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輩關系如何影響頭像展演

劉遠軍　劉華洋

【摘? ?要】頭像作為社交媒體時代展演自我的重要工具，在線上交流過程中會受到人際關系的影響和干預。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訪談法，對18歲至25歲之間有過頭像展演行為的15位微信用戶進行深度訪談，根據符號互動理論探究其受朋輩關系影響發生的具體過程，以及青年群體在碰撞交流中如何重構自我意識并維系情感關聯。

【關鍵詞】朋輩關系；頭像展演；符號互動論；自我意識；情感

費孝通分析我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特征時，將中國的社會結構概括為差序格局，這種格局既包含有縱向等級化的“序”，也包含了橫向以自我為中心的“差”。[1]目前學術界將這一概念從整個社會組織的層面轉變為人際關系的層面，以此來形容當代個體的人際關系網絡。其中“序”映射在人際交往中是尊卑有序的代際關系，“差”則涵蓋了親疏遠近的朋輩關系，即朋友關系和同輩關系的合稱。由于沒有年齡差距的限制，朋輩之間可以實現頻繁的交流與互動。[2]對于青年群體來說，自我意識正逐漸確立，朋輩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他們自我的形成與發展。

米德指出自我并非與生俱來，而是逐步發展起來的，是在社會經驗與互動中產生的。[3]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身體的缺席為聊天雙方提供了更多的表達和想象空間，頭像成為用戶在社交平臺上展示自我的重要工具，頭像展演行為在朋輩間的互動中通過不斷重構用戶自我意識而受到影響。大多數用戶潛意識里對于展演頭像的自由度抱有較為自信的態度，目的是為了維持“自以為是”的主我和塑造朋輩眼中的“完美”客我。青年群體在展演頭像時通常會選擇與朋輩進行積極的協商與溝通，并且在互動最后階段作出很大程度的讓步。因此，本文探討的是青年群體的朋輩關系如何影響其在微信社交平臺上的頭像展演行為。

一、文獻綜述

（一）朋輩關系與自我

朋輩關系是社會學、教育學和心理學中經常探討的主題，但是目前學界大多把朋輩關系的研究重點放在未成年人或青少年群體身上，很少把目光聚焦在處于成年期的青年群體（本文主要指在校大學生以及畢業未滿三年的高校畢業生）。成年期是一個深刻發展變化的時期，處于這一階段的年輕人需要建立個性化的身份，以幫助他們應對走向成年的道路上所面臨的挑戰。在此階段，許多成年人開始離開父母進入到一個陌生的環境，這樣通常會導致他們更多地轉向將同齡人作為依戀對象，來滿足他們的情感需求，同時在與父母的關系中建立自主性。

傳統的符號互動論主張“自我概念”或“自我”和身份看作人際行為的核心驅動力，并且認為自我意識是影響人們行為的重要因素。米德認為“自我”是一種社會結構，是從社會經驗和社會互動過程中產生的“主我”與“客我”相對立且統一的綜合體，具有將自身視為其對象的“反身性”特征。米德所論述的自我意識體現了個體的交互主體性，是“外向的互動溝通和內向的主我、客我對話的雙向發展過程”。

（二）社交媒體頭像

關于社交媒體頭像的使用行為，已經有不少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并通過頭像對用戶的性別、關系、自我等話題展開詳細的探討。Procter， L認為隨著網絡自我作為一種文化范式的強化，身份建構越來越多地通過公共數字身份進行，角色和頭像的實踐/表演提供了一個鏡頭，通過這個鏡頭可以理解個人在虛擬世界中的展示之間的聯系。依賴頭像作為一種工具，或作為一種擴展的、非同尋常的自我的必要性，增加了用戶沉浸式的、準社會的自我存在，使關系更加共生。[4]戴穎潔關注的是在微信頭像 “編碼” 和 “解碼” 過程中存在怎樣的代際互動生態， 以及這一互動過程是如何發生作用的，探討了費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中“序”對頭像使用的影響，目前對于差序格局中“差”影響頭像使用行為的研究還存在缺席。本研究將從這個角度出發去探討在朋輩關系的影響下，青年群體自我意識的發展從而影響到展演頭像這一主題。

二、研究方法

（一）深度訪談

本文采用深度訪談法， 主要通過滾雪球的方式選擇與確定研究對象，并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以及文本分析等方法展開研究，以期盡可能更多地獲取關于用戶頭像展演行為以及與其朋輩互動的資料內容。本研究采訪的時間跨度近半年，最終選取了15位在研究年齡范圍內的微信用戶為采訪對象，進行一對一的半結構式訪談。訪談方式主要通過面對面談話、微信語音或者電話聊天，每次訪談時間均在40分鐘以上，在獲得受訪者同意之后，筆者將錄音全部轉換為文字，將得到的訪談內容進行編碼與分析處理。出于對受訪者的隱私保護考慮，本次訪談均對受訪者進行匿名處理。受訪者概況見表1。

（二）網絡民族志

在進行深度訪談的同時，研究者還采用網絡民族志方法，有目的地在豆瓣小組“一天一個頭像我最靚”中進行參與式觀察，利用豆瓣開放性平臺的便利性特質，觀察自然狀況下豆瓣小組成員對頭像的更換與選擇行為，在觀察中獲取可供研究的內容。

三、朋輩互動對頭像展演行為的影響過程

米德強調，社會心理學的重點工作是研究個人行動背后的認知能力演變過程，以“自我”為例，探討人們行動中出現的問題?！爸魑摇北欢x為一個對別人的反應，它是一種沖力性的行動，而“客我”則更加強調個人的社會性特點，即個人通常采用別人對自己的態度、評價和角色期待而在社交中做出行動?！敖巧蓳瘛崩碚撝赋?，行動起于主體，受控于客體，后者向前者提供反射，前者對后者做出反應，這種互動是通過“對話”的方式得以呈現的，它既體現了個人的自我意識，也體現了個人的社會性特點，使個人能夠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要求和行為，更好地實現自身目標。[5]自我的形成是主我與客我的相互作用。

頭像是一種具有深刻含義的自我表達方式，它不僅可以將個人形象可視化，還能夠傳達出個性、品質等重要信息，是用戶在社交媒體上展示自我的重要組成部分。頭像作為用戶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的一種重要表演工具，不僅可以幫助用戶表達情感、傳遞信息，輔助用戶樹立在他人眼中的第一印象以及影響后續的交往，它與用戶自我之間也存在某種關聯，互動的結果是通過自我意識的不斷發展與重構而實現對頭像展演行為的影響。朋輩關系作為青年群體差序格局中的重要一環，用戶在展演頭像時會受制于其朋輩所帶來的壓力，在反復的互動交流中不斷調整自己的頭像，頭像作為自我意識的一種映射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呈現出新的特征。

（一）主我的體現——我的頭像我做主

相比于現實世界中對自身形象的控制，網絡空間的操控更加便捷，因此被稱為“身份的展演室”。[6]微信平臺上的頭像展演就如同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穿衣打扮一般，都屬于個人自身的形象管理，呈現出自己想要向他人展示的一面，這是用戶展演頭像時的出發點。根據訪談發現，用戶選擇頭像就像平時選購衣服一樣，拋開其他因素暫且不談，美觀與匹配度是用戶在挑選頭像時的第一要素。

S14：“我在選擇頭像的時候有想過用一些另類的圖片，但是沒有實踐過。我想嘗試是因為有些圖片很個性也很張揚，但是這種頭像和我本人平時的風格并沒有那么匹配?！?/p>

頭像展演相較于現實生活中的形象塑造和管理具有更大的可操控性和決定權。絕大多數受訪者均表示自己在頭像變更與選擇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挑選頭像與換頭像的初衷和動機一般很少受到周圍人的影響與干擾。

“換頭像是自己的事情，在此之前沒有必要詢問，如果他們對我的換頭像這個行為產生一些看法，我并不會受到他們的太大的影響，但要是同一個課題組的同學問起來還是很樂意和他們交流?！保⊿1）

追求美觀的同時，適配度也是在頭像展演過程中相當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是在互動前主我意識的強烈體現。

（二）客我的融入——不被自身定義的頭像

Newhagen等人斷言，互動水平的上升和下降取決于人們的感知，而Schneiderman認為，互動水平只有通過改變技術屬性才能波動。[7]微信等社交媒體的出現使得朋輩關系不再輕易受地理距離的影響，方便快捷的溝通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雙方的交流互動，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離，并更加注重維護親密關系。關于人際關系的親疏劃分，美國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明確地給出了強關聯和弱關聯的概念，強關聯指的是那些聯系頻繁密切、直接的關系，而弱關聯則指的是那些聯系少、間接的關系，這種強弱關系對人的影響程度體現在具體交往中。[8]青年群體中的朋輩關系屬于其在人際網絡中的強關聯，在強關聯中根據親密度又可以劃分出影響程度不同的關系。青年群體對于親密程度較高的朋輩會傾向于頻繁地互動，更加賣力地扮演相對應的角色，以努力維護建立的緊密聯系。

“不經常換頭像是因為懶得找圖片，要是周圍的好朋友給我推薦好看的并且適合我的會換上，可以順便了解一下在她心目中適合我的頭像是怎樣的，我還是比較相信我朋友的眼光?！保⊿8）

在與朋輩的不斷交流磨合中，青年群體聆聽并接受采納他人的意見，有時甚至會主動尋求朋輩對自己頭像的看法，用戶在一開始秉持的主我意識慢慢和接觸到的客我相互碰撞，尤其是當自身的想法遭到對方的反對或者不理解后，起初的自我意識便逐漸瓦解。

S15提到：“我本人風格不是可愛的類型，但我選擇的頭像都蠻可愛的，有朋友問起來的時候就會感到些許不自在，也會重新考慮這個頭像是不是合適自己，是不是符合我在她們心目中的形象，需不需要換一下，以后換頭像的時候就比較注意這個問題?！?/p>

米德認為，人類的交流源于無意識的動作，當人類認為“他者”可以引發他們的反應時，這個動作就變成了符號，這些有意義的符號傳送和接收都建立在一種共識的平臺基礎之上，接收者能夠理解發出者傳送的文字后面所表示的意思，而發出者也能夠聯想到接收者的回應，從而形成一種共識的空間，以便他們能夠進行有效的溝通。而個體在不斷地了解“他者”的想法，并根據它們做出相應的調整后，將“他者”傳遞的信息內在化，最終成為一個社會性的成熟自我。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基于頭像展演行為的互動就是在一次次雙方的“拉扯”過程中變成了一種朋輩之間具有特殊意義的交流方式，青年群體利用頭像這一“符號”來進行社交，不斷吸納朋輩口中的意見，了解他們眼中的客我，以便更加順利地完成下一次互動。

（三）自我的重構——為伊需把頭像換

庫利和米德都指出，人類社會的互動和交往是“自我”形成的關鍵環節，而“自我”的形成則是依靠互動過程中通過他人對自己評價的想象而產生的，“主我”和“客我”需要共同“協作”。頭像符號具有社交特性，不同類型的頭像對人際交往的作用方式不盡相同，并且在現實的社會互動產生一定的影響和干擾。[9]青年群體在展演頭像時會優先考慮主我，后期在與朋輩的交往過程中會逐漸滲入客我意識，所以他們在展演頭像時往往會優先考慮到與自己建立親密往來的朋輩關系。本文探討的朋輩關系主要囊括青年群體的情侶關系和好友關系，其中情侶關系屬于朋輩關系中的強連接，對于青年群體的頭像展演行為有著最為直接且強烈的影響。

CNET曾對情侶在Facebook上的使用情況進行過調查，結果顯示超過1/3的人在戀愛后會立即在社交媒體上更新自己的狀態，以表達他們的愛意。[10]社交平臺是情侶展示情感狀態、溝通雙方情感的重要渠道，頭像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通過訪談發現，情侶關系可以直接強烈地影響到展演頭像行為，并且在具體的影響過程中“尊重”和“溝通”是出現頻率較高的關鍵詞。

“談戀愛后可能會要求對方使用情侶頭像，但還是以尊重對方的意見為前提?！保⊿1）“談戀愛遇到好看的情侶頭像會考慮使用，要是對方不愿意的話，想去了解他的想法，比較看重不愿意的原因。如果是因為頭像不好看的話不會強迫，如果是其他原因的話愿意主動溝通?！保⊿4）

伴隨微信用戶數量的不斷增長，開始出現社交媒體局部功能“倦怠”現象?，F狀表明，社交媒體的廣泛化導致了社交疲憊和人際情感疏離，朋友圈缺少安全感和信任度，很多使用者不敢在圈內發布信息，更不會輕易傾訴情感。因此，社交網絡用戶便傾向于通過展演頭像來實現自己的情感表達需求，這種更加含蓄的方式取代了朋友圈的部分功能。[11]通過展演頭像來呈現生活狀態不像朋友圈直接“炫”那般高調，使用情侶頭像暗示自己脫單就比發朋友圈低調，同時也能夠避免因公開展示而帶來的過度暴露隱私，所以主動提出或順應對方使用情侶頭像不僅是一種適度的公開秀恩愛方式，加深彼此在心目中的完美伴侶形象，也是促進雙方親密關系的一種手段。

S12：“在選擇情侶頭像時會找與對方關注的交叉點，盡量讓雙方達成一致，如果遇到自己不喜歡的頭像也會配合對方去用，畢竟不想因為這種小事給我們的關系帶來負面影響?！?/p>

與此同時，根據訪談發現朋輩關系中的親密度是決定影響頭像展演程度的關鍵因素，好友（主要包括閨蜜和哥們）是朋輩關系中是繼情侶以外親密度靠前，在很大程度上對青年群體的頭像展演行為產生直接影響。

Fabri和Moore發現，在線聊天的用戶反映了彼此通過頭像表達的情感。因此，體驗信息可能會促進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之間激烈的情感交流，甚至比短暫的情感表達交流更為重要。在社交媒體中，一個人的離線社交和情感生活與在線領域融合在一起。[12]所以，與其說青年群體是在為維持線下已建立的朋輩關系而對頭像展演做出讓步，不如說是為了維系在社交關系背后千絲萬縷的情感聯系而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青年群體在多次的“曲意逢迎”中逐漸褪去了最初的自我意識，并最終形成一個被“朋輩化”的自我。

四、結語

微信頭像作為社交平臺中用戶展演自我最為直觀的道具，不僅展現著用戶想要在社交媒體平臺中塑造的形象，同時還會隨著自我意識的發展而產生相應變化，在青年群體與朋輩的交往互動中，已經延伸成為一種獨特的交流符號。青年群體對于自身頭像選擇與使用具有充足的自信與把握，然而這種自信卻在與朋輩的持續“拉扯”中不斷被瓦解，尤其發生在具有強連接的情侶互動中。朋輩之間的交流不像代際互動那樣“不平等”的博弈，但青年群體會根據其朋輩的親疏程度，為鞏固已建立的人際關系而做出一定的妥協，這背后是青年群體更加看重自己在他者心中塑造的形象以及彼此雙方之間的情感聯系。

過去，中國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在很大程度上約束著人們的交往生活。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經濟水平的提高，個體的獨立性愈發強烈，在當下，差序格局對人們的束縛顯然沒有以往那么嚴重，但是根深蒂固的差序格局意識早已耳濡目染、代代相傳，根植在當代人際關系交往規則之中，繼續制約著人們的交流互動，出生于Z世代的青年群體也沒能夠徹底擺脫差序格局所帶來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費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已經不僅是作為解釋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一個概念，也可以去解釋更加微觀具體的個人行為。在將來，此概念的豐富內涵與深意需要我們繼續探索發現。

注釋：

[1]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觀察社，1947.

[2]李曉純，秦曉菲，尹然，姬登科，史湘琳.高職學生朋輩關系調查與分析[J].中小企業管理與科技（上旬刊），2017（01）：101-102.

[3]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M]. 趙月瑟 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34.

[4]Procter， L. （2021）. I Am/We Are： Exploring the Online Self-Avatar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45（1），45-64.

[5]張瑜.符號互動論中的自我與傳播研究[J].中國報業，2021（02）：126-128.

[6]董晨宇，段采薏.傳播技術如何改變親密關系——社交媒體時代的愛情[J].新聞與寫作，2018（11）：48-52.

[7]Kiousis， S. （2002）. Interactivity： a concept explic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4（3）， 355-383.

[8]彭蘭.新媒體用戶研究：節點化、媒介化、賽博格化的人[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94.

[9]楊思遠，呂奕驊，王大慶.自我意識的生成與異化機制——基于庫利與米德的符號互動論[J].浙江樹人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2020，20（06）：93-97.

[10]呂君怡，鄭保章.社交媒體使用對情侶親密關系之影響研究[J].海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20，21（04）：76-83.

[11]曹高輝，鞏洪村，梅瀟.社交媒體用戶自我呈現變更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以頭像更換為例[J].情報科學，2020，38（06）：44-52.

[12]Vasalou， A.， Joinson， A.， Banziger， T.， Goldie， P.， & Pitt， J. （2008）. Avatars in social media： Balancing accuracy， playfulness and embodied messa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66（11）， 801-811.

（作者：劉遠軍，重慶師范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劉華洋，重慶師范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編：劉純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