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技術下的家庭轉變

□楊菊華

（中央民族大學人口與民族發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人類社會在經歷了數百萬年漫長的石器時代后，以時長依次快速遞減模式，相繼走過了青銅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時代和電氣時代。每一次的時代輪替都與技術革新和新舊技術的迭代密切相關。當前，以數字技術為基礎、以互聯網絡為應用場景的信息通信技術極速發展，改變信息傳播方式和重塑社會結構，將人類社會帶入又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與農業發明、金屬工具使用、大機器生產等技術發明類似，互聯網技術通過“指尖上的無聲革命”，正在對現實世界產生全方位的深刻影響。

作為最穩定但動態發展的初級社會群體，家庭是最具中國特色的本源型傳統，是當代中國社會轉型與制度變遷的歷史起點和給定條件[1]，也是認識社會制度的關鍵、透視社會變遷的鏡像[2]。作為一個歷史性的社會組織單元，家庭的起源與嬗變均烙上了技術進步的深刻印記。概而言之，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都是技術進步的質變結果，一個形成了家庭①人類社會是否真如摩爾根、恩格斯所言，起初并無家庭？這是一個尚有爭議的問題——西方人類學田野調查及其他研究否定了摩爾根的這一論斷。筆者認為，任何一個社會組織都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一定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產物，家庭也不例外，故本文依舊采用摩爾根、恩格斯的觀點。，一個離散了家庭，而信息革命正破壞著適應工業機械化大生產模式的家庭。磨光石器引發了農業技術革命，帶來了剩余產品，產生了私有制，推動了家庭的產生和國家的起源；工業革命則動搖了文明社會以降與小農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相適應的家庭根基，打破了家庭聚集而居的自然形態，帶來了傳統家庭的第一次巨大震蕩，且家庭變遷在后續三次工業革命中加快，家庭的外在形態和內在特征發生著前所未有的變化。當前，滲透于社會各層次、融浸于社會各組織、套嵌于社會各領域的互聯網技術，持續給家庭帶來新的沖擊，其影響十分深遠。

家庭轉變是指在從農業、農村、傳統社會向工業、城鎮、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家庭系統發生的深遠的變化，是家庭逐漸脫嵌于傳統、并入現代化的歷程與結果，關涉結構轉型、功能轉向、倫理關系轉軌等諸多方面①參見楊菊華：《生命周期視角下的中國家庭轉變研究》，《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那么，互聯網技術的全面鋪陳，給家庭帶來了哪些新的變化？在互聯網時代，家庭將何去何從？作為一個歷史發展的產物，家庭是否將隨著新經濟形態的發展而瓦解？盡管家庭轉變成為當前社會學、人口學等學科的重要話題，但從技術或互聯網視角考察家庭變遷的社會學研究剛剛起步。本文立足人口社會學，基于工業文明對家庭的改變，聚焦互聯網技術，嘗試理解技術革命與家庭②本文聚焦基于血緣、姻緣、收養關系形成的個體家庭，而非延伸意義上的家族或宗族族群。轉變之間的內在關聯，認識互聯網時代的家庭之“變”，思考“變”中之“?！奔捌錆撘?。為此，本文首先辨識互聯網技術之于家庭轉變的意義以及二者關聯的路徑與機制，繼而分析互聯網技術作用于家庭的經驗事實，最后反思互聯網時代人類為何還需要家庭這一深層的哲理問題，以作后續更深入、系統和全面討論的引玉之磚。

一、互聯網技術與家庭轉變的理論連接

考察互聯網時代的家庭轉變，首先必須從理論上厘清二者之間的內生關系。技術革命帶來家庭變遷，家庭的新訴求催生新的技術革命。文明社會以降，各種技術持續進步，但就對家庭的影響而言，沒有任何技術超過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當下的數字技術。18 世紀后半葉發生的工業革命，推動人類社會從農耕文明走向工業文明，并相繼經歷了蒸汽機的使用、電氣化的替代、電子信息技術與生產自動化的發展，以及以互聯網為載體的數字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四次工業革命。技術進步與社會變遷之間的博弈互動必然作用于家庭，故互聯網帶來的家庭轉變從屬于第四次工業革命，但不獨立于前三次工業革命的影響。

機械化大生產帶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人開始從土地脫離，從農村進入城鎮，從農業轉入工業，由農民變為市民，成為大工廠的雇傭工人。人地關系基礎受到根本性的沖擊，小農時代家庭對土地的依附性以及家庭的穩定性被削弱，家庭結構、功能和關系經歷了文明社會以來第一次最劇烈、最深刻的變化?，F代化進程中正規公共教育體系、社會服務體系與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進一步弱化了家庭功能，動搖了聚族而居的家庭傳統，不斷解構與重構著家庭結構與家庭關系。家庭經濟制度瓦解，家庭不再是社會生產的唯一或主要組織形式，傳統家庭的部分功能受到嚴重沖擊，適應工業社會的核心家庭成為主要的家庭樣態。在數字社會，互聯網技術不僅意味著信息獲取渠道的改變，更是社會結構、生產和生活方式的革新，對家庭及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帶來全程性、全局性、全面性的沖擊?！熬W絡之于個人，是自我的解放，但網絡之于家庭，卻是分崩離析的前奏，網絡之于社會，更是離群索居的信號”[3]。

（一）互聯網技術之于家庭轉變的主要特征

互聯網是指將兩個或多個通信網絡通過一定的方法，用一種或多種網絡通信設備相互連接、構成更大的網絡系統，從而達成不同網絡用戶便捷地進行信息交流、資源共享和其他活動等目的。其主要標志是數字智能化，通過人工智能、虛擬現實、量子計算、大數據、云計算和機器人等新技術的融合，促成萬物互聯，帶來生產與生活方式的快速變化?；ヂ摼W是數字技術的應用場景，推動數字技術的傳播和普及；數字技術是互聯網的基礎元素，為互聯網提供了更多的功能和應用③本文不對互聯網、互聯網技術/時代、數字技術/時代、信息技術/時代等概念做明確區分，而是通用這些概念。?；ヂ摼W的智能化、數字化、虛實結合化等，帶來信息和知識生產、傳播、控制方式的革命。從與家庭的關系出發，互聯網具有聯通與脫離、跨界與分界、中心化與去中心化的物理特征，互動與疏離、虛擬與在場、去階層與強階層的組織特征，以及自主與被動、私密與開放、賦權與奪權的行為特征（見圖1）。

圖1 互聯網與家庭轉變的理論關聯

第一，物理特征?！奥摗薄翱纭薄捌健笔腔ヂ摼W最根本的物理特征?；ヂ摼W是將各種設備、系統、資源互相鏈接在一起，形成一個龐大的網絡，人們可借此突破時間的限制、消弭空間的約束、跨越領域的局限，真正實現“時空壓縮”[4]和領域融通，降低信息傳遞的時滯，從而更便捷、快速地獲取信息、資源和服務。在互聯網時代，藉由賽博物理系統，實現物理實體在數字虛體的精確映射，用戶可在其中隨時隨地互聯、互通、互操作，最大限度地提高溝通交流的效率。

第二，組織特征?；ヂ摼W之于家庭的組織特征包括“動”“虛”“普”三個方面?；ヂ摼W是一個無地界的虛擬自由王國，用戶在虛擬場域互動的邊際成本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而大大降低，個體可更加自主、平等、高效地投入到各種分享性和創造性的社會活動中?；ヂ摼W的平民化和平等化也給經濟社會地位較低的個體及其家庭打開了無數扇接觸、了解、參與外面世界的機會窗口。同時，智能設備操作的人性化、簡便性也持續推動著互聯網的廣泛使用，用戶可平等地參與到信息交流、討論與爭議之中。

第三，行為特征?；ヂ摼W是為人服務的，牽涉人與網絡、人與人之間的交互關系，也必然涉及主體、隱私和權力關系的維系與重構，從這個意義上講，“主”“私”“權”是互聯網的主要行為特性。用戶可以自由地表達想法、交流和分享信息。一般情況下，智能終端設備的一個特點是數據共享時既能保障用戶的隱私，也能保證信息的安全。在互聯網應用過程中，以前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文化結構和地緣結構正在被信息化、全球化、網絡化所打破，由此帶來包括家庭在內的社會權力結構的流變。

（二）互聯網技術之于家庭轉變的表現

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應用，以網絡為骨架、以數字為血肉的新技術對家庭生活產生全面且深遠的影響，對既有的性別、婚姻、家庭倫理觀念帶來沖擊，從而引發更深層次新舊倫理觀的交鋒。家庭成員之間的連接、共享更為便捷，新觀念、新思想、新技術、新生活模式紛然呈現，“新”成為家庭的日常與坐標，傳統意義上的家庭在工業文明的基礎上進一步“異化”。

第一，互聯網的物理與組織特征持續破除家庭邊界，重新定義“家庭”的物理空間?；ヂ摼W技術將外部世界帶入家庭，打破了“家”這一空間場域固有的情境定義，家庭空間這一社會場景被重新詮釋。在互聯網時代，“家”不再像古代中國的甲骨文、金文、大篆中的象形文字那樣，是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組織單元，而是可以散布于不同地點并由互聯網捆綁連接在一起的網絡式家庭。過去所說的網絡家庭，主要是指家庭成員因地域流動而帶來的空間分散性，由一地而散布到多地；信息時代的網絡家庭則具有雙重屬性：物理空間的網狀分布和虛擬空間的網絡分布。在此情境中，家庭成員通過多種虛擬且獨立的“微空間”、過著“微生活”、發生“微聯系”?；ヂ摼W已然且行將帶來更深刻的家庭居住安排革命，家庭不再完全由屋檐來定義，家人不必是居住于同一屋檐下之人。

第二，互聯網的組織與行為特征持續蠶食家庭功能，改變家庭職能的履行方式與場域。家庭功能是家庭賴以存續的基礎，也是維持家庭團結、增強家庭凝聚力的前提。 約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認為，在互聯網時代，社會的基本建筑構件正在從家庭轉變為單獨的個人[5]?；ヂ摼W技術應用使家庭生活場景持續改變，網上就業與日常消費、多媒體交互式教育與學習、家庭圖書館與個體（再）社會化、線上娛樂等成為生活的日常，更多家庭行為從線下轉向線上。人的交往對象從基于家人、親朋、同事之間的熟人社交轉向基于位置、興趣、需求的陌生人社交，更為開放和自主，家庭成員關系進一步解耦。這些變化或繼續弱化、異化傳統的家庭功能，或改變家庭功能的履行模式與實現空間。

第三，互聯網的行為與物理特征持續重構家庭關系，牽引家庭倫理方向的流變。家庭觀念淡化，“以家為本”轉向“以人為本”。傳統中國以“家”為本，“人”為“家”存在、為繼嗣而活，祖先—父母—個人—子女猶如一條永不斷絕的河流。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等是家庭觀念的核心，父慈子孝、夫唱婦隨等是家庭倫理的基本，白頭偕老、生兒育女是人們對天倫之樂的美好向往。工業革命重構了縱向的親子關系與橫向的夫妻關系；互聯網時代的婚姻觀、生育觀、家庭觀更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強調家庭成員之間的平等與尊重，鼓勵家人在互相支持與理解的基礎上共同成長與發展；“兒孫自有兒孫福，沒有兒孫我享?！钡恼{侃，婚姻無必要、家庭無意義的思潮，透視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在遠離甚至拋卻既有的家庭觀念?；橐鰪摹爸贫刃曰橐觥鞭D向“陪伴式愛情”“個體化婚姻”；生育觀念從“我要生”轉向“要我生”；家庭關系從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轉向分權與平等。網絡匹配、虛擬情人、生物遺傳技術等沖擊著傳統的家庭倫理觀念，進而可能改變家庭結構和功能，甚至帶來組成“家庭”的更多樣式，并暗含潛在的其他社會風險。

隨著互聯網技術向家庭各領域的滲透，二者之間的聯系還會持續增強。下面將分別從家庭結構、功能與倫理關系三個層面，對互聯網時代的家庭之變做進一步的細致分析。

二、家庭結構的離散、簡化與多元

不同的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對應著有差異的家庭結構。家庭結構是指家庭的人口規模、代數、居住安排、生命周期等元素。電視機普及并成為家庭生活的要件，打破了公共領域與私人空間的邊界，成為改變家庭結構的主要媒介[6]。因此，盡管家庭結構的決定因素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技術進步，但技術進步的確引導著家庭結構的發展：適應先進技術或生產力發展速度、規模、水平的家庭樣態可得到優先發展，適應先進生產關系的家庭結構最具有生命力[7]?；ヂ摼W時代的家庭呈現出離散化、簡單化與多元化并存的結構性特征。

第一，家庭形式從點狀轉向網狀（離散）。在不同生活環境和社會制度下，家庭成員之間的空間關系也不相同。在以第一產業為主體的小農和小手工業經濟社會中，科學技術較落后，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體力就是生產力，農村生產和日常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靠體力以及（大）家庭的集體協作。家庭或家族聚集而居，一是便于組織管理，能更好地實現土地、勞動力、財產等資源的共享，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改善個體福祉、推動家庭發展；二是有助于提高家庭和家族的生存概率——在死亡率極高、自然災害和戰爭頻繁的情況下，聚族而居可增強家庭的抗逆力、提高家庭與家族的存續機會；三是有助于家庭成員之間的聯系，增強家庭的凝聚力。此時的家庭結構相對復雜，人口數量和代數均較多。

工業革命后，機械化、自動化大生產逐漸應用于重體力勞動行業和工種中，機器手逐漸替代人手，這既弱化了性別之間的生理與體力差異，也為包括女性在內的勞動者創造了更多的非農就業機會。同時，與工業化相伴相生的城鎮化，增強了家庭成員和家庭生活的流動性。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縮小了家庭規模、簡化了家庭形式與居住安排、調整了家庭生命周期，帶來了適應新技術的新居制，也改變了既有的家庭面貌以及家庭成員之間的空間關系模式。

在互聯網時代，依托于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新經濟業態、新就業群體不斷涌現，傳統的家庭服務業持續擴大，新的家庭服務業進一步拓展，第三產業快速發展，人口的地域流動和社會流動更為普遍。流動帶來家庭成員的分離，他們由過去聚集于某地的“點狀”關系轉向散布在多地的“網狀”關系。這既表現為家庭成員空間安排的離散化，也表現為家人交流互動模式的虛擬化。家庭成員更為獨立，自由空間更大，更適應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和節奏，但關系密切和凝聚力較強的網絡式家庭“離而不分、分而不解”，且更具彈性，可分可合①參見新華社：《“中國式”家庭：血脈中流淌孝道與親情》，http：//images2.wenming.cn/web_wenming/ddmf_296/sd/201405/t20140515_1941723.shtml，訪問日期：2023年9月17日。。離散化使得家庭規?？s小、代數減少、居住安排簡化。2020 年，中國的平均家庭戶規模僅為2.62 人；在全部家庭中，一代戶家庭超過50%，一人戶家庭占25.4%②參見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https：//www.stats.gov.cn/sj/pcsj/rkpc/d7c/202303/P020230301403217959330.pdf，訪問日期：2023年11月20日。，均為上升最快的家庭類型，而夫妻與未婚子女組成的標準核心家庭的占比持續降低，家庭空巢的時間大大提前、占比快速上升，家庭生命周期從正態分布轉向后傾分布。

第二，居住安排從復雜走向簡單。家庭的人口再生產功能承載著人類社會繁衍生息以及為社會再生產育人之重任。在小農經濟時代，技術發展水平較低，農業生產和手工勞作技能主要依靠父輩的經驗傳遞，子代從父輩的言傳身教中習得并精進技藝，長輩的勞動經驗對子代的勞動經驗具有決定性作用。此時，子女的養育成本低，但子女對家庭的貢獻大，故家庭的子女數量較多，居住安排較復雜，核心家庭、直系（主干）家庭和聯合（擴大、擴展）家庭是主要的家庭形態，也是常見的居住安排。自給自足的農耕經濟需要勞動力，只有家庭成員足夠多，才能提供相對充足的生產力資源，故同居共爨或比鄰而居的直系家庭和聯合家庭成為生產生活中一種有效且切合實際的安排——小農時代的宗法制度不僅是形而上的制度安排，也是經濟結構的合理選擇。同姓以及或近或遠的血緣關系，便于在必要時結成更大的擴大式家庭，以應對生產技術落后帶來的風險[8]。

在工業社會，社會生產組織模式由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個體生產發展為工廠+企業的規模式生產。在人口流動與交通便利時代，社會生產活動不再依賴于家庭，機械化與自動化大生產部分地轉移了原本依附于土地的家庭經濟功能，人口隨職業自由流動，家庭成員脫離土地、離開原生家庭，從而解構著既有的家庭居住安排。同時，機器化大生產增強了對人力資本的要求，教育成為家庭發展必不可少的要件，子女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推遲、養育成本提升、對家庭的貢獻降低，由此驅動夫妻減少生育，家庭的居住安排也更為簡單。一代戶等簡化式的居住安排更適合互聯網時代，故得到優先發展，成為當前最主要的家庭形式。

第三，家庭樣態從主流走向多元。人類家庭樣態的多元化由來已久，任何歷史時期的家庭形式都不是整齊劃一的，現實生活中的每一種家庭樣態都有其適應社會環境的內在合理性。人與家庭均非孤立的社會實體，而是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社會系統的存在和發展是不斷有序化的過程，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主要家庭形態，前面所言的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聯合家庭曾經是主流的家庭形態。在互聯網時代，家庭樣態將不會如威廉·古德（William J.Goode）[9]預測的那樣，向美國中產階級式的夫妻核心家庭趨同，而更可能是像貝克（Ulrich Beck）所言的“后家庭時代的家庭”③貝克在個體化理論中提出“后家庭時代的家庭”之說，解釋現代西方家庭變遷特征，預測西方家庭的發展趨勢。，即家庭從傳統封閉的形式向流動開放的形式轉變，呈現出更多樣化的外在形式、關系模式和互動方式。在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進程中累積起來的些微或深刻的家庭變化，到互聯網時代被無限放大，家庭的神圣性和穩定性深受沖擊，家庭樣態的流動性增強，出現諸多中間、次級形態。比如，從趨勢上看，傳統意義上的核心家庭、直系家庭、聯合家庭持續減少，單身、同居、單親、丁克、重組、分居、同性伴侶、臨時關系與終生友誼等非傳統生活模式更為普遍，這些復雜的組合形式就是“后家庭時代的家庭”。換言之，家庭樣態不是走向趨同，而是走向趨異?；ヂ摼W的個體化特性，也使得家庭從小農時代的“經濟共同體”“生育合作社”等“功能性家庭”、工業時代的“需求共同體”，漸變為可以選擇的“親密關系共同體”。家庭結構正在獲得新的歷史形式，并在適應復雜系統的過程中創造著新的復雜性。

三、家庭功能的外向、弱化與疏異

結構與功能內在勾連。家庭結構的變化，必然引發家庭功能的嬗變。小農和小手工業社會的技術限制，決定了社會生產、人類謀生和社會保障的基本單位只能是家庭，故家庭既是獨立的經濟單位，也是人口再生產、子女撫育、長者贍養、休閑娛樂和彼此扶持的主要甚至唯一組織。當前，傳統家庭功能呈現出社會化、弱化與強化、疏離與異化等多重特征。

第一，經濟功能的外向與拓展。家庭曾是最重要的經濟生產、分配、消費、保障單元。家庭占有生產資料，組織勞動生產，進行物質資料分配、產品交換和生活消費，但工業時代的社會化大生產取代了家庭的生產性功能；“工業革命時期……是家庭開始不再提供勞動組織基本形式的時期，這對于家庭逐步喪失其經濟職能具有決定意義”[10]。一方面，在互聯網時代，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生產功能全面衰落，家庭不再是社會生產的主要組織者，而有產家庭也只是生產資料的占有者，經營管理的專業職能則多由他人承擔。另一方面，信息技術與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同步發展，第三產業超過第二產業成為產業的重要支柱，消費品類繁多、消費內容豐富，生活用品的技術含量提升，由此增強了家庭消費意愿、促進了家庭的消費水平。2022 年，中國網絡購物用戶規模達到8.84 億人，占網民整體的82.0%①參見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https：//www.cnnic.cn/NMediaFile/2023/0908/MAIN1694151810549M3LV0UWOAV.pdf，訪問日期：2023年11月15日。；網絡技術對家庭消費功能的拓展，家庭消費品獲得和履行場域的外化等，進一步蠶食著自給自足式的家庭消費模式。

第二，生殖功能的弱化與遷移。人類自進入個體婚制以來，家庭一直是唯一的生育單位。工業革命后，工資、社會保障等制度的確立與完善，使得家庭對孩子數量的需求斷崖式減少，家庭作為生育單元的重要性減弱，家庭之外的繁衍形式嶄露頭角。避孕技術的普及，增強了人們對自身生殖功能的控制能力，從源頭上割斷了“婚—家—性—生—養”這一傳統鏈條，使得人類生育經歷了從“物競天擇、優勝劣汰”自然規律主導下的高生育率期，到與工業生產方式相契合的“少生優生”的低生育率期，以及與信息時代消費主義相一致的“底線生育”的超低生育率期階段。一方面，信息技術的發展促進了知識的普及，逐漸拉齊了地域和人群鴻溝，推動了個體主義和消費主義文化的盛行，一些年輕人的婚戀觀、生育觀和家庭觀受到影響；他們更加注重追求個人發展與物質享受，忽視婚育之于個體、家庭的意義和價值，故婚育意愿降低，踐行“以質量換數量”的“底線生育”思維。另一方面，生命科學等高新技術的發展，推動了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革命，打破了自然生殖的常規，幫助無法正常生育的家庭實現生育，由此將家庭的最核心功能部分地遷移到家庭之外。僅從技術來講，家庭的人口再生產功能完全可被技術取代，但技術的目的總是服務于人、服務于人類社會，故生殖技術必然會受到人的調控。

第三，撫育與教化功能的外化與異化。子女的撫育與教化是家庭的主要責任。所不同的是，在小農時代，知識與技能的涵育多依賴于父輩對子代面對面、手把手的經驗傳授，內容多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技藝、為人處世的規矩倫理等。工業革命發展了公共托兒所、幼兒園和學校，撫育和教育的內容拓展、技術更新，傳統的家庭養育讓位于以程序式、規范化、普泛性、系統性為主的科學知識、勞動技能等方面的正規教育，家庭的養育和教育功能向專業機構轉移。及至信息時代，在互聯網絡等社會力量的沖擊下，養、育、教化功能在場域上進一步外化，育兒行為和知識、知識的傳遞方式、接受知識的方式、知識的共享模式等均被重新定義；知識經濟蓬勃發展，知識的創造、掌握與傳播成為社會地位高低的新標準。不過，在家庭的養育和教育職能不斷外化之時，過度育兒、教育“內卷”等行為進一步強化，凸現家庭養育功能的異化。

第四，贍養功能的弱化與強化。家庭結構變遷削弱了家庭的養老功能，日常生活照護人手出現赤字。但是，互聯網技術推動了智慧養老模式的發展，這可在一定程度上對已然弱化的傳統家庭養老功能形成替補。未來30年既是中國人口老齡化急速發展之時，也是智能技術加速成長之期，智慧養老技術將在家庭贍養方面發揮愈發重要的作用，可填補因家人缺場導致的心理和情感缺憾、彌補子女親力親為供養的不足，并通過信息采集與管理促進養老服務供給與老年人所需所盼的有效對接，據此提供更具有針對性的養老服務，使家庭養老更加智能化、個性化和專業化，由此弱化父母在生活照料、情感慰藉等方面對子女的過度依賴。智慧養老技術還可提高長輩的社會參與度，擴大社會交際圈，為其表達訴求提供便利。不過，智慧養老技術只是對家人養老的補充而非完全的取代；家人之間的悉心照護、親情表達與心理慰藉非技術所能完全替代，對長輩和晚輩都是如此。

利維（Marion J.Levy Jr.）認為，變化中的技術因素是所有事物現代化的根本原因，任何社會的充分現代化、物質資料的極大豐富和人類的一切巨大成就均取決于工具的使用[11]。結構功能主義者斯梅塞（Neil Joseph Smelser）主張，技術、經濟和生態環境的變化必然伴隨整個社會和文化結構的變化；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家庭功能的興衰與技術的進步之間確實顯著相關，現代化形成了一種以情感吸引和狹隘愛情為基礎的家庭；除家庭成員各自與外部的聯系外，家庭不再作為重要的社會領域[12]。作為20 世紀后期最重要的技術發明，互聯網在家庭日常生活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目前來看，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家庭仍是個體生活的最重要場域。

四、家庭關系的疏離、分權與平等

網絡技術對家庭關系的影響，可以從總體關系、親子關系、夫妻關系三方面展開討論。對總體關系的論述也適合親子關系、夫妻關系以及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

第一，總體關系的異域共情與在場疏離?；ヂ摼W對家庭關系倫理的重構可從共享與分隔兩方面考察。場景的共享打破了既有的社會角色模式，也形成了新的分割[13]。一方面，互聯網的“聯”帶來異域共情，增強家庭成員的親合性，成為親密關系的“粘合劑”?；ヂ摼W縮短了家庭成員之間的心理和年齡距離，為流布于多地的家人提供了更便捷的溝通渠道。在人口大流動時代，家人分隔數地、點狀家庭變為網狀家庭，互聯網給人們提供了即時和共域的選擇。文字、語音與視頻分享可滿足人們尋求家人及時性支持的訴求，虛擬網絡創造出“在場”效果，帶來群體共享場景的融合[14]。視頻技術模糊、跨越了“在場”與“不在場”的界限，將通話雙方拉進一個共同的虛擬場景中，如同在家庭這個私密場域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互動，參與者即時看到“在場”之人的樣貌，觀察到各自的喜怒哀樂，分享彼此的心緒情感，由此賦予異域親人一種個性化、親密且具有表現力的互動特征。音頻與視頻還淡化了互聯網技術對數字素養的需求，便利了受教育程度較低者的使用。另一方面，互聯網的“脫”形成在場疏離，減少親人面對面的交流，且可能因信息溝通障礙而引發家庭矛盾，影響家庭關系的質量、削弱家庭的凝聚力?！翱萍嫉拇_已在使人疏離人、疏離自然、疏離自我?？萍紩斐蓪嵸|與情感上的距離，把人剝離自己的生活”[15]。大眾傳播媒介正引起一場靜悄悄的“家庭革命”，成為家庭關系的“隱形殺手”[16]。網絡依賴占用家人的共享時光，“世界上最遠的距離，就是我在你身邊，你卻在玩手機”之類的調侃，鏡射的正是家人雖然物理上共處一室但社會與心理空間卻不共享的普遍現實。這種割裂弱化了家人之間的親密感，以及在“家里”與在“其他地方”之間的區別。此外，清明祭祖、中秋團圓、春節團聚等定期和常態化的現場儀式開始被網絡儀式替換。這些儀式曾為家人提供了共同體驗的時機、共商家事和增進情感的契機、涵育和增強個體成員家庭意識與認同的良機，從而助力賡續家庭傳統、維系家庭的穩定與和諧。而虛擬世界對在場儀式的取代，使其所承載的意義、履行的功能可能大不相同了。

第二，代際關系中的父輩削權與子代增權?；ヂ摼W的組織與行為特征（尤其是后者）重塑著代際權力、夫妻權力關系?！拔磥淼目萍忌鼘且幌盗袩o盡的升級，而迭代的速率正在加速……無盡的升級都會把你變成一個菜鳥——也就是說，你會變成笨手笨腳的新用戶”[17]。通過互聯網傳遞的數字知識自其產生伊始，就作為一個重要變量參與到知識的生產、更新與流播過程之中，成為社會轉型的新生力量和重要的政治策略，規約著數字時代知識體系的發生、形成及發展路向。子代生于互聯網時代，是互聯網的“原住民”；長輩被裹挾于互聯網浪潮中，多是互聯網的“移民”甚至“難民”，由此解構既有的代際關系、引領新型的代際關系，代際權力重心發生著前所未有的流變[18]。

代際隔閡與沖突是與年齡俱來的固有特征。在老齡化與數字化并行時代，網絡使用成為一項基本生存技能，被裹挾于數字時代的老年人面臨數字理念溝、介入溝與信息溝，成為新技術的被動接受者、陪伴者和落伍者。同時，互聯網的去中心化為子代挑戰親代權威提供了可能[19]，直接對父輩的經驗知識進行“袪魅”，弱化了傳統的別上下、區尊卑的教化模式。順向教化的“知識前喻”或“前喻文化”[20]喪失優勢，父輩若想跟進時代步伐，就不得不以“乖小孩”形象接受子代的技術反哺，由此解構父權認同，構成削奪父輩權力的要因。相反，子代占據信息高地，成為數字權威的掌控者，引領網絡社會的發展走向，并通過對新知識尤其是數字知識的創新、生產與熟用，以及其他多種手段進行自我賦能與“增權”。父輩必須依賴子代的數字反哺，方能更好地適應網絡生活，而“技術后喻”已然成為當下文化傳遞的新模式，顛覆了幾千年的前喻文化。此情此景下，養的目的、孝的意義、尊的邏輯和敬的基礎都在變化與動搖。再加上其他制度和結構要素的共同作用，代際權力關系一消一長。

第三，橫向關系中的夫妻分權與平等。在小農時代，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經濟結構、以家庭為初元單位的社會結構和“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以集體宗法文化為制度前提的政治體制，支撐并合法化父權和夫權，使之具有穩定性。工業革命的鋪陳，打破了傳統的“男主外”社會分工模式，女性走出家庭、投身社會生產，經濟上日漸獨立，女性由此突破了單一的家庭角色定位，追求職場發展、實現社會價值?；ヂ摼W技術的普及，進一步降低了勞動強度、拓寬了勞動領域，眾多行業和職業都呈現出“去生理性別化”特征，為女性全面參與社會勞動提供了便利和機會，也改變著公共領域的性別權力結構，重塑著私人領域的夫妻關系。

然而，當前女性面臨的問題比此前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復雜，技術進步不等于性別關系的更加平等。家用電器技術的普及，部分地將女性從單調重復的日常家務中解放出來，但這既未幫助她們實現家務自由，亦未將男性帶入家庭、自覺分擔家事，女性只能利用工資來實現家務勞動的向外轉移[21]。實際上，城市家庭密集和精細化的育兒模式隨著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對家庭的滲透而強化，但男性作為網絡技術的主要創造者與領跑人，在互聯網育兒時代并未平等參與到育兒責任中，信息檢索、在線教育與家校溝通、網購育兒服務等依舊多由母親承擔。性別與技術的互構，使得母親依舊是育兒數字化勞動的主要承擔者，延續著傳統的育兒性別分工機制[22]。此外，互聯網勞動的隱秘性、繁瑣性和碎片性，以及邊界的模糊性等，既低估了母親繁重的育兒工作價值，也使得父親在互聯網育兒勞動中的缺失順理成章。

互聯網時代的夫妻關系還面臨其他方面的挑戰。移動電子設備已成為個體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虛擬空間的互動也成為現實交往的替代。網絡沉迷意味著夫妻的溝通時間縮短，既可能是一方冷落對方，也可能是彼此忽視，由此導致婚姻關系的壓抑與焦慮，影響婚姻質量。同時，虛擬世界給人提供了無限的幻想空間，好奇心理、游戲心態、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補償心理等，帶來“數字化出軌”甚至婚姻不忠。而互聯網這一人類發明的最強大的擴音器，給人微言輕無人理睬的小人物提供了可向全球發聲的話筒，使得親密關系通過虛擬空間在更大范圍內被觀看、被放大、被消費，由此可能造成并加劇夫妻之間的誤解、矛盾與沖突，數字技術對婚姻關系“的確非常具有破壞性”①參見Cerf Vint，The Internet is for everyone，https：//www.internetsociety.org/news/speeches/2011/the-internetis-for-everyone/，訪問日期：2022年12月12日。。當然，虛擬交往行為本質上是現實關系的投射，若現實世界中的夫妻關系親密，則虛擬空間會給夫妻提供另一個平臺來延續夫妻之情；若現實世界中的夫妻關系冷漠，則技術也難使夫妻關系在虛擬空間中得到改善。技術終究只是工具，親身參與和感官接觸仍是人類最基本的經驗形式，婚姻關系的穩定性依然主要取決于夫妻溝通的質量和婚姻質量本身。

五、余論：互聯網時代的家庭走向

行文至此，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是，當互聯網技術發展到更高階段后，家庭是否會隨之消失？筆者認為，因社會尚未形成家庭消亡的物質基礎與心理條件（尤其是后者），故互聯網時代的家庭雖會繼續轉變，且對標于傳統家庭而言的外在模樣會繼續改變、部分功能會不斷衰落、倫理關系會持續流變，但目前家庭之“?！贝笥诩彝ブ白儭?，且在可見的未來，家庭這個初級社會組織不會消亡。

（一）互聯網時代的家庭何去何從

在萬物互聯時代，互聯網技術日新月異，猛烈地沖擊當下、涌向未來，并以各種能想象和難以想象的（新）技術形態向各組織單元、各社會場域滲透?；ヂ摼W作為新型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的載體，將使人類家庭步入一個不同于文明社會后任何一個時期的全新時代，傳統意義上的家庭在新技術面前會進一步“異化”。不過，互聯網技術是否對家庭構成一種根本性的顛覆力量，或從更大范圍講，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的轉變，是否也會帶來社會各領域的變化等，都還需要進一步探究。

就中國而言，一方面，城鎮化依舊快速發展，經濟形態與業態持續迭代，知識形態與體系不斷創新，這些客觀現實必然會對家庭帶來進一步的洗禮。但是，家庭是最穩定的社會組織單元，具有很強的惰性與韌性，故網絡技術對家庭的本質性影響必然是緩慢、復雜、漸進的，具有延時性與滯后性。社會記憶學者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認為，新與舊之間的交替或變遷是一個漸變的過程，舊的是慢慢消亡的，而新的是慢慢孕育長大的，其成長過程必然需要舊的庇護。歷史上，農業革命之于文明社會的起源、工業革命之于近代社會的出現，也都是緩慢的，雖然今日之“慢”與昔時之“慢”不可同日而語。

另一方面，家庭并非與人類俱來，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意味著，家庭無論是對個體還是對群體，都并非必然或必需的，而是可以選擇的?；ヂ摼W本質上是技術，技術的社會功能在于人的選擇與應用，故其作用具有相對性和與其他因素的聯動性。每一項技術變革，對于提高或降低生活質量都有同等功效，這取決于怎樣應用變革中的技術[23]?；ヂ摼W技術對家庭的影響既不獨立、亦非唯一，而是建立在前三次工業文明和現代化（如現代教育、福利制度、公共服務等）的基礎之上，并與政治、經濟、制度、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織。家庭轉變也不僅僅是對互聯網等新技術、生產關系與生活方式、社會制度與精神文化的回應與順從，它本身是構成整體社會變遷這一宏大圖景的基礎和元素，與外部環境的變化相輔相成?；ヂ摼W技術對家庭的影響不言而喻，但人類在提高技術水平和應用技術成果時，也會考慮技術應用對家庭整合帶來的潛在負面影響。更重要的是，家庭有其自身的能動性：家庭成員在面對風險時，總會退回家庭這個“避風港”；家庭總是個體獲得最深層次的心理慰藉、風險規避、危機應對的堅強后盾；同樣，面對家庭危機，家庭成員也會主動、自覺地采取維護家庭的行為。

因此，互聯網是推動家庭持續轉變的重大力量，但不是唯一決定因素；它對家庭結構、功能、倫理關系三大要素的影響亦不一致，互聯網時代的家庭有“變”有“?！?。雖然本文從“變”切入，但不應忽視家庭的本質之“?！?。由前文分析可知，家庭的結構性特征變化甚大，以更好地適應外在環境之變，但在短期內，不婚的單人家庭不會成為一種主流的家庭樣態，它主要是一種過渡性的居住形式（或因未婚、或因空間流動所致的家人分居）。同理，雖然部分家庭功能完全外化或發生異化，但家庭的生育、養育、贍養、陪伴等功能并未發生顛覆性改變；家庭倫理關系雖由尊老愛幼“兩頭重”向愛幼“單向偏重”流變、由父系集權向代際和代內平權演化，但基于血緣的“生”“養”而形成的親密關系是任何其他親密關系所無可替代的，“親親”“尊尊”以及家人之間的互惠關系依舊堅韌。

（二）互聯網時代我們為何還需要家庭

家庭的“變”中之“?！敝哺诖H互惠、夫妻互補的工具理性，以及血緣與家倫的情感連接。海德格爾的家，只是詩意棲居的家園，其中沒有真正的家人及其倫理，但唯有家人與家倫，支撐著家庭在變遷中存續與發展。與任何一類社會組織相比，家庭因血緣關系和長久的親情而具有更強的凝聚力與抗逆力，從而使得家庭擁有任何其他社會組織所缺乏的韌性，在面對種種張力時能從被動到自知、從自發到自覺的調適與應對。血緣是天生且無可撕裂的既存事實[24]。世界上最無法選擇之事，就是代際和手足關系——血緣的不可選擇性、親情的不可舍棄性，構成人倫之基，呵護家庭的存續。

“家之本在身”（《孟子·離婁上》），身與家的本源一體性決定了家庭的韌性。中國自古就有“身家性命”之說，而“身”是“家身”，是“親親”關系的“身”；自己之身源于父母，父母之身源自祖先，子孫之身源于自己，家族、父母是人之所從出之處，故當下之“身”連著過去和未來[25]。人在家孕誕、生而有家，由是有所憑依、有所安頓，家“是其所是”?！疤斓卣?，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大戴禮記·禮三本》），“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記·郊特牲》）。家是人由之“離開”并要“回去”的地方；人能“離開”出生地而成為獨立的自我，本身就賦予了己所出生之地“家”的意義[26]。子女建立自己之家并不意味著與原生家庭關系的斷裂，而是對原生家庭的發揚光大；家的原初意象總在記憶深處，對家的眷念構成家庭文化認同之基。因此，家是一種本體化的存在，包括個體與“親親”的雙重視野與雙重本體[27]，具有作為人的自然生命與社會生命之根、滿足家人普遍且穩定的情感訴求的功能，也是一種存在的意象和精神性的象征，而這一功能是互聯網等新技術難以替代的。

家庭和孝道是人類本性的表達，構成維護家庭的重要紐帶。家庭總處于不斷變化之中，但其深刻轉變始于工業革命，至今不過二三百年時間，尚不足以改變其本質。在可見的未來，人類得以延續和發展的“子宮”和“搖籃”還會是家庭，人類幾乎所有最真摯與最強烈的情感與體驗、人類感覺最幸福與最痛苦的事情都與家庭、親人相關——最幸福的事情是家庭圓滿，最痛苦的事情是失去親人和家族滅絕[28]。如果父母不用親自養育孩子甚至不用親自生育孩子，則家庭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人類不到家庭里邊，就得不到最根本的人生價值的最核心部分[25]。家是人類的原社團、元結構、元位置，不僅讓人擁有容身之所，更是人性棲居和被生成的地方。家人之愛是人愛之端，以此產生其他的愛心[29]。凡此種種，在可見的未來，以及在很多家庭功能似乎可被外在社會組織替代之時，人類尚需家庭之因。古老的家庭依舊具有深厚的時代意義與現實價值，傳統優秀家文化可對技術進行策略性調整，進而于家庭系統、全面甚至深刻變化之中維護家庭之“?！毙?。

放眼全球、俯仰古今可知，兩股力量構成家庭轉變的主因，一是技術革命帶來的人口、經濟與社會結構的轉型，二是與此相互撐持的婚育家庭觀念、時代風潮與個體偏好的嬗變。但家庭轉變并不意味著家庭的消亡。雖然家庭的確在量變之中呈現出質變的趨勢，如：復雜家庭與點狀家庭向簡單家庭與網狀家庭的轉變、經濟功能與部分生殖功能的社會化轉向、代際關系與夫妻關系由父系集權向分權平權的流動等，都具有不可逆性。但是，家庭不僅僅是一個物理空間的存在，更是家人身之所系、心之所依、情之所歸之處；有些事情須由家庭成員親力親為，有些功能須由家庭通力承擔（如：生育、養育）——這是由家庭的本質屬性決定的。而這樣的屬性，決定了互聯網時代的家庭將會在轉變之中存續與發展，而非瓦解與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