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邏輯定位、發展指標與戰略路徑

□梁昊光 李 力

（1.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北京 100190；2.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北京 100190）

當今世界，現代化已成為大多數國家民眾的共同目標追求。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一些領域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比較大。按照中國整個現代化目標“兩步走”戰略安排，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要使14億多人口基本實現現代化，將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偉大工程，世界現有經驗不足以支撐其完成，在現代化建設中不僅要瞄準當前的世界前沿，更要把握世界前沿的發展脈搏，尋求適合自己的路徑。然而，當前全球經濟面臨衰退、全球治理體系深刻變化、全球科技合作出現倒退，世界現代化進程面臨巨大不確定性。中國需要在不確定性中認識、把握現代化的客觀規律、國家發展的原理及方法，厘清現代化的內涵和實質、科學掌握現代化的標準和水平，為中國的現代化戰略尋找適合的實施路徑。

一、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邏輯定位

（一）世界現代化的理論發展

“現代”作為一個指稱當前時代性質的術語，可以追溯到6世紀晚期拉丁語的用法。17世紀“現代性”“現代派”和“現代化”被運用于各種語境，其中“現代性”用于描述那些在技術、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最先進國家的共同特征，“現代化”被用于描述這些國家獲得這些特征的過程[1]。

現代化理論源于19世紀歐洲一批社會理論家的研究，包括亨利·梅因、埃米爾·涂爾干、卡爾·馬克思、費迪南德·騰尼斯、馬克斯·韋伯等，他們力圖從英國和美國這些現代化先行國家的經驗中找到社會發展一般規律[2]Ⅶ。20世紀50—60 年代，現代化理論研究的中心轉移到美國。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學者先后提出正統現代化論、現代化修正論、強大政府論、第三世界經濟依存論、新馬克思主義發展中國家階級論等現代化理論，涌現出塔爾克特·帕森斯、戴維·伊斯頓、華爾特·惠特曼·羅斯托、M.J.列維、C.E.布萊克、S.N.艾森斯塔特、塞繆爾·亨廷頓、艾利克斯·英格爾斯等一批著名的現代化研究學者。哈佛大學比較政治系、麻省理工學院國際關系學中心、社會科學研究協會比較政治委員會等成為世界現代化理論研究最活躍的地方，逐步形成當時的現代化理論。

列維把民族、國家、社會或地區分為三類：先行者、早期的后來者和其他的后來者，先行者包括英國、美國和法國，早期的后來者包括許多歐洲國家和蘇聯。從世界范圍看，列維認為后來者達到高度現代化水平的前景并不樂觀[3]。部分學者認為第三世界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的改造占有優先地位，政治現代化至少只有在前者發展后才能水到渠成。而亨廷頓則認為，現代化是一個多層面的進程，涉及價值觀念、態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轉變，涉及人類對自身環境所具有的知識的巨大擴展[2]25。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是兩個相互獨立的目標，二者的進展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2]5，7。也就是說，盡管政治現代化和經濟現代化不是線性因果關系，但沒有政治現代化，其他現代化也難以實現。

1956 年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進入后工業社會的國家，到1980 年多數西歐國家進入后工業社會[4]7。丹尼爾·貝爾、烏爾里?！へ惪?、羅納德·英格爾哈特等學者針對后現代社會的特點和發展模式紛紛提出各自的觀點。貝爾把人類社會劃分為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后工業社會[5]，并詳細論述知識在后工業社會的作用和影響。貝爾認為在后工業社會，知識的創造與使用形成一個軸，沿著這個軸形成新的分層體系[4]7。英格爾哈特認為，西方民眾的價值已由過去過于強調物質福利和人身安全轉為強調生活質量[4]3。貝克先后提出風險社會、第二次現代化、全球化社會學等理論，認為現代化是指技術理性化的推進以及勞動和組織的變遷，還包括社會特征和標準人生的變化、生活方式和愛戀模式的變化、權力和影響力結構的變化、政治參與形式的變化、現實理解和知識規范的變化。同時他指出“生產力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指數式增長，使風險和潛在自我威脅的釋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6]。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中國學者紛紛加入現代化理論研究的隊伍，包括羅榮渠的現代化新論和比較現代化、錢乘旦的國別現代化研究、孫立平的社會現代化、何傳啟的“第二次現代化”理論和“綜合現代化”理論等。

總的來說，經過20 世紀50—60 年代的現代化理論發展，以及隨后世界現代化發展變化，可以看出把西方的現代化模式，特別是美國的政治模式和社會發展模式、現代化道路硬塞給發展中國家是不可行的，因為國情不一樣、社會基本條件不一樣，盲目模仿反而會引起社會的動蕩。20 世紀70 年代以來，歐美發達國家社會發展方向發生根本轉變，從現代化階段進入后現代化階段，其核心社會目標是增加人類幸福，提高生活質量。發展中國家在追求現代化的道路上面臨雙重的壓力，既要增加增長，同時也要滿足人民對生活質量提升的要求。尋求新的現代化道路，成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歷史使命和必然選擇。

（二）中國現代化的實踐探索

新中國成立以來對現代化的探索大致分為三個階段，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內涵和目標[7]。第一階段是20 世紀50—60 年代，提出四個現代化，形成我國現代化戰略的“兩步走”構想，即到1980 年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到20世紀末全面實現現代化，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第二階段是1978年改革開放到黨的十九大召開，中國式的現代化目標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初步形成，明確提出“三步走”戰略構想，在溫飽和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到20 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第三階段是黨的十九大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戰略目標確立，明確提出到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2050 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的不斷發展，中國不斷拓寬走向現代化的路徑，給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全新選擇，為解決人類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因此，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性質，將以人民為中心、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現代化的價值取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結合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精神實質，除了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五個領域的現代化之外，還要增加“人的現代化”領域?！叭俗杂扇娴陌l展”是馬克思主義最高命題，是隨著社會進步而不斷獲得的發展。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人等各個領域不斷取得“現代性”因素，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和世界普遍價值的現代化理論體系與實踐模式[8]。

（三）民族復興與中國道路

當前，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社會主義現代化核心要義的指引下，中國式現代化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遵循世界現代化的客觀規律，立足中國國情，探索現代化路徑和現代化方略，走和平、科學發展的現代化道路。需要做好四個方面的“堅持”：堅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堅持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實現生態文明、和諧社會；堅持獨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對外政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最終達到兩個目標：在已經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化先行地區，加快向知識社會轉變；在未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的現代化后進地區，采取“兩步并作一步走”，工業化和知識化并舉，加快現代化步伐，實現跨越式發展。

二、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指標

（一）現代化指標與標準確立的意義

現代化作為中國的國家目標，必須有一套科學合理的計量標準和指標體系。通過現代化指標，對現代化的目標進行細化；通過現代化標準，對不同國家的現代化水平和國際差距進行科學評估和持續追蹤。

從國際形勢看，當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概念，源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以下簡稱OECD）的成立協定。國際社會一般把世界銀行分類中的高收入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先進經濟體、世界貿易組織中的發達國家、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工業國（B組國家）、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極高國家等認定為發達國家，但是對于現代化國家、非現代化國家并沒有明確的界定。因此，研制科學、規范的世界現代化指標和標準，有助于中國搶占“現代化”的國際話語權，掌握現代化國家的定義權，防止出現諸如世界貿易組織中發達國家單方面掌握發展中國家定義權的不利局面。

從國內實踐看，只有充分掌握世界發展的前沿水平和長期趨勢，才能更加精確制定中國現代化的階段目標和行動計劃?，F代化涉及不同層次、不同領域、不同部門和不同地區，面廣點多，只有準確把握現代化的核心內涵和關鍵要素，設計科學合理完備的目標指標體系，才能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更加有的放矢。在中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通過目標指標和標準制定推動政策落實的例子并不少見，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標準?？茖W制定現代化標準有利于現代化政策目標的制定和落實，保持現代化政策的長期穩定，也有利于獲得國際社會對中國現代化水平和實現現代化目標的認可。

（二）指標及其水平標準的確立方法

2035 年中國式現代化的總體目標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不是由某一個國家某一個單一指標所決定，而是需要有一系列指標和標準進行劃定，包括現代化的指示指標、核心指標，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底線、中間值和最高值。同時，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不是一個恒定的值，而是動態變化，需要有一套完整的體系進行跟蹤和監測。

1.基于現有中等發達國家長期預測的標準確定

確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指標水平，第一條技術路線根據現有中等發達國家的歷史變化趨勢來預測未來的發展水平，以此為依據，確定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定量目標。分成三步：第一步是確定中等發達國家的范圍，第二步是確定現代化的核心指標和現有發展水平，第三步是預測現有中等發達國家現代化核心指標在2035年的發展水平。這一技術路線的思路比較清晰、含義明確，但也存在一定的挑戰。一是國際社會對“發達國家”“中等發達國家”的概念、范圍和水平沒有統一的認識，難以界定中等發達國家的范圍和名單。有學者綜合OECD 等國際組織的分類標準篩選發達國家名單，認為發達國家有26個[9]，從全部“發達國家”去除“主要發達國家”，得到“中等發達國家”的范圍[10]。也有學者把聯合國發展規劃署劃分的發展程度處于“很高”和“高”之間的經濟體作為中等發達國家[11]。二是部分現代化指標標準隨著世界現代化的推進會發生明顯變化，例如人均GDP 的世界前沿水平從1990 年的2.9萬美元上升到2020 年的超過4 萬美元。因此，科學合理預測成為現代化標準的一大難題。

2.基于現代化水平分類的標準確定

第二條技術路線參照現代化“度量衡”的建立方法確定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指標。分為三步：第一步是通過大量的統計數據分析和實證研究，確立能夠反映現代化前沿水平的指標。第二步是確立現代化指標的基準值，參照《中國現代化報告》20 年的實證分析經驗，以高收入國家平均值作為現代化指標的基準值，設立現代化的水平分類標準。例如，指標值達到或超過基準值的50%歸入中等發達水平，指標值達到或超過基準值的80%歸入發達水平[12]。第三步是根據現代化的水平分類標準，確定中等發達的指標水平。這條技術路線比較易于操作，通過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的統計數據庫可以獲取有代表性的現代化指標，而且數據可獲取可計算可重復，同時這個方法經過20多年的實證分析和應用，比較符合現代化的發展趨勢。但是這個路線也有不足，包括動態預測的迭代問題，高收入國家、發達水平和中等發達水平之間的關系，以及部分指標數值缺失等。

3.現代化標準的綜合集成

基于兩種方法預測現代化指標的水平標準，如果其中一種方法數據不全，則以單一方法結果為準，如果兩種方法給出的標準值不一，則較低的標準值為相應水平的門檻值，較高的標準值為相應水平的理想值。

（三）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指標

1.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分析

2021年3月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2035 年我國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在這一總體目標之下，還有許多分領域的具體目標，比如在經濟領域現代化要求“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幅躍升，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臺階”，“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在政治領域現代化要求“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在社會領域現代化要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建成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在文化領域現代化要求“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在生態領域現代化要求“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人的現代化要求“人的全面發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13]。

2.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指標體系

結合世界現代化的主要特征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和特征，綜合比較聯合國、世界銀行、OECD、歐盟統計署等國際機構數據庫指標，基于指標萃取的方法，按照政策含義明確、定量可比、數據可獲得等原則，從六大領域提出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代表性指標（見表1）。

表1 面向基本實現現代化的代表指標體系

（四）實現基本現代化指標的水平標準

綜合國內外研究成果，實現基本現代化的考察指標非常多元，本文僅對部分指標的水平標準進行分析研究。

根據第一條技術路線，綜合考慮聯合國貿發會議等國際組織的分類標準，篩選出30 個發達國家（同時滿足聯合國發達經濟體、世界銀行高收入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先進經濟體和OECD 成員國四個條件）。其中，主要發達國家21 個，其他發達國家9 個，以9 個其他發達國家的平均值作為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基準值，21 個主要發達國家的平均值為發達國家水平的基準值（見表2）。

表2 2035年發達國家人均GDP預測 單位：萬美元

根據OECD 對發達國家未來人均GDP 增速的預測，以2022 年人均GDP 為基準值，對發達國家2035 年的人均GDP 進行預測，結果如表2所示。2030 年和2035 年21 個主要發達國家的人均GDP 平均值分別為6.80 萬美元和7.17 萬美元，以此可以作為發達國家人均GDP 的標準值。2030 年和2035 年9 個其他發達國家的人均GDP平均值分別為2.96 萬美元和3.12 萬美元，以此可以作為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的標準值。

根據第二條技術路線，以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人均GDP 的統計數據為基礎，把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人均GDP 平均值的50%作為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 的基準值，把高收入國家人均GDP 平均值的80%作為發達國家人均GDP 水平的基準值（見表3）。2030 年和2035 年高收入國家的人均GDP 平均值的80%分別為4.32萬美元和4.54 萬美元，以此可以作為發達國家人均GDP 的底線。而2030 年和2035 年高收入國家的人均GDP 平均值的50%分別為2.70萬美元和2.84 萬美元，以此可以作為中等發達國家人均GDP的底線。

表3 2035年高收入國家人均GDP預測單位：萬美元

綜上所述，到2035 年，人均GDP 達到2.8 萬美元是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門檻，人均GDP 達到4.5 萬美元是發達國家水平的門檻。要想達到理想的中等發達水平，人均GDP 要達到3 萬美元以上，要想達到理想的發達水平，人均GDP要達到7 萬美元以上。

采用同樣的研究方法研究其他現代化指標的水平分類標準。由于國際比較數據的時間鏈、質量不一，本表的結果只考慮指標之間的靜態比較，即不考慮發達國家在2023—2035 年間指標的發展變化。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發達國家、中等發達國家標準參考值（2022年）

由表可見，2022 年中國的人均GDP 為1.27 萬美元，要在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門檻，人均GDP 至少還要翻一番，年均增長 率 要 達 到6.3%。而2000—2007 年中國人均GDP 增長率為10%，2007—2020年為7.3%，因此，中國要在2035 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有可行性，但仍有很大的挑戰。當前，中國在高科技出口占比、公共征信系統覆蓋、人大代表中女性的比例、醫生比例、大學入學率、互聯網使用比例、人均預期壽命方面已經遠遠超出中等發達水平，甚至達到或接近發達水平。但是一些指標，包括人均知識產權出口收入、PM2.5 暴露濃度、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高中以上學歷人口比例，還與中等發達水平有很大的差距。

三、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路徑

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目標需要新的戰略路徑和戰略舉措。在中國式現代化基本內涵的分析研判下，要緊緊把握現代化的核心指標和世界發展趨勢，圍繞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協調各類力量，最大程度進行社會動員。

基于上述對中等發達水平指標和標準的定量研究以及中外指標比較，中國要在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做到：力爭2030 年在部分領域超過中等發達國家平均水平，2035 年全面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并且在部分領域率先超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一）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快構建國家創新體系，實現第二次科技立國

勞動生產率增長是經濟表現的一個關鍵方面，也是生活水平變化的重要驅動力。人均GDP 的增長可以分為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以每小時工作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來衡量）以及勞動力利用程度的變化（以人均工作時間的變化來衡量）。當前中國人均GDP 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仍有較大的差距，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現代化的底子較薄弱，另一方面盡管中國已經從40多年前的“三來一補”加工出口貿易為主向高科技產品出口轉型發展，但是在整個世界產業鏈、價值鏈上，中國仍處于劣勢地位，知識產品的出口和增值仍然把持在主要發達國家手中，導致中國人均GDP仍缺乏競爭力。

縱觀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的共性規律發現，堅持科技創新是現代化的最強大推進動力[15]。創新是現代化的主要動力，新一輪科技革命蓄勢待發，將顛覆傳統產業，深刻改變世界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人類文明將向知識時代轉型發展。這是現代化百年一遇的戰略機遇，抓住機遇就有可能乘勝而上，站在世界創新的頂端，錯失機遇就會錯失現代化的關鍵窗口期。因此，中國要趕超中等發達國家，必須大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除了增加資本使用，降低生產效率低的行業比重外，更重要的是通過創新提高總體效率，這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16]。20 世紀90 年代以來，新一輪科技革命推動人類經濟社會的重大變革，同時催生國家創新系統。在一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僅靠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是不夠的，需要政府提供一些公共產品，特別是面對國家之間激烈的對抗和競爭，需要從長遠、動態的視野出發，尋求資源的最優配置以推動創新。國內外形勢要求中國必須從國家長遠利益出發，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通過國家創新系統提高國家競爭力，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和安全，實現第二次科技立國。進一步明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定位，有利于國家科技資源重組配置、科研體制機制優化、科技創新績效提高。

一是發揮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在國家創新系統中的樞紐作用。集中力量進行基礎性、具有共性作用的知識開發，培育高水平專業研究人員，引領整個國家創新系統發展具有顛覆性、劃時代的新知識，創立新的技術范式。促進關鍵技術和科學知識的擴散，建立國內外創新伙伴關系、加強國際研發合作、幫助國家創新系統提高利益相關者網絡規模和強度、落實知識交流和分享，把頂端優勢轉化為燈塔效應。

二是推動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成為戰略創新活動的激發器。一方面要做好基礎學科的前沿探索，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繪制基礎研究路線圖，制定行動計劃，重點探索引導前沿知識和戰略儲備知識，成為未來科學的策源地、種子培育基地。另一方面要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發揮建制化研究機構多學科交叉融合優勢，繪制戰略創新研究路線圖，探索戰略創新的科學原理和科學理論研究體系，推動整個創新系統向國家目標靠攏。

三是促進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成為國際創新系統的燈塔。充分利用豐富的研究資源和建制化優勢，通過組織、實施各種研究計劃、伙伴合作計劃，特別是組織參與跨國研發項目、國際大科學計劃，把國家研究網絡嵌入全球研究網絡中。使用集體結構，例如通用標準、支持計劃、共同的期望或測試設施等，協調系統資源，推動創新系統采取戰略行動。加大基礎研究支持力度，拓寬研究網絡，增加知識交流頻度和深度。加大開放性，保持研究網絡的連接，優化研究網絡，促進研究工作的多樣化。同時，以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為依托，支持科研人員在國際組織中發揮建制化研究機構的優勢，加強國際合作，提高中國科技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為中國參與國際科技治理提供有力支撐，推動中國成為下一個世界科學中心。

（二）促進國際安全發展，有效化解現代化風險，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現代化是一種進步，但也有副作用和副產品，包括經濟危機、地區沖突、環境污染、傳染病大流行、技術風險、社會沖突、貧富分化、失業風險、家庭風險、人情淡化等，因此，現代化社會是一個充滿風險的社會，現代化的伴生風險對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進程都有沖擊。中國在現代化建設中需要積極防范各種風險挑戰，化解危機，盡可能把現代化副作用降到最低。

近年來，中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對于國際事務的參與不斷加強，國際影響力大幅提高，但部分國家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對其霸主地位的挑戰，把中國作為挑戰其國家安全的傳統國家威脅，擠壓中國安全生存空間，遏制中國的和平發展。特別是隨著中國現代化的不斷推進，中美之間在科技經濟社會領域的競爭合作關系也發生變化，科技經濟領域逐漸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核心領域。美國力求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與中國脫鉤，將中國排除出戰略性產業鏈，限制中國科研人員參與特定科研活動，阻止先進科技成果向中國轉移。

國家發展和安全是實現現代化的先決條件。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統籌發展和安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核心利益，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國際合作，營造有利于現代化建設、守衛現代化成果的國家安全環境。

一是有效管控國際競合分歧，努力開拓新合作領域。中國始終以最大誠意，努力開拓新的合作領域和合作伙伴。繼續堅持工商科技交流合作，務實有效管控工商科技競合分歧，進一步創新合作模式，高水平推動國際人文交流發展。攜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提高全球經濟產業鏈、價值鏈的彈性和韌性，壓低全球通貨膨脹趨勢，防范全球經濟危機，用“知識”贏取全球經濟的“共同持續繁榮”。

二是推動“一帶一路”擴容增效，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個國家的國際威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能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共享價值和國際公共產品。中國通過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包括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提供豐富的國際公共產品，為發展中國家帶來新的發展機遇，推動相關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同時中國通過這一發展模式，擴大國際朋友圈，創造更為有利的國際發展環境，推動國際經貿發展、人類文明互鑒，為中國現代化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三是加強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推動實現2030 可持續發展。當前，世界面臨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能源資源安全、公共衛生安全、重大自然災害等諸多問題。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要大力推行綠色生產方式，推動能源革命和資源節約利用，將綠色發展理念融入工業、農業、服務業全鏈條各環節，構建起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生產體系、生活方式和管理體系，全面提升現代化建設的綠色化水平，為世界現代化的綠色轉型發展提供一個典范，有效減緩或解除世界氣候變化危機、能源危機和生態危機，為國際社會提供安全的生態環境。

（三）全面實現人的現代化，著力提高全民基本素質，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人是推進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因素。人的現代化是人的思想觀念、社會關系、道德素質、能力品格、生活方式、文明程度等從傳統狀態到現代狀態的轉變過程[17]。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將給人自身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未知性。數字技術一方面會增強人類能力，通過智能機器和生物與神經技術賦予人類全新的認知和感覺能力。另一方面還會顛覆人類傳統的工作、生活和社交模式，生物和計算機工程將會使許多形式的人類活動變得多余，并使智力與意識脫鉤，導致人類面臨失去就業機會和經濟價值的危險。當前，盡管中國的大學入學率已經超過發達國家水平，但是全人口中高中以上學歷的人口占比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因此，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必須努力提高全體國民的整體素質特別是廣大勞動者的素質。

一是全面貫徹健康中國戰略，提高全民健康素質。健康是人的基本權利，是工作和生活的生理基礎，也是人生的重要財富，理應擺在工作和生活的優先位置。通過“健康中國”建設，塑造良好的國民健康觀念，推廣積極向上的健康生活，營造和諧的健康環境。堅持“以健康為中心”的基本原則，全民動員，全員參與，全程規劃，全域覆蓋。實施國民營養計劃，落實國民體質監測制度。優化醫療服務模式，科學合理設置醫護流程，加強醫療質量管理。加強公共衛生安全防控體系，全面提升食品藥品安全，持續改善人居環境。通過這些舉措，目的是使國民健康素質，包括身體、精神、道德和社會適應均達到良好狀態，建設一個國民健康長壽的社會。

二是大力提高可支配收入，提升人民群眾生活質量和幸福感。個人的生活質量往往受到經濟因素的制約，物質資源通?？梢愿鶕總€人的偏好和能力轉化為福祉。物質生活不僅以定量貨幣為衡量標準，消費模式、住房條件、經濟安全等也是重要因素，在決定個人主觀幸福感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提高收入是改善生活質量、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基本前提。千方百計促進就業，鼓勵創新創業，設立政策扶持基金，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和就業指導，降低失業率，暢通個人發展上升通道。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制定更加積極的財產性收入政策，鼓勵人民通過多種方式增加財產性收入。促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建設，加大對農村經濟、城鎮經濟的支持力度，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完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減輕人民負擔，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以提高生活質量為中心，全面推進個人和家庭生活質量現代化。

三是推動科教興國、人才強國，促進人才全面發展。落實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大力推動教育現代化，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民主政治素質、法治素質、思想道德素質、生態素質。通過完善國民教育體系，提高勞動力人口教育水平和技能素質，為實現社會生產力提高和美滿人生打下堅實基礎。加強有助于轉變國民教育觀念、完善教育行為、改善教育環境和促進教育管理的系統設計和政策保障，形成促進全民教育水平提高、職業技能完備和綜合素養提升的終身教育體系。建設學習型社會、創新型社會、知識型社會，從學校教育向全民學習轉變。推動教育與社會發展、產業發展有機銜接、深度融合，積極引入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加快教育手段、教育方法的變革。促進科學教育和傳播，普及科學思想和基于證據解決問題的循證思維，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豐富完善人們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