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身份互構: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認同與身份建構*

梁 晨

(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732)

一、問題提出與文獻綜述

目前我國養老形勢嚴峻。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截至2020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在總人口中占比為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13.50%。與此同時,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在人口結構轉變和家庭規模逐漸縮小的作用下,代際關系經歷了重塑的過程[1](PP26-53),家庭養老遭遇挑戰,面臨著經濟上供養水平不足、生活上日常照料欠缺、精神上慰藉需求得不到滿足等突出問題[2](PP54-67),老年人因生活困難、疾病困擾、缺乏照料而自殺的現象時有發生[3](PP13-16),養老服務社會化勢在必行。

養老護理員是社會化養老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在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等文件中多次強調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加大養老服務人才培養力度和完善人才激勵政策,但在最近十幾年的研究和現實中,作為傳遞服務重要接口的養老護理員都是以文化素質低、專業技能差、年齡偏大的面貌出現,面臨工資待遇和福利低、工作辛苦、缺乏發展前途、用人“雙軌制”、同工不同酬等困境;社會對他們存在偏見,缺乏對其職業的認可;護理員隊伍也存在隊伍不穩定、人員流失嚴重等問題[4](PP72-74)[5](PP454-456)[6](PP2034-2038)。養老服務需求量逐漸增大,而養老護理員的問題卻一直沒有得到解決。

本文試圖以養老護理員如何在困境中建立身份認同為切入點,從養老護理員的經濟、道德、情感、家庭照料等個人因素以及地方文化和性別等社會因素角度透視護理員的職業認同建立過程,并試圖從養老護理員群體自身生活情境和所扮演的不同身份角色出發分析其身份建構機制,進而分析影響不同類型養老護理員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的因素及其特征。在傳統的家庭分工中,“照料”被歸于女性應該承擔的家庭責任,照料勞動帶有強烈的性別化色彩。這種家庭分工延伸到家庭之外,以照料為主業的從業者絕大多數為女性,成為女性化的職業。因此,本文討論的養老護理員僅限于女性,在討論養老護理員群體的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的同時,試圖探尋女性照料者的職業化之路。

(一)護理員的特殊性:照護關系、情感勞動與職業歧視

與其他職業相比,養老護理員的職業存在一定的特殊性。養老護理員所實踐的是一種以照護為主要內容的特殊勞動。一方面,照護勞動過程涉及人與人的互動[7](PP12-27),落腳于“關系”二字,是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體現。在照護勞動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和互惠,以至于有學者認為,“照護是一種道義互惠的過程,其價值正是深化了我們在私密與集體層次中的人性體驗”[8](P160)。另一方面,照護勞動消耗勞動者的體力和腦力,更消耗勞動者的情感。也就是說,照護勞動要求勞動者投入情感,對被照料者給予關懷,是一種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在情感勞動中,照護者在與被照護者的互動中,通過情感的激發或壓抑為被照護者帶來良好的情感體驗[9](PP57-69)。有研究表明,女性家政工在與雇主相處的過程中,往往通過扮演“母親”或“女兒”等家庭內部的性別角色來喚起與之相關的情感,從而滿足客戶的情感需求[10][11]。女性家政工在工作中往往對中產階層家庭內部的各種矛盾和不合理的情感需求“忍氣吞聲”[12](PP73-87),這種情感壓抑也是按照社會性別規范展演“溫順忍耐的女人”的性別角色。

盡管踐行著蘊含道義互惠關系的照護勞動和帶來積極情感體驗的情感勞動,養老護理員卻要面對來自各方面的職業歧視。養老護理員面臨著專業認知的偏見、工作身份偏見、性別看法偏見[13](PP136-137),以及“骯臟”污名、個人素養污名、職業道德污名、社會地位污名等職業污名。面對職業污名,養老護理員通常會采取消極和積極兩種應對策略[9][14](PP58-67)。年齡與性別、階層、城鄉等社會不平等體系的交織作用共同形塑了她們的社會境遇和職業選擇[15](PP83-96)。

(二)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

在受到職業歧視的情況下,護理員群體的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也面臨困境。不同學者對“職業認同”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職業認同是對職業內在的確認,在工作過程中有積極的情緒體驗并對職業有積極評價[16](P293);是“一個人對其所從事的職業在其心目中的一種確認”,然后“全部身心投入其中并且能從中獲得樂趣的心理狀態”[17](PP33-34)。目前學界對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認同研究并不充分,有論文從角色價值觀、職業行為傾向、職業價值觀、職業情感四個維度來分析養老機構護理員的職業認同狀況[18]。本文在此借鑒同屬家務勞動職業的家政工的職業認同研究。家務勞動在傳統意義上以女性為主且無報酬,家務勞動的價值一直沒有得到公平的認可,這是導致家務勞動具有相對較低市場地位和勞動報酬的重要原因之一[19](PP41-61);同時,家政行業呈現出職業性別水平隔離的趨勢,被貼上了“女性化”“低技能”的標簽,使包括養老護理員在內的家政業從業者難以獲得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應得的尊重[20](PP51-57),這些都不利于家政服務業向職業化、專業化方向發展,也不利于職業認同的建立。

與職業認同相比,身份認同和建構的研究更為復雜。身份認同和建構的研究跨越了哲學、心理學、語言學和社會學等多個學科領域,不同的學科對身份認同有不同的理解:哲學研究者認為身份認同是一種對價值和意義的承諾和確認;心理學則稱身份認同的本質是心靈意義上的歸屬,更關注人心理上的健康和心理層面的身份認同歸屬[21](PP21-27);語言學領域則從批判理論出發,認為身份建構是指一系列自我定義和對自我建構不斷修正的過程,強調人們在交際過程中建構彼此的身份并獲得相互認同[22](PP188-192)。而在社會學領域中,研究者關心不同人群的身份認同狀況及對其身份或角色合法性的確認,對影響身份認同的多種因素進行調查分析,研究不同人群的身份共識對社會關系的影響[21]。

目前關于身份認同和建構的研究多集中于某類(邊緣)群體的身份認同研究,如農民工如何在陌生城市的日常生活中通過移民空間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23](PP175-188)、網絡世界的青少年成為“UP主”過程中的身份建構實踐和自我再生產[24](PP138-147)等。對于女性群體來說,身份建構的研究多集中于女性身份與職業身份的交織。例如,都市女白領通過職業身份(聲望)、物化身份(財富)和交往身份(權力)來建構身份[25],小鎮中產女青年通過時尚消費與婚姻的互構來建構身份[26](PP77-86),縣域城鎮化背景下自雇裝修業的女工建構起“統籌者”的新身份[27](PP61-74),等等。

與這些職業身份相比,養老護理行業具有一定特殊性。首先,在勞動過程與勞動性質方面,護理員與家政工類似,所提供的勞動屬于社會化的家務勞動,這種勞動是蘊含著道義互惠關系的照護勞動和帶來情感體驗的情感勞動。這類勞動與其他職業(白領、女工)不同,勞動價值并未得到完全體現,專業化的認同程度不高。其次,在就業規范方面,養老護理員多是正規就業,與用人單位簽訂正規合同,因此對雇傭主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較強,與多從事非正規就業的家政工不同。再次,女性身份使得她們在職業生涯中面臨家庭角色、社區角色和職業角色的沖突,并對身份建構產生影響。

基于上述情況,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認同及身份建構就顯得尤為重要而獨特。養老護理員為何選擇從事這份工作?如何在歧視和特殊勞動中建立自己的職業認同并完成身份建構?不同身份的養老護理員的身份建構邏輯有何不同?本文擬從護理員的個人特征、地方文化和性別角度透視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機制和過程,剖析不同因素在養老護理員身份建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作用機制,以探求中國養老護理員的職業化之路。

二、研究框架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框架

結合情感勞動的特征和既往研究中影響養老護理員職業認同的因素分析,本文以護理員為中心,分析經濟因素、家庭照料因素、地方文化影響下的社區輿論因素、道德因素和情感因素這五個維度如何影響養老護理員的職業選擇,以及如何對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認同構成意義。選擇這五個維度的理由是:首先,就業的行為符合經濟理性準則,護理員為了謀生尋找就業機會,經濟因素是影響其職業選擇和職業認同的重要因素;其次,受家庭性別分工的影響,女性護理員在進行職業選擇時會更多考慮到家庭照料因素;再次,養老護理員的工作和生活嵌入在社區中,我們因此將地方文化影響下的社區輿論因素納入研究框架中;最后,結合情感勞動的特征,道德因素和情感因素在養老護理員職業選擇和職業認同中起到重要作用。

在這里,經濟因素是指護理員為了提升經濟收入而從事這份職業,提升經濟收入可能是為了自己,也可能是為了家庭(養家糊口)。較之其他可選擇的工作,較高的經濟收入是護理員接受這份“又臟又累”工作的原因之一,“至少能掙錢”“看在錢的份上”也是她們建構職業認同、合理化自己護理員身份的重要因素。

家庭照料因素是指護理員為了照顧家庭而選擇這份工作。做護理員(尤其是居家養老護理員)可以相對“時間自由”,“能夠照顧家”是護理員群體說服自己安心接受這份“伺候人”的工作的原因之一。受“男主外,女主內”家庭分工模式影響,女性護理員需要對家庭照料做出更大貢獻,因此家庭照料因素是女性護理員群體建構職業身份認同的重要因素。

道德因素植根于照護的性質,作為道義互惠過程的照護行為本身充滿了道德感和照護者自身的價值體驗。因此,無論是從利他角度出發的“做好事”,還是從自身角度出發的“有福報”,道德因素都是護理員建構職業認同、合理化自己護理員身份的重要因素。

情感因素是指護理員與老年人之間的情感,以往文獻提到護理員通過與老人之間建立擬親緣關系來喚起與之相關的情感,并從“孝道”的角度來解釋自己的照護行為[9][10][11]。除此之外,擬親緣關系中的情感因素也是護理員建構自身職業身份認同的重要方式,“像家人一樣”“她們離不開我”等情感因素是護理員群體建構自己職業身份的重要因素。

植根于地方文化的社區輿論因素是對護理員身份認同和建構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如果地方文化對家庭內部孝道和社區內部的敬老愛老、互相幫助文化多加贊賞和弘揚,護理員會借助地方文化和社區輿論力量來構建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地方文化中對護理員身份存在鄙視和看不起的看法,會通過社區輿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護理員(尤其是本地護理員)從事這份工作,這時植根于地方文化的社區輿論因素就成為限制護理員群體建構自己職業身份的重要因素。護理員在實踐中會受到地方文化因素的限制,但也會通過其他方式化解這種限制,建構自己的職業認同和職業身份。

在身份建構方面,本文將養老護理員所處的家庭和社區等生活情境納入研究范圍,分析她們作為女性的家庭身份、社區身份和職業身份之間的沖突及其對護理員群體身份建構產生的影響。家庭身份是指護理員作為家庭成員所扮演的妻子、母親、祖母角色;受家庭性別分工的影響,女性護理員往往需要承擔更多家庭照料職能,家庭身份對于女性護理員構建身份產生重要影響。社區身份是指護理員嵌入在社區生活中的身份,受鄰里和家族等社會關系、鄉土和社區情理以及社區輿論的影響。職業身份是從事護理員職業給她們帶來的身份,受以上五個維度因素影響的職業身份認同對她們的身份構建產生重要影響。三重身份之間互相影響,對不同護理員群體的身份構建產生重要作用。

本文將具體分析這五個因素對不同護理員群體的職業認同起到什么作用、如何起作用,不同因素之間是什么關系,以及護理員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在社區中的身份角色和職業身份如何互相影響并互構她們的身份建構(見圖1)。由此剖析不同因素在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作用機制,以探求中國養老護理員的職業化之路。

圖1 養老護理員職業認同與身份建構研究框架

(二)田野地點和研究方法

本文的田野調查地點為A市和B市兩個縣級市。A市和B市分別位于閩南和蘇南地區,兩市都是位于東部的全國百強縣,經濟相對較發達,居民收入也較高。除此之外,兩市共同的特點還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老齡化程度比較高,有較為完善的養老服務政策。A市60周歲及以上戶籍人口19.05萬人,占全市戶籍人口的15.48%,預計2025年老年人口將達到24.7萬人,占比達到19.7%;B市的老齡化程度更高,早在1985年就已進入老齡化社會,目前的老齡化率為30.6%,其中偏遠鄉村的老齡化率達到40%以上。為應對當地老齡化和家庭空巢化,B市民政局推行了普惠的居家養老服務政策,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均可享受每月4小時的養老服務;A市民政局推行的居家養老服務政策雖然目前只面向老年最低生活保障對象和特困對象,但正在籌劃面向空巢老人、留守老人的居家養老服務。同時,兩地在城鄉推行長期護理保險,為失能人群使用機構或居家護理服務提供補貼。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保障高齡老人和失能人群服務需求的同時,也為兩地開展護理服務和護理員的培育奠定了基礎。二是兩地經濟發達,吸引眾多外來人口到此就業。很多外來人口舉家遷入,進廠工作或從事服務業的青壯年勞動力的隨遷妻子或母親為A、B兩市養老護理工作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雖然外來人口與本地人之間存在語言障礙,但是A、B兩市可以從周邊地區吸引語言相近的勞動力從事養老服務,與老年人進行無縫交流。而本地人有充分的就業機會,也有進廠工作的傳統,從事護理工作的人不多,本地養老護理員大多以50歲以上的婦女為主。兩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的養老現狀。

本研究以定性訪談方法為主,訪談材料來源于作者分別在2022年8月、10月和2023年3月進行的三次田野調查,訪談對象包括兩市民政局和醫保局負責居家養老服務和長期護理保險的干部、兩市養老機構和居家養老服務組織的負責人、機構和居家養老護理員、村/居委員會干部、村老人協會負責人、作為服務對象的老人及其家屬等。

三、養老護理員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的不同邏輯

研究發現,不同身份的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存在不同的邏輯脈絡,對于不同類型的養老護理員而言,經濟因素、家庭照料因素、道德因素、情感因素和社區輿論因素這五個維度在其職業認同方面起到不同的作用,家庭身份、社區身份和職業身份也對不同類型養老護理員的身份建構產生不同的作用。本文將從護理員來源(外地人/本地人)和護理員工作地點(機構護理員/居家護理員)兩個方面分析不同類型護理員的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邏輯。

(一)外地護理員與本地護理員:經濟因素與地方文化因素的作用

1.外地護理員職業認同的三重邏輯及其依托于職業身份的身份建構

在A市和B市這樣的經濟發達地區,大部分養老護理員由來自中西部地區和周邊欠發達縣市的外來人口構成,外地來的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認同主要受以下三個因素影響。

一是經濟因素。絕大多數外來養老護理員是為了賺錢才背井離鄉到A市和B市工作,因為這里的經濟水平比周邊縣市高,養老護理員的工資也相應較高。A市的院舍機構養老護理員工資在3800-6000元之間,大多數護理員的工資在四五千元,某承擔長期護理保險業務的居家上門服務機構給護理員每月3000元的底薪,正常安排工作的情況下護理員每月的收入在4000元以上,這對大多數從事護理工作的勞動力——50歲左右的中年婦女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收入。

二是道德因素。在中國文化里,敬老是道德高尚的表現,即使在現實中養老護理員的工資遠遠比不上育兒嫂和幼兒園保育員,但她們認為自己從事服務老人的工作在道德層面是高尚的。不止一個護理員提到過,做護理員是“做好事”“做善事”;她們之所以能堅持下來做這份“又苦又累”的工作,是因為“服務老人的工作有意義”?？梢?護理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從照護過程中獲得道德層面的滿足感和成就感,道德因素能夠體現照護本質中人與人之間的道義互惠,是護理員建構職業認同、合理化護理員身份的重要因素。

三是情感因素。我們在訪談中經常聽護理員提到“我喜歡老人,喜歡和老人打交道”“老人離不開我”等。有個護理員講道:“我從別的養老院調到這邊來之前,那邊有個老人聽說我要走了,在我走的前一天,她問我:‘你是不是明天要走啦?’我說:‘是啊?！业氖植蛔屛易?她躺在床上哭,我也坐在旁邊流眼淚?！?1)訪談時間:2023年3月24日,訪談對象:A市SA養老院護工W阿姨。還有護理員講道:“家里人不來看(老人),他們也怪可憐的。我們能多陪就多陪一會兒?！?2)訪談時間:2023年3月24日,訪談對象:A市SA養老院護工L阿姨。這種因為長時間相處而產生的擬親緣關系讓護理員與老人之間的鏈接變得緊密,雙方都在情感鏈接中獲得獨特的情感體驗:老人從中得到替代性的情感滿足,養老護理員從中建構職業認同和尊嚴。

在身份建構方面,外來護理員由于遠離家鄉,遠離原有的生活場域,她們作為女性的家庭身份角色和作為社區成員的社區身份角色并未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得到彰顯。她們通過護理員職業來完成身份建構,護理員職業能夠將照料服務貨幣化,實現經濟功能,同時道德和情感因素給了她們從事這份職業的意義感和高尚感,對其職業身份也產生影響。她們的身份建構是完全依托于職業身份的身份建構。

2.受社區輿論影響的本地護理員及其多重身份互構下的身份建構

與之相對,在本地從事護理工作的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情況則略顯復雜。

首先,本地護理員強調道德因素。在A市和B市,幾乎每一個本地養老護理員都會說從事這項工作是在“做好事”,“有福報”。尤其是在位于閩南地區的A市,“福報”成為每個本地養老護理員都會提到的詞匯。護理員出身的某養老院院長說:“我家是做生意的。自從我做這行之后,家里的生意越來越好。我哥說你照顧老人、對老人好是行善,有福報的?！?3)訪談時間:2023年3月24日,訪談對象:A市YQ敬老院院長XLP。B市的本地護理員也在訪談中強調做護理員之后“身體越來越好了”,“原來的病都沒了”,這種表達背后也蘊含著“做好事有好報”的意涵。相比于外地護理員,本地護理員一方面強調照護道義互惠過程中獲得的道德層面滿足感,另一方面更加強調這項工作對自身和家庭的“福報”。她們與家庭的聯系更為緊密,受當地鄉土社區情理的影響更大。在她們心目中,道德因素所展現的道義互惠不僅體現在護理員和老人之間,還體現在護理員及其背后的家庭、家族之間:護理員從事照顧老人的工作是“行善”,能夠惠及親友,親友也對其工作予以支持。

其次,本地護理員強調情感因素。相比于外地護理員,共享同一種語言、文化和社會關系的本地護理員與老人的情感鏈接更為緊密。B市從事居家照護服務的本地護理員講過這樣一件事:“有個(我服務過的)老人去世了,我有一天正好去她家附近,我就拿著一刀紙去了她家。她的孩子非常感謝(我),說‘哎呀你還記著我媽媽,還來看看她’,她們還留我吃飯?！?4)訪談時間:2023年3月30日,資料來源:B市DYS養老服務組織護理員座談。她們和老人之間的擬親緣關系更多體現在行動上,比如老人去世之后的探望、與老人子女的日?；拥?。在這種互動關系中,她們產生對護理員職業的認同,建立起作為護理員的職業尊嚴。

再次,家庭照料也是本地護理員職業選擇和職業建構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對于一些護理員來說,照顧家庭是她們選擇成為護理員的直接因素。A市某養老院有位護理員D大姐,她最早為了照顧年邁的媽媽而陪媽媽住在養老院,后來“看她們太忙了,忙不過來,我就幫忙一起做”(5)訪談時間:2023年3月25日,訪談對象:A市LRWX養老院護工D大姐。,就這樣開始做起了兼職護工,媽媽去世之后她就在養老院留下來做了全職護理員。B市有一位被“挖掘”出來的居家養老護理員,在參加長期護理保險資格評審的時候,某養老服務組織發現她對癱瘓臥床的父親照顧得非常細致,之后幾次動員她在閑暇時間做居家養老護理員。她同意并正式加入養老服務組織成為專業護理員,但接單量比較少,只在父親休息的時間外出服務其他老年人。

最后,地方文化影響下的社區輿論因素在本地護理員身上起到很大的反向作用,阻礙其成為護理員及建立職業榮譽感,并導致她們在敘述中使用道德因素、情感因素和家庭照料因素來化解輿論和歧視,同時排斥經濟因素的作用。與人生地不熟的外來護理員不同,本地護理員的生活嵌入在當地的社會關系網絡和社區情理之中。A市和B市的經濟都比較發達,本地并不缺乏工作機會,六七十歲的老年人也有進廠打掃衛生的工作機會,因此本地人對“又臟又累”的護理員工作較為排斥。而護理員自己也能感覺到職業污名的存在,往往擔心會遭遇社會排斥而不敢在社區中亮明身份。一部分護理員采取“躲避”的策略。比如,A市由于陪伴母親而成為職業護理員的D大姐,丈夫在外務工,孩子在市里工作,她自己長期住在養老院里,“平時不怎么和他們(鄰居)打交道,也沒有跟他們說(從事護理員的工作)”(6)訪談時間:2023年3月25日,訪談對象:A市LRWX養老院護工D大姐。;B市也有護理員表示“兒子還沒結婚,不敢告訴別人(自己在做護理員),(因為感覺)有點丟人”(7)訪談時間:2023年3月30日,資料來源:B市DYS養老服務組織護理員座談。。另一部分本地護理員會調用道德因素、情感因素和家庭照料因素來“戰勝”社區輿論因素,比如使用“我是為了照顧家庭才做這份時間自由的工作”“這份工作行善積德,不用管別人怎么說”等話語來化解社區輿論和遭遇的歧視。

在這種社會環境之下,兩地的本地護理員在日常敘述中都很排斥經濟因素的作用。她們不希望別人認為自己是為了賺錢才從事這份“丟人”的工作,而是反復強調自己“不是為了賺錢”。因此,她們會更強調自己家庭條件好。比如,B市有個護理員很驕傲地說她的兒子在華為工作,“我一個月工資我兒子一餐飯就吃掉了”(8)訪談時間:2023年3月30日,資料來源:B市DYS養老服務組織護理員座談。;A市護理員出身的養老院院長會強調自己整個家族都在做生意,自己是放棄了家族企業來從事養老服務工作,“這是做好事,我不怕人說”(9)訪談時間:2023年3月24日,訪談對象:A市YQ敬老院院長XLP。。她們在話語體系中試圖通過道德因素、情感因素和家庭照料因素等方式建立自己的職業認同,排斥經濟因素在其中起的作用。這種地方文化中的社區輿論因素造成的后果是經濟困難、需要做護理員增加收入的中年婦女反倒囿于社會排斥而不敢公開從事這份職業,而且在成為護理員之后或多或少會脫離原來的社交圈。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文化和社區輿論因素的復雜作用。與中國大多數地區相似,A市和B市的民風都推崇尊老和孝道。位于閩南的A市家族、宗族力量發達,村莊依托家族、宗族力量建立“老人會”,子代的不孝行為會得到家族內以及家族外的“老人會”和村集體的干預;位于蘇南的B市有著強大的村集體,村集體對村民在家庭內的尊老養老行為起到約束作用。兩地的村集體或家族逢年過節也會組織志愿者對孤寡老人進行“獻愛心”的慰問和服務。但這種崇尚尊老和孝道的民風并未對護理員職業身份建構產生良好的影響,“又臟又累”的養老護理員職業被嚴重污名化,養老護理員們擔心被排斥而在社區中隱藏身份?？梢?敬老的民風對專職照顧老人的養老護理員職業身份的建立和認同并沒有形成天然的助力。如果地方文化將敬老愛老僅僅限制在家庭內部和村莊內逢年過節的志愿服務,那么職業化的護理勞動更加不易建立起來,反而會在社區輿論中被污名化,這對養老護理行為的職業化非常不利。

因此,在身份建構方面,本地護理員在扮演職業角色的過程中身兼多重身份,她們作為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身份與作為社區成員的身份、作為家庭成員的身份之間發生了交匯和矛盾,多重身份之間發生了互構。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身份讓她們感到污名的壓力,在鄉土社區情理中被歧視與她們在社區內的角色身份形成沖突,這時她們經由照料貨幣化所實現的職業身份被遮蔽起來;而女性在家庭中承擔的照料任務與在養老護理員職業中承擔的職業身份類似,家庭角色與職業角色身份之間可以相互順暢轉化。她們的身份建構是經由女性家庭身份、社區身份和職業身份互構形成的多重身份建構,性別角色賦予女性身份獨特的文化意義和價值。

(二)居家上門服務護理員與院舍機構護理員:家庭照料因素的重要作用

1.職業身份和家庭身份互構的居家上門服務護理員

每天上門提供服務的居家服務護理員與住在養老院舍機構中的護理員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家庭照料方面。居家養老服務的護理員只在工作時間到各戶老人家中提供護理服務,她們大多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大多數居家養老服務護理員選擇這份工作是因為工作時間有彈性,“要顧家”是她們經常說的話。有位在A市務工的外來護理員說:“我家里人都在這邊,孩子在這里上學,老公在工廠上班,我早晚要接送孩子和做飯,只能接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的單?！?10)訪談時間:2023年3月26日,訪談對象:A市PY照護養老服務站護理員Y姐。A市承擔長期護理保險服務的居家護理組織站點負責人也談到,“她們(護理員)基本都有家庭負擔,孩子中考高考的時候要給她們調單”,“有的人要中午和晚上回家做飯,我就給她排早班和下午班,上午十點半和下午四點半能結束回家的”(11)訪談時間:2023年3月26日,訪談對象:A市PY照護養老服務站站點負責人HDX。。長期以來,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分工模式影響,女性在家庭中承擔較多的照料功能。不少研究發現照料對勞動的影響存在性別差異[28](PP21-35),已婚婦女肩負家庭照料責任更多,需要更大程度地“兼顧家庭和工作”,相較于男性在就業市場遭遇的阻礙更大[29](PP111-120)。劉柏惠利用2002年、2005年中國老年健康調查(CLHLS)的子女配對樣本發現,女性的勞動參與決策受照料行為的影響更大[30](PP48-60)。因此,工作時間靈活、可以兼顧家庭的護理員職業是女性參與勞動的較好選擇,“能夠照顧家”也是選擇成為護理員的女性說服自己安心接受這份工作、從中建構自己職業認同的重要原因。

在身份建構方面,居家養老服務護理員通過職業身份和家庭角色來完成身份建構。作為妻子、母親、祖母,居家養老護理員承擔著較重的家庭內部的照料責任。而在完成家庭內部照料勞動的同時,外出做職業化的養老服務護理員還可以增加一點收入貼補家用。上門入戶服務時的統一著裝和完善的裝備、專業的培訓和服務手法讓她們的職業身份得到彰顯,而職業身份讓她們對老年人的照料勞動得以貨幣化。護理員的職業工作內容是家庭照料勞動的延伸,但經過職業化之后的職業身份成為她們身份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職業身份和家庭身份的互構中,居家養老服務護理員完成了身份建構,同時也面臨職業與家庭的平衡和選擇。

2.擺脫家庭身份限制的院舍機構護理員

院舍機構護理員的情況有所不同。養老機構的護理員通常被要求24小時在崗,她們吃住都在養老院里,家在本鎮和本縣的機構護理員大約每個月或者每兩個月回家一次,外地護理員除了家里有事臨時請假之外,每年春節才輪班回家。這意味著她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遠離家庭和原有的生活圈,“家庭照料因素”在她們身上不起作用,她們的職業認同構建主要依靠道德因素、情感因素和經濟因素。比如,來A市養老機構工作的外地護理員更是遠離家庭,家庭照料因素并未對其產生影響。她們中的一些人甚至提到為了遠離家庭才到A市的養老院做護理員:“我自己要來的,丈夫不愿意,不管他?！以瓉碓诩腋浇鰟e的(工作),我老公在學校做保安。他們(家里人)總來找我,‘讓奶奶帶點這個回家,讓奶奶帶點那個回家’,很煩,我干脆出來(工作)了……現在我老公下班接送孫子,在家做飯,我出來打工,賺錢給他們,兒子做生意有需要也找我拿錢?！?12)訪談時間:2023年3月24日,訪談對象:A市SA養老院護工W阿姨。在這里可以看到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發生了變化,正在根據家庭實際情況和需求進行分工,男性承擔起家庭照料的責任,女性越來越多地承擔起外出賺錢的責任,經濟因素對家庭照料起到了替代作用。對于院舍機構的護理員來說,照顧家庭不在其考慮范圍之內,她們甚至希望遠離家庭尋找更加自由的工作,用增加經濟收入替代照料家庭的責任,情感因素、道德因素和經濟因素是她們安心從事這份工作并從中獲得認同的主要原因。

在身份建構方面,無論是來自本地還是外地,院舍機構的護理員都要居住在護理機構中,因此日常生活中基本遠離自己的家庭生活,無法承擔日常照料責任,她們身上的妻子、母親、祖母等家庭角色也無法在日常生活中彰顯。她們通過給老人提供職業化的照料服務來獲得經濟收入,通過提供經濟支持來替代家庭照料責任,提供照料勞動的護理員職業是她們擺脫家庭身份的途徑,她們職業化的身份得到彰顯。職業身份讓院舍機構護理員能夠走出家庭、獲得獨立的生活和社會身份,她們通過擺脫家庭身份和確立職業認同來構建的自己的身份認同。

(三)不同養老護理員職業認同的影響因素和身份建構邏輯

經過對不同護理員群體的分別討論,本文發現本地/外地護理員和院舍/居家護理員交互分類,形成了四種類型的養老護理員。上述五個維度在不同護理員群體的職業認同中起到不同的作用(見表1)。

表1 不同類型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認同影響因素和身份建構邏輯

對于外地護理員來說,經濟因素是她們背井離鄉從事護理員工作的最重要原因。護理員是她們作為缺乏技能的中老年女性能找到的經濟收入尚可的工作,“看在錢的份上”也是她們建立自己職業身份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道德和情感因素在護理員的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護理老人過程中與被護理人員之間發生的道德互惠、情感付出和獲取都影響著她們對自己職業身份的認同。由于遠離家鄉,她們原有的家庭身份和社區身份無法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得到彰顯,她們的身份建構是依托在職業身份上完成的。

而對于本地養老護理員來說,由于受地方文化影響的社區輿論對養老護理員的“嫌棄”和“排斥”,即使經濟因素是其選擇成為護理員的原因之一,她們反倒不能強調經濟因素的作用。她們會用“做好事有福報”“顧家”等語言強調道德因素、情感因素和家庭照料因素的作用來化解社區輿論的負面影響,強調護理員身份的公益性。經濟因素在本地護理員的身份建構過程中受到地方文化影響而被遮蔽。因此,經濟困難、社會地位相對較低的人由于害怕遭遇社會排斥,即使成為護理員也無法向社區展示自己的職業身份,無法從中獲得職業認同,甚至會通過減少人際交往的方式遠離原有生活圈;而家庭條件相對較好的人反而不怕向家庭、家族或村落社區展示自己的護理員身份,因為大家知道她是為了慈善、家庭或“福報”從事這份工作,而不是為了錢。本地護理員的職業認同來自道德因素、情感因素和家庭照料因素,經濟因素雖然可能真正起到作用,但受到地方文化和社區輿論影響而被遮蔽。本地護理員嵌入在家庭和當地社區生活中,作為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身份與作為社區成員的身份、作為家庭成員的身份之間發生了交匯和矛盾,多重身份之間發生了互構。她們的身份建構是經由女性的家庭身份、社區身份和職業身份互構形成的多重身份建構。

對于居家養老護理員來說,家庭照料因素在其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工作時間靈活、收入尚可的護理員工作使她們在能夠盡到家庭照料責任的同時獲得一份穩定的收入。此外,與老人的情感聯結和道德互惠也在她們的職業認同過程中起到一定的輔助作用。她們在工作的同時還要擔負較重的家庭照料責任,職業身份和家庭身份共同對她們的身份建構起作用,她們同時還面臨著職業與家庭的平衡和選擇。

而對于院舍養老護理員來說,她們大多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遠離家庭和原有社區,家庭照料因素對她們的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基本沒有起到作用。她們或為了賺錢,或從道德和情感出發從事這份工作,經濟因素、道德因素和情感因素是她們建立職業認同的主要依托。而職業身份讓院舍機構護理員能夠走出家庭,獲得獨立的生活和身份,她們通過擺脫家庭身份和確立職業認同來構建自己的身份認同。

四、小結與討論

(一)小結

本文分析了不同類型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的因素,從經濟因素、家庭照料因素、地方文化影響下的社區輿論因素、道德因素和情感因素這五個維度分析不同養老護理員職業認同的影響要素,并從家庭身份、社區身份和職業身份三個方面討論不同類型護理員的身份建構。

1.五個因素影響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認同

本文認為上述五個維度的因素在不同類型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中起到不同的作用。

首先,道德因素和情感因素是所有類型的護理員共同的職業認同因素。無論是居家護理員、院舍護理員還是本地人、外地人,都在強調作為護理員的榮譽感和獲得感。她們強調照顧老人是“做好事”“老人離不開自己”,在付出勞動的同時收獲了“福報”和榮譽感,照護行為中的道義互惠過程以及雙方付出和收獲情感的情感勞動本質被體現得淋漓盡致。同時,道德因素和情感因素也是護理員最喜歡向他人展示和講述的因素,這兩方面構成的職業認同可以使護理員體驗較高的道德成就感和被依賴感,也造成了這兩方面的因素在護理員群體的語言講述過程中不斷被強調的現象,并在反復講述中不斷加深護理員群體的職業認同。

其次,經濟因素、社區輿論因素和家庭照料因素對不同人群起到不同作用。經濟因素雖然在護理員的實際職業選擇和認同中可能真正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受社區輿論因素影響,在本地人的敘述話語中往往被遮蔽起來,并沒有被本地護理員明確提出作為職業認同的關鍵因素,只對外來護理員的職業認同起到明顯的作用,這背后可以看到地方文化的影響。家庭照料因素受到傳統家庭內性別分工的影響,通常女性會為了照顧家庭而從事時間靈活的工作,因此在居家養老護理員的職業選擇和認同話語中占據主要位置,時間靈活、上門服務的居家養老護理服務使她們可以較為自由地安排時間,從而在照顧家庭的同時能夠參與正式勞動并獲得相應的收入;而在集中居住、遠離家庭的院舍護理員身上,并未體現出家庭照料因素的作用。

最后,上述五個因素不是獨立存在的,它們交織在一起,相互作用。經濟因素與社區輿論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最為明顯,在本地護理員身上可以看到植根于地方文化的社區輿論因素將經濟因素所起到的作用遮蔽起來;而道德因素和情感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社區輿論因素的負面作用,比如自認為是“做好事就不怕別人說”;經濟因素與家庭照料因素之間存在替代作用,比如很多住在養老機構的院舍機構護理員用增加經濟收入的方式來替代對家庭的直接照料等。在現實中,五個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會更加復雜(見圖2)。

圖2 養老護理員職業認同分析

2.多重身份互構影響養老護理員的身份建構

養老護理員的身份建構是女性經由家庭身份、社區身份和職業身份互構形成的多重身份建構。理解養老護理員群體需要將其置于家庭、家族和社區中進行觀察,她們的身份建構是多重復雜身份互構的結果。

首先,養老護理員作為一種職業身份,對所有類型養老護理員的身份建構都起到重要作用。其次,不僅職業認同和身份對其起作用,家庭身份和社區身份也對她們的身份建構起到不同的作用。在家庭生活和社區生活中嵌入較深的護理員群體受家庭身份和社區身份影響較大,游離在家庭生活和社區生活之外的護理員群體則主要依靠職業身份來建構身份認同。最后,多重身份之間互相影響,職業身份對養老護理員的家庭角色和社區角色進行重構,職業化的護理員可以不用擔負家庭照料責任,職業身份可能提高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但也可能讓她們在社區中受到歧視,進而重構她們在社區中的地位。作為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身份與作為社區成員的身份、作為家庭成員的身份之間發生了交匯甚至矛盾,多重身份之間發生了互構,由此形成養老護理員群體身份建構的復雜面相(見圖3)。

圖3 養老護理員身份建構分析

(二)討論

除了上述因素對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所起到的作用及其之間的關系,本文還涉及其他議題,但由于篇幅和主題所限無法展開深入討論。

首先,關于女性照料者的職業化。對于女性尤其是缺少勞動技能的中年女性來說,她們可選擇從事的職業有限。在這種情況下,養老護理員的職業化就變得非常重要。從養老護理員身上可以看到,女性可以通過社會化的照料行為形塑自己的社會角色、實現自我價值,同時完成職業化。她們從家庭走向社會,成為職業養老護理員,一方面完成了照料勞動的貨幣化,家庭內部無償的家庭照料勞動變成有償的專業養老服務;另一方面,在工作的同時需要“顧家”,依然要在自己家庭內部承擔家庭照料勞動,她們始終處在社會與家庭之間。具體來看,外地護理員與本地護理員的職業化過程存在差異。院舍護理員通過“離開家”完成了從家庭走向社會的照料職業化,而居家養老服務護理員處在家庭和社會之間,她們在家庭內部的照料勞動依然是無償的、未被看到的,而其從事的社會照料服務通過貨幣化被認可,成為她們職業化的依據。

其次,正式制度建設對職業身份建構的影響。一方面,正式制度能穩定和提升護理員群體的收入和社會保障,這對護理員職業身份認同具有非常關鍵的作用。我國正在推廣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對護理員職業身份的建構也有積極影響。隨著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推廣,養老護理員的用工需求在逐漸增長,增加了本地低技能中年女性的就業機會。正式的雇傭身份能給養老護理員提供穩定的收入和一定的社會保障、增強養老護理員群體的職業認同,長此以往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地方文化。另一方面,情感因素和道德因素在養老護理員職業身份建構的自我合理化過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而相關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從業者的情感體驗和道德感,從而幫助從業者完成自我合理化建構。比如,日本的長期護理體系在政策層面通過賦予專業評級進而提升養老護理員的地位、養老護理員職業在日本有著非常完善的職業分級和評級體系以及給養老護理服務社團組織專門的社團法人定位等,使這個職業迅速建立了職業化的規章制度和職業身份的認同。完善相應法律法規和職業評級規定、在政策層面給予養老護理員較高定位和完善的職業分級,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幫助養老護理員完成職業化并建立職業認同。

最后,養老服務社會化過程存在階段性特征。在不同社會發展階段,地方文化和社區輿論因素的影響不同。在調研中發現,社區輿論因素主要出現在閩南地區的A市,這里的文化結構以家庭和宗族為基礎,養老被認為是家庭責任,雖然在制度層面建立了長期護理保險和面向特困老人的居家養老服務體系,但社會化養老服務尚未成為風氣。而在老齡化程度更高的B市,不僅城鄉地區都推行了長期護理保險,還對80歲以上老年人每人每月提供4小時的普惠居家養老服務,養老服務社會化制度建設帶動了社會化養老的風氣,同時催生了對養老護理員的大量需求。享受養老服務的人數和從事此項工作的人員的增多,帶來了社會風氣的改變,因此B市本地養老護理員面臨的社區壓力和排斥更小,輿論環境更為寬松。A、B兩市在供給和需求兩個層面處于養老服務社會化的不同階段,老年護理行業職業化水平也不同。不同發展階段影響著護理員的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方式,加強政策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改變傳統鄉村的社會關系,對地方文化的“移風易俗”起到正向激勵和引導作用,有利于養老護理員的職業認同和身份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