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教育中的女學員群體及其成長(1939-1949)*

梁德學

(江西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江西 南昌 330022)

一、引言

革命根據地與解放區的女新聞工作者,從抗戰初期零星存在到解放戰爭后期成長為廣布于中共各類新聞機構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前后經歷大約十年時間。這十年正是中共新聞教育從正式創辦、中斷沉寂到快速鋪展、漸成體系的十年。1950年,新聞總署普查統計顯示全國有1.15萬名新聞工作者,女性占比達17.7%[1],其中,此前十多年間接受過黨的專門新聞教育的女學員群體是女性新聞工作者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查證確切姓名者計237人,她們是中共早期新聞教育體系自主培養的一批女新聞工作者,也是最早系統接受馬克思主義新聞教育的中國知識女性。

近年來中共新聞教育史雖受到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但相關研究總體上還處于起步階段,諸如存在哪些新聞教育機構、辦學起訖時間、師資與課程、學員規模與結構等基本史實依然面目不清。阻滯相關研究向前推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檔案等一手史料相對匱乏。學員、教員等親歷者的回憶性文章構成了當前階段考察中共早期新聞教育史的基礎性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女學員群體對此類史料貢獻甚多。她們在以真摯情感和細膩筆觸追憶個人求學經歷之同時,以女性化的視角“復原”了當時中共新聞教育的大致面貌。

歷史地看,女性是中共早期新聞教育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者,因此理應成為這一歷史進程的言說者和闡釋者。盡管日后大多籍籍無名,但她們接受黨的新聞教育、投身新聞實踐的身心經驗,可為理解新時代中國女新聞工作者的自我認知、精神解放和人格成長提供有益的啟發,也有助于從中國經驗出發,思考新聞事業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價值建構、女性角色等現實問題。

一般而言,記憶文本缺乏歷史研究所要求的精度與信度。但有關中共早期新聞教育記憶文本的結構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上述缺陷:其是在校友聯絡組織的推動之下,約集昔日同窗開展的搶救性“集體記憶”工程;即便是龐雜、分散的個體記憶文本,亦可借助文本間的“互文性”進行有效“復核”。此外,這些記憶材料主要供校友間追懷往事、互訴思念之用,每一位記憶文本的生產者均確知其讀者——當年的老師與同窗,這就有效降低了夸大、虛飾與不實成分的出現概率。另由于絕大部分未公開出版,外界政治因素對記憶書寫與傳播的干擾相對較小。

在相關研究幾未展開的情況下,本文嘗試以女學員群體自身書寫的記憶文本為基礎性材料,輔以報刊、檔案及學員日記等其他史料,以相對拙笨的方式勾勒她們自入學至進入晚年的“漫長”人生歷程,細致呈現她們接受黨的政治思想改造、學習領悟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及離校后積極投身新聞實踐的身心經驗,以期從個體成長和女性解放的視角加深對中共早期新聞教育史、投身革命的城鄉女性知識青年心靈史的認識。研究主要沿循實證史學的理路與方法,適當參酌集體記憶等相關理論(1)在婦女史/性別史研究領域,集體記憶相關理論與研究方法已廣受關注,代表性研究包括Gerda Lerner的The Creation of Patriarc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Gail Hershatter(賀蕭)的The Gender of Memory: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及金利杰、周鞏固的《性別視角下的集體記憶》(《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等。約在2014年前后,集體記憶理論及相關研究方法開始受到新聞傳播學領域研究者的關注,如郭恩強的《多元闡釋的話語社群:〈大公報〉與當代中國新聞界的集體記憶》(《新聞大學》2014年第3期》)、白紅義的《新聞權威、職業偶像與集體記憶的建構:江藝平退休的紀念話語研究》(《國際新聞界》2014年第6期)、周海燕的《媒介與集體記憶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第9期)、陳振華的《集體記憶研究的傳播學取向》(《國際新聞界》2016年第4期)等。在新聞教育史研究領域,亦有研究者注意集體記憶理論的使用,如李菲、吳果中的《儀式、話語與認同:論新聞傳播教育集體記憶的建構——兼評〈中國新聞傳播教育年鑒(2018)〉》(《出版參考》2020年第2期)。但如引言所述,鑒于中共早期新聞教育史研究尚處于基本史實模糊不清的階段,本文仍采用了實證史學的研究理路,避免以論代史。,但無意以理論推演代替史實論證。

新中國即將成立之際創辦的蘇南新聞?？茖W校、湖南新聞干部班、江西省立新聞學校和杭州新聞學校,學員被分配至新聞或宣傳工作崗位上的比例相對較低,主要原因在于,當時各校所在地面臨的其他革命任務需要這些學員前往“支援”。但無論分配至何種工作崗位,女學員們一般都能認真完成工作任務。經歷過“抗大式”新聞教育的訓練和磨礪、收起百褶裙身著列寧裝的她們,早已摒棄布爾喬亞式的生活習性,有能力迎接各種新中國建設任務的考驗。如富家小姐出身的湖南新聞干部班女學員蕭蝶結業后下鄉參加秋征,后被分配到醴陵縣河清鄉白兔村,住在一個小破廟里,吃的是糙米飯,但她仍然“情緒飽滿,干勁很足”[12](P96)。

2018年高考Ⅰ卷理綜生物學試題，通過題目中所提供的生物學事實和信息，考查學生在基于已學知識的基礎上，思考、分析并解決問題，該過程更深入考查了學生的科學思維。不同于以往簡單考查學生記憶等低階思維能力，如今更多關注在學生分析與綜合等高階思維能力，為國家精準選拔人才奠定了基礎。在命題時如何設計和組織生物學事實和信息，考查學生的科學思維，是本文關注的重點，概括起來有以下三個方面。

二、中共早期新聞教育及其學員群體概述

中共早期新聞教育的整體與細部目前都還模糊不清,在此情境下先行開展學員群體研究,是不是一種不合邏輯的“倒置”?引言述及,目前推進中共早期新聞教育史研究的基礎史料是學員群體書寫和遺留下來的大量回憶文本。充分利用和合理處置這類史料可為推動踟躕不前的相關研究找到新的支點。正是在開展此項工作的過程中,相關集體記憶文本的主要生產者——革命戰爭年代接受中共新聞教育的學員群體得以被發現、被認知。由此來看,以集體記憶的路徑和方法同時開展中共早期新聞教育史及其學員群體成長史、心靈史研究,并不存在邏輯上的悖逆,甚至可以相互促進。

1949年7月20日,杭州新聞學校女學員們看到《浙江日報》刊登的“杭市青聯號召各界婦女,展開一封信勞軍運動”通知后,“即自動展開競賽,堅決打響第一炮”。當日上午她們即把這個計劃順利完成,“用了自己的信箋和手制的信封,把她們對解放軍的敬慕和欽佩,都盡情的吐露出來,有的還寫到兩三張紙的長信,申述她們過去受反動派的種種迫害,和現在過的愉快生活”[62]。個別女學員出于巾幗不讓須眉的心理,甚至將女性色彩明顯的姓名改為男性化姓名,如湖南新聞干部班的粟翼珊一度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粟一山”[63](P193)。

表1 中共早期新聞教育機構及可查證女學員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