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古代中醫藥文獻的類型與特點述略

許盈 葛金文

〔摘要〕 湖湘中醫藥文獻既是湖湘先人認識疾病的重要途徑，又是湖湘地區中醫藥知識的重要寶庫。從早期的口頭傳承到簡帛、竹木簡牘，再到紙質文獻，湖湘中醫藥文獻呈現了豐富多樣的類型和獨特的發展軌跡。周秦兩漢時期，湖湘中醫藥文獻開始萌芽，主要以簡帛文獻為主；魏晉隋唐時期，文獻載體逐漸向竹木簡牘轉變，且養生文獻得到發展；宋金元時期，方書集合文獻占據主導地位，中醫藥知識體系更趨完善；明清時期，見證了湖湘中醫藥文獻的鼎盛，特別是處理時疫的文獻得到廣泛流傳。通過厘清湖湘古代中醫藥文獻的類型與特點，展示和挖掘湖湘中醫藥知識和理論的構建歷程，從而促進湖湘中醫藥及其文獻的研究利用。

〔關鍵詞〕 湖湘文化；中醫藥文獻；文獻載體；文獻類型；地域醫學特色

〔中圖分類號〕R2? ? ? ? ?〔文獻標志碼〕A? ? ? ? ? 〔文章編號〕doi：10.3969/j.issn.1674－070X.２０24.01.025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Huxiang TCM literature

XU Ying1，2， GE Jinwen3*

1.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208， China; 2. Hunan Mawangdui Medical Research Center， Changsha， Hunan 410006， China; 3. Hunan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006， China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TCM literature of Hunan region，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Huxiang TCM literature， serves as both a crucial pathway for Huxiang ancestors to understand diseases and an important treasure house of TCM knowledge in Huxiang area. From initial oral inheritance to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and then to paper documents， Huxiang TCM literature has fully demonstrated its richness and variety as well as its uniqu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Huxiang TCM literature begun to sprout during the Zhou， Qin， and Han dynasties， primarily characterized by bamboo and silk manuscripts. Later， in the Wei， J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literature carrier gradually changed to bamboo and wooden slips， accompanying the growth of literature related to health preservation. During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compiled formula books occupied a dominant position， marking the ever-improving TCM knowledge system. The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itnessed the heyday of Huxiang TCM literature， especially with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literature on dealing with epidemics. By clarifying the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Huxiang TCM literature， this paper reveals and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Huxiang TCM knowledge and its theor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Huxiang TCM and its associated literature.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Huxiang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 literature carrier; literature type; regional medical characteristics

湖湘地區是中醫藥衛生經驗知識積累較早，發展水平較高的重要地區之一。距今50萬年前的津市虎爪山遺址，是湖湘境內目前發現最早的古人類活動遺跡[1]。先民經過不斷的探索、總結與創新傳承，逐漸形成“神、巫、藥兼融”的遠古原生態中醫藥文化。史前時期，“荊蠻”即現湖南境內的先民醫療幾乎完全依賴于苗醫苗藥。但苗族有語言而無文字，中醫藥相關的記述主要以非文字的形式，如以神話、傳說等口傳心授的“口碑文獻”保存其中醫藥經驗。湖湘中醫藥文獻的文字開端始自周秦兩漢時期，以下從周秦兩漢時期、魏晉隋唐五代時期、宋金元時期、明清時期四個階段發掘探析不同類型湖湘中醫藥文獻的內容形式、特點與價值。

1 周秦兩漢：湖湘中醫藥文獻啟源時期

1.1? 以簡帛為流行載體的中醫藥文獻

周秦兩漢時期是湖湘中醫藥文獻的萌芽時期。楚人入湘傳輸楚國文字與文獻，正式開啟湖湘的文字時代。楚人入湘的主要進展發生在春秋中期偏后期的時間段內，據此推論，見于文字的湖湘中醫藥文獻，理論上最早可能誕生于春秋后期。

竹簡木牘是先秦時期湖湘地區最主要的中醫藥文獻載體，湖湘最早的中醫藥簡牘文獻產生在戰國時期。在湘西龍山縣發現的里耶秦簡不僅保存了戰國時期的醫藥文獻，還填補了秦朝醫藥文獻的空白。2002年里耶古城發掘出38 000余枚秦簡，已公布的77枚簡牘涉及秦朝洞庭郡遷陵縣衙署設立醫官、百姓疾病、醫政管理、處方、服用方法、中藥材種植等豐富的中醫學內容[2]。其中關于秦始皇求仙藥詔令、地方獻藥、疾病及療效等記載，凝聚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疾病防治、健康養生的理念和實踐經驗，彰顯了湖湘醫學發展的高度[3]。該時期湖南出土有關醫方和食方的簡牘尚有沅陵虎溪山西漢簡[4]、張家界古人堤東漢簡[5]等。

簡牘流行的同時，縑帛也作為一種重要的中醫藥文獻載體存在。20世紀70年代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醫書14種，絕大多數是戰國中后期至秦初人寫成的，編寫體例不同，內容獨立，整體上基本首尾完整?！蹲惚凼幻}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五十二病方》等10種古醫書合抄在5張長帛上，涉及方劑、經脈、養生等中醫藥內容，具有極高的醫學價值?！段迨》健肥侵袊l現最早的古方書，《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為《黃帝內經》等經脈體系的構建提供了直系祖本；《導引圖》帛畫上繪44人做各式運動姿態，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健身圖譜。

1.2? 中醫史上臨床類、本草類文獻的開端

張仲景為東漢末年人，對這一時期湖湘中醫學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據唐代甘伯宗《名醫錄》記載，張仲景“官至長沙太守”，據歷代醫籍、地方志和古跡的記載可以明確張仲景曾任職長沙太守[6]。長沙是張仲景的行醫坐堂地，其所著的《傷寒雜病論》被譽為“眾法之宗、群方之祖、醫門之圣書”。據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研究，中國近五千年來共經歷了4個冷暖變化時期，東漢末年為第二個寒冷期[7]。寒冷的氣候裹挾戰亂紛爭的社會局勢，由此加劇了疫病的大規模流行。為了應對環境與病機的變化，張仲景超越醫經、經方學派框架，摒除“各承家技、終始順舊”的醫風，關注病因重在傷寒。所謂《傷寒論·傷寒例》云：“其傷于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痹\療貼合臨床實用，創造性地提出了辨證論治的法則?！秱s病論》是中醫史上臨床醫學文獻的開端。仲景學說作為湖湘地域醫學鮮明標志，經梳理，自宋代以來，湖湘醫家有關《傷寒雜病論》的著作有35種。湖湘醫學與傷寒學說有著深厚的淵源，在該書的版本研究與注釋、臨床運用中，形成了醫必切實、注重臨床的獨具特色的湖湘傷寒學說[8]，展現了湖湘地域歷史醫脈的延續。

作為我國現存最早的本草學文獻《神農本草經》，其成書之時正處于湖湘地區歷史傳統文化與醫藥文化發展的脈絡中。張登本對文獻資料進行細致檢索后指出，本草知識著作托名于“神農”不單是一種托辭，而是有實質性的歷史根據與史料支撐。相傳，炎帝為“宣藥療疾”，爬山涉水，晚年采藥來到三湘大地，他不僅是中藥學的奠基人，同時也是湖湘地區傳統醫學知識的采集者與傳播者[9]。他在三湘大地上親身實踐，嘗試和驗證各種藥材，為本草藥性的分類提供了原始的經驗數據。特別是宋代羅泌《路史·后記》記載炎帝葬址“崩葬長沙茶鄉之尾，是曰茶陵”（即現在湖南省株洲市炎陵縣的炎帝陵），將《神農本草經》與湖湘地域文化緊密相連，提供了地理與歷史上的坐標。在東漢時期對神農氏采藥經歷與藥物學知識的整理加工，最終凝結為《神農本草經》這一文獻著作。該書不僅是湖湘中藥學之濫觴，也是祖國中醫藥學之始，至今仍對中醫藥的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

2 魏晉隋唐五代時期：湖湘中醫藥文獻奠基時期

2.1? 三國魏晉時期竹木簡牘仍為主要實物載體，養生文獻惜無傳世

三國魏晉時期，于湖南而言，中醫藥文獻的主要載體仍然是竹木簡牘。湖湘地區是迄今出土簡牘數量最多、時代序列最為完整的省份，時代涉及戰國、秦、漢、三國、兩晉，其中以三國時期的簡牘為最多[10]。1996年，長沙市走馬樓共出土了三國孫吳時期簡牘14萬余枚，文字200余萬，成為20世紀繼殷商甲骨文、敦煌石窟文書、西北屯戍簡牘之后出土文獻的又一重大發現。其最后一卷《竹木牘》分上下兩冊，有幾件文書涉及孫吳時期的疾疫和醫療，其收錄內容包括疾患病亡報告、醫療養護、時氣疫疾、醫事與醫政[11]。雖然殘損較多，卻是具有歷史價值與參考價值的研究醫療制度、醫學發展水平的重要文獻。有學者根據目前出土的醫學文獻將簡帛醫學流派大致分為荊楚醫派和扁鵲醫派兩個醫學流派[12]。三國兩晉時期與周秦兩漢時期的簡帛醫書及其思想，以湖湘地域歷史地理基礎或特定文化氛圍為基礎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特色的獨特中醫藥理論主張、方法或技藝，由此成為荊楚醫派的主體。

魏晉時期是中國文化史上儒、釋、道三教雜糅的新時期。魏晉時期時政動蕩，士大夫越名教而任自然，清談避禍的同時，多寄意養生，誠如范文瀾所言：“東晉南朝，士族多精醫學?！笔咳嘶蛄粢馑鸭t方，或探究本草藥性，或推崇服石煉丹，湖湘地區有許旌陽、葛玄兩位醫家的相關記載?！妒T縣志·方技》記許旌陽“煉丹方頂山，其鋪氈處，草色皆赤。山前有祠，手植銀杏雙株，尚存”。[13]另一位“太極葛仙翁”葛玄也曾在湖湘境內修習丹道：“稚川以祖也，吳人。石門北二十里，石屋修煉，尋以丹術授弟子鄭隱，盡得其訣，至今山名葛仙?！盵14]據《云笈七簽·靈寶略紀》提到的師承關系脈絡，東晉著名煉丹家、醫藥學家葛洪所習修道煉丹之術從叔祖葛玄而來。許旌陽、葛玄的醫術除方志有載之外，而不見于醫著，故此時期的湖湘醫家尚無傳世中醫藥文獻可考，葛洪所著《抱樸子》《肘后備急方》可視為存錄師者醫學養生思想的文獻資料。

2.2? 隋唐時期零散醫學篇章散見于綜合性著作，湖湘方書特色顯山露水

從傳播形式來劃分，古代中醫藥文獻可分為獨立文獻和集合文獻。零散醫學篇章面貌的獨立文獻是中醫藥文獻的最基本形式，也是醫學專著出現的前提。醫家決定醫著，得力于該時期的科舉制度。湖南產生了第一批進士，出現了稱著于時的醫家，如唐懿宗時期郴州韓宗紹曾任皇室待詔、翰林醫官。但人才規模與鄰省及進士較多的北方地區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湘人著述表》《中國中醫古籍總目》等文獻不見任何湖湘地區成型的醫學專著，而主要以零散篇章的形式散見于綜合性著作。典型的實物為長沙人歐陽詢主編的類書《藝文類聚》，該書保存了大量隋唐以前的珍貴醫學史料，其中“方術部”分為養生、卜筮、相、疾、醫等5個子目，“藥香草部”共收載藥物43種[15]。

該時期湖南著作除集部有醫學圖書收錄，其他各部類圖書或缺乏或稀少，湖南中醫藥文獻發展與中原地區存在一定差距，但湖南成為道教和南禪宗的腹地，湖湘中醫藥文獻地域特色逐漸顯現。據《寶慶府志》《藥王孫思邈與龍山》等記載，“唐時孫真人修煉于此”（龍山岳平頂寺），孫思邈長期居住龍山采藥、醫病、著方，《備急千金要方》即編撰于此。該書共30卷，合方論5 300首，其書所述避居靜修、參禪調氣等應對疾病的方法，流行于隋唐湖湘地區知識分子之間，搜集地方特色藥物、驗方的風氣使得方書在后世逐漸發展成為湖湘醫學的顯學。

3 宋金元時期：湖湘中醫藥文獻興起時期

3.1? 中醫藥文獻興起的寬松學術環境

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盵16]文化、學術在宋朝顯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宋代實行崇文抑武的國策，發展文官統治，寬松的學術環境為醫學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雕版印刷術在宋代大為流行，官方開始雕印醫家經典，醫家雕印個人醫著。宋代官方對醫書的刊行十分重視，《神農本草經》《黃帝內經》《傷寒論》等醫籍經校正，醫書局?？闭矶蔀榻浀涞亩ū?，刊刻印行，大行于世[17]。地方政府面對醫籍刊刻的重視，自上而下起到示范的導向作用。湖南地區受到極大影響，湖南刊刻雕版印刷發端于北宋，至南宋開始興盛，其中潭（今長沙市）、永（今永州市）、道（今道縣）三者的刊刻最多[18]，尤其是宋室南渡以后，國家中心南移，湖湘地區醫學、理學的興起、傳播與書院教育發展，推動湖南的思想文化領域釋放巨大的活力。

3.2? 集合文獻方書為主導，進入傳統知識分類體系

對獨立文獻進行加工、整理并按一定的體例重新編排形成集合文獻[19]。宋金元時期湖湘地區的中醫藥文獻通常以編述的方式保存流傳，形成了方書一類的集合文獻。據統計，宋金元時期湖湘地區所留存的醫著24部多為方書[20]，收集名方、編撰方書和刊刻方書成為當時社會的新趨向[21]，且湖湘方書大多數包含各種臨床醫學知識、驗方、效方，流傳頗廣。以衡陽曾世榮所撰《活幼心書》為例，該書最早由元天歷二年曾世榮自刻本刊行于世，是我國兒科文獻的重要著作。從該書在明清兩朝和日本的多次校本刊行來看，該書對后世的兒科學發展影響很大。

在宋金元時期，湖湘地區中醫藥文獻以方書為主導，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湖湘傳統方書源遠流長，馬王堆醫書《五十二病方》可見一斑。此時期的湖湘名醫均有影響較大的方書傳世。劉元賓方劑學代表作《神巧萬全書》現存240方，宋代醫家陳無擇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大醫習業》云：“其如本朝《太平圣惠》《乘閑集效》《神功萬全》《備見崇文》《名醫別錄》?！睂⒃e及其《神巧萬全書》與仲景、華佗、《太平圣惠》、《名醫別錄》相提并論[22]。

宋金元方書包括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養生科等科，方書文獻體例規格也從零散的單篇發展為成型的專著。傳統書目的知識分類體系不僅包含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品格，亦有強烈的“價值論心理”[23]。官修書目及其背后的知識邏輯對醫籍的收貯和歸類，表明了官方意志對醫學的關注和認可。隋唐時期，湖湘醫籍未見載于中醫藥圖書類目，宋金元時期方書類醫籍成就突出，進入傳統知識分類體系。子部醫家類被歸為“治世者所有事”，凸顯醫籍的政教價值導向。清光緒《湖南通志·藝文志》著錄宋代“子部醫家類醫術目”，圖書“雜方目”，以湘鄉朱佐撰《類編集驗醫方》15卷為最早。朱佐搜采民間醫生，尤其是湖湘醫家及歷代方書中的有效方劑，撰成《類編朱氏集驗醫方》，列方近900首，是中醫學史上成書較早、影響較大的方書之一，中國最大的方書《普濟方》對該書內容多所輯錄。

4 明清時期：湖湘中醫藥文獻鼎盛時期

4.1? 刻本為主要載體形式，醫著骎骎始盛，流傳甚廣

以紙張為載體的湖湘古代中醫藥文獻有抄本、刻本、寫本、稿本等形式。時至明清，湖南中醫藥著述進入鼎盛時期，刻本成為了醫籍的主要載體形式。皮錫瑞在《師伏堂日記》中說到：“湖南人物，罕見史傳……明劉三吾、劉大夏、李東陽、楊嗣昌諸人，骎骎始盛?！盵24]人才盛，著述興。清光緒《湖南通志·藝文志》著錄同治以前湖南著述，雖不能反映清代湖南醫學著作的全面情況，明清湖湘中醫藥文獻繁榮可見一斑。子部醫家類114種，其中一些醫籍版本甚多，流傳甚廣。當中首推邵陽周學霆《三指禪》，有道光八年星沙換鵝堂刻本、咸豐十一年三讓堂刻本、湖南書局刻本、光緒二十一年澹雅書局刻本等二十余版本。而方書方面又以清代善化人鮑相璈《驗方新編》十六卷最為典型，有學者認為，該書是中國歷代醫書版本最多、流傳最廣的醫書[25]，有道光二十九年廣州海山仙館刻本、咸豐元年余慶堂刻本、同治四年刻本、光緒十四年掃葉山房刻本等百余個版本，并傳及日本、韓國。

清代嘉慶道光以后，湖南時疫流行，專門論述疫病病機、治法等方面的醫著廣為刊刻流行，其中《時疫白喉捷要》為較早使用“白喉”命名的專著之一。因治療“白喉”的需要，全國均有對于該書的翻刻，共有光緒十一年二原堂刻本等十六個版本[26]，其余疫病醫著如衡山人文起《痘科輯要》、邵陽人劉文范《羊毛瘟疫新論》、衡陽人李紀方《白喉全生集》[27]等均有多種刻本。

4.2? 坊刻為主的多種主體參與刊刻，善治時疫，內外并重

葉德輝《書林清話·古今刻書人地之變遷》記載：晚明以前，南京、蘇州等江南一帶是全國刻書的核心區域，到了清代，新的刻書中心開始向湖南、湖北遷移，“自學校一變，而書局并裁，刻書之風移于湘鄂，而湘尤在鄂先”。[28]咸豐、同治時期，藏書、刻書薈萃的江南地區遭受兵燹，市肆蕩然，湖南僅為過境之地，刻書業受到的沖擊較小。清代后期湖南醫籍收藏、刊刻遠勝前代，進入鼎盛時期，不讓閩、贛、鄂及其他各省。在多種主體參與下，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醫籍的刊刻數量、刊刻類別、流布傳播等方面有諸多超越。

坊刻為明清時期湖湘地區醫籍刊刻的主要形式，刊刻醫籍數量遠遠超過官刻、私刻?！懊鞔尉敢院?，邵陽市成為江南四個半刻書城市中的半個”。[29]自明代以來，寶慶府邵陽書坊刻書成為湖湘民間坊刻中心，刊刻醫籍數量居湖南之最，又以經元堂刊刻醫書數量最多。據統計，清代湖湘坊刻醫書總計363種，官府刻書、私家群體刻書是清代醫籍刊刻的重要補充[19]。傷寒、金匱等臨床實用醫著為官刻本、私刻本主要選材來源。

湘人質樸，醫學被視為經世致用的學問。因此，明清時期臨證各科醫著得到了顯著發展，尤其以治療時疫的醫籍為核心，體現出內外并重的特征。在官方層面，刊刻臨床各科醫籍尤其是疫病醫籍，不僅豐富了醫學知識體系，也可能成為湖南政府應對流行疾病的實際措施之一；對醫家而言，臨床實踐始終以患者的真實需求為中心，運用所學知識解決臨床問題。根據各級地方志和各類書目所載，清代湖南地區所留存的醫學著作中，臨證各科醫著刻印最多，共計62種。特別是在處理時疫溫病和喉科疾病方面，成就斐然。時疫溫病方面，湖湘諸醫尤重視麻、痘二證的防治，在學術上多有建樹，僅二證專著，有據可查的醫著有25種。喉科諸病醫學專著14種，其中以“白喉”最為險惡，湖湘醫著對此病的鑒別、分型治療有精辟的見解，瀏陽人張紹修著4種治療白喉的專著：《時疫白喉捷要》《白喉癥論》《白喉時疫方論》《專治時疫白喉丹痧經驗良方》。因此，湖湘醫學文獻在臨證醫著方面呈現出豐富多彩格局，相較之下，基礎理論醫著的研究相對不足[30]。

5 結語

通過以上述略可以看出，從載體形式而言，湖湘古代中醫藥文獻的非紙質載體有竹木、簡牘、簡帛等文獻類型，而以簡牘為主要文獻載體類型；轉型為紙質載體的中醫藥文獻則以刻本為主要載體形式。從性質和作用區分，湖湘中醫藥文獻從零散單篇的獨立文獻發展為編述方式的集合文獻，展示出湖湘古代中醫藥文獻重視區域藥物搜集、方書源遠流長、關注時疫需求的地域醫學特色。今后應加強對湖湘中醫藥文獻內涵和價值的重視，運用多學科手段，如歷史學、文獻學、藥學等，深入挖掘湖湘中醫藥文獻的研究利用價值。同時，還可以借助現代科技手段，如數字化技術、大數據分析等，對湖湘中醫藥文獻進行整理、保護和傳承，以促進湖湘中醫藥的研究和應用，為中醫藥的傳承創新發展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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