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體語境下廣電主持人共情傳播路徑

張昊

【摘? ?要】廣電主持人作為傳統媒體的代言人和信息傳播的重要一環，借媒體融合的東風，在社交媒體語境下，拓寬主持邊界，變革傳播語態，展現出以情緒情感分享與傳遞的共情傳播范式所蘊藏的裂變式的傳播力。廣電主持人共情傳播路徑由“人格化的傳播主體”建立情感關系、“貼近生活的內容選擇”催生共情情感、“沉浸式的傳播方式”搭建共情場景三個方面建構，需從視角層面、表達層面、價值層面積極調適以提升共情傳播能力，使傳播內容能夠“入耳、入腦、入心”，充分彰顯主持人文化傳播力，塑造主持人品牌影響力。

【關鍵詞】主持人；共情傳播；社交媒體；主持邊界

【基金項目】內蒙古大學2022年深化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研究項目課題“文化自信視域下播音主持專業創新創業教育改革路徑研究”。

隨著5G、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術在傳播領域的運用，社交媒介日益成為人們獲取信息、休閑娛樂、社會交往的重要工具。第5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6月，中國網民數量達到10.51億人，短視頻用戶規模達9.62億人。社交媒體平臺抖音官方發布的《2022抖音熱點數據報告》中顯示，在2022年，抖音熱點視頻月均播放量高達4000億次，抖音總結的11個全年熱點，貫穿社會生活、時事政治、文化娛樂等方面。因此，以新傳播技術為引擎的社交媒體已滲透社會有機體的每一個細胞，是形成“媒介化社會”的重要力量。

面對媒介賦權下的多元傳播主體，傳統媒體主持人壟斷的“話語權”被逐漸消解，廣電主持人為爭取注意力資源和網絡用戶資源，積極投身社交媒體平臺，通過創新生產模式、貼合受眾閱讀習慣、順應新媒體傳播邏輯等一系列調整，進一步增加主流媒體與受眾之間的黏性和緊密度，彰顯主流媒體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在中央電視臺新媒體新聞欄目《主播說聯播》中，廣電主持人一改往日《新聞聯播》的嚴肅語態和宏大敘事的表達結構，以幽默、親和的語態和微觀細膩的敘事表達與受眾建立起情感聯系，形成了裂變式的傳播效果。廣電主持人在媒體融合的大潮下借力社交媒體擴大主流媒體輿論引導力，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中間蘊含著廣電主持人“共情傳播”的價值理念。在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術進一步對個體主體身份確權的趨勢下，廣電主持人將面對多元傳播主體及虛擬智能主體的進一步沖擊，主持人在社交媒體空間的共情傳播實踐為破解困局提供了方向指引，這一議題值得學者們深入研究。

一、廣電主持人與共情傳播

（一）共情傳播

共情（empathy） 是一個起源于心理學的概念，學者普遍認為共情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感受和分享他人感情的能力，共情與中國成語“感同身受”“將胸比肚”“設身處地”等有接近的意義。美國心理學家亞瑟·喬拉米卡利認為，“共情是一個人能夠理解另一個人的獨特經歷，并作出反應的能力”。[1]隨著媒體融合的深入與傳播格局的變革與發展，要求傳者以共情為基點在微?；?、圈層化的網絡中引發情緒共鳴，形成相似情緒、趣緣的圈層，甚至連接不同維度圈層，構建立體多維的輿論場，從而獲取關注度和影響力。因此，共情理論不再局限于心理學研究范疇，傳播領域學者也愈加重視共情研究。從傳播學視角看，共情是傳者與受者編碼、表達、共鳴、接受、反饋的傳播過程。趙建國在相關研究基礎上提出，“共情傳播就是共同或相似情緒、情感的形成過程和傳遞、擴散過程”。[2]

（二）廣電主持人與共情傳播的關系

首先，共情傳播與廣電主持人具有天然耦合性，共情能力是廣電主持人應有的職業能力。播音員主持人作為以有聲語言為主駕馭節目進程的人，需與受眾之間建立“摯友”關系，正如張頌教授曾提出，主持人要對受眾“真誠相待，息息相通，榮辱與共，甘苦同心”[3]。由此可見，作為一種“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與播音員主持人“想受眾之所想”的職業屬性有緊密的天然聯系，是主持人必不可少的職業能力。1983年1月，中央電視臺《為您服務》節目改版，沈力成為我國真正意義上第一代電視節目主持人。沈力具有親和力的形象、溫暖的話語表達、與受眾間平易近人的交流引發了受眾強烈的情感體驗與情感共鳴，這種蘊含共情元素的傳播范式建立起與受眾更緊密的關系連接。此后，我國涌現出一大批觀眾喜聞樂見的優秀節目，這些節目內容或彰顯民族文化底蘊，或深入尋常百姓生活，涌現出了端莊淑慧的倪萍、幽默風趣的崔永元、優雅知性的董卿等散發“共情”魅力的節目主持人。

其次，共情傳播是廣電主持人在社交媒體語境下競爭注意力資源的傳播轉向。共情傳播是廣電主持人順應新傳播邏輯、彌補傳統媒體傳播邏輯限制的必然要求。社交媒體在媒介技術構建的新型傳播網絡基礎上，通過傳播表征趣緣、地緣等特性的垂直化內容將個體聚合，形成人與人、人與群體之間的強關系連接，內容產品的專業性和理性價值逐漸讓渡于符合受眾情感體驗的非理性內容需求。廣電主持人在傳統媒體理性邏輯主導的創作空間中共情能力屬未能充分釋放的隱性狀態，而以非理性化情感表達為敘事邏輯的社交媒體平臺為廣電主持人提供了顯性釋放個性化、情緒化共情能力的傳播空間，使傳受雙方關系由“弱連接”向“強連接”轉向。雖然廣電主持人在傳統媒介空間中盡力模擬人際傳播的模態，但其對受眾的趣味、反饋等均為預設，與受眾之間的情感關系調整適配能力偏弱。喻國明教授提出：“傳統化主持人統一化的字正腔圓、形象標志、表達理性已不再是評價當前主播的優先指標，而那些影響個人選擇的情感化的內容卻成為多元化需求現實中的重要影響因素?！盵4]為了在多元主體共存、海量信息生發的新傳播場域保持傳統媒體的話語權和輿論引導力，廣電主持人在社交媒介空間實踐共情傳播范式，補足了廣電主持人在傳統媒體傳播邏輯對關系調適方面的限制，滿足受眾的非理性情感體驗與需求，形成“情感共同體”，廣電主持人的共情傳播是對新傳播邏輯的駕馭手段，更是媒介技術帶來的主體性危機的應對策略。

再次，共情傳播是廣電主持人在社交媒體語境下高維度彰顯職業價值、文化影響力的重要保障。在流量經濟的驅使下，網紅、網絡主播等傳播主體將情感和注意力資源視為商品化、資本化的工具，一味追求煽情與獵奇，而忽視了傳播內容的社會價值。與之相比較，廣電主持人施展共情能力并非流量經濟驅使，而是將其作為消除理性價值與受眾非理性閱讀需求之間矛盾的重要手段，描繪出感性與理性交織的新圖景。在價值層面，廣電主持人肩負起職業賦予的更高維度社會價值屬性，使主流價值觀、傳統優秀文化在新傳播生態中煥發出強大生命力；在專業層面，廣電主持人共情傳播展現出更高維度的專業能力和文化內涵，為網絡主播等內容生產者樹立了標桿。如在《主播說聯播》中康輝、海霞等主持人溫暖親切的信息共享引發社交平臺裂變式傳播，撒貝寧沉浸式引領受眾穿越時空與圣賢對話，“央視boys”為助農以直播帶貨方式銷售農產品，這些創新實踐高維度彰顯了廣電主持人的文化影響力和社會責任感。

二、社交媒體語境下廣電主持人共情傳播路徑

共情能搭建起自己同他人之間的情感體驗以及他人幸福感的普遍聯系，共情傳播的結果是形成情感共同體，也就是形成一種群體情感或群體情緒[5]。由此可見，共情傳播能形成反映個體間情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圈層。人們常用“溫暖”“冷淡”等表示溫度的概念以及“親近”“疏遠”等表示與距離相關的抽象概念的隱喻機制形容人的情感關系和社會關系表征。因此，廣電主持人可以通過構建“溫暖”的情感表達機制及“心心相惜”的“心理距離”映射機制實現暢通的共情傳播路徑，建立傳播場域中以情感關系為連結要素的強關系連接，化解傳統媒體“高冷感”帶來的“遠距離”壁壘。

（一）傳播主體“人格化”，催生“情感關系”

傳播主體的情感和情緒的分享或共享是共情傳播的核心。廣電主持人以鮮活生動的媒介形象進行真實情緒情感的分享是主持人共情傳播的核心。約翰·斯圖爾將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系分為人格的（personal）、次人格的（quasi-personal）、非人格的（impersonal）三類，自我屬性得以充分展示的部分是人格的傳播，以物性呈現的傳播為非人格傳播[6]。社交媒體傳播生態打造了類人際傳播的擬態環境，參與交往關系的主體呈現是人格化的，充分展現出作為“人”的自我屬性的傳播，次人格和非人格的表達空間被最大限度壓縮。有學者研究發現，在短視頻情境中，主流媒體展現出了“人格化效應”，體現“關系表達”的內容可以引發受眾的情感共鳴與關系認同。[7]因此，廣電主持人在社交媒體語境中的人格化傳播策略既是遵循社交媒體語境的創作邏輯，又是催生與受眾間情感關系認同，實現共情傳播不可或缺的要素。

廣電主持人在社交媒體平臺的人格化傳播主要體現在有聲語言和副語言兩方面。在有聲語言方面，廣電主持人以“第一人稱的話語”和“知疼著熱的語氣”凸顯人格特征，正如張頌教授指出：“有聲語言的感情和悟性，必須向‘語感’‘語氣’方面顯露和發展”[8]。海霞在一則贊美河南抗洪精神的短視頻作品中以噓寒問暖的語氣和“我”“家鄉”“老鄉們”“河南，中”等以第一人稱話語為無數個體構建起情感共振的話語場域。從副語言方面看，主持人的妝容、手勢、表情、衣著等不再一味追求“專業感”，而是根據不同情境下通過副語言的微觀表達體現“人情味”，深化情感關系。例如在抗災抗疫的報道內容中，主持人面色憔悴，眉頭緊鎖，將關切之情外化于形；在反映基層官兵生活的內容中，主持人身著訓練服，與官兵同甘苦，通過真實感受建立情感關系連接。

（二）傳播內容“強相關性”，催生“共情情感”

共情的形成需要“情境”作為特定條件，若傳播者的傳播內容與受傳者具有強相關性，更易激發受傳者調動對于情境的理解評價系統，“這一系統可以直接影響到共情者自身的情緒狀態，使之向共情的方向靠近”[9]，形成傳播場域的“共情關注點”，催生“共情情感”。廣電主持人憑借傳統媒體的影響力和權威性，在社交媒體平臺以“意見領袖”的身份傳播歷史文化藝術、中華民族精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能喚起中華民族共同情感的內容，報道事關國家、民族、個人的真實事件等凝聚群體注意和共識的內容，有效地在群體中聚焦與每一位具有相關性的“共情關注點”，更好發揮主流媒體的輿論引導力。在《央young之夏》中，央視主持人們各顯神通，展示古典舞、音樂劇、脫口秀等表演形式，精準把握網絡觀眾的“共情點”，通過“直播+短視頻”的方式在社交媒體平臺引發裂變式傳播，與受眾形成情感共鳴，與時代形成同頻共振，將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網絡空間釋放魅力。

相較于傳統媒體的表達空間，廣電主持人在社交媒體平臺中除了代表主流媒體發聲外，代表“自己”的表達空間進一步擴展。在傳播內容的選擇上，廣電主持人以更具“溫度”的普通人姿態，選取更貼近百姓的視角和更無微不至的細節進行挖掘，以與普通百姓生活具有強相關性的表達，拉近與受眾之間的距離，構建共情情感。央視主持人郭志堅在《主播說聯播》中表達自己親身體驗消防員這個職業的感受，同時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用氣、用電，給消防員們減少一份風險。他在節目中感嘆：“我剛剛體驗過咱們的消防員，也參與了一些基礎的滅火作業，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要當好消防員，真的不容易，既要有出色的專業本領，也要身體素質過硬。我平時很愛運動啊，自我感覺身體素質不錯，但練了好幾次也是拼盡了全力，速度還是慢了不少?！敝鞒秩速N近生活的表達，在傳者與消防員群體、普通百姓間構建起共情情境，粉絲朋友們在評論中紛紛“向消防員致敬”，同時也不忘表達對主持人的喜愛，在網絡空間中形成了一個充滿溫情的談話場域。

（三）沉浸式傳播，營造“共情場景”

梅羅維茨在戈夫曼的擬劇理論和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基礎上提出“場景理論”，認為場景不僅指“空間”意義，也包含媒介構建的氛圍環境。媒介技術發展帶來了多感官通路技術可供性，為用戶營造極具“社會臨場感”的媒介氛圍，使受眾的接受習慣和閱讀習慣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逐漸由傳統媒體時代的單一感官體驗轉到新媒體時代多元感官的“沉浸體驗”。從傳播方式看，社交媒體不僅重構了時空關系，使用戶能夠瞬時進入同一個共在的空間，還通過評論、連麥、視頻連線等方式為用戶提供了一個虛擬的身體共在情境，打破公共場景與私人場景的邊界，為形成共情提供了場景條件。為解釋新媒介場景融合下的各類傳播行為，梅洛維茨提出“中區”的概念，認為中區不同于前后區，是產生于混合場景中，即一個場景既展現前區，又展現后區。[10]

借助新媒介的技術可供性，廣電主持人通過“中區”展示，將工作場景及生活場景有機融入視覺語言符號，能有效增強沉浸感，形成融洽友好的互動氛圍，營造“共情場景”。例如，在央視《主播說聯播》中，演播室中常不被展示的后臺場景成為展示成分，讓觀眾直觀了解主持人的工作環境。再如，在河南水災報道中，主持人張欣在拍攝短視頻時選擇在救援船上、受災的居民房等場景前介紹災區情況，給受眾帶來極震撼的沉浸體驗。因此，廣電主持人的“中區”展示滿足了受眾沉浸體驗需求，弱化了彼此之間的距離感，共情進一步得以實現。

三、社交媒體語境下廣電主持人共情傳播能力的提升

（一）視角層面：轉換第一視角

“從傳播的過程來看，共情的實質是主體在識別、理解他人情感后產生共鳴，并將這種情感共鳴反饋給對方?！盵11]這就要求傳播主體對共情要素的選擇要以他人的視角和情境為出發點，對受眾的情感和態度進行預先判斷。在社交媒體語境下，用戶需要傳播者“接地氣”，還需要傳播者的“人情味”，從表層看是語言的平實、語態的親和，深層次反映的是傳播者對用戶關切和訴求方面的情感投入與共鳴引發的視角轉換。因此，傳統主流媒體在確?？陀^、公正、真實的前提下，多采用多角度敘述，廣電主持人若要達成良好的共情傳播效果要將視角下沉，以個人關照的敘事與傳統媒體宏大敘事相互協作，采用第一人稱視角是最佳選擇。無論是海霞為災區老鄉加油鼓勁，還是郭志堅體驗消防一線，抑或撒貝寧以讀書人身份與圣賢談古論今，均以第一人稱視角表達敘事，為受眾帶來豐富的情感體驗。

（二）表達層面：豐富表達語態

語態影響著閱讀者對內容的最初印象，進而影響著內容在信息社會中傳播鏈條的延伸長度和寬度。傳統媒體通過在社交媒體平臺的傳播實踐，已經意識到語態對于破除新舊媒介文化壁壘的重要性，積極探索體現媒體氣質的新語態。語言是廣電主持人傳遞信息、表達情感的主要媒介。傳統媒體主持人語言較為嚴肅、正式，而在《主播說聯播》等代表性的短視頻節目中，廣電主持人語言風格轉變為契合年輕群體的閱讀習慣，既詼諧幽默又直擊人心，打破了受眾對傳統媒體主持人儀式化語言的刻板印象，展現了“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語態特征。因此，廣電主持人需要在語言風格轉換、語態融合方面進行探索和創新，通過語言的橋梁拉近與受眾之間的關系，獲得受眾的認知認同、情感認同，構建共情的話語空間。

（三）價值層面：堅持主流價值輸出

媒介具有意識形態功能，價值觀的認同是共情的基礎。媒體功能不僅是信息的傳遞，在對社會生活中蘊含的文化價值、思維觀念等方面具有強大的滲透力量，這種隱性力量可以引導和改變社會主流風氣與習慣，甚至文明發展走向，這種效果的達成是建立在信息傳遞基礎上，受眾對價值的主動性選擇。格式塔心理學研究表明，在觀看主體與被觀看客觀事物之間的主客體相互作用中形成了觀看世界的活動。在對廣電主持人社交媒介作品的每一次閱讀中，受眾并非被動地接受，而是充分調動自身的認知經驗、情感經驗參與解讀、分析，當觀念接近或一致時，更易使受眾形成認知、情感的共鳴與反饋。在社交媒體中，個人并非孤島，而是由興趣、愛好、地理等因素聚合成一個個圈層，廣電主持人需要堅持輸出能激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情感共鳴和人性中真善美的心流體驗的內容，通過理性與非理性交織的話語表達連接起不同圈層，由規范的職業標準、神圣的職業道德與使命構建的圈層化媒介形象賦能主流價值觀和主流文化在圈層間滲透、涵化、傳播和影響。

四、結語

在社交媒體語境下，廣電主持人通過“情緒分享”式的共情傳播實踐感染了無數個體，凝聚起廣大受眾群體的情感力量，形成情感共同體，達成社會共識。廣電主持人的共情傳播，擴展了主持人的主持邊界，適應了新媒體傳播邏輯和受眾閱讀習慣，增強了主流媒體在新傳播格局中的引導力。傳統媒體主持人可通過“人格化”的主體展現、“貼近生活”的內容表達、“沉浸感”的場景營造激發傳播主客體間“心心相惜”的情感關系體驗，實現暢通的共情傳播路徑。但是，作為傳統媒體代言人的廣電主持人在共情傳播實踐中要注意把握感性成分表達的分寸，避免為了一味喚起受眾情緒的感性引導而忽略了理性引導，造成群體非理性的情緒發泄。廣電主持人要堅守社會責任，利用好主流媒體的公信力和影響力，通過共情傳播將主流價值觀嵌入理性與感性交織的情感空間，為營造清朗文明的網絡空間貢獻力量。

注釋：

[1]亞瑟·喬拉米卡利.共情力：你壓力大是因為沒有共情能力[M]. 耿沫 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3.

[2][5]趙建國.論共情傳播[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1（06）：47-52.

[3]張頌.關于傳者身份的思考──語言傳播雜記之四[J].現代傳播，1998（01）：88-89.

[4]喻國明，張珂嘉.重識主播：試論媒介化視域下主播符號內涵與影響力觸達[J].中國出版，2021（11）：11-18.

[6]STEWART J R. Bridges not walls： a book abou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M]. New York： McGraw hill，1990：363.

[7]吳曄，樊嘉，張倫.主流媒體短視頻人格化的傳播效果考察——基于《主播說聯播》欄目的視覺內容分析[J].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02）：131-139.

[8]張頌.朗讀美學[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2：278.

[9]陳武英，劉連啟.情境對共情的影響[J].心理科學進展，2016（01）：91-100.

[10]約書亞·梅羅維茨.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M].肖志軍 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44.

[11]李成家，彭祝斌.論跨文化共情傳播——基于國際互助抗疫的探索[J].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1（05）：65-69.

（作者：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播音主持藝術學、新媒體研究）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