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克爾“量質權衡”人口論芻議※
—— 基于家計金融擴張與家庭資產負債表衰退“合成謬誤”視角

苗國 周恬恬

內容提要：人口再生產作為家庭再生產最重要的“資產建設”科目,具備“儲蓄”“保險”及“期貨”等多重家庭金融資產含義。子女后代從家庭私有逐步成為國家和社會公共產品,生兒育女這一底層家計資產的“金融化”趨勢緊隨其后。生育行為“養兒防老”的社會功能被家計金融進一步弱化,金融虛擬財富對老年生活質量的保障功能愈加重要,但家計金融無法從本質上替代“養兒防老”。面對少子老齡化誘發的金融市場動蕩,金融體系的“膨脹-衰退”周期與人口通縮密切關聯,防范各層級資產負債表衰退,東亞鄰國的“合成謬誤”歷史教訓值得借鑒反思。

一、引言:家計金融的由來

金融作為一種跨期價值交換、資金融通和資源配置的組織方式,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區域邊界和社會組織基礎,伴隨金融化的全球擴張,中國經濟與社會的金融化迅速推進(戈茲曼,2017;艾云和向靜林,2021)。作為家庭再生產最重要的“資產建設”科目,生育下一代是儲蓄代際養老資源的唯一載體。無論選擇何種經濟制度和社會發展模式,家庭生計可持續的“生命中樞”,都緊密圍繞人口和家庭再生產這一核心組織功能展開。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人口發展態勢、家庭生計模式與金融活動形式都經歷了動態且深刻的現代化變革。作為一個全球現代性景觀,金融滲透與家庭生計模式的演化、變遷和重塑緊密聯系,全生命周期代際更替所依賴的生育和養老資源配置規律,也因家計模式的“金融化”出現顛覆性轉變:傳統社會生育與養育子女基本是在家庭內部完成,其成本主要由家庭和父母來承擔,孩子長大成人的受益者也主要限于家庭內部,較少發生外溢。隨著現代國家體制完善,社會化大生產通過社會福利制度建立了一個生育成本共擔、生育收益共享機制,各種“搭便車”效應使得家庭人口再生產出現“激勵倒置”(苗國和陳友華,2019)。

傳統家計模式下,多生育子女家庭會承擔更多的成本與壓力,但同時也會獲得更多收益回報。子女后代的“家庭私有化”屬性有利于形成“權責統一”的人口再生產激勵機制保障,子女后代逐漸公共產品化,使得低生育危機在全球蔓延。進入數字經濟時代,現代金融數字技術的滲透使得家庭生計資源日益虛擬化。作為家庭內部的一種跨期價值交換和風險轉移機制,現代金融工具對家庭內部的生產、儲蓄與消費行為偏好帶來顯著影響。無論是投入端、風險端,還是收益端,家庭養育子女都在被迫加入“金融化”社會體制?，F代家計金融擴張對子女后代公共產品化起到進一步的“加杠桿”作用,經濟和社會“金融化”通過“期限錯配”機制,潛移默化地重塑了家庭單元的組織過程、人口再生產策略以及遠期養老安排——家庭內部生育子女的各項投入是相對確定的,但養育成本愈加高昂,家庭投資子女的預期回報變得高度“不確定性”,或曰金融風險化,甚至個體生育和家庭人口再生產的意義都大有被現代金融體制“肢解”的趨勢。隨著現代社會福利的逐步完善,在低生育社會“偷竊”私人家庭養育子女回報的,不僅包括代際財富轉移的國家體制,金融市場擴張和工具數字化入侵也對人口家庭再生產意義的“虛無主義”文化滲透貢獻甚多。家計與金融兩者合并構成“家計金融”新概念,將其應用于分析經濟和社會金融化趨勢對家庭內部“兩個再生產”行為策略的影響,具有前沿學術價值和理論創新意義。

二、文獻綜述與新研究進路

家計(house holding)是指家庭生活的運作原則,家計模式即家庭在生產、消費、積累等方面的行為特征。傳統家計研究主要聚焦“維持單個家庭自給自足”和“規范家庭的組織過程”這兩層功能,家計被視作家庭延續、變化以及對外部世界的現實反應,而非僅是靜態的經濟社會現象(劉新宇,2018)?，F代家計研究的視角更加多元,包括教育改革、鄉村振興、代際關系流變、財富分配不平等與金融減貧等領域(王敬和海莉娟,2020;甘犁等,2018)。經濟與社會的金融化使家計金融逐漸成為鏈接“家庭-社會”的關鍵紐帶,在經濟和社會結構中發揮“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有形與無形資產被數字金融技術“虛擬化”,存款、保險、理財、基金、信托等家計金融手段,豐富了現代家庭在生產、消費、積累等方面的選擇;另一方面,家計金融以子女后代為代際資源傳遞的底層資產,數字金融在重塑現代家庭全生命周期的“資產-負債-現金流”收支平衡規則,并改變現代社會青壯年群體儲備養老和撫育這兩種關鍵代際資源的行為邏輯。

金融的本質是媒介,以簡單、直接、有效的方式將儲蓄轉為投資,實現資金跨時間和跨空間的交換(劉俏,2023)。生育以組建家庭為基本形式繁衍下一代,具有顯性為“一小”和隱性為“一老”的雙重功能,“一小”即“迎新”“育新”,通過制度保障和文化位育完成代際賡續(費孝通,1999)。生育還具備復雜而精密的隱性社會功能——為“一老”籌備養老資源。通過構建家庭代際關系,組建親緣社會網絡,幫助家庭社會成員抵御外部及遠期風險,“養兒防老”社會規范與文化功能是抵御“人口和家庭再生產” 風險的重中之重,費孝通先生于1982 年、1983 年和 1985 年的三篇經典論文專門討論中國家庭結構變遷,提出一個重要的家庭經濟學觀點:代際關系是社會結構的表征,“撫養-贍養”是代際之間延時性的交換關系,代際“反饋模式”是中國社會結構得以綿延的核心要素(費孝通,2009)。把金融理解為將儲蓄轉換為投資所發生的一系列活動的總和,那么這些活動的參與者(個人、家庭、企業、社會團體、國家等)之間的多重交互關系,規范這些活動的宗教文化、社會習俗、法律制度、公共治理體系等,以及這些活動置身于其間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支撐這些活動的科學技術和知識思想體系,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人類發展史上色彩斑斕的各類金融(劉俏,2023)。若將金融簡化理解為一種跨期價值交換和風險轉移的手段與激勵機制,“養兒防老”本質屬于代際之間的延時性交換關系,那么生育行為屬于天然的金融化跨期交換社會行為,生育行為本身屬于某種代際資源調節的金融工具。

筆者將“家計金融”(householding finance)初步定義為現代數字化金融工具滲入家庭生產、消費、積累領域后,與“一老一小”代際資源轉移相關的,嵌入家庭“兩個再生產”的期限調節和風險轉移金融工具?，F代金融不僅通過經濟活動影響宏觀社會變遷,在微觀家庭領域,養老金融服務的發展也改變了人們的養老觀念,樹立長期養老規劃、建構現代金融養老意識愈加重要(江世銀等,2021;潘文東等,2021)。金融擴張和金融普惠在釋放發展機會、提升家庭收入、降低教育不平等及生活質量貧困的同時,也由于資本無序擴張與自循環的相互強化,增加了金融系統自身和實體企業的經營風險(尹志超和張棟浩,2020;李成威和詹卉,2022)。中國深度的人口老齡化及居民有限的金融素養“僵化”了家庭對金融資產的配置(盧亞娟和何樸真,2022)。數字金融具有信貸軟約束特征,可導致信貸市場出現過度授信和過度借貸,引起家庭債務擴張,加大家庭負債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王海軍和楊虎,2022)。與積淀較豐富的“家庭金融”研究范式相比,“家庭金融”和“家計金融”兩者之間既有概念重疊也存在顯著差異,前者更多從純金融活動視角,研究家庭對金融資產和負債的綜合管理,主要包括以家庭為單位的借貸、儲蓄、資產組合和投資決策(Campbell,2006;尹志超等,2015) ?！凹矣嫿鹑凇备拍顚⒆优蟠暈榧彝ァ皟蓚€再生產”的底層金融資產,聚焦于經濟社會金融化如何改變家庭全生命周期“資產-負債-現金流”匹配模式嬗變,解析子女后代在家庭內部代際跨期的交換功能變遷歷程,以及子女后代“金融化”對家庭組織和人口再生產過程的沖擊影響。

在“一老一小”負擔“高原化”人口發展趨勢下,金融數字資產期限錯配帶來的財富錯覺,家庭債務過度擴張有導致經濟陷入長期衰退的可能。本文旨在解析“家庭-市場-國家-社會” 金融金字塔各層級資產負債表的穩健或衰退對人口家庭再生產的相互作用,探討數字金融滲透對家庭債務的風險,建構家計金融反脆弱理論框架,重新解讀涉老金融公共政策與涉幼人口家庭政策需統籌聯動考慮的實踐含義。

三、以生育行為金融本質理解傳統與現代家計變遷

1. 生育為軸心展開“一老一小”家計金融功能解析

贍養“一老”和撫育“一小”是人類文明賡續的血脈基石。按照現代金融學的理解范式,“養兒防老”本質上是以生育為軸線展開生命永續債的人力資本儲蓄過程。家庭層面,“本金”即為“個體-家庭”結構,“利息”為家庭內部的人口再生產效率;社會層面,人口資本儲蓄豐厚度的宏觀指標即總和生育率(TFR)。人口再生產的“利率”水平高于更替水平,人口總量正增長,反之則可能出現人口萎縮。家庭代際規模的變化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最重要的參數是家庭單元生育子女的數量。理想家庭模式下,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及以上子女才能保持家庭代際更替規?！安晃s”,這是“更替水平”(fertility replacement level)最基礎的人口學意涵。從家庭代際“永續債”的風險控制視角,考慮到全生命周期個體存在一定的死亡風險,人口學意義上更替水平的實際數值應高于“2”,理論上才能保障人口規模長期穩定增長,生育水平維持在更替水平附近,人口規模只能保持相對“靜態”的穩定?？陀^上,多育子女是應對“個體-家庭”生命永續債續期風險的唯一可靠手段,因此,生育還等同于為個體、家庭和國家(社會)配置類 “保險”加“期貨”金融資產。其中,子女數量指現代金融產品中的“保險類”工具:生育子女數量多,客觀上有助于分散代際間人力資本投資所蘊涵的金融風險;生育數量不足,個體和家庭生命永續債“斷流”的概率就會升高。子女質量則屬于家庭人口再生產主觀難以控制的“期貨類”金融風險。子女后代的繁衍質量在現實生活中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父輩主觀上意圖向子輩傳遞“質量優勢”,但代際間的“資本”和“質量優勢”遺傳卻往往遵循“均值回歸”統計規律,“寒門貴子”抑或“富不過三代”皆有可能。(1)實證研究顯示:從財富指標來看,代際不平等在加劇(Becker和 Tomes, 1979, 1986;Solon,1992;Chetty 等,2017),也有相反觀點認為代際傳遞不是因為努力工作或具獨創性而來,“不平等”表現出某種先天的“內生穩固性”(Glark,2015)。經濟資源如收入、財富的不平等及教育和社會聲望的階層代際不平等都是“表面的”不平等,真正實質性的代際不平等是“延續香火的理想與普遍絕嗣的現實”——同等死亡率下,生子越多,傳嗣機會也越大。生子數的多少最終受制于社會經濟條件,占據更多資源的人群更有優勢,這種優勢被逐步累計和放大,使得他們的后代逐漸占據人口的主體部分。而占人口大多數的弱勢人群則逐步被排擠和淘汰,最終絕嗣(陳熙,2012)。

家庭和人口再生產為社會綿延提供最基礎的金融資產——子女后代。從其儲蓄、保險、期貨的三重金融屬性中不難看出,生育行為給家庭資產建設提供三種“類金融”的底層資產。代際間傳遞的物質財富和社會地位不平等并非“終極的不平等”,只有少數后代能繼承優勢并繁衍,許多個體退化乃至“絕嗣”,婚育行為背后代際基因的傳遞不平等,才是生命永續債延續最大風險。因此,發揮生育的金融“保險”和“期貨”功能必須建立在“儲蓄”功能之上:一方面,子嗣后代“有或無”是生育儲蓄發揮效用的基石,“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是家庭內部代際間責任承諾履約的基礎性金融契約,是家庭生命永續債不斷流的最核心要素,也是生育文化與制度最基礎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生育理性對未來的預期會對生育數量和質量觀念產生重要影響。按照統計學自身的“第一性”原理,數量本身就是一種質量,少子化家庭結構的代際反饋“中斷”概率高,如“失獨家庭”就屬于典型的“老無所依”風險暴露家庭形態。子女后代的后兩種金融屬性——生育的“保險”及“期貨”功能,無法脫離人口再生產的第一屬性“儲蓄”金融功能孤立存在,生育領域的金融風險治理,理論上只能通過“數量換質量”策略加以風險對沖。

2. 生育的三重金融屬性及代際金融交換的要素內涵

家庭內部的人口再生產為種族綿延提供基礎,串聯起家庭內部的“養兒防老”社會規范,本質屬于代際之間的延時性交換關系(費孝通,1999,2009)。如果將金融簡化理解為一種跨期價值交換和風險轉移的手段與激勵機制,那么生育屬于典型的金融跨期交換社會行為,由此觀之,金融的信用、風險、杠桿核心(黃奇帆,2020)三要素均深嵌其中。

首先,血緣是生育金融屬性的天然信用基石。人類文明延續及社會賡續的最核心事件即生兒育女血脈傳遞。長期履約的最大風險源頭即為信用風險,親情(屬)關系中的血緣聯系建構了天然的信用機制,生兒育女既是父母對未來的投資,也是為未來買的保險,兒女是人格化的家庭金融資產品種,以“孝”和“義務”為核心的儒家文化則降低了這些隱形利益交易的不確定性。子代遵循代際反饋的“信用文化”本質上是一種金融契約安排,“原始社會沒有正式金融契約交易,但部落內部共享一切,其實就是基于隱性利益交換的原始社會保險安排。在農業社會,外部化的法治沒有建立,商業特別是金融保險、借貸、證券業都不發達,還沒有市場提供的互?；ブ灰?。家族、宗族就成為主要的經濟互助體和社會共同體,家族像是一個非正式的內部金融市場”(余斌,2007)。西方個體化社會強調個人自主和獨立,鼓勵以個人為主體而行動,隨著西方國家“去家庭化”社會趨勢形成,延遲婚育只是現代性入侵人口與家庭再生產的初級表象,代際信用關系在血緣和親緣方面隔斷,不婚不育(絕后、斷親、斷代)、家庭破裂和單親家庭、贍養照顧老人的社會福利和醫療負擔超出社會支持承受能力等社會問題必將層出不窮,“去家庭化”人口再生產危機,與社會化的大金融體制擴張之間存在隱蔽但強大的機制聯系。

其次,家庭內部的生育成本和風險控制是生育制度的核心金融理念。不同于普通商品期貨交易“一錘子”買賣模式,子女后代的代際反饋,需歷經漫長的培育周期才能實現期貨與現貨的“交割”。子女“盡孝”這一延時性后果需父輩付出大量的資源及情感投入,從經濟學角度出發,代際撫育和反饋轉換的漫長周期與“養育”和“贍養”的歷程,隱含著一般商業活動采用的“增資”即“增信”場景,但是延壽和子女教養模式變遷使收獲代際回報的“時滯效應”非常明顯,人類容易被各種短視的誘惑蒙蔽雙眼?？陀^來看,家庭內部血緣關系構建的代際資源交換系統比其他外部性機制更可靠、更值得信任。一方面, 血緣信用能大幅降低跨期特別是長周期交易的信任成本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傳統文化“分家-反饋”機制的成立需要一系列短期、中長期制度安排和文化培育,儒家“三綱五?！彼幏兜摹懊值燃墶敝刃騽t是支持這種交易體系的文化制度保障(周飛舟,2021)?，F代醫療科技出現前,高嬰幼兒死亡率、低預期壽命、低勞動生產力及子女教養不當等“不孝”因子都會中斷代際反饋閉環。因此,低生產力社會采取“多子多?！鄙呗?以“大家族、大家庭”血緣共同體相互扶助保障族群繁衍?，F代社會鼓勵采用來自外部的代際資源轉移機制,支持家庭單元個體化、原子化,讓社會化養老成為家庭“養兒防老”替代品。長壽時代的社會化養老高度依賴社會福利體制,其泛濫輸出帶來沉重的財政和社會負擔,“現收現付”社會保障體系在少子化社會往往難以為繼。

再次,子女數量與質量并重的金融杠桿意識是生育制度的重要伸延。在“低養育成本-高死亡率-潛在高收益” 傳統生育模式下,惡劣生存環境造成的家庭代際反饋閉環“中斷”隱患巨大,重視數量杠桿可增加家庭內部養老保障的資產豐厚度?！白訉O多”“兒子多”增加遇到“孝子”的可能性,傳統生育觀念不僅鼓勵生育,不同性別人力資產的生產力差異或曰“金融杠桿權重”,同樣被視為重要的質量指標。家庭子女的性別和“數量-質量”偏好實際上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共同作用的結果,其偏好受文化、經濟、社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子女后代數量和質量選擇偏好是生育制度和文化傳承的必要手段。只不過,注重子女男性別偏好及子女數量的“加杠桿”“雙保險”等樸素的金融風險控制觀念,往往被現代人誤讀為“封建落后”的生育文化,現代社會重視子女教育投資,無節制的教育擴張不僅降低了家庭人口再生產的投資回報水平、異化婚姻市場,同時對家庭生育率維持在“正常水平”極為不利(吳要武和劉倩,2014)。教育領域的消費主義與激烈的錦標賽競爭機制大幅拖后了子代的投資回報期和收益率, “獨子難教”也使培育所謂“高質量子女”面臨許多困難,正遭遇少子化社會中的各種金融和就業市場風險“敞口”(陳友華和苗國,2019)。

3. 代際資源期限錯配“加杠桿”:子女后代從公共產品化到金融化

生育子女后代是“個體-家庭-國家” 儲蓄代際資源的唯一載體,更是代際資源傳遞和交換的終極媒介。儒家 “孝道”文化的本質之一即為一種基于血緣的跨時空的代際利益交換安排,親代與子代的資源 “錯期”交換契約承載于代際反饋和反哺之上,各項金融風控機制蘊涵其中。然而,公共教育及社會保障體系的出現,使子女后代公共產品化,并因此產生了更劇烈的 “去血緣化”(去家庭化)的代際資源交換“中介”——家計金融資產。

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完善使現代社會成員“養兒防老”個體動機顯著下降,孩子的生育與撫養成本由私人家庭承擔,人口生產的養老收益及外部性卻為公共社會共享,社會保障制度的引入對生育產生負外部性(苗國和陳友華,2019)。過去,代際資源交換需要家庭(家族)通過重視生育完成代際更替循環,家庭(家族)內部自發形成各種“類金融”的風控制度安排,以降低代際綿延的更替風險?，F如今,家計金融全方位的滲透,顛覆了代際資源的生產、消費和積累配置規律,并重塑現代生育行為的底層機制。這既對“一老”資源配置帶來風險溢出效應——現代養老模式過度依賴物質和金融性資產,使物質和虛擬金融資產的長期價值估值過高,也對“一小”撫育投資產生期限錯配錯覺——子女后代作為家庭核心資產的長期金融估值偏低,偏重質量培育,數量投資不足。一言以蔽之,子女后代公共產品化是初級形態的子女后代金融化,子女后代金融化是子女后代公共產品化后進一步期限錯配化、杠桿化的社會后果。

作為經濟和社會金融化最基礎的子集,本文提出新概念——子女后代金融化(off-spring financialization),是指金融生產和生活要素的邏輯與人口家庭再生產相互滲透、影響的過程,子嗣“香火”存續本是人類社會和家庭最重要的代際資源交換金融“介質”,現代性進程中金融 “弱關系”的外部性制度體系替代家庭內部“強關系”血緣聯系,逐漸成為“撫育-贍養”代際資源交換的主要渠道。家庭內部的代際信任互惠關系和代際資源分配邏輯由于子女后代的“金融化”發生了質變,人口延壽也使得子輩和父輩間的“分家-分離”盡量向生命周期的兩端“延拓”,這使得撫育下一代的沉沒成本持續增加,至于是否增加代際間的信任關系,目前運用實證研究手段進行量化評估的難度較大。但從文化比較視角來看,西方國家家庭代際關系的相對冷漠可能與養老資源外部化的替代效應有關。更糟糕的是,數字金融技術愈加先進的銀行、基金與保險業,總是不斷了解個人生活或養老的新需要,并以此推出更具誘惑的金融產品。這不僅弱化了青年一代繁衍后代的意識,也由于金融體制無序擴張加劇了金融市場動蕩,沖擊就業市場、破壞家庭生計收支平衡,最終在金融“繁榮-蕭條”周期作用下引發家庭和人口再生產危機。

在短壽、高嬰幼兒死亡率和低生產力的傳統社會,子女后代屬于重要的家庭資產,如表1所示,傳統社會家庭和人口再生產物質養育成本投入強度低,屬于家庭內部的“輕資產”建設科目,但子女后代數量重視程度和質量培育意愿與現代社會大大不同。子女后代平均投資成本低的前提下,子女后代數量要求就會超過質量要求。為避免“老無所依”的風險,傳統社會的主要應對辦法就是在生育領域用足“風險、信用、杠桿”金融思維——即“多子多?！钡纳幕，F代城市化和工業化社會,各層級的教育擴張使得育兒平均投資強度大幅提高,子女后代成為家庭“重資產”科目。當物質財富再生產被金融體系“虛擬化”后,家庭更加重視子女后代質量而非數量,養老保障更加依賴家庭實物型和金融型資產?，F代社會人口預期壽命大幅增加,父輩與子輩相伴的生命歷程持續延長,子女后代的公共產品化和社會化養老降低了養兒防老的預期,現代社會推崇的投資項目普遍預期回報時限較短(3-5年),生育行為的投資效果需要中長期(20年甚至更長)才能顯現。傳統社會中作為“投資端”的人口與家庭再生產在現代性的入侵下全面“負債化”,高昂的撫育成本令人望而生畏,生育回報的時滯效應又愈加明顯。人口與家庭再生產投資由“資產端”向“負債端”漂移,“生-教-養”子女后代的成本大幅上升,子女后代金融化的期限錯配 “外部化”效應由此產生。

表1 不同社會形態下的生育理性與家計金融思維

總之,現代社會的就業、教育、金融體制非常不利于家庭內部專注形成中長期投資和資本積累,尤其是諸如生兒育女這類“重資產”的長期投資。在家庭財富金融虛擬化的進程中,除了物質再生產和金融財富養老保障“錯覺”優先于人口再生產,還普遍存在家庭生計“現金流”不足的問題,導致家庭生計的資產負債表失衡與人口虧空相互促進。后人口轉變和子女后代金融化這兩種宏觀推動力量,為理解傳統到現代生育理性與家計金融思維變遷提供了新的研究進路。

四、以家計金融視角理解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和養老資源配置規律

按照生命歷程理論, “成長時自律”“壯年時積累”“老年時消費”的社會行為規范符合正常的生理周期和代謝更替節律。中青年階段是事業和家庭成長的黃金期,社會成員在精力旺盛、身體健康的青壯年“奮斗期”圍繞“教育-就業-婚育”三大人生目標,進行“成家立業”“生兒育女”的活動,分階段展開物質、人力、財力、心理等各項準備——在年富力強的生命周期努力發展事業,積累財富并經營好家庭,晚年才有可能享用青年時期的儲蓄紅利。

以家庭生計的金融(財務)視角理解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和養老資源配置規律,如圖1所示:勞動者一生中勞動貢獻的曲線呈拋物線狀態,即在工作起點時貢獻較小,壯年期達到高峰,至老年期又有所下降。審視現代人的全生命周期現金流量表,勞動者一生中的勞動報酬也應呈拋物線狀態,即初參加工作時比較低,壯年期達到高峰,而后有所下降(趙人偉,2012)。但是,“人的一生中,最缺錢的時候就是年輕時,這時候人力資本投資的必要性最高(讀書上學、積累經驗等),消費欲望也最強,最需要花錢;而年老之后,雖然積累了一輩子財富,收入也最高,但是消費需要最低,消費能力和欲望都下降了,花錢的邊際效用當然也遞減。要按照自己‘一輩子的收入’來優化自己人生不同階段的消費,而不是只按照現在的收入來安排消費和投資”(陳志武,2007)。

圖1 理想狀態下的全生命周期“收入-支出”現金流量示意圖

過往,代際賡續基于家庭“老-中-青”代際間的互惠平衡,家庭內部的消費和積累模式主要為“量力而出”“自給自足”和“血緣扶助”。隨著家計金融在跨時空維度的代際資源交換領域不斷提供新工具,金融負債消費、金融保險避險工具等掩蓋不同生命周期個體消費欲望和支出能力不匹配的金融產品“粉墨登場”,教育助學貸款、就業扶助貸款、購房按揭貸款、醫療保險、人壽保險等在現代家庭生活中的滲透率大幅提高。理想狀態下,家庭債務規模的適度擴張有益于擴大內需,消費信貸以及更大范圍的家庭負債對消費具有“跨期平滑效應”(Kaplan 等,2018)和“財富效應”(Carroll等,2011),居民消費保持在持久性收入假說下的跨期最優消費路徑之上,可通過發揮金融杠桿功能來促進居民消費增長(周利和易行健,2020)。但現實情況與學界的“理想”預期恰恰相反:消費金融主導的家庭生產和生活模式下,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性勞動報酬多只能維持家庭基本生計,在金融繁榮周期經常把非經常性收入、一次性收入、經濟周期性收入(即金融資本回報)錯當為經常性收入和可持續收入。隨著經濟-金融衰退周期的到來,缺乏風控意識的“大額消費、不當舉債”將造成家計金融失衡,家庭可能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陷阱。社會保障體制和金融市場的存在人為降低了子女后代的資源儲蓄效應,金融市場的全面滲透改變了“量力而行”“收支平衡”“自給自足”的傳統家庭生計運行模式,顛覆了家庭內部的“生產-積累-消費”邏輯,家庭融資的消費“平滑效應”本應通過各種金融工具完成,但意外后果卻是家庭的中短期“收入-支出”現金流失衡,折射出家計金融外部化養老資源儲備機制的貪婪和短視,須借助金融負債消費工具“寅吃卯糧”,也因此積累了大量金融風險資產壞賬,產生周期性的社會破壞。

理論上,青壯年“奮斗期”積累的財富化成現金流,必須通過家計金融手段以“細水長流”式的集約化使用,才能應對延壽時代的“一老一小”重負?，F代家計金融的重要職責和功能應是把“積累期”獲得的財富用穩妥的風險收益轉移機制和財務杠桿合理分配到“養育期”和“養老期”,以“豐年”的多余產出彌補“災年”虧空。即個體的當期現金流轉換為家庭財富積累,并合理分配到“投資期-積累期-消費期”,這一新型家庭金融模式對現代家庭生計來說十分重要,基于圖1的“投資期-積累期-消費期”三期模型,完成代際更替需要保證:“奮斗期積累≥養育期支出+養老期支出”,此情形下全生命周期的財富等式才可成立。但事實上,圖1中傳統生命周期理論個體勞動貢獻曲線“倒U型”形態并不“精準”符合日常生活實踐,如果進一步細分不同階段,圖2更符合實際情況。

圖2 家庭生計實際“收入-支出”現金流與家計金融調節功能示意圖

圖2所示,青壯年奮斗期(積累期)勞動貢獻曲線變化的 “前段-中段-后段”分布高度不均衡,甚至波動巨大?，F代社會緊張的勞資關系、不穩定的就業和金融市場與人口顯著延壽的交疊,使人生后半段的康養支出大幅增加,加劇了整個生命周期 “前段-中段-后段” 財力需求和供給的匹配難度。金融擴張對“一老一小”照料資源儲備和家庭財富的收支平衡并不友好,現代家計模式下現金流匹配失衡,使得傳統家計模式難以維系,造成透支未來收入的情況更加普遍(即家庭生計的負債化和脆弱性);同時,家計金融視角下“老-中青-幼”代際資源轉移功能,正在被現代人口轉變下的壽命延長及教育擴張“高原”效應的期限錯配擾亂預期,養育子女后代的現金流壓力巨大,導致長期人力資本投資不足。養老的物質和金融資產估值過高,資產保值求穩心態與金融市場的天然不穩定性、脆弱性之間存在對立關系,少子化趨勢又使得這類資產的估值和資產負債表穩健性成疑。

如圖3所示,“一老一小”困境日益成為中齡群體“中年危機”的重要誘因,其底層機制是現代金融體制的又一核心概念:期限錯配調試難度被“一老一小”投資回報落差(Return gap)和投入產出久期(Duration)“高原”效應放大,大范圍出現“奮斗期積累<養育期支出+養老期支出”的結構性困境。

圖3 人口轉變導致代際關系變遷與“幼-中青-老”資源匹配失衡

短壽且多子時代,家庭再生產過程中“一老一小”支出存在顯著的“尖峰”(高峰)效應,并不像現代社會“一老一小”負荷呈現一定的“寬度”。傳統社會預期壽命短,初婚年齡早,養育成本低,如圖3(左)所示,收獲子女投資回報的年限短,青壯年準備期相對較長,子女后代生得早、節奏密集、成本低。投資子女的產出久期較短,子女在很小年齡就可充當家庭勞動力,獲得一定的正現金流,且“衰老期短、死亡年齡低”,“育兒”和“養老”成本支出曲線呈現明顯的“峰度”,與“尖峰”(高峰)匹配的生育觀念和行為策略是“長痛不如短痛”。多子女家庭結構既實現了家庭內部人力資本的“加杠桿”儲蓄,間接發揮了生育的金融保險和期貨風險對沖作用。只要渡過相對短暫的“中年危機”期,贍養與撫育 “頭重腳輕”態勢即便面臨 “尖峰”的“期限錯配”壓力,養育期子女數量多(即“頭重效應”),在未來覆蓋消費期養老需求(“腳輕效果”)就相對從容,“短借長投”期限錯配在大家庭(族)結構內部比現代“獨立單元”的小家庭模式容易得到平衡。

在傳統社會,受制于醫療衛生條件,子女成活率難以得到保障,家庭更能容忍子女的數量損失(子女早期夭折在傳統社會非常普遍)。隨著醫療技術進步,現代社會防范“獨子、斷代、絕后”生育風險的主動意識降低。養育期和養老期兩座高峰的“前高后低”產生“可覆蓋”的代際資源替代效應,生育行為的金融保險和期貨功能,只要在人生前半段通過多育子女加以充分利用,后半段即可享受人力資本再生產加杠桿的紅利盈余。傳統社會“多子多?！蔽幕慕鹑诒举|是“短投、多投、短痛”,收獲“長報、多報、近報”的經濟理性和生育過程中的金融風險防范意識所建構,人口再生產“加杠桿”的投資回報,形成人口即財富的“心理賬戶”預期,這與現代社會個體化小家庭模式下,“生得晚、間隔長、撫育難且貴、收獲極晚”的一老一小“高原效應”形成鮮明對比。

隨著現代人口轉變,對比短壽多子和長壽少子社會全生命周期的家庭現金流支出結構,養育期和養老期 “收入-支出”形態呈現明顯“延拓”和“削峰”,現代家庭模式下的子女后代早已不是“投資品”“資產端”,而是“消費品” 和“負債端”——子輩的“成家立業” “結婚生子”年齡從過去的14～15歲延后至30歲,甚至還有繼續延后趨勢,這意味著父輩要用生命周期過半的時間為子輩提供教育、就業幫扶、置業安家、代養小孩等扶助,30歲前幾近父輩純粹的“負現金流”資產。投資子女后代的經濟回報率下降、延遲回報久期太長, 一老一小“贍養-撫育”負擔日益呈現 “高原化”?！坝?中青-老”三代之間的現金流資源配置模式由此嬗變,生育理性及映襯的人口財富觀、家庭組織形態乃至社會羨慕心理隨之發生重大改變。

如圖3(右)所示,技術進步、教育擴張、就業婚育延遲和普遍延壽,使得 “一老贍養”與“一小撫育”由過去的兩座“尖峰”演化為兩大漫長的“高原”。在青壯年積累期,究竟是選擇個體即期消費、投資人口和家庭建設(主要是指生+養育子女),還是為未來養老加強儲蓄保障,上述三者之間的資源爭奪效應和期限錯配沖突愈加明顯,因而少子化長壽社會的“中年危機感”會更為強烈。如圖4,面向“一老一小”的中長期投資及儲蓄本應高度重視,但由于生命周期歷程中的投資期、積累期和消費期之間的財富平衡差距越拉越大,青壯年群體因“中年危機”時期的“一老一小”羈絆無法“輕裝上陣”,一旦錯過“轉瞬即逝”的個人發展和財富積累期,壓縮中年期的“35歲”瓶頸會使個體提升的機會大幅下降。同時,家庭生計受制于當期收入和支出之間巨大的落差,疊加老齡消費期大幅延長,為未來的老年生活配置可靠的、抵抗未知風險資產成為一種“剛性需求”。

圖4 積累期“萎縮”的家庭資產負債表衰退與期限錯配

金融過度滲透和脫實向虛導致大量不從事勞動的龐大的退休人口享有較長的晚年并仍希望維持高質量生活水平,為了應對人口老化保值或創造價值,金融貨幣必然要找尋其可投資的場域,股票、期貨、基金、受養憑證、選擇權等諸多衍生商品,創造出復雜的金融市場,這些資產的移轉活動逐漸侵入社會各個階層的生活,形成了由法律和市場界定的金融社會關系(翟本瑞,2014)。國家及私人養老基金等金融資本希望解決延長壽命后老年人退休生活問題,家計金融擴張為其提供了虛擬的“物質”保障,富裕老人全球出游在發達國家老齡社會里尤其明顯,在中國類似于城市退休老人普遍的“廣場舞”社會現象?！袄淆g經濟”在鼓勵消費、擴大內需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但這種資源獲得不完全是個人在青壯年階段的資產積累,而是通過社會福利體制轉移支付、金融工具“代際剝削”和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殖民掠奪”獲得。世界范圍內出現長者高福利保障和青年高失業率并行的現象,這表明在職員工的勞動報酬低于退休職工養老金之間存在“逆向激勵”因果聯系,“社會保障稅”使得青年一代努力工作和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因“現收現付”養老福利體系拖累而下降,新生代的家計資源不足反過來對其家庭和人口再生產帶來負面影響。因此,西方福利國家的破產、資源撥備不足、主權債務危機和市場出清使得人口老化問題和少子化風險多以金融危機形式暴露。

五、合成謬誤:家計金融替代制與家庭人口再生產削弱的現代性后果

1. 少子老齡化與家庭資產負債表衰退

辜朝明以“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解釋日本經濟持續性的“大衰退”著稱, “資產價格的崩潰造成在泡沫期過度擴張的企業資產大幅縮水,資產負債表失衡,企業負債嚴重超出資產,企業面臨資不抵債、技術性破產的窘境”(Koo,2014)?！氨M管這些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并沒有問題,并不會選擇破產。但在資產價格崩潰情況下,大多數企業會將經營目標從‘利潤最大化’轉為‘負債最小化’,在停止借貸的同時,將會利用后續的現金流來償還過去的債務,修復受損的資產負債表,希望能盡快走出技術性破產”(Koo,2011)。從單個企業來講收縮資產負債是理性的、符合其個體利益。然而,如果所有企業同時還債、修復資產負債表,最終則會導致宏觀經濟中出現“合成謬誤”(Fallacy of Composition)現象——企業借款需求整體萎縮,進而社會總需求減少,經濟會陷入長期的大衰退,這種衰退就是日本企業組織面臨的典型資產負債表衰退,具體表現為“日本科技公司整個90年代都在忙著修復資產負債表,而不是投資砸錢跟上技術進步”(Koo,2011)。因此,隨后的30年日本國家整體創新能力的下降就不足為奇。

相較辜朝明對日本企業部門的“資產負債表衰退”成因和后果及隨后日本技術創新逐漸落后內在邏輯分析,家庭為基本單元的“資產負債表衰退”卻并未被學界發掘。仍以日本1990年代通過加息刺破房地產“泡沫破裂”為例,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初期并未對房地產業本身造成太大沖擊,但金融資產泡沫崩潰后,居民與企業部門資產負債表受損,各主體的消費、設備投資支出下降,內需下降成為日本經濟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機往往伴隨家庭債務杠桿水平上升的不可持續,家庭住戶面對金融地產 “資產泡沫”的崩塌,微觀的家庭財務脆弱性“合成謬誤”出現:金融市場的“出清”逼迫家庭減少利息償付負擔,在資產價格下降、經濟增長預期低迷的宏觀環境下,幾乎所有的家庭單元同一時間還債、修復資產負債表,對家庭流動性資產的持有產生擠出效應,降低了家庭財務自由度,導致家庭流動性準備不足。家庭單元努力降低負債,修復資產負債表,而不是消費或投資未來,特別是如生育下一代這種長線、重資本投資被徹底置之腦后。

日本的少子老齡化危機實質是家庭經濟危機、全民負債危機和社會資產負債表衰退危機的混合產物。日本政府也曾采用激進的“零利率”甚至“負利率”金融政策,逼迫國民消費而不是儲蓄大量現金應對家計資產的“減計”風險。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社會成員對金融市場的信任和資產價值保值增值的信仰破滅,脆弱的家庭財務安排一旦遭受外部金融市場周期性出清的沖擊影響,家庭資源的中長期投資和短中期消費則失衡,在合成謬誤的作用下,各層級的“資產負債表衰退”進一步惡化將導致人口與家庭再生產的長期資本投入徹底“荒廢”。

2. 現代家計的底層金融邏輯不利于青壯年人口積極儲蓄生育和養老資源

隨著傳統的“自給自足”家庭經濟形態逐漸式微,現代家計的底層金融邏輯興起:當代社會成員在年輕時儲蓄資產少,但收入提升快,意味著增量優于存量,個人的信用形成基于“第一還款來源”——收入性現金流。進入中年積累期后,儲蓄積累通過現代家計金融的信用機制形成的“第二還款來源”——資產抵押形成的信用。個人和家庭信用帶來的債務擴張,在信用貨幣制度下又帶來國家和社會的貨幣擴張,收入流量向存量財富轉換表現為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擴表”,金融杠桿效應使得資產購買力增加,進一步的資產價格上漲“刺激”螺旋式的正反饋過程,家計金融擴張的底層邏輯由此產生。家庭的勞動報酬收入不斷被金融杠桿放大,如圖5所示,通過第二種家庭生計的財務機制維持現金流平衡,家庭、國家和社會的資產負債表同步展開結構性擴張,家計金融提供的期限錯配效應和經濟發展周期一道“同頻共振”,構成現代風險社會的典型金融震蕩周期。

圖5 居民收入、宏觀杠桿率和家庭微觀杠桿水平變化趨勢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

對現代家庭而言,家庭與人口再生產是“重資產”建設科目,“輕資產”模式運行已經無法在后人口轉變時代實現,“一老一小”相關的家庭和人口再生產需要持續穩定的收入現金流才能得以維持,金融資產波動帶來的收益漲跌與家庭“兩個再生產”需求的平穩家計環境“南轅北轍”?！白鳛榻洕睒s的助推器,金融期限錯配帶來杠桿透支,過度消費主義文化帶來的負面社會后果,大眾傳媒制造虛假需求催生的消費主義文化將人貶低為失去自我、精神空虛、道德淪喪的消費機器,造成威脅人類生存和人類文明延續的全球生態危機”(李娟和考斯達斯,2019)。工資等勞動報酬(人均可支配收入)現金流增加難以滿足現代家庭全生命周期的財力需求,現代家計早已不能通過個體的收入現金流實現“自給自足”,金融信用擴張既是一種客觀現實也是一把雙刃劍,金融活動的波動性和風險性使得現代家庭生計的生產、積累和消費天然具備“脆弱性”,人口“繁盛-衰退”周期與金融“繁榮-蕭條”周期開始出現共振現象。全球各國政府采用多種經濟和社會手段應對金融危機并刺激生育率回升,但多數努力都收效甚微,包括西方發達國家中生育水平最高的美國,面對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生育水平也呈現大幅走低趨勢(Kearney等,2022)。

3. 金融體制與養老制度安排捆綁的長期風險

家庭(社會)人口結構兼具供給側和需求側雙重含義,不同年齡段人口的生產、消費、投資和儲蓄行為不同。日本在金融泡沫崩潰后出現的嚴重老齡化現象,快速老齡化通過財稅體制加重了養老負擔,擁有較多財富存量的中老年群體為了應對風險,進一步收縮消費來換取未來的養老保障,這種個體“未雨綢繆”的風險應對意識同樣構成了某種“合成謬誤”。青壯年時期各種疾病困擾較少、健康支出較低,中老年群體擁有一定的財富積累,但這種財富積累會受到通貨膨脹的侵蝕,必須積極投入到金融體制和養老制度中去保值增值。同時,延壽使其必須為個人健康提供額外的“長壽風險”保障,大幅壓縮青壯年時期的消費,成為中年“守財奴”。西方公共政策體系為獲得老年群體的政治選票,通過代際資源轉移分發大量老年福利,年輕人更加無法獲得足夠的收入現金流,構成了典型的世代沖突。

東亞鄰國的少子老齡化和資產泡沫崩潰相互促進的歷史教訓:金融體制在某個階段鼓勵青年世代超前消費、過度消費,導致物質與人力儲蓄不足,家庭這一人口再生產基礎單元,在家庭經濟危機、負債危機的沖擊下變得“岌岌可?！?。家制與人口再生產被家計金融替代的現代性后果即低生育率陷阱——家庭經濟困難的情況下,維持“低水平”的家庭生計是最迫切的現實,重要的家庭長期投資和儲蓄,生兒育女、贍養老人等儲備資源行為只能被暫時擱置。東亞發達國家深陷低生育陷阱,其本質是家庭內部經濟、金融危機的聚合產物,但由于人力資本儲蓄短缺的期限錯配失衡顯現遲滯效應,一旦形成陷阱機制要擺脫將難上加難。2022年肇始,中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14%,中國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并逐漸進入“人口負增長”加速階段。按照日本等東亞鄰國經驗,老齡人口對投資、儲蓄、GDP增長的影響都將是負向的,如果不能維持低利率金融環境,疊加家計資源的資產價格平穩預期的消失,信心坍塌會惡化面向未來的長期投資和儲蓄不足。目前中國家庭部門的總負債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達137.9%,每年支付的利息已經占可支配收入近15%。即便采取高強度的貨幣信用投放政策,但在預期經濟收縮、家計資產貶值的境況下,家庭最理性的選擇是還債,是收縮家庭資產負債表。如果找不到一套克服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組合拳”,構建經濟復蘇的底層邏輯,低生育率陷阱往往伴隨一定的“流動性陷阱”:金融活力萎縮,企業經營活動下降導致青年失業率攀升,青年一代個體經濟能力孱弱,家庭生計即期現金流僅能保持“勉強”的個體收支平衡,長期無法看到成家立業、結婚生子的希望,擴大內需戰略必然是“水中月鏡中花”,中國社會或將重蹈日本等東亞國家極致的少子老齡化覆轍。

六、結論、政策應對與反思

1. 結論:金融社會“脫實向虛”的最終形態——極致的少子老齡化

本文從生育行為的“顯性”與“隱性”功能出發,圍繞生育蘊含的代際資源延遲交換這一核心金融邏輯,基于“養育期-積累期-消費期”三期模型,搭建生命永續債視角下“個體-國家-社會”資產負債表分析框架。依托生育行為的“儲蓄”(基礎功能)、“保險”(數量追求)及“期貨”(質量追求)這三重家計金融功能,展開 “一老一小”家庭底層金融資源跨期儲備的效用和機制分析。以現代人口轉變導致的“一小” 撫育及“一老”贍養的照料“久期延拓”“投資端”向“負債端”異化為切入點,揭示家庭現代化視域下的家計“收入-支出”現金流量表的演化歷程,論述現代社會生育行為的“跨期激勵”應對“一老一小”負擔“高原化”的困難所在,類比辜朝明所提出的企業組織“資產負債表衰退”合成謬誤生成機制,分析家計金融的微觀行為策略與“家庭-市場-國家-社會”各層級資產負債表的穩健或衰退之間的密切聯系,以及家計金融 “雙向”影響家庭內部“長-中-短”期“消費-投資-積累”行為的經濟社會后果,進而指出,金融社會“脫實向虛”的最終形態——極致的少子老齡化。

家計金融的興起反映了數字金融對現代家庭生產生活的全方位“入侵”,本文以家庭內部代際資源交換“新金融”思維重新審視“一老一小”生命歷程實踐,通過展示西方個體化模式下家庭全生命周期現金流與資產負債表形態變化,探究家庭生計變遷如何應對生育行為蘊含的血脈綿延和養老保障“金融風控”問題。半個世紀以來,西方現代家庭經濟學大多基于加里·貝克爾《家庭論》(1981)的 “質量替代數量”假說(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hypothesis)展開闡釋,國內研究也幾乎都在重走西方發達國家督促生育水平回升的低(失)效道路。從家庭資產“兩個再生產”金融風控視角,探討和反思生育行為轉變與家庭生計金融化的相關研究極少,本文創新性生成了“家計金融”概念,以厘清人口轉變前后的家計模式變遷規律,探究家庭儲備中長期生育和養老資源的配置邏輯所受到的脆弱性風險與挑戰。針對東亞近鄰少子老齡化社會暴露的家庭資產負債表衰退誘發的人口再生產跨期激勵機制失效現象,揭示現代家計金融(財務)風險產生路徑與隱含機制,進而引申出家計金融化對后人口轉變的結構性沖擊,現代家計模式脆弱性對傳統生育制度和文化的挑戰,東亞國家凸顯的低生育率陷阱問題值得高度關注。

隨著低嬰兒死亡率、高生產力和預期壽命增長,現代社會的“個體化”家庭主義更注重子女質量而非數量,養老相關制度安排也被家庭之外的代際資源轉移機制“外部化”。在人口與家庭再生產過程最重要的“生育”環節,對比了“傳統-現代”人口轉變所導致的兩種迥異的代際關系變遷與資源交換規律。國家養老保險的替代水平、社會化養老支持力度及背后金融市場的平穩性、收益率和承諾履約力,成為現代老年生活質量保障的關鍵。但在少子老齡化社會,這一體制保障承諾的履約能力令人質疑?！暗菇鹱炙钡娜丝谏鐣Y構本質就是一張張疊加的失衡家庭人口“資產-負債表”。作為家庭的資產負債端,隨著“一老一小”撫育贍養成本愈加高昂、責任壓力日益沉重,現代就業和金融體制中資產端的青壯年勞動人口正面臨嚴峻的財力不足、現金流萎縮導致的“中年危機”。從微觀來看,家庭內部經濟危機肇始于當期的現金流不足,不均衡的家庭人口代際分布除了助長“一小”的撫育和教育困境,少子化家庭結構下的“一老”贍養或將在未來十年普遍面臨“獨木難支”困境,以及由家庭金融資產估值下降和代際資源期限錯配帶來的巨大不確定。

2. 反思:建構中華文明“量-質”均衡家庭現代化理論話語體系

延壽時代,現代中青年群體財富的積累期被“一老一小”這兩座大山“壓縮”,傳統代際資源的轉移和互惠平衡,面臨生育推遲、生育成本上升和生育率下降的全面挑戰。過去只需重視血緣聯系的家族和宗族分擔,就能熨平生命周期兩端的現金流高峰。但在現代性主導的“原子化”小家庭結構下,子女后代的消費屬性上升,投資屬性下降,老齡“消費期”大幅延長,長壽風險使得子女投資養育期的經濟回報難以覆蓋老齡消費期的預期支出?，F代社會生育行為與其說是儲蓄家庭人力資產,不如稱之為“負債前行”,甚至是代際家庭規模的持續萎縮,呈現“資不抵債”倒金字塔結構:下一代數量大幅萎縮,今天的“頭輕”意味著未來養老核心資產根基的“薄弱”。從生育行為蘊涵的儲蓄、保險和期貨三重金融功能來看,少子化家庭結構重創了生育人口的財富儲蓄機制,削弱了與儲蓄功能并行的生育保險乃至期貨金融避險功能。具體表現為生育率不斷下降和家庭規模萎縮正反饋效應,人口財富代際循環的“永續債”因此整體性貶值,并進一步弱化了人口和家庭再生產本身所蘊涵的代際資源儲蓄、保險和期貨功能,形成低生育陷阱。

養老的本質是代際資源儲蓄的跨期變現,子女后代作為“個人-家庭-國家-社會”代際資源傳遞的唯一“媒介”,通過“兩個再生產”展開延期支付,子女后代“金融化”和家庭生計“金融化”破壞了這種天然的人口和家庭再生產激勵機制?！皞€體-家庭”付出高昂的生育成本是為國家和社會做偉大貢獻,不是以往學界錯誤批判的“負外部性”。生育率的本質是希望,子女后代是家庭、國家和全社會最核心的資產。少子化社會帶來家庭內部的老人贍養“獨木難支”和子女撫育“獨子難教”社會難題,反映現代家庭對子女數量與質量并重的金融杠桿意識內涵認知不足、認可程度不高、準備不充分。倒金字塔人口結構下,“養兒防老”策略在全生命周期中是否“保險”,“期貨”交割質量如何正在引發全社會的擔憂,人類正處在應對少子老齡化挑戰的關鍵轉折期,人口及家庭再生產需要“個人-家庭-國家-社會”主體,再次重視子女后代“數量-質量”均衡的家庭資產建設風險意識。國內社科界必須以家國使命感批判性解讀西方家庭經濟學的“量質權衡”假說,反思這一理論范式在(后)現代社會解釋力和政策執行力不足,剖析現代家庭選擇 “質量優先”“忽視數量”生育策略文化“慣習”的潛在危害性,諫言現代小家庭單元長期忽視 “數量建設”的生育理性并非完美,以“四個自信”姿態從中國傳統生育文化(制度)理念中抽象中國的新家庭經濟學理論,為中國家庭經濟學理論“本土化”建設拋磚引玉,為邁向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口與家庭現代化道路提供智力支持。

3. 政策啟示:“家國一體”金融穩健維護家庭資產建設

現代金融體制所聲稱的社會資源代際交換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只是一種靜態的“假設性”許諾,相比家庭內部血緣“強關系”搭建的代際關系責任,“弱關系”主導的金融外部性,其代際信托責任和預期價值兌現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家計金融本質上難以替代“養兒防老”:一方面是金融體制自身的宏觀長周期期限錯配策略不可靠,其動態回報水平與金融市場的平穩預期和波動率高度捆綁,金融市場必然存在的周期性“市場出清”,誘發不同職業、階層、利益群體及世代沖突;另一方面,金融無序擴張、脫實向虛在微觀層面違背全家庭內部生命周期的生育和養老資源配置規律。金融資本主義鼓勵透支未來收入的家庭財務邏輯,家計金融擴張與中青年世代及時享樂消費主義,家計資源期限錯配失衡誘發的“老后破產” “老無所依”密不可分,只不過家計金融脆弱性風險暴露持續時間較長,中國如果不能維持重要家計資源的估值平穩和未來信心不動搖,經濟和社會發展最大的“灰犀?！睂⒏〕鏊?。養老資源儲備無外乎人力和財力兩種形式, “個人-家庭-國家-社會”是典型的命運共同體,國家財力和家庭財力是人口和家庭再生產的兩個基本支柱。在現代化社會,家庭生計的金融化是無法逆轉的社會發展趨勢,金融體制本身“膨脹-衰退-恢復”這種周期性波動是人性釋放之必然。金融劇烈的波動周期帶來的社會風險不容小覷,特別是當家計金融與人口和家庭再生產緊密聯系的情況下,家計金融最終目的是服務人口和家庭再生產,人口政策必須與金融政策統籌考慮,阻斷金融體系脫實向虛必須從家庭做起,降低家計負債的金融成本,使其服務家庭、建設家庭和滋養家庭,推動生育友好型社會建設。

中華文明倡導“家國一體”命運共同體制度優勢,針對金融市場自身 “繁榮-衰退-出清”周期產生的社會結構性破壞,根據中國現階段以及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公共政策應當將金融公共政策與人口逆周期調控緊密結合,國家除采取“逆周期”調節手段維持金融穩定大局,支持企業為主體高質量發展外,另一個重要支柱從支持家庭、激勵家庭、保護家庭這一原點切入,落腳于家計金融視角保護家庭單元的“兩個再生產”。改革開放的40多年,全體國民奮斗為國家積累了如此豐厚的家底,卻很少獲得直接“分紅”。當前,國家應收緊各種物質型的無效、低效的物質基礎投資,把多年來積累的發展紅利讓渡出極小部分“真金白銀”,通過“國民收入”形式鼓勵人口再生產,讓人口家庭再生產成為國家最高效的投資和拉動內需手段。國家出資(貼息和減稅)為多育子女家庭降低家計金融成本,維護家庭金融資產價格預期,資助多子女家庭修復資產負債表,避免產生合成謬誤。長期來看,緩解家庭資產縮水恐慌,促進生育水平適度回升,提升“面向未來人口”的家庭資產豐厚度,才是應對少子老齡化的“源頭活水”。盡量避免出現西方福利國家,政府財政大量補貼早晚走向生命盡頭的老齡負擔人口,最終“人財兩空”的結局。涉老金融政策應強化履職監管,嚴厲打擊涉老金融詐騙,督促養老金融資源保值增值跑贏通貨膨脹,為養老事業和產業發展提供一定的金融支持只能作為一種輔助性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