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產業數字化如何賦能鄉村振興?※

周錦

內容提要：文化產業數字化賦能鄉村振興發展,為鄉村振興提供新動能。構建數字經濟和文化產業評價指標體系,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對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水平進行測度,結果表明中國數字經濟與文化產業發展具有協同效應,且呈現高度協同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構建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空間計量模型對文化產業數字化驅動鄉村振興進行研究。研究發現:文化產業數字化能夠顯著賦能鄉村振興發展戰略,文化資本是間接促進鄉村振興發展的重要機制,但現階段科技創新對鄉村振興存在遮掩效應,且人力資本不存在中介作用。從全國區域上看,文化產業數字化對鄉村振興的影響表現為負向的空間溢出效應。分區域來說,文化產業數字化在東部、中部以及東北地區呈現負向的空間溢出效應,而在西部地區顯示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

一、引 言

從“兩山理論”,到“記得住鄉愁”,再到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必須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鄉村振興戰略在實踐中探索和前行。中共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持續深化十九大鄉村振興戰略舉措(高宏存,2022)。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啟動實施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計劃”,2022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門聯合印發《關于推動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的意見》,提出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計劃,明確了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的實施路線,通過創意設計、演出產業、音樂產業、美術產業、手工藝、數字文化、其他文化產業、文旅融合等重點領域推進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再次強調實施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計劃。2023年1月,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門發通知,提出聯合開展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試點工作。這些政策將文化產業發展納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整體戰略布局,旨在發揮文化產業在賦能鄉村振興上實現產業優化、消費擴張和就業增長等作用,助力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振興,促進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為鄉村振興注入新動能。

文化建設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根本,產業發展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目標,兼備文化特征和產業屬性的文化產業是推動鄉村振興發展的新范式(胡鈺和趙平廣,2022)。當前,學者們圍繞文化產業、鄉村振興、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等內容進行了多視角和多方法的研究。

在鄉村振興研究上,學者們采用熵權法、層次分析法等方法對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進行了相應的構建和分析,且對于“二十字”總要求構建的一級指標選擇基本達成共識(張挺等,2018;毛錦凰,2021)。文化產業發展評價研究比較豐富,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體現出數字化、融合化和開放化的特征(喻蕾,2021),尤其是數字經濟可以促進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在微觀層面可以提升文化企業效率并促進供需匹配,中觀層面延長文化產業鏈并助力文化產業結構升級,宏觀層面發揮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協同發展(韓松和王洺碩,2022;陸建棲和任文龍,2022)。學者們也對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戰略的邏輯、機制、路徑等進行了定性研究,強調數字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為鄉村提供更多更新的文化空間和場景、創業機會以及傳播渠道(李翔和宗祖盼,2020;高宏存,2022;范建華和鄧子璇,2023)。數字化在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過程中,表現為傳統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和數字文化產業新業態,成為鄉村文化供給、文化需求和經濟發展模式新突破的動能。

綜上,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產業或鄉村振興各自的發展模式、指標體系構建及優化路徑等內容,相應的賦能機制與成效的實證研究相對缺乏,且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產業數字化與鄉村振興的空間關聯性。鑒于此,本文首先通過構建文化產業和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文化產業與數字經濟發展的協同效應。在此基礎上,基于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數據結果,采用空間計量模型實證分析文化產業數字化與鄉村振興兩者之間的關系,探討文化產業數字化對鄉村振興的影響機制,并為鄉村振興提供參考路徑。

二、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部署(文豐安,2022)。數字經濟-鄉村振興耦合系統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數字要素和技術是推動鄉村振興各個領域的核心力量(張旺和白永秀,2022)。鄉村振興戰略包含文化、產業、人才、生態等多重目標,文化產業本身具有的多維價值屬性使之能夠賦能鄉村振興戰略。

1. 文化產業數字化對鄉村振興的直接影響

數字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體現在推動產業高級化、文化復興、低碳轉型和城鄉命運共同體構建(范建華和鄧子璇,2023)。具體表現在:一是文化價值,文化建設對于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具有重要作用,文化產業數字化賦能鄉村文化建設,一方面能夠更好地滿足農民的文化精神需求,另一方面能夠更好地傳承和發揚鄉村傳統文化,提升鄉村文化自信,反向促進鄉村文化產業發展。同時,文化治理是鄉村振興的內在環節,通過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過程,打響鄉村特色文化品牌,促進鄉村文化治理在更大區域形成文化認同和社會認同,提升新鄉賢的精神內核。二是產業價值,推動文化產業數字化賦能鄉村消費結構升級,激發線上和線下文化消費需求,推動鄉村文化消費擴容提質。信息化平臺為鄉村創新發展提供了發展機遇,基于鄉村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數字化平臺在鄉村振興中的數字文旅、數字文娛等實踐和應用,可以推動鄉村優秀文化遺產的創新性發展。積極推進電子商務進鄉村,實施“數商興農”工程,通過數字化平臺以直播、線上網店等在線銷售形式拓寬農副產品的市場份額。三是生態價值,文化產業數字化創新發展,可以推動鄉村生產空間的綠色構建,實現人文資源和自然資源的有機結合,促進新型生態農耕文明建設,打造和諧有序的宜居環境。數字文化產業可以助力鄉村信息化發展,縮減城鄉數字鴻溝,擴大數字經濟在鄉村發展中的應用場景。通過多渠道的文化信息共享,提高農民參與鄉村建設的能力,降低農民參與鄉村自治的門檻,促進鄉村生態體系構建?；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設1:

假設1:文化產業數字化能夠顯著賦能鄉村振興戰略。

2. 文化產業數字化對鄉村振興的間接影響

文化、人才、資本是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的基本要素(胡鈺和趙平廣,2022),發揮文化產業的關聯性和融合性,推動鄉村產業融合發展和全面振興。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為鄉村振興帶來多維價值,“文化+數字”能夠推動鄉村振興實施,為鄉村振興發展提供科技、文化和創意等支持,改變鄉村發展從傳統資源依賴到數字創新驅動的轉型,促進鄉村社會、經濟、生態等全面發展。

(1) 技術創新效應:文化產業數字化賦能鄉村產業振興。數據是新時代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關鍵要素,文化產業數字化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注入新動能,發揮數字文化在智慧農村建設中的作用,引導鄉村社會經濟發展。從宏觀層面來說,作為數字基礎設施的“互聯網+”,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產、流通等環節廣泛應用,推動傳統農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持續助力鄉村振興發展。數字化可以實現城鄉之間數據互聯互通,線上業務協助協同,促進鄉村各產業融合和升級發展。從產業層面來說,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擴展了鄉村數字化應用和發展,在傳統的鄉村節慶演出、文化旅游等模式外,推動了數字表演、數字消費等新興文化業態。在微觀層面,數字技術為鄉村文化振興提供新保障,改變了鄉村文化傳播方式和手段,有效引導文化生產和消費資源從城市到鄉村的流動,促進城鄉要素資源流動?；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設2:

假設2:文化產業數字化通過技術創新賦能鄉村產業振興。

(2) 人力資本效應:文化產業數字化促進創意人才流動。人力資本是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文化產業數字化賦能鄉村振興需要不同層次的專業人才隊伍進入到鄉村文化產業發展中,包括鄉村文化傳承、數字技術應用、產業經營管理等專業人才。在城市化進程中,鄉村人力資源的單向流動已經造成鄉村空心化,如何引導各類人才回流鄉村引發思考。數字文化人才是賦能鄉村振興的原動力,需要重視鄉村人才選拔以及培養工作,支持“文化產業特派員”工作開展,加強高素質鄉村文化人才隊伍建設,培育一批優秀的鄉建人士。通過完善網絡培訓,構建文化數字教育平臺,培養鄉村經濟發展所需的經營管理、技術和創意等人才,加大扶持力度引進“新鄉賢”以減少“數字化貧困”等現象?；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設3:

假設3:文化產業數字化通過人力資本累積賦能鄉村振興。

(3) 文化資本效應:文化產業數字化培育鄉村文明新風。當前,鄉村文化建設仍然圍繞公共文化服務為主,具有鄉村特色的文化供給仍然不足。自然環境、歷史遺產和文化模式是鄉村文化振興的重要動力,通過文化創意和創作可以賦能鄉村傳統農業的文化附加值,為鄉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提供資源(MacDonald和Jolliffe, 2003)。文化建設是鄉村振興的重要部分,能夠推動鄉村潛在的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資本,塑造鄉村文明新風。只有當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資本時,才能充分發揮鄉村文化資源的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實現文化與經濟耦合。隨著數字文化產業不斷發展,鄉村文化資源和文化內容載體的形式向著多樣化不斷發展,文化資本的媒介方式和傳播方式更加豐富,得到了數字技術的有力支撐,喚醒了鄉村新青年一代對于鄉村傳統文化的認知。數字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要避免鄉村產業的同質化發展,尤其注重當地文化資源稟賦積累,在特色化和差異化中實現鄉村文化建設和發展?；诖?本文提出研究假設4:

假設4:文化產業數字化通過文化資本累積賦能鄉村振興。

綜上可知,數字經濟與文化產業具有協同發展效應,共同促進文化消費市場擴展,并推動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賦能鄉村振興主要表現在促進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等方面,借此實現其文化價值、產業價值和社會價值等多重價值,并通過技術創新、人力資本和文化資本等影響鄉村振興戰略實施。

三、研究設計

1. 實證模型設計

(1) 耦合評價方法。數字經濟在供給端、生產端以及需求端促進文化產業轉型發展,二者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耦合性。本文使用TOPSIS熵值法確定權重后,通過建立“數字+文化”耦合度模型與協調度模型,分析二者之間融合發展的狀況,公式如下:

(1)

其中,U1為數字經濟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U2為文化產業系統的綜合發展水平,C表示二者之間的耦合度。

T=aU1+bU2

(2)

(3)

進一步通過確定兩個系統的權重得到耦合協調度,分析二者之間的協調一致性。其中,T表示兩系統的協調度,a為數字經濟權重,b為文化產業權重,本文認為二者貢獻度同等,對a、b的取值均為0.5,D表示“數字+文化”的耦合協調度,即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水平。

(2) 空間計量模型構建。本文旨在研究文化產業數字化是否能賦能鄉村振興,各地區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是否存在空間依賴性,因此分別建立三種常用的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分析。

構建空間滯后模型(SAR):

(4)

其中,σ1表示空間滯后系數,κ1、κ2表示變量回歸系數。

構建空間誤差模型(SEM):

lnRuralit=τ1lnCudigit+τ2lncontrolit+υt+φit

(5)

其中,τ1、τ2表示變量回歸系數,I1表示空間自回歸系數,φjt表示空間自相關的殘差項。

構建空間杜賓模型(SDM):

(6)

式(4)-(6)中,下標i、j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Wij表示n×n階標準化后的i行j列空間權重矩陣,ρ1～ρ3表空間回歸系數;lnRuralit表示被解釋變量鄉村振興,lnCudigjt表示核心解釋變量文化產業數字化,lncontrolit表示一系列控制變量;εit表示隨機效應,其余參數為待估系數。此外,考慮到我國鄉村地區整體的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水平的落后和存在的巨大發展空間,以及數字基礎設施和文化基礎設施的不完善,只控制時間固定效應υt。這更能強調整體趨勢,也能更清楚地觀察文化產業數字化在鄉村地區的發展情況是否逐步改善,并探索其潛在的鄉村振興效應。同時,不考慮地區差異使我們能夠集中關注鄉村地區整體的發展潛力和空間,而不會受到個體地區特征的干擾,有助于確定鄉村地區在數字基礎設施和文化基礎設施方面的差距,并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直接的信息和結果。然而,只控制時間固定效應存在以下局限:無法捕捉到地區之間的異質性和差異性,以及各地復雜的文化差異和地區特定因素對鄉村振興的影響。因此,本文的研究結果僅為初步的結果探析。

(7)

(8)

(9)

(3) 空間中介效應模型構建。除了式(4)、(5)、(6)所體現的直接效應,為討論文化產業數字化對于鄉村振興可能存在的間接影響,對技術創新、人力資本、文化資本進行作用機制檢驗。

空間滯后中介效應模型構建:

(10)

(11)

空間誤差中介效應模型構建:

(12)

(13)

空間杜賓中介效應模型構建:

(14)

(15)

2. 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本文樣本為2013-2020年全國31個省份的面板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文物文化統計年鑒》《中國文化及相關產業統計年鑒》《中國城鄉建設統計年鑒》《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中國社會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國泰安數據庫以及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網。部分缺失數據采用線性插值補齊,為降低異方差的影響,對所有變量均取自然對數值。

(1) 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水平?！笆奈濉睍r期,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是我國社會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占據國際文化產業鏈高端地位、賦能國內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以及提升中華文化影響力是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的核心目標。本文對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水平的測度,主要圍繞數字經濟與文化產業的融合展開,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計算文化產業數字化。本文參考劉靜和惠寧(2020)、喻蕾(2021)、黃蕊等(2021)、陸建棲和任文龍(2022)研究,從產業基礎、產業規模、產業創新和產業支撐四個方面構建文化產業評價指標體系。此外,多數研究主要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和數字創新水平四個方面構建數字經濟指標體系(溫珺等,2019;楊慧梅和江璐,2021;王軍等,2021),在參考前人研究基礎上,本文依據數字經濟內涵和文化產業指標體系構建背景,從數字基礎、數字規模、數字創新和數字應用四個方面構建數字經濟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數字經濟與文化產業發展耦合指標體系

(2) 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特色文化產業作為鄉村特色產業之一,依托農業鄉賢文化、農業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文化資源賦能鄉村振興,有助于構建現代鄉村產業體系,推動鄉村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促進生活富裕(肖衛東,2023)。在國家數字化戰略推動背景下,借力數字時代發展機遇,依托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賦能鄉村文化發展,為鄉村振興提供持續動力。本文參考張旺和白永秀(2022)、蘆風英等(2022)、徐雪和王永瑜(2022)研究,構建鄉村振興的評價指標體系,并采用熵權法確定其權重。指標體系包括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個方面,最終確定5類一級指標,17項二級指標,如表2所示。

表2 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

(3) 其他變量。為了控制其他變量可能對鄉村振興產生的影響,本文在考慮現實情況的基礎上,選擇將經濟發展水平(GDP)、金融支持(Fin)、城鎮化率(City)、產業結構(Struc)、受教育程度(Educa)作為本文的控制變量。為進一步探析文化產業數字化對鄉村振興的作用機制,在數據可得的基礎上,參考車樹林和石奇(2022)等相關研究,選取與文化產業相關性較高的中介變量,機制檢驗文化產業數字化賦能鄉村振興的直觀影響:采用文化及相關產業專利授權總數項(Innov)表示技術創新中介指標;文化藝術科技、科研機構從業人員數(Humca)表示人力資本中介指標;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Herit)表示文化資本中介指標,該指標共分為五批,不是連續按年份新增,缺失的當年數據由延續上一年的數據所得。表3為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表3 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1. 數字經濟與文化產業協同發展水平分析

根據耦合協調度計算過程,最終得出2013-2020年全國31個省份數字經濟與文化產業耦合協調度。通常而言,耦合協調度越大,兩系統之間發展的協調一致性越強。如圖1所示,將我國31個省份劃分為東、中、西及東北地區四個地區來看(1)注:四大區域劃分標準源于國家統計局。東部: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部: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 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東北: 遼寧、吉林和黑龍江。,東部地區“數字+文化”協調發展程度最好,2013-2020年的耦合協調度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屬于全國范圍內“數字+文化”協同發展較為優秀的地區范圍;中部地區的協調發展程度與全國平均水平相差不大;西部地區與東北地區協調發展水平較為相近,整體來說水平落后,距全國平均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

圖1 2013-2020年耦合協調度均值分析

如表4所示,具體到各個省份而言,全國31個省份數字經濟與文化產業的發展并不平衡,總體來說,“數字+文化”協同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狀況關聯性較強。耦合協調度排在前五名的省份分別是廣東、北京、江蘇、浙江、山東,集中在東部沿海經濟發展狀況較好的地區,而失調程度嚴重的地區大多集中在我國的西部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地區。但通過2013年和2020年對比可以發現,各省份的“數字+文化”協調發展狀況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協調發展最好的省份是廣東,從2013年的勉強失調到2020年實現中級協調,協調發展最為不足的西藏也從2013年的極度失調上升至2020年的嚴重失調。2013-2020年數字經濟與文化產業兩者之間的耦合協調度整體呈現上升趨勢,說明我國“數字+文化”之間協同發展水平正在穩步上升。

表4 2020年和2013年全國31個省份“數字+文化”耦合協調度分類排序

數字經濟深入改變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形態,基于文化與科技融合,加快發展數字文化產業,可以助力構建現代文化產業體系,也是數字經濟時代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數字經濟的數據支撐、融合創新和開放共享等三個主要特征(陳曉紅等,2022),為文化產業在數字經濟時代的發展賦予了新的動能。首先,數據技術支撐了文化消費的大數據挖掘,讓文化產品的大眾市場不斷延伸到小眾產品,長尾市場被個性化和定制化的數字文化產品充分挖掘。借助數字技術促進傳統優秀文化資源數字化,滿足多樣化現代文化消費需求,為消費者帶來更多的效用。其次,數字經濟在不斷與實體經濟融合過程中,可以促進文化產業數字化轉型,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在文化產業的正外部性作用(韓松和王洺碩,2022),以擴大范圍經濟效應,促進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融合發展。最后,數字經濟不僅打破了區域間要素流動的壁壘,還突破了文化產品傳統的時空限制,通過擴散效應的作用,信息要素的自由傳遞將地理距離帶來的生產成本大大降低,區域間的互聯互通增強了文化產業的協同發展能力,加速了數字文化產業虛擬空間的建設,形成了文化產業的數字生態系統?；谖幕a業供給端、生產端和需求端數字化發展,可以促進文化產業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顧江,2022)。

2. 基準回歸分析

基準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在地理距離權重矩陣下lnCudig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文化產業數字化能夠顯著促進鄉村振興,可知研究假設1成立。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帶來了鄉村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文化產業的業態創新和產業融合發展,助力鄉村產業興旺。文化產業數字化促進文化資源利用與生態文化理念更好結合,線上消費空間和線下生態空間進行同步構建,協助鄉村營造生態宜居。發揮鄉村文化在虛擬空間的有效傳播,幫助村民重審鄉村文化精神和價值內涵,培育鄉風文明。文化治理是鄉村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可以促進鄉村社會認同和秩序的和諧發展。文化產業在數字化過程中,可以進一步提升文化資源經濟價值,推動鄉村文化旅游產業發展,增加就業崗位并擴寬鄉村居民的收入渠道,實現生活富裕。

表5 基準回歸結果

從其他各個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來看,lnGDP、lnFin和lnEduca的回歸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這可能的原因在于鄉村地區的人才流失導致的“農村空心化”問題尚未緩解,經濟發展水平較好的地區會吸引資源和人才向城市聚集,農村居民會尋求獲得更好的教育、醫療、文化和職業機會等資源,加劇了城鄉差距,進一步阻礙了鄉村的發展;由于鄉村地區的融資渠道和金融產品與服務相對匱乏,且金融機構往往更傾向于選擇低風險、高回報的項目和地區,而鄉村地區的經濟項目風險相對較高,導致鄉村企業和農民在金融服務的獲取方面存在困難,鄉村經濟的發展受到限制;教育資源集中向城市傾斜,而鄉村地區的學校和教育機構缺乏高質量的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會,面臨師資力量不足、學校設施不完善等問題,可能無法留住本地的教育人才。教師和教育專業人才的流失又會導致鄉村地區的教育質量下降,難以提供良好的教育服務,從而限制鄉村居民的知識和技能培養,難以滿足鄉村經濟發展的需求。

lnCity和lnStruc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城鎮化進程通常伴隨著基礎設施的改善和擴建,如交通、電力、通信等。這些基礎設施的改善可以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進程,通過引進現代農業技術、科學種植方法和管理經驗,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農產品質量,有助于農村地區實現農業產業的升級。第三產業比重增加代表文化產業、旅游業、餐飲住宿和零售業等服務業的繁榮發展,具有較高的就業彈性和就業機會,有助于人口留存和收入增加。鄉村地區可以不再局限于傳統農業發展,通過引入更多產業鏈條,可以拓寬農村經濟發展的領域,從而實現鄉村經濟多元化發展。

3. 空間效應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文化產業數字化對鄉村振興的空間效應,本文采用Lesage和Pace(2009)提出的偏微分法將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系數分解為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如表6所示。直接效應列(1)列(2)的lnCudig估計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而間接效應列(3)列(4)的lnCudig估計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結果表明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程度的提高可以為鄉村振興帶來許多積極的影響,例如創造就業機會、促進文化傳承、推動農村旅游等。然而,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對鄉村振興存在負的空間溢出效應?？傂诳臻g杜賓模型和空間滯后模型下的系數分別為-0.257和0.446,空間杜賓模型下總效應為負值的原因在于文化產業數字化對其他省份鄉村振興產生的負向抑制效應超過對自身的正向促進作用。

表6 空間效應分解

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較快地區會吸引其他地區的經濟活動和人才、資金等資源轉移到當地,虹吸效應為數字化發展緩慢地區帶來負外部性。農村居民的數字化平臺和工具操作能力不足,無法滿足數字化時代職業相關能力的要求,會阻礙農村居民就業及創業,從而導致鄉村市場規模受限(Erdiaw-Kwasie和Alam,2016)。省際間的數字化發展差距、人才流失和集聚效應、資源分配不均以及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差異,導致在鄉村振興發展方面存在不平衡的競爭態勢。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仍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存在區域發展差距。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較好的地區擁有更先進的技術和基礎設施,數字文化產業規模和科技實力相對欠缺的地區難以在數字經濟時代中獲得競爭優勢,進而產生負向效應。比如,區域間的人才爭奪會拉大人才差距,從而限制其促進鄉村振興的機會和潛力。此外,社會文化和認知差異也可能導致負向效應,由于“數字鴻溝”,有些省份地區對數字技術和文化產業的認知和接受度較低,缺乏推進文化產業數字化的積極性,限制了文化產業數字化對鄉村振興的賦能。數字化技術的應用可以為農產品創造更多附加值和差異化優勢,例如品牌化、定制化和溯源系統等。但鄉村地區缺乏數字化平臺建設,限制了鄉村地區農產品附加值的提升,導致農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相對較弱,難以獲得更好的市場份額,從而影響鄉村振興的經濟效果。

4. 穩健性檢驗

(1) 變換空間權重矩陣。為進一步驗證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本文將地理距離矩陣換成空間鄰接矩陣和空間經濟距離矩陣,以此進行穩健性檢驗。根據表7列(1)至列(6)的估計結果顯示,lnCudig的估計系數在1%顯著性水平上為正,表明文化產業數字化對鄉村振興的促進作用仍穩健存在,即研究假設1穩健,這也證明了估計結果并非是由空間矩陣產生的偽因果,該結論和前文研究具有一致性。

表7 變換空間權重矩陣

(2) 替換變量。替換被解釋變量:夜間燈光反映了鄉村地區的人類活動水平和發展狀態,可以作為評估鄉村振興的重要指標。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人們對于提升農村地區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關注不斷增加。夜間燈光數據具有以下優勢:一是夜間燈光亮度和分布可以反映人口分布和聚集情況,揭示人口變化和遷徙趨勢,為鄉村規劃和資源配置提供依據。二是夜間燈光的明暗程度和變化可以反映鄉村經濟活動的興盛程度,包括商業發展、農業生產和服務業水平。因此,本文借鑒賴德勝等(2022)的研究,將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公布的夜間燈光數據(整合DMSP-OLS和SNPP-VIIRS數據且得到矯正后的平均值)作為鄉村振興的替代變量(2)數據來源: Wu Y., K. Shi, Z. Chen, S. Liu and Z. Chang. Developing Improved Time-Series DMSP-OLS-Like Data(1992-2019) in China by Integrating DMSP-OLS and SNPP-VIIRS.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2022, 60: 1-14.。結果如表8列(1)至列(3)所示,lnCudig的估計系數通過了1%的正向顯著性水平檢驗,即表明研究假設1穩健。

表8 替換變量

替換解釋變量:本文使用文化產業綜合發展水平和數字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的耦合協調度測算文化產業數字化水平,并未基于數字文化產業細分指標進行分析。本文基于數據可得性和科學性,從數字文化企業層面出發,將動漫企業營業收入(lnDdig)作為新的文化產業數字化指標。動漫產業可以將鄉村地區的優秀傳統文化資源作為創作元素與科技元素深度融合,生產鄉村文化精品,提升鄉村地區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此外,廣播電視產業是直接反映鄉村數字信息技術發展的產業之一,并且也是農村居民接觸數字化文化產品和服務的最直接渠道之一,因此同時將廣播電視營業收入(lnGdig)也作為新的解釋變量。廣播電視媒體可以為鄉村地區提供及時、廣泛的信息傳播平臺,使鄉村農民能夠了解到國內外的政策、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動態,以更好地了解市場需求和發展機會,提高農村居民的信息素質,促進鄉村經濟的發展?；貧w結果如表8列(4)至列(9)所示,lnDdig和lnGdig的回歸系數在1%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文化產業數字化對鄉村振興存在正向的促進作用,研究假設1依舊穩健。

5. 機制效應檢驗

由表9知,文化產業數字化對鄉村振興和中介變量的估計系數均通過了1%的正向顯著性檢驗。文化資本的估計系數也在1%水平上顯著促進了鄉村振興,而技術創新、人力資本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為負向抑制作用。同時,通過Sobel檢驗和Bootstrap檢驗發現:其一,科技創新(文化及相關產業專利授權數)對鄉村振興存在顯著的遮掩效應,研究假設2未得到驗證。文化產業的顛覆性創新不僅僅是單一文化主體的創新行為,還會受到創新生態體系的影響(Ansari等,2016)。文化產業相關專利的價值在于其轉化為實際應用和商業化能力,而鄉村地區技術轉化和商業化能力相對較弱,且鄉村地區的市場規模較小,消費需求相對有限,往往難以將科技專利有效地轉化為經濟效益和社會價值。同時,科技專利的申請和保護需要投入研發設施、人才、資金等大量的資源和科技支持,鄉村地區往往面臨資源投入不足和科技支持不充分的問題,這進一步削弱了鄉村地區在科技領域的發展和影響力,對鄉村振興產生了限制。其二,人力資本不存在中介效應(Bootstrap檢驗不顯著:Z=-0.070;p=0.941),研究假設3未成立。人力資本的測量指標可能無法全面準確地反映文化產業數字化為鄉村振興所帶來的就業機會增加和人才回流的顯著影響。由于文化藝術科技、科研機構的從業人員數較少,人才儲備不足會限制鄉村地區在數字化領域創新能力,導致文化產業數字化無法通過該人力資本指標顯著促進鄉村振興,需要進一步提高人力資本水平(胡慧源和李葉,2021)。其三,文化資本對鄉村振興存在顯著的部分中介效應,研究假設4成立。鄉村地區通過數字化技術的應用,能夠更好地保護和傳承本地的文化遺產,充分挖掘和生產更多的文化資源和創意產品,促進文化資本的積累和提升,從而開拓更廣闊的市場,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資者,推動文化旅游和創意產業的發展。此外,文化資本還能提高鄉村地區的品牌知名度,為鄉村地區帶來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促進鄉村經濟發展。

表9 機制效應檢驗

6. 異質性檢驗

結合前文文化產業數字化耦合協調度的區域差異結果,本文將全國劃分為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部地區四大區域,選用空間杜賓模型進一步討論文化產業數字化對鄉村振興的區域異質性影響,結果如表10所示。

表10 區域異質性檢驗

從直接效應來看,四大區域文化產業數字化對鄉村振興都有著正向的促進作用,但東北部地區該作用不顯著。東北地區的經濟結構以重工業和傳統產業為主,文化產業在東北地區的發展相對較弱,且東北地區的人口規模相對較小,市場規模相對有限,對文化產業的數字化發展提供的市場需求相對較少,從而限制了文化產業數字化對鄉村振興的促進作用。此外,盡管西部地區的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但由于西部地區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文化資源、民宿傳統和歷史遺產等地域特色資源,這為文化產業數字化提供了寶貴的資源和創作主題,文化產業數字化有機會滿足當地特定的需求,也意味著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促進鄉村振興。因此,文化產業數字化在西部地區對鄉村振興的直接效應高于中部和東北地區。

從間接效應來看,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東北地區文化產業數字化對其他省份地區鄉村振興存在負向的間接效應,西部地區存在正向的間接效應。其中,東部地區文化產業數字化賦能鄉村振興發展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均為最顯著。東部地區經濟相對發達,擁有更為豐富的文化資源、文化機構和創意產業集聚區,使得東部地區的文化產業數字化水平和鄉村經濟發展相對較好,而周邊地區的資源和人才會大量流向東部地區,且東部地區可能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資本投入。因此,其他省份地區可能面臨來自東部地區數字文化產業的競爭壓力,導致其鄉村振興受到一定的制約。

五、結論與啟示

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為鄉村振興實施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模式,鄉村振興也為數字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的市場和路徑。數字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戰略,在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等層面都具有不同的表現機理,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供了新的路徑。本文首先參考相關研究,構建了數字經濟和文化產業評價指標體系,采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對2013-2020年文化產業數字化發展水平進行測度,研究結果表明我國數字經濟與文化產業發展呈現出協同效應,協調結果雖有波動但總體上表現了高度協同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構建鄉村振興評價指標體系,基于2013-2020年省級面板數據,采用空間計量模型對文化產業數字化驅動鄉村振興內在機理進行研究,基準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文化產業數字化能夠顯著賦能鄉村振興發展戰略,后續的相關穩健性檢驗表明該結論依舊成立。通過將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對鄉村振興的影響系數分解為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用來進一步分析文化產業數字化賦能鄉村振興的空間效應。從全國區域上看,文化產業數字化對鄉村振興的影響表現為負向的空間溢出效應。分區域來說,文化產業數字化在東部、中部和東北地區呈現負向的空間溢出效應,而在西部地區顯示出顯著的正向直接效應和空間溢出效應。機制效應檢驗表明,文化產業數字化可以通過文化資本賦能鄉村振興發展,但科技創新抑制了鄉村振興,且人力資本不存在中介作用,如何發揮數字技術和人力資本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作用,值得進一步探索和實踐。

鑒于以上結論,說明我國文化產業數字化賦能鄉村振興具有空間不平衡性,我國在推動文化產業賦能鄉村振興戰略時,需要因地制宜,充分發揮地方優勢,突出各地區文化產業數字化賦能鄉村振興戰略的發展方向和任務重點,以促進文化產業數字化對鄉村振興的空間溢出效應。文化產業數字化賦能鄉村振興,具體發展路徑包括:一是完善配套相關產業政策支撐,創新鄉村經營模式。在國家頂層設計的政策體系下,繼續完善地方配套性支持政策,促進數字文化產業深入推動鄉村振興的功能發揮,為鄉村全面振興助力。二是加快實施文化數字化戰略,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科技創新投入,以此培育新的文化業態,促進文化產業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為數字鄉村發展提供堅實基礎。三是集聚復合型人才,制定多樣化人才培育計劃。建立吸引人才集聚鄉村的有效機制,調動社會不同主體參與鄉村建設中,為鄉村振興的科技、金融、運營等不同環節引入專業人才,構建鄉村數字文化人才鏈,解決相應的發展難題。四是推動文化資本創造性轉化,通過加強鄉村振興文化建設,重塑鄉村居民文化自信和價值觀念,凸顯鄉村地域文化特色,弘揚鄉村優秀傳統文化。借助文化產業中的創意設計、演出產業、音樂產業等,培育和發展鄉村特色文化產業,重塑鄉村文化產業價值鏈。延伸產業鏈作用,借助數字文化企業和平臺,創新鄉村特色文化產品的創作、傳播和展示,塑造區域農產品品牌形象,構建特色鄉村產業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