選擇哪一方都可以說是“正確”的,但也都是“有遺憾的”[12]。也就是說,個體不得不在個人規范與制度規范之間作出決定,倫理困境便由此產生[14-15]。

可見,倫理困境不僅涉及個體因素,也涉及社會因素[16],它的產生源自“社會-個體”規范的不匹配,抑或個體的多個內部規范不可兼容的情境下,個體需要進行“對誰有利”的行為選擇過程。個體對倫理困境的認知,則是面對具有沖突性的、不可兼得的“社會-個人”或個體內部多種規范時,對其所產生的系列沖突點的整體性認知和判斷過程。

1.2 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內涵研究

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是倫理困境的一個具體領域,同樣具有個體和社會的雙重屬性[17-18]。本文認為居民在親環境行為實施過程中產生的困境狀態可以視為對“選擇對誰有利的行為”或“哪個選擇更利己”的認知過程。Tam 等[17]的研究認為,如果所有人都選擇有利于環境的方式行動,則整體環境將得到改善,但如果每個人繼續他們目前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也會產生更好的個人結果?？梢?個體選擇實施親環境行為能夠改善社會整體環境,選擇不實施則會暫時獲得更多的個人利益,無論選擇哪一方都是“正確”的,但也都是“有遺憾的”[12]。由此,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實則是倫理困境在環境問題上的具體呈現。此外,當個體預想到兩種“正確”行為平行且相悖時,就會深入識別構成倫理困境的具體沖突點,并思考選擇何種行為以沖破沖突點的心理束縛。如前所述,個體對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認知過程是基于個體環境規范嵌套于社會環境規范的情境下,通過對系列沖突點進行整體性識別、解讀、評價和判斷,進而選擇符合一方利益的“正確”行為的認知過程。

除了具有“社會-個體”交織的特征外,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還應關注時間特征。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對“滿足當下”資源消費觀的抨擊聲音越來越多,“延遲滿足”可持續發展觀的支持聲音日漸高漲且越發緊迫[19],折射出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與其他倫理困境的顯著差別:前者需要面臨現時利益和未來利益的復雜矛盾情境。該差別使個體除了面對“社會-個體”交織的倫理困境外,還將涉足“現時-未來”交織的倫理困境,聯合形成“社會-個體”困境與“現時-未來”困境交織的復雜局面(見圖1)。

圖1 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形成及其對親環境行為自覺影響的理論推演Fig.1 The ethical dilemma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formation and its theoretical extrapolation to the influences on voluntary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1.3 文獻回顧

目前涉及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農業生產者領域,主要從兩類視角進行研究:①農業生產者價值觀與買家商業標準產生的沖突(反映了“社會-個體”交織困境)。Stuart[20]研究發現,面對買家對食品安全質量的高要求,可能需要生產者捕殺野生動物或破壞吸引它們的植被來阻止野生動物進入種植區域污染農作物。這不符合生產者個人環境規范,但他們必須在滿足商業標準與堅持個人環保規范間作出選擇,這使得生產者產生環境行為倫理困境。②環保成本與盈利能力間的沖突(反映了“現時-未來”利益交織困境)。Cary等[21]研究發現,許多環保措施需要土地所有者(生產者)付出的經濟成本可能在短期甚至長期內超過農場收益,生產者會陷入支持環境保護和維持高盈利能力之間的困境,從而做出不利于環境的選擇?？梢?現有研究大多聚焦農業環保領域,并未推廣至更廣泛的行為主體及其他領域;同時,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研究多采用定性方法,雖然能夠較為直觀地理解特定現象,但無法捕捉到更為具體和普遍的親環境倫理困境現狀。因此,亟需補充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系統性結構及其影響研究。

當前,圍繞親環境行為自覺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①從個體環境價值觀[22]、道德規范[23]、自我效能感[24]、環境激情[25]、預期環境情感[26]、環境態度[27]等視角探討了個體層面的因素對個體親環境行為自覺的影響機制;②從精神領導[28]、道德領導[29]、綠色仆人型領導[30]等領導力,以及組織氛圍[31]、領導支持[32]、人力資源管理實踐[33]、個體與環境的匹配[23]等視角探討群體和組織層面的因素對個體親環境行為自覺的影響機制。

可以發現,現有研究主要關注個體價值觀、態度、領導力、組織實踐等靜態性前因變量,忽視了以倫理困境為中心的這一過程性、動態性前因變量的研究。因為個體的行為選擇過程往往是個體對多個相互沖突的、矛盾的因素進行認知、評價和判斷的過程[34],也是對指向行為選擇所構筑的系列沖突點進行整體性認知和評估的過程,僅關注某一類靜態性特征變量或組合特征變量無法形象地描繪出人們自覺行動前的心理活動。因此,有必要從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視角探究其對居民親環境行為自覺的影響特征。

2 理論框架

雙繼承理論的基因選擇和文化選擇兩個核心觀點為理解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產生提供了理論支持。如圖1左所示,根據雙繼承理論,基因賦予個體社會學習的能力,人們通過學習基于文化傳播的社會規范形成適用于個體的規范體系(如信念、價值觀等),即個人規范體系。個人規范體系使個體能夠在社會環境中產生遵從社會規范的內在動機,從而導向親社會行為[4,35]。也就是說,在基因-文化共同進化進程中,個人規范與社會規范的互動使得個體產生了親社會行為[4]。親環境行為作為親社會行為的一種,其產生過程也大抵相似,只是聚焦于環境導向的文化和規范。

然而,在實踐中,親環境行為自覺的產生并不一定順利,個體在其親環境行為規范動機產生前,還會受到“心理柵欄”的阻礙。由圖1可見,可能存有4類沖突情境促使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形成:

(1) 社會規范體現了社會期望,個體有維護個人所屬群體利益的傾向,從而想要按照他人的期望去行事[36]。而個體所屬群體不同,感知的社會期望也不相同。當個體感知到不同群體所期望的社會規范(即多元主體期望)不一致時,系列沖突點隨之產生,導致倫理困境的產生。

(2) 個人規范體系形成的基礎是個人價值體系,呈現的是個體多元價值觀的內容構成和重要性程度排序[37-38]。當個體內部的多重價值需求不一致時,就會產生系列沖突點,引發倫理困境的產生。

(3) 個人規范是個體在特定情境下對特定行動的自我期望[11],與隱含社會期望的社會規范并非總是一致。當他人的價值訴求和自我的價值訴求之間存在矛盾時,也會產生系列沖突點,倫理困境隨之產生。前三點共同呈現了可能引發的“社會-個人”困境。

(4) 雙繼承理論強調,人類進化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基因”與“文化”要求人們需同時考慮現時生存與未來發展繁衍的問題,只是“現時利益”和“未來利益”往往不能兼得,成為引發“現時-未來”困境的系列沖突點,產生倫理困境。

需強調的是,社會規范包括命令性規范和描述性規范兩種[39]。上文在分析社會規范的過程中強調其“社會期望”的內涵,即個體感知到大多數人贊同或不贊同的行為方式,這是一種命令性規范。描述性規范是指特定情境下大多數人所做的事情[40]。描述性規范通過讓人們相信在特定情境下大多數人所做的行為是“有效的且具有適應性的”來指導人們的行為,即“如果每個人都在做某件事情,那么做這件事情一定是明智的”[36]。這里有兩個關鍵點,一是“特定情境”,說明個體在實施環境行為時只會面對一種描述性規范,并不存在描述性規范之間的沖突;二是“有效的且適應性的”,說明個體認為實施大多數人都在做的行為對自身有利[4],描述性規范與自我利益已達成統一,也不存在個人規范與描述性規范之間的沖突?？梢?“社會-個人”困境主要由命令性規范與個人規范的交織過程而引發。

綜上所述,本文結合雙繼承理論,深度剖析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產生的底層邏輯、內涵以及可能存在的形態,為后續倫理困境正式結構的扎根研究、定量探索及驗證提供理論支撐。

3 研究1:我國居民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結構探索與驗證

3.1 研究設計

首先,設計了“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是否會主動實施環保行為? 為什么? 實施過程中是否存在糾結或猶豫的現象? 請詳細描述現象和原因”等引入式開放訪談問題;其次,結合上述產生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4種可能情況,分別設計了諸如“如果考慮人類或后代的未來,您在親環境行為實施過程中是否存在糾結或猶豫的現象? 請詳細描述現象和原因”等4個問題;最后,為確保信息獲取的全面性,設計了“除上述因素,您還會在何種情境下產生這種現象? 為什么?”的補充題項。

本文選取來自北京、上海、江蘇、河南等省市48位居民進行訪談,分布于政府、企業、高校、靈活就業等行業。其中,女性占52.1%,已婚占62.5%,本科及以上學歷占83.3%。訪談采用一對一形式,時間均不少于30 min。訪談之前,盡可能地讓受訪者提前閱讀訪談提綱,以方便其進行問題預覽與構思,從而有效提升訪談的豐富性與全面性。在獲得受訪者同意的情況下,對訪談人員進行了錄音,并在后期進行了文字轉錄,最終得到5萬余字的文本素材。隨后,從中隨機選取了記錄的2/3部分進行接下來的三級編碼分析,余下記錄的1/3部分用來進行理論飽和度檢驗。為確保編碼過程的信效度,本文邀請相關專業的3名研究生對其單獨編碼,再由2名相關領域的教授進行審核。具體的編碼過程如下。

3.2 編碼過程

3.2.1開放性編碼 基于獲取到的訪談記錄進行編碼整理,對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維度范疇化[41]。

首先,對原始訪談資料逐字逐句進行編碼,對原始資料的語句賦予概念化的標簽,并盡量使用體現沖突點的受訪者原話作為標簽,以減少編碼者的個人偏見[42];其次,整理和比對資料,形成191個原始語句;最后,提取這些語句中反復出現的沖突點,進行語句的合并、重組和整合,最終提出41個范疇(部分例證見表1),為主軸式編碼奠定基礎。

表1 開放性編碼節選Tab.1 Excerpts from open coding

3.2.2主軸編碼 基于開放性編碼形成的范疇,進一步對詞條進行概念層次的整合。根據不同語句在概念層次上的相互關系和邏輯次序將其聯結起來,以形成概念的主范疇[43],即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條目。為明晰困境的具體形態,將范疇整合為沖突點形式(“選擇A”與“選擇B”)。例如,“選擇外賣還是自己做飯”“選擇一次性餐具還是自帶餐具”“是否打包剩飯”等被總結為“選擇高碳便捷的出行方式”與“選擇低碳繁瑣的出行方式”之間的沖突,由此形成了23項主范疇(見表2)。

表2 主軸編碼形成的主范疇Tab.2 Main categories formed by axial coding

3.2.3選擇性編碼依據前述分析所可能形成的4類困境,對23個條目進行劃分,剖析所有條目間的共性和個性,從主范疇中挖掘“核心范疇”來展現現象背后的本質與含義。例如,“選擇高碳便捷的出行方式與選擇低碳繁瑣的出行方式”“選擇高碳便捷的飲食方式與選擇低碳繁瑣的飲食方式”等被總結為自我型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編碼與范疇發展過程如表3所示。最后,用預留的1/3訪談記錄進行理論飽和度檢驗,未發現新的范疇和關系,主范疇內部也沒有發現新的構成因子,說明模型達到飽和。

表3 選擇性編碼形成的核心范疇Tab.3 Core categories formed by selective coding

經過上述提煉和歸納,最終獲得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23個條目、4個類別的初始結構(見表3)。

基于雙繼承理論,對4類困境的內涵進行如下剖析(為方便后續研究,使用維度英文名稱的首字母來標注各維度及其條目):

(1) 自我型(Ego,E1～E6)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特定情境下,如果個人規范體系中的多個價值訴求不可兼得時,個體需權衡價值訴求優先的問題[44-45]。相似的,特定情境下個體環境價值訴求與其他訴求(如“便捷”)不一致時,則因“自我價值體系沖突”而導致個體糾結以哪個價值訴求優先,形成自我型倫理困境,進而阻礙了親環境行為自覺。例如,“使用一次性餐具就餐”方便快捷,但不利于生態環境;選擇“自備餐具就餐”低碳環保,但會相對耗時耗力。飲食方式的“環保性”與“便捷性”屬于自我型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

(2) 角色型(Role,R1～R10)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命令性規范所體現的多元主體期望共同塑造了關于某種角色所應有行為模式的參考標準,即角色規范[46-48]。在特定親環境行為選擇情境中,如果個體面臨多元主體期望相互沖突時,其多元角色規范也相互沖突,則因“角色規范沖突”導致角色型倫理困境的產生。例如:作為紡織企業的員工,組織需要其進行危害環境的染色工作;作為國家公民,政府會期望他減少危害環境的染色工作而維護生態環境。非環保的“組織期望”與環保的“國家期望”屬于角色型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

(3) 關系型(Relationship,RS1～RS5)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個人規范隱含了個體真實的價值訴求,命令性規范則隱含了其他主體的價值訴求[11]。個體總是嵌入多元主體形成的社會網絡中[49],會因自我與其他主體的“關系”而傾向于實施滿足他人訴求的行為[50]。在特定親環境行為選擇情境中,個體可能因自身訴求與其他關系主體訴求的沖突,產生因“關系沖突”而引發的關系型倫理困境。例如,天氣寒冷時,作為環保主義者的你不會選擇以開空調的方式御寒,但周圍同事卻都贊同開空調取暖。這種“堅持自我的環保訴求”與“迎合同事的非環保訴求”屬于關系型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

(4) 時間型(Time,T1～T2)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無論是面向未來發展而延遲滿足,還是為了短期收益而低估未來回報,都不能被認為是一個完美的選擇[51]。在親環境行為領域,幾乎每個人都有過置身于“現時利益”和“未來利益”的沖突情境:順手將所有垃圾丟進同一個垃圾桶對個體而言是方便快捷的,但不利于未來的資源回收和生存環境;如果進行分類勢必花費自我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但有利于后代的生存。這種因現時利益與未來利益沖突而形成的困境稱為時間型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

進一步對上述所得結構進行探索性因子和驗證性因子分析[52-54],以期獲得更為準確和普適性的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正式結構。

3.3 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量表開發與信效度檢驗

本文邀請相關領域的2名教授和2名博士生組成專家小組來修正初始結構,23個題項得以全部保留,并形成預試量表。請受試者回答在親環境行為實施過程中面對沖突時所感知到的困境程度。采用Likert 5點計分法,1～5 表示糾結程度逐漸增加,1=不糾結,5=非常糾結。

考慮到疫情影響,調研選用問卷星在線調查方式,涉及中國華北、中南、西南等多個區域1)按綜合地理位置劃分,參考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https://www.resdc.cn/data.aspx? DATAID=276)。調研共發放問卷700份,最終回收問卷670份,剔除無效問卷后剩余650份,有效問卷率為97.0%。隨后,抽取有效樣本的一半(325份)用來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另一半(325份)做驗證性因子分析。

3.3.1探索性因子分析 應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325 份有效樣本中,女性占61.5%,未婚占83.7%,26～35 歲占52.0%,碩士及以上占46.2%,并運用SPSS20.0進行數據分析。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將特征值1作為提取的截止值,并應用兩個標準來確定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結構中每個維度的題項:在評估因素負荷時發現,3個條目(R1、R10、E6)因子載荷小于0.5,將其刪除并重新運行探索性因子分析[55];數據整體KMO 值大于0.7(KMO=0.884),Bartlett球形檢驗結果在0.001水平上顯著,4個因子共解釋了觀察變量總變異量的66.953%,說明利用當前數據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是合適的。表4顯示了剔除R1、R10與E6 后重新運行的結果,保留了20 個題項。

表4 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旋轉后的因子載荷矩陣Tab.4 The rotated factor loading matrix of the ethical dilemma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原屬于角色型R2～R6與時間型T1、T2 的7個條目共同形成了新維度1,反映出個體基于“現時-未來”的選擇困境本質上是基于未來后代期望與現時人類生活期望形成的倫理困境[56-57],即對未來群體(家庭)成員角色與獨立個體角色沖突的解讀和判斷過程。因此,本文仍將該維度命名為“角色型(R)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

維度2包含的5項條目皆來自原關系型倫理困境,反映的是個體對“是否迎合或破壞與其他主體現有關系”的解讀和判斷,體現的是“堅持自我訴求”還是“迎合他人訴求”的猶豫和糾結,該維度賦名與之前一致:“關系型(RS)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

維度3包含的5項條目皆來自自我型倫理困境,隱含的是個體在自我價值體系內部沖突時選擇以何類訴求優先的解讀和判斷過程,呈現在食、行等生活習慣中對“高碳便捷”還是“低碳繁瑣”的選擇糾結,該維度仍賦名為“自我型(E)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

維度4是原角色型R7～R9單獨形成而來的,題項涉及個體日?；顒拥墓ぷ?、家庭和公共場所等完整空間[58],反映的是個體依附于不同空間中所承載的環保角色期望差異性和個人訴求差異性所形成的倫理困境。例如,個體因工作空間的員工角色環保期望和家庭空間的子女角色環保期望的差異性而糾結于“是否保持空間行為一致”;又如,個體在公共場所追求的高碳便利和在家庭場所注重的節約成本的差異性而糾結于“是否保持空間行為一致”?；诖?本文認為個體在不同空間領域下會因角色環保期望或個人環保訴求的差異而陷入“是否要保持空間行為完全一致”的困境,該維度可賦名為基于“空間型(S)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

3.3.2驗證性因子分析 應用于驗證性因子分析的325 份有效樣本中,女性占60.3%,未婚占81.5%,26～35 歲占51.4%,碩士及以上占44.3%,并運用SPSS20.0 和AMOS24 進行數據分析。

內部一致性分析結果顯示,每個子維度與總維度的Cronbach’sα值均大于0.7(總體Cronbach’sα=0.938,自我型Cronbach’sα=0.780,關系型Cronbach’sα=0.861,空間型Cronbach’sα=0.900,角色型Cronbach’sα=0.927)(見表5),說明量表信度結果良好[59]。

表5 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驗證性因子分析Tab.5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ethical dilemma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本文檢驗了聚合效度,以驗證提出的測量項目能夠代表結構本身。4個維度對應各個題目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60[60],說明各個潛變量的對應題目均具有代表性。另外,各個潛變量的平均方差變異(AVE)均大于0.4(自我型AVE=0.432,關系型AVE=0.575,空間型AVE=0.691,角色型AVE=0.589),且組合信度(CR)均大于0.7(自我維度的CR=0.792,關系維度的CR=0.870,空間維度的CR=0.870,角色維度的CR=0.908),通過聚合效度檢驗[61]。

在結構效度檢驗方面,原四因子模型的擬合度優于其他模型(χ2=439.437,χ2/df=3.010,RMSEA=0.079,SRMR=0.043 2,CFI=0.933),且差異通過了顯著水平為0.00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模型區分效度良好。

為方便后續實證研究,根據保留的20項居民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條目編寫了調研問卷題項。

4 研究2:我國居民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與親環境行為自覺關系研究

個體因沖突性的行為準則而陷入猶豫和糾結的狀態將會阻礙行為的自覺實施[6],那么,居民親環境行為自覺也會受到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干擾。然而,圍繞兩者關系的實證研究還未能涉及。本文在兩者關系理論假設的基礎上,應用SPSS20.0軟件進行假設檢驗。

4.1 研究假設

居民親環境行為自覺可以分為私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和公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62]。私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是指個體通過自己的努力(時間和精力)來保護環境的主動行為[63-64],公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側重于個體主動向他人傳達對環境問題的態度和關注,如自愿參與環保組織和支持環境政策[63]。

就私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而言,如果居民面臨的倫理困境程度越強,說明感受到的各類規范之間的沖突性越強,個體的猶豫度和糾結度就會越高,私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實施程度便會降低。具體而言,首先,從自我角度出發,居民考慮到親環境行為的“利他”和“自我成本”之間的邏輯矛盾,會擔心自己付出的成本不能及時得到回報,降低了自覺實施私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可能性。其次,就關系角度而言,即使居民自身愿意付出時間和精力參與環保,但考慮到實施環保行為可能會破壞與他人的和諧關系,如在單位關空調可能會讓同事產生意見,此時順從他人非環保期望與堅持自身環保觀念的沖突使居民陷入糾結之中[50],減少主動實施私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可能。再次,從角色角度來看,居民的行為會受到國家、社會、組織、家庭等多元主體的影響[58],而符合環境規范的期望會與另一主體的非環保期望產生沖突,使得居民產生糾結,降低其主動性,進而減少私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實施。最后,不同的空間會產生不同的環境約束力,將會影響居民自身的環保訴求程度[58],如在家會主動節水節電,而在單位就未必如此。這種由不同空間所引發的差異化規范與個人訴求導致環境行為的實施變得更為復雜和難以抉擇,即居民會在空間干擾下陷入糾結的狀態,從而降低居民主動實施私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可能。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1a自我維度的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對居民私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具有負向影響。

H1b關系維度的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對居民私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具有負向影響。

H1c角色維度的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對居民私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具有負向影響。

H1d空間維度的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對居民私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具有負向影響。

公領域親環境行為需要居民通過向他人傳達環境態度和支持環境政策等方式間接促進環境保護[63]。也就是說,居民實施公領域環境行為不僅要參照個人規范,更要考慮他人的期望[65]。具體而言,首先,從自我角度來看,當居民認為向他人傳達環境態度會給自身造成麻煩時,便陷入環保與便利的糾結之中,從而減少自覺實施公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可能。其次,就關系角度而言,維護與他人和諧關系的想法使得居民陷入自身環保訴求與他人非環保期望的沖突之中[50],而公領域親環境行為本身就要求個體去影響他人,抵抗他人的非環保訴求[63],所以關系困境使得居民難以做出實施公領域親環境行為的選擇。再次,從角色角度出發,居民實施公領域親環境行為前需要考慮多元主體的想法[65],某一主體的環保期望與另一主體的非環保期望產生沖突,使得居民陷入糾結之中,降低主動實施公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可能。最后,從空間角度出發,無論是向他人傳遞環保態度還是參加環保組織,都涉及不同空間下的行為選擇問題[58]。這種多重空間的差異性會增加行為選擇的難度,使居民陷入糾結之中,阻礙公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實施。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2a自我維度的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對居民公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具有負向影響。

H2b關系維度的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對居民公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具有負向影響。

H2c角色維度的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對居民公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具有負向影響。

H2d空間維度的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對居民公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具有負向影響。

4.2 樣本與量表選擇

本文于2020年10月至12月進行在線調查,選取中國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等6個區域進行調查2)按綜合地理位置劃分,參考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https://www.resdc.cn/data.aspx? DATAID=276)。發放問卷1 200份,回收問卷1 183份,剔除無效問卷后保留857 份,有效問卷率為72.44%。其中:男性占59.4%,女性占40.6%;已婚占47.8%,未婚占52.2%;25 歲及以下占38.3%,26～35歲占25.9%,36～45歲占20.8%,46 歲及以上占15.0%;高中/中專及以下占30.5%,大專占20.5%,本科占40.5%,碩士及以上占8.50%;華北地區占33.4%,東北地區占18.3%,華東地區占21.9%,中南地區占17.6%,西南地區占1.8%,西北地區占4.8%,其他占2.2%。

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如表4所示20個題項形成問卷進行測量,請受測者回答所感知的困境程度。采用Likert 5點計分法,1～5表示糾結程度逐漸增加,1=不糾結,5=非常糾結。結果顯示,Cronbach’sα=0.988。居民親環境行為自覺參照Lu等[62]所提出的居民公、私領域親環境行為題項,從自覺性視角進行了修訂。例如,私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修訂為“我會主動進行垃圾分類,將垃圾放入相應的回收箱中”(Cronbach’sα=0.949),公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修訂為“我會主動加入與環境保護相關的組織”(Cronbach’sα=0.926)。采用Likert 5點計分法,1～5表示符合程度逐漸增加,1=不符合,5=非常符合。Rice[64]研究發現,女性人群、已婚人群、年齡更小的人群以及受過更多教育的人群更有可能參與環保行為,說明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和人們的公領域與私領域親環境行為是有關的,所以選擇這4類人口統計學特征量作為控制變量。

4.3 研究結果

用SPSS20.0對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4個維度都與居民私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顯著負相關(rE=-0.521,p＜0.01;rRS=-0.525,p＜0.01;rS=-0.490,p＜0.01;rR=-0.503,p＜0.01),與居民公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顯著負相關(rE=-0.582,p＜0.01;rRS=-0.578,p＜0.01;rS=-0.559,p＜0.01;rR=-0.571,p＜0.01)。

進一步采用OLS 線性回歸對數據進行分析。如表6所示,在控制人口特征變量的情況下,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4個維度都對居民私領域的親環境行為自覺有顯著負向影響,假設H1a～H1d得到支持。如表7所示,在控制人口特征變量的情況下,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4個維度都對居民公領域的親環境行為自覺產生顯著負向影響,假設H2a～H2d得到支持。

表6 居民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與私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的線性回歸分析Tab.6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sidents’ethical dilemma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voluntary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the private domains

表7 居民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與公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的線性回歸分析Tab.7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sidents’ethical dilemma of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and voluntary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both the public domains

本文進一步采用Hsieh 等[66]使用的統計方法,比較同一樣本內一個自變量對兩個因變量的影響?？紤]到是單方向比較,故采用單尾檢驗來解釋顯著性水平。如表8 所示,自我型倫理困境對私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影響顯著小于對公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影響,關系型倫理困境對私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影響顯著小于對公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影響;空間型倫理困境對私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影響顯著小于對公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影響,角色型倫理困境對私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影響顯著小于對公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影響。

表8 差異性檢驗結果Tab.8 Results of testing for variability

雖然不同類型的倫理困境對居民公、私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均有顯著的預測效果,但差異性結果分析更值得研究。由表8可知,4種類型的倫理困境均顯著對公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的影響更大,其中,空間型和角色型倫理困境在公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的表現方面更為突出。這可能與不同類型困境中居民的被監督感或被懲罰感在公領域與私領域情境中一致與否有關。首先,自我型困境中的沖突點均為與個人利益相關的行為,如選擇高碳便利的私家車還是低碳耗時的公交車。如果居民實施這些行為時并無明顯的被監督感和被懲罰感,則會保持公、私領域行為自覺的一致。其次,“人情”與“面子”是中國社會生活中繞不開的人際話題。在關系型困境中,其主體是關系中的特定他人,如同事、領導等。特定他人對居民行為的判斷與評價,會讓居民個體感知到強烈的且極具針對性的被監督感。為了維護人情與面子,被監督感被提至首要的顧慮因素[67]。例如,當同事堅持開空調時,環保的居民可能會陷入是否要在辦公室內開空調取暖,以及是否勸說他人關閉空調的困境,即使再糾結,由于同事的監督,居民也會傾向于保持在公、私領域行為自覺的一致性。因為無論公領域還是私領域行為都會有很大機會被同事監督,表現不一致更容易引發同事的排斥[68](懲罰感)。最后,在空間型與角色型倫理困境中,這兩類困境主要涉及各種規范和嚴格的規章制度,其中,大多數環境規范約束的是居民私領域行為規范,如垃圾分類、不破壞草坪等,此時居民關于私領域行為的被監督感和被懲罰感有較為強烈的認識,而公領域行為(如加入環保組織等)的自覺實施與否不會受到規章制度的約束。因此,面對公領域和私領域,居民會體驗到不同程度的被監督和被懲罰感,空間型和角色型倫理困境在公領域和私領域行為中會體現出更明顯的差異?？傮w而言,居民在不同困境類型下的被監督感或被懲罰感的一致性不同,其在不同領域下的行為自覺表現特征也將不同。例如:自我型和關系型倫理困境下,若居民的被監督感或被懲罰感差異較小(雙高或雙低),則其在不同領域親環境行為的表現差異也相對較小;若居民的被監督感或被懲罰感不一致,則其在公領域和私領域親環境行為的表現將存在更明顯的差異。在角色型和空間型倫理困境下,居民的困境程度越高,越能影響其在公領域親環境行為方面的自覺程度。

5 結論

聚焦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把建設美麗中國轉化為全體人民自覺行動”的主要方向,本文創新地從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視角剖析阻礙居民親環境行為自覺實施的重要認知因素。進一步圍繞“個體為何會面臨該類困境”“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內涵和結構”“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是否會影響親環境行為自覺”3個問題進行了研究,并得出以下結論:

(1) 基于親環境行為隱含的“成本”與“利他”邏輯矛盾的深刻剖析,本文創新提出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是指個體在環境規范嵌套于社會規范情境下,通過對系列沖突點進行整體性識別、解讀、評價和判斷,進而選擇符合一方利益的“正確”行為的認知過程。

(2) 引入雙繼承理論,沿著“基因與文化-社會與個人規范-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推理脈絡,綜合扎根理論和定量研究,本文發現了我國居民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四維結構:自我型、角色型、關系型和空間型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

(3) 通過居民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與親環境行為自覺關系的實證研究,發現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4個維度均對居民公、私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產生阻礙。進一步分析發現,4種類型的倫理困境均顯著對公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的影響更大,其中,空間型和角色型倫理困境在公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的表現方面更為突出。這一結論不僅體現了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具有的多元主體、多元價值訴求的差異特征和相互博弈特征,也說明了居民公領域與私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在實踐中并不一致。

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

(1) 引入“心理柵欄”隱喻,對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內涵進行了深度理論剖析。該內涵的提出,不僅論證了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存在的普遍性,也將親環境行為研究的重點轉向了居民心理掙扎、矛盾及失調的內部心理狀態。

(2) 創新性地納入雙繼承理論,認為基因選擇和文化選擇的過程是形成多重倫理困境沖突的源頭因素。以往研究忽視了該理論在倫理困境的應用,但該理論能解釋“知”和“行”不統一的現象本質,故而本文從內部沖突視角探索倫理困境的本質不僅彌補了以往研究的不足,也揭示了行為選擇近端因素的作用機制。

(3) 創新開發和驗證了中國文化背景下居民“自我-關系-角色-空間”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彌補了以往“聚焦于探索親環境行為內化的前因”研究的不足,并為后續研究提供了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結構和測量基礎。同時,本文初步探究了不同類型的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對公、私領域親環境行為自覺的不同影響,為政府綠色政策的實施提供較為實際而非抽象的指導。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啟示:

(1) 聚焦“碳普惠”平臺的“有償”激勵功能,完善其“顯性有償”和“隱性有償”模塊?！帮@性有償”是指為居民的環保行為提供物質回饋,以降低居民對環境行為的“自我成本”與“利他”的矛盾感,進一步提升居民私領域親環境行為?！半[性有償”是指為居民的環保行為提供精神回饋,如完善“碳普惠”平臺中居民環境行為未來效用的可視化功能,將居民親環境行為對環境的未來貢獻提前展現,提升實施環境行為的“稟賦效應”。如此,可使居民認為當下付出的時間、金錢等成本并非“自我損失”,以緩解自我型倫理困境。這樣,居民在提升私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同時,也會愿意帶動更多人一起保護環境,即主動實施公/私親環境行為。

(2) 轉換環保宣傳的焦點主體,培養互相監督的環保氛圍。以往環保宣傳多強調“個人責任”(如“保護環境,人人有責”),雖然能夠增強個人環保意識,卻忽視了其他主體對于個體行為的影響。如果在宣傳中強調環保不僅是每個公民的責任,更是每個家庭和組織的責任,如“保護環境,單位有責、家庭有責”,居民會切實感受到領導、同事、家庭成員與個體環保規范的一致性,居民在實施私領域親環境行為時便不會再有“破壞和諧關系”的顧慮。另外,可招募志愿者擔任區域性“環保監督員”,對不環保的行為(如沒有進行垃圾分類)進行指正和教育。在這種措施下,居民之間的互相提醒可避免對方被監督員“指正”,從而為居民公領域環境行為附加“維護和諧關系”的效果,進一步形成“共同監督”的氛圍,緩解關系型倫理困境,促進公/私領域親環境行為的實施。

(3) 通過多種途徑增強不同空間“命令性環保規范”的一致性,打破不同空間的環保邊界感。例如,在單位和社區設置環保網格員進行對點宣傳、指導和監督垃圾分類處理等,強化工作空間和家庭空間的環保監督感;在公共場所設置醒目的環保標語,并隨機抓拍亂扔垃圾的畫面投放到環保宣傳大屏上,以此增強公共空間的環保監督感和懲罰感。這些措施使家庭空間、工作空間和公共空間都向居民傳達一致的命令性環保規范,打破居民的環保邊界感,建立一套在不同空間中遵從環境規范的行動模式?？臻g型倫理困境由此得到緩解,居民便能夠在不同空間都主動實施私領域親環境行為。進一步,多空間命令性環保規范的一致性能夠使居民感受到環保是社會大眾共同的期望和責任,鼓勵居民主動表達自身環保態度,自覺實施公領域親環境行為。

(4) 著力構建政府、用人單位、社區(家庭)、社會組織等“共同體模式”的環境治理。僅有一方主體承擔環境治理壓力,不僅不能緩解困境,還會增加各類主體間規范和利益等的沖突,引發角色型困境。因此,需要進行分類、分層的環境治理模式設計以平衡壓力,促進多元主體共同治理的積極性和自覺性。例如:政府聚焦主導作用發揮,制定宏觀環境治理調控策略,明確各類主體努力方向;用人單位強調自覺履行環保社會責任,通過環境戰略、創新和管理等多種方式實現員工親環境行為的溢出效應;打開社區或家庭環保教育通道,強化社區和家庭的環境治理助推作用等。通過共同體模式將環保責任融入居民的各個角色中,角色規范統一后,角色型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便也得到緩解,促使居民承擔自身的環保責任。進一步,多元主體環保期望的一致性暗示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應該實施環保行為,強化了居民的社會環保責任感,居民在這種氛圍下愿意承擔起帶領更多人一起環保的責任,逐漸形成實施公領域親環境行為的習慣。

研究不足與未來展望:①本文所得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結構因立足中國本土文化情境,且受疫情影響僅于線上進行數據收集,故而存在文化普適性和樣本量局限性問題。后續研究可圍繞該主題進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大樣本量問卷或現場實驗等多元化調研,探索文化多樣性下的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形態,進一步擴大樣本,挖掘親環境行為倫理結構的地區和城鄉差異。②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對親環境行為自覺的影響情境可能存在劣質低困境與優質低困境兩種情況,其中,優質低困境最有可能導向親環境行為自覺,劣質低困境則會導向非親環境行為。未來可探索如何通過政策手段來干預居民自身優劣困境的轉換,從而推動全民親環境行為自覺的實現。③4類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存在說明,親環境行為領域中產生的沖突源于自身多元利益訴求與多個利益相關者利益訴求之間的矛盾。未來研究可將個體或群體的利益層次與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的多維結構納入同一研究框架,系統研究不同層級親環境行為倫理困境形成的內在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