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輪“雙一流”建設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效應測度研究
——基于知識溢出視角

聶長飛

(南昌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江西南昌,330031)

一、問題提出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要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1]作為國家科技發展的重要支撐之一,高校特別是重點高校對區域經濟發展意義重大?？v觀全球,韓國、日本、法國、德國采取的“世界一流大學計劃”“卓越中心計劃”“卓越工程框架”“卓越計劃”等重點高校扶持計劃,不僅有效促進了高等教育體系升級,而且通過知識溢出和技術擴散為國家經濟增長提供了新的動力支撐。

為更好地促進重點高校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國務院于2015年10月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正式開啟了“雙一流”建設項目。2017年1月,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暫行)》,對“雙一流”建設的遴選條件、遴選程序、支持方式、組織實施等進行了明確規定。[2]2017年9月,《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的通知》發布,該通知公布了首輪“雙一流”建設名單,包括世界一流大學建設高校42所、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95所、“雙一流”建設學科465個,標志著首輪“雙一流”建設正式付諸實施。[3]

“雙一流”建設是自“211”工程和“985”工程以來我國政府實施的又一項重點高校建設政策,是新時代新階段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實現教育強國目標的重要探索,更是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推動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舉措。本文立足新時代新征程推動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時代主題,以知識溢出理論為基礎,對以下問題進行探討:首輪“雙一流”建設能否通過知識溢出效應有效促進所在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高?首輪“雙一流”建設對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存在何種異質性?

二、文獻綜述

本文旨在考察首輪“雙一流”建設對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與本文研究主題密切相關的主要有兩方面的文獻。

一是關于高校知識溢出效應的相關研究?，F有文獻主要聚焦于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就微觀層面而言,現有研究主要考察高校知識溢出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梁俊偉等人基于中國2007—2015年上市公司數據,發現企業周邊高校數量越多,企業研發投入和專利數量就越多。[4]權小鋒等人基于企業博士后流動站設立的準自然實驗,證實了產學研合作對企業創新的正向促進作用,同時指出企業博士后設站質量與合作院校等級越高,企業創新產出提升越明顯。[5]張龍鵬等人基于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的視角,發現基礎研究能夠通過知識溢出效應顯著提升城市企業的創新能力。[6]就宏觀層面而言,現有研究主要關注高校知識溢出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傮w而言,這類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的觀點。部分學者認為,高校能夠為地方經濟發展輸送高素質人才,高校的基礎研究也能通過知識溢出效應促進區域創新水平的提高,從而有助于區域經濟的發展。秦永等人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發現高等教育規模擴大是地區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7]鄭浩等人證明了地區高校數量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正外部性。[8]相反,部分學者認為,由于高校層次、質量的不平衡及高?？萍汲晒D化率較低等問題,高校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因果關系是不確定的。[9]

二是關于我國高等教育政策效應評估的相關研究。既有研究對中國高等教育的政策效應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包括高校擴招政策、高校招生均等化政策、地方引進高校政策。[10-12]與此同時,一些學者對重點高校建設的政策效應進行了評估。例如,郭立強基于我國1994—2016年省級面板數據,考察了“985”工程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985”工程雖然總體上促進了地區人均GDP的提高,但對不同省份的影響存在異質性。[13]除此之外,少數最新研究開始聚焦于“雙一流”建設的政策效應。王金龍等人研究發現,“雙一流”建設顯著提高了本科生生源質量。[14]華岳等人采用雙重差分模型,發現“雙一流”高校顯著提升了學者在英文論文發表和國家級科研項目獲取方面的表現。[15]

通過文獻梳理可以發現,雖然現有研究對高校知識溢出效應及我國高等教育政策效應評估進行了較為全面、豐富的研究,但鮮有研究專門考察“雙一流”建設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效應。因此,本文以此為切入點,以彌補這方面研究的不足。具體而言,本文從知識溢出理論出發,基于首輪“雙一流”建設前后及所處城市的差異,采用雙重差分模型識別“雙一流”建設對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的凈效應,進而采用中介效應模型識別其內在作用機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考察“雙一流”建設對不同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異質性影響,以此全面、準確、科學地把握首輪“雙一流”建設的宏觀經濟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識別策略

1.基準回歸模型

本文將2017年開始實施的首輪“雙一流”建設視為一次準自然實驗,構建雙重差分模型檢驗“雙一流”建設對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影響,基準模型設置如下:

hqedit=β0+β1dfcit+β2controlit+μi+ηt+εit

(1)

i和t分別表示城市和年份(下同),hqed表示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dfc表示首輪“雙一流”高校建設政策變量,control表示控制變量集,μi和ηt分別表示城市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該模型主要關注核心解釋變量dfc的估計系數大小及顯著性,若β1顯著為正,則表明“雙一流”建設對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促進作用。

2.集聚效應識別策略

在此基礎上,為進一步證實“雙一流”建設對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本文從集聚效應視角進行檢驗,具體模型構建如下:

hqedit=β0+β1dfcit+β2dfcit×aggi+β3controlit+μi+ηt+εit

(2)

aggi表示城市i所擁有的“雙一流”高校數量或“雙一流”學科數量。從理論上講,如果“雙一流”建設對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確具有促進作用,則一個地區所擁有的“雙一流”高校數量和“雙一流”學科數量越多,對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就越大,即存在“集聚效應”。該模型主要關注交互項dfcxagg的估計系數大小及顯著性,若β2顯著為正,則表明集聚效應存在,反之亦然。

3.知識溢出效應識別策略

為進一步識別“雙一流”建設能否通過知識溢出效應促進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本文構建中介效應模型進行檢驗。具體在模型(1)的基礎上增加以下兩個遞歸模型:

hqedit=φ0+φ1dfcit+φ2controlit+μi+ηt+εit

(3)

hqedit=γ0+γ1dfcit+γ2innoit+γ3controlit+μi+ηt+εit

(4)

其中,inno為中介變量,表示城市創新水平,用以檢驗知識溢出效應的存在性。若中介效應成立,則為φ1和γ2反映了知識溢出效應的大小。

(二)變量設置

1.因變量

本文的因變量是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由于全要素生產率是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本文采用城市全要素生產率進行衡量。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度采用索洛余值法,首先假定生產函數為規模報酬不變的Cobb-Douglas形式:

Yit=AitKitαLit1-α0<α<1

(5)

兩邊取自然對數,同時在模型中加入城市固定效應μi和年份固定效應ηt,整理可得:

ln(Yit/Lit)=lnAit+αln(Kit/Lit)+μi+ηt+εit

(6)

其中,α表示資本產出彈性,A表示全要素生產率。Y表示總產出,用實際GDP(2011年為基期)衡量;L表示勞動投入量,用各城市單位就業人員數衡量;K表示資本投入量,用城市資本存量衡量,資本存量的估計采用永續盤存法。據此,本文測度了各城市2011—2019年的全要素生產率。

2.核心解釋變量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是首輪“雙一流”建設政策變量,具體設定規則如下:若某城市所擁有的高校被評為首輪“雙一流”高校,則2017年之后年份dfc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在本文研究樣本的281個城市中,有38個城市至少有1所高校入選首輪“雙一流”高校,構成了本文的實驗組樣本,其余243個城市則構成了對照組樣本。

3.調節變量

為檢驗集聚效應存在與否,本文選取城市所擁有的“雙一流”高校數量(agg1)和“雙一流”學科數量(agg2)兩個變量分別作為調節變量進行估計。

4.中介變量

本文采用復旦大學產業發展研究中心編制的城市創新指數作為城市創新水平的衡量指標,與傳統的專利數量、研究與試驗發展投入等指標相比,更能體現城市創新的質量和價值。[6]在實證過程中,為更好地展示回歸結果,本文將該指數除以100作為中介變量。

5.控制變量

參考現有文獻,本文在基準回歸模型中納入了工業發展(indus)、政府干預(gov)、金融發展(fin)、基礎設施建設(infra)、外商直接投資(fdi)和對外開放(open)6個城市特征變量。其中,工業發展用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例表示;政府干預采用地方政府一般財政支出與GDP之比衡量;金融發展用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與GDP之比反映;基礎設施建設用人均擁有道路面積衡量;外商直接投資用實際利用外資總額與GDP之比表示;對外開放用進出口總額與GDP之比衡量。

(三)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選取我國2011—2019年281個城市作為研究對象,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EPS數據庫及各城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半p一流”高校和“雙一流”學科數據整理自教育部官方網站,城市創新指數來源于《中國城市和產業創新力報告2017》。表1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結果

本文采用逐步回歸法對基準回歸模型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2可以看出,在不加入任何控制變量時,核心解釋變量“雙一流”建設政策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初步證明首輪“雙一流”建設有利于提高城市全要素生產率,促進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隨著“雙一流”建設逐步納入工業發展、政府干預等控制變量,“雙一流”建設政策的回歸系數大小未發生明顯變化,且均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進一步證明了“雙一流”建設這一重點高校政策可以成為新時代新征程促進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從經濟意義上看,表2列(7)的結果表明,首輪“雙一流”建設政策的實施使得實驗組城市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了0.026,是樣本均值0.449的5.79%。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二)集聚效應檢驗

基于模型(2),本文進一步對“雙一流”建設的集聚效應進行了檢驗,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梢钥闯?交互項“雙一流”建設政策ד雙一流”高校數量和“雙一流”建設政策ד雙一流”學科數量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城市擁有的“雙一流”高校數量和“雙一流”學科數量越多,“雙一流”建設對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就越大,即證實重點高校建設的集聚效應。同時,集聚效應的存在反過來也進一步強化了“雙一流”建設促進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結論。

表3 集聚效應檢驗

(三)知識溢出效應檢驗

表4報告了中介效應模型回歸結果。第(2)列結果顯示,“雙一流”建設政策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意味著“雙一流”建設顯著促進了城市創新水平的提高。第(3)列結果顯示,城市創新水平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城市創新水平的提升有利于促進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同時,第(3)列“雙一流”建設政策的系數為0.010,小于基準回歸的0.026,進一步證明了中介效應的存在性。根據中介效應模型的檢驗原理,城市創新水平所發揮的中介效應(φ1γ2)占總效應(β1)的比重為59.91%,具有較強的解釋力。也就是說,“雙一流”建設可以通過知識溢出效應促進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

表4 知識溢出效應檢驗

(四)異質性檢驗

為進一步檢驗“雙一流”建設對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異質性影響,本文從地理區位和產業結構發展兩個方面進行討論。

第一,地理區位異質性。本文分別從東中西和南北方兩個維度進行區位異質性檢驗[16],回歸結果如表5列(1)—(4)所示。從東中西區位劃分來看,dfc的系數在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分別為0.046和0.008,且至少通過了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雙一流”建設對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均具有促進作用,且對東部地區城市經濟的促進作用更大。從南北方區位劃分來看,dfc的系數在南方地區為0.043,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在北方地區為0.004,但不顯著,說明雖然“雙一流”建設有效促進了南方地區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但未能有效促進北方地區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為相對于東部地區和南方地區,中西部地區和北方地區擁有“雙一流”高校的城市數量占比較低,從而“雙一流”建設對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支持、引領作用相對有限。

表5 異質性檢驗

第二,產業結構異質性。本文以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為產業結構高級化的衡量指標,并以該指標的中位數為界線,將研究樣本劃分為產業結構劣和產業結構優兩個子樣本,并分別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表5列(5)和列(6)所示?？梢钥闯?雖然兩個子樣本中“雙一流”建設政策的系數均為正,但僅在產業結構優的子樣本中顯著,說明“雙一流”建設僅提升了產業結構較優城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為產業結構較優城市對高層次創新人才的需求度更高,與“雙一流”建設具有更好的契合度,從而能夠更充分地發揮“雙一流”建設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效應。

(五)穩健性檢驗

1.安慰劑檢驗

為排除其他隨機因素對實證結果的干擾,本文借鑒聶長飛等人的研究[17],采用安慰劑檢驗的方式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具體來說,在研究樣本281個城市中,隨機抽取38個城市作為虛擬的實驗組樣本,并進行估計,將該過程重復1000次,即可獲得1000次“反事實”的回歸系數。圖1為繪制1000次回歸系數的核密度圖。從圖1可以看出,“反事實”回歸系數的核密度分布與正態分布非常接近,且均值接近于0,說明其他隨機因素未能對基準回歸結果產生實質性影響,從而證明了本文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圖1 安慰劑檢驗

2.其他穩健性檢驗

本文還依次采用了以下五種方式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第一,熵平衡法檢驗。為排除“選擇性偏誤”的影響,本文以6個控制變量為特征變量,然后找到一組權重,使實驗組和對照組城市特征變量的均值、方差、偏度基本相等,并采用加權最小二乘估計方法進行檢驗,回歸結果如表6列(1)所示。第二,替換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衡量方式。采用勞動生產率作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衡量指標,并重新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表6列(2)所示。第三,控制其他政策的影響。在基準回歸模型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控制了創新型城市建設政策、知識產權示范城市建設政策、“寬帶中國”示范城市建設政策,并重新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表6列(3)所示。第四,控制省份—年份聯合固定效應。在基準回歸模型的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加入省份—年份聯合固定效應,以控制各省份隨時間變化因素的影響,回歸結果如表6列(4)所示。第五,變換回歸樣本。將研究樣本縮短為政策實施區間前后2年,即采用2015—2019年的樣本重新進行估計,回歸結果如表6列(5)所示?？梢钥闯?所有模型“雙一流”建設政策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進一步證明“雙一流”建設有利于促進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提升。

表6 其他穩健性檢驗

五、總結與展望

“雙一流”建設作為新時代我國重點高校建設的一項核心政策,能否有效發揮知識溢出效應進而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一個亟待回答的重大問題。本文基于我國2011—2019年281個城市的面板數據,采用雙重差分模型檢驗了首輪“雙一流”建設對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效應及其作用機制,并得出了以下研究結論:第一,“雙一流”建設顯著提高了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且這一效應存在集聚效應,即“雙一流”高校數量和“雙一流”學科數量越多,“雙一流”建設對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越大;第二,“雙一流”建設可以通過知識溢出效應,促進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且城市創新水平所發揮的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為59.91%;第三,“雙一流”建設對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對東部地區城市、南方地區城市及產業結構較優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更大。

總之,本文為“雙一流”建設支撐國家經濟高質量發展戰略提供了直接的實證。因此,在新時代新征程,應以國家戰略需求和區域發展實際為導向,進一步深入推進實施“雙一流”建設政策,加快建成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使“雙一流”高校和“雙一流”學科更好地發揮知識溢出效應,更好地支持、引領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谶@一結論,今后的發展應注重不同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非均衡性,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北方地區城市重點高校建設的支持力度,在資金、人才、科技等方面對這些地區予以一定的政策傾斜,不斷縮小地區間重點高校發展的差距,以更充分地發揮“雙一流”建設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效應。此外,應以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為抓手,加快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使產業結構與重點高校發展更好地契合,更好地釋放“雙一流”建設的知識溢出效應和政策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