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歷史演進與嬗變

翟亞軍,張 微,王戰軍

(1.華北電力大學 高等教育研究所,北京 102208;2.北京理工大學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北京 100081)

改革創新是我國研究生教育發展的主旋律,是我國研究生教育取得重大成就的制勝法寶。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既是研究生教育改革創新的重要內容,也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要途徑和抓手。在我國研究生教育發展進程中,正是一次次與時俱進、因時應勢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改革,有力保障了我國研究生教育的發展壯大和研究生教育質量的穩步提升。從1981年我國學位制度實施以來,我國研究生教育管理實現了體制創建、政策完善、組織健全等強制性制度變遷,形成了運轉有序、執行有效、推進有力的制度體系,構建了法治化、科學化和規范化的管理體系。截至2022年,我國研究生在學規模已經達到365萬人,研究生培養單位達到820余個,學位授權點超過1萬個,成為名副其實的研究生教育大國。龐大的研究生教育體系,復雜的多層級、多部門、多樣化管理不僅需要制度的保障,更需要高效高能的管理組織?；仡櫸覈芯可逃芾斫M織40年來的發展歷程,總結我國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變遷的發展規律,既是對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變遷的反思,也是加快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推動研究生教育大國向強國邁進的必要之舉。

一、我國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奠基期(1978—1990年)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國進入了一個撥亂反正、洗削更革的階段。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出臺,加速了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步伐。在政治、經濟、科技和教育體制全方位改革的推動和牽引下,我國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建設進入了奠基期。

(一)制度因素成為我國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生成的主要動力

在研究生教育恢復時期,圍繞研究生招生、培養、試辦研究生院、重點建設、學位授予、學位授權審核等初步形成了以研究生培養、學科建設和學位授予為主要內容的三種類型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為敘述清晰,我們將其分別稱之為研究生管理組織、學科管理組織和學位管理組織。其中,研究生管理涉及研究生招生、培養、畢業等全過程的管理。

研究生招生制度與培養制度的一體化進程推進了我國研究生培養管理組織的自然生成。1978年1月,教育部發出《關于高等學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見》,宣告了我國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正式恢復。研究生教育恢復之初,我國學位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國家教委與省教委(高教廳)成為從研究生招生、培養到畢業、就業全過程當然的行政管理主體。此時,大多數省教委(高教廳)下并沒有設立獨立的研究生教育管理機構,研究生管理職責多由高等教育管理機構(如高教處)承擔。在研究生培養單位一級,研究生管理機構或呈“單人模式”,或呈“單辦公室”模式,其人或其辦公室附設于科研、教務等機構之內。當然也不乏獨立于教務、科研等之外的獨立的研究生管理機構存在。研究生院制度的建立,不僅擴大了研究生培養單位研究生教育的自主權,其規格之高也標志著研究生教育管理與學位管理機構分層的開始[1]。在試辦研究生院的示范下,非試辦研究生院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管理機構開始有意識地脫離依附狀態而獲得獨立建制。

學位制度的建立為我國研究生教育的發展發揮了保駕護航、開道引路的重要作用[2]?！吨腥A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簡稱《學位條例》)的實施,極大推進了我國研究生教育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建設進程,為學位管理組織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秾W位條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對中央和學位授予單位學位管理組織的設立、職責、組織模式和運行模式都做出了詳細的規定:國務院設立學位委員會,負責領導全國學位授予工作;學位授予單位設立學位評定委員會負責本單位的相關學位工作;學位委員會可根據需要,配備必要的專職或兼職的工作人員,處理日常工作等等。由于《學位條例》中未涉及省級學位管理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省級學位管理組織設立的滯后。就學科管理組織而言,雖然學位授權制度的建立促進了學科建設的開展,但此時對學科建設重要性的認識并不深刻,以學科之名設立的管理機構非常鮮見。國家重點學科建設、“211”工程建設的開展,學科建設的地位開始提升,重點學科建設辦公室、“211工程”建設辦公室等富有學科管理職能機構逐漸建立起來。

(二)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架構的基本特征

首先,學位管理組織系統和研究生管理組織系統并行發展。由于學科建設管理組織的出現滯后于學位管理組織和研究生管理組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學位管理組織和研究生管理組織幾乎構成了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全部。學位制度建立之前,研究生教育管理內容僅限于研究生教育,管理權集中于教育部。1986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發布《關于改進和加強研究生工作的通知》,明確規定“國家教委統一領導全國研究生的招生、培養和畢業分配工作?！薄锻ㄖ窂恼颉百x權”角度規定了教育部的職責,而從反向的“未賦權”的角度來看,則顯示出此時學位管理并不屬于教育部的管理職責范圍。此外,雖然教育部在學位授權工作中也多有參與,但其角色和參與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其他部委的角色并無二致。

同樣,通過考察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及其下設學術組織的職能來看,學位管理組織也并不介入研究生招生、培養等研究生培養過程的管理。在中央一級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示范和指導下,學位授予單位的學位管理組織和研究生管理組織表現出鮮明的獨立性。此時省級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尚未從高等教育管理組織中獨立出來,省級學位管理組織也處于缺位狀態。

其次,不同類型組織體系的完備程度與其設立依據的效力呈正相關。雖然學位制度和研究生教育制度有著極強的關聯性甚至是一體性,但是依法而建的學位制度之于研究生教育制度而言高調且強勢,學位管理組織的體系化建設明顯強于研究生管理組織的體系化建設。在研究生管理組織建設上由于缺乏足夠遠見的頂層設計,導致了其設置的滯后和不穩定(見表1)。法之名義下設立的學位管理組織從學位制度建立之初就走上了體系化的建設道路。在中央一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負責領導全國學位授予工作。其下設立國務院學科評議組和國務院學位辦公室。其中,學科評議組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領導下的學術性工作組織[3],學位委員會辦公室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日常辦事機構。發展至今,雖然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國務院學科評議組以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的職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其組織基本架構一直未變。

表1 中央一級研究生教育管理機構的變遷

再次,省級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缺位。我國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尤其是學位管理組織表現出明顯的“兩頭實、中間空”的組織形態,其直接原因是在中央一級和學位授予單位一級的學位管理組織依法而設,而此時省一級的學位管理組織的設立并未被明確授權?；蛟S是政策明示性不足,也或許是中央集權下省級政府權力的不足,直到1991年我國第一個省級學位委員會——江蘇省學位委員會才得以批準設立。因此,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與學位授予單位學位評定委員會構成的兩級管理組織架構成為這一時期學位管理組織體系的典型特征。與省級學位委員會的缺失不同,大部分部委級單位如農業農村部、林業部、衛健委等都成立了學位委員會、學術委員會或相當的學位管理組織。部分部委除了對所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生教育進行歸口管理外,也與國家教委一道,共同承擔著研究生教育相關管理工作。如“研究生招生計劃由國家教委會同國家計委、人事部提出編制招生計劃的原則和方法,國家招生計劃由國家教委會同國家計委、人事部審批下達”,從中可以看出,國家教委、國家計委、人事部等在研究生招生工作中負有共同管理之責。

第四,在學位授予單位一級,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多處于混沌狀態。研究生培養單位的組織發展頗多曲折,在從依附到獨立,從混沌到分化的變革中,研究生教育管理機構也在從科到處(部)再到院的發展過程中實現著組織機構的獨立和組織層級的躍遷。研究生院的試辦奠定了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獨立地位。能否被國家批準試辦研究生院,成為這一時期衡量和反映高等學校辦學水平、辦學條件和辦學層次的一個重要標志[4]。試辦研究生院不僅對該類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建設發揮了重大作用,也對非試辦高校有著重要的示范和帶動意義。

(三)計劃經濟體制下研究生教育管理呈現出集權化特征

我國研究生教育恢復于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當時整個社會高度政治化,行政權力高度集中,幾乎滲透到了經濟和生活的一切領域,研究生教育也不例外[5]。該階段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設計和運行上暴露出很強的集權性和封閉性;組織結構上表現出組織層級少、組織跨度大的特征,不僅中央一級如此,研究生培養單位也是如此。

首先,中央一級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集研究生教育管理權于一身。中央政府采取以行政命令為主的高度集中的研究生教育管理體制,包攬了從舉辦到辦學、管理的一系列權力[5]。學位管理也是如此,管理權集中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及其下轄的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和學位辦公室。同樣,雖然重點學科建設把學科建設推向了大學建設的前臺,但是重點學科建設是作為一種國家行為出現的,體現的是國家在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發展上的政策意圖。因此,國家在重點學科的遴選、審批、監督、評估中擁有著絕對的控制權。

其次,省級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扮演著上傳下達的“通道”角色。該階段,我國研究生教育三級管理體制雖從政策上、文件上予以了肯定,但是在政策執行上總是被有意無意地忽視或忽略,導致了運行過程中省級政府研究生教育管理權的微乎其微。1986年國務院發布的《高等教育管理職責暫行規定》,在闡述國家教育委員會的職能時,將研究生教育與高等教育分別進行說明;但在闡述省級政府職能時,僅僅提及了高等教育管理職能,并沒有關于研究生教育的只言片語。中央一級與省一級研究生教育管理權的分野可見一斑。而培養單位作為國家計劃的執行單位,在嚴格按照國家指令進行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同時,在研究生教育上的自主權被極度壓縮。不僅如此,在中央集權的管理體制下,研究生培養單位的研究生管理組織也由國家所設計。

二、我國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完善期(1991—2005年)

以1991年江蘇省學位委員會的成立為突破口,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管理開始了從高度集中到分級調控的轉變[6]。1992年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適應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研究生教育管理體制改革成為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點任務。1993年,中共中央印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指出“政府要轉變職能,由對學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轉變為運用立法、撥款、規劃、信息服務、政策指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進行宏觀管理”,并明確提出了“第三方評估”的職能與要求。自此,我國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體系建設越來越繁榮和活躍,形成了多層次、多職能、多屬性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架構(見圖1)。

圖1 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體系圖

(一)層次維:中央、地方、研究生培養單位三級管理體制實質化形成

省級學位委員會的設立穩固了研究生教育三級管理組織架構。在1991年之前,省級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或者虛化,或者混同于其他機構。1991年江蘇省學位委員會的設立,邁出了省級學位管理組織實體化和獨立化的第一步。之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紛紛設立學位委員會。到2002年,隨著新疆學位委員會的成立,我國全部省份全部設立了省學位委員會。

中央政府、省級政府和學位授權單位之間的權力關系的平衡和適位保證了三級管理組織的運行通暢。在中央一級,伴隨著研究生教育管理職能的轉變,研究生教育管理權逐步下放。與上一階段中央政府在學位授權審核中的強制、權威以及大包大攬不同,該階段政府開始審慎地有條件地下放學位授權審核權。1995年啟動的第六批次學位授權審核,江蘇、上海、江西、四川、湖北、廣東等率先成立省級學位委員會的省份獲得自行審批碩士學位授權學科專業的權利,打破了中央一級管理組織在學位授權審核中的單一主體形態,揭開了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的大幕。從此,學位授權審核權的逐漸下放幾乎成了每一批次審核工作的必備動作。

與此同時,學位授予單位的自主權不斷加大。如在第九次學位授權審核工作中,國家給予所有具有研究生院的學位授予單位自主設置碩士學位點的授予權;在第十次學位授權審核工作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開始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兩所高校開展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自行審批試點工作,進一步將博士學位授予自主權下放給少數高校[7]。而且,從1995年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不再單獨審批博士生指導教師,逐步實行由博士學位授予單位自行遴選。到1999年,博士生指導教師的審批權下放給全部博士學位授予單位。

(二)內容維:學科建設全面展開,形成研究生教育管理內容“等三角”架構

雖然早期的學科管理組織建設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和散在性,但是“985工程”“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的開展明顯提升和夯實了學科建設的重要地位。在重點建設政策的帶動下,不僅學科建設的重要性越來越顯著、學科建設與研究生教育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學科管理組織越來越專門化,而且學位管理組織與研究生培養管理組織的學科建設職能越來越明顯。學科管理、學位管理、研究生培養管理三足鼎立,不斷充實著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內容維度。

由于重點建設涉及資源配置、科學研究、隊伍建設、人才培養等多方面工作,于是“多頭共管”就成了學科管理組織運行的最大特點。我國高校的重點學科評選啟動于1986年。1986年上半年,國家教委成立了由研究生司、科技司、計財局、高教一司、高教二司有關領導參加的重點學科規劃工作小組。1995年,經國務院批準,國家計委、國家教委和財政部聯合下發了《“211工程”總體建設規劃》,“211工程”正式啟動。事實上,早在1993年3月,隨著《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頒布,國家教委就成立了國家教委“211工程”辦公室。1993年7月,原國家教委印發《關于重點建設一批高等學校和重點學科點的若干意見》,闡述了“211工程”的定義、建設目標、實施辦法、立項程序等[8]。在1993年9月公布的《關于重點建設一批高等學校和重點學科點的若干意見》中,提出國家成立“211工程”部際協調小組,負責工程的宏觀決策和指導。國家教委成立“211工程”領導小組,下設“211工程”辦公室,具體負責工程的規劃實施以及有關事項的協調和管理工作。有關主管部門和學校根據需要,可以確定相應的管理機構,負責項目的執行和管理[9]。

重點學科建設不僅大大推動了高等學校學科建設的積極性,同時也有力推動了高等學校的學科組織建設。學科建設辦公室成為大多數研究生培養單位的標配。其中,部分高校在研究生院(處、部)之下設立學科建設處(學科建設辦公室)等,部分高校則設立學科建設處(辦公室)作為學校一個獨立的二級管理機構,與招生處、教務處、人事處等機構平行運行。也有部分研究生規模較小,學位授權點數量不多的高校,學科建設辦公室與學位辦公室合署辦公。

(三)職能維:社會組織登臺亮相,成為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重要一員

該階段,研究生教育社會組織日益活躍。其中,最具標志性的就是“高等學校與科研院所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評估所”和“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的成立。

隨著我國研究生教育規模大幅增長,在研究生教育規模擴大的同時,研究生教育質量問題開始受到關注。作為研究生教育質量保障的重要手段,研究生教育評估逐漸開展。與最初研究生教育集中管理體制相契合,在我國最早的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評估中,政府發揮著絕對主導的作用,評估活動具有明顯的政府行為色彩。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評估主體開始變得多元。1994年,我國第一家專門從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評估的社會中介機構,“高等學校與科研院所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評估所”(簡稱“評估所”)成立。評估所是接受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國家教委的委托,承擔開展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評估及有關咨詢服務工作的事業性質的非營利機構。1998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國家教委在“高等學校與科研院所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評估所”的基礎上,整合資源,成立“全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2003年,轉型為“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簡稱“學位中心”)。此時的教育部學位中心職能在評估的基礎上大大拓展,機構的官方背景越來越濃厚。

“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簡稱“學會”)與“高等學校與科研院所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評估所”同年成立?！皩W會”是全國性、學術性、非營利性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其下設立“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評估工作委員會”和“專家咨詢委員會”。發展至今,“學會”同“學位中心”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兩大研究生教育社會組織。在這兩個“國字頭”組織的引領下,社會組織如雨后春筍蓬勃而出。省級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見表2)、省級研究生教育評估機構、高校研究生教育研究組織以及一些民間評估機構快速發展起來。社會組織在研究生教育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矚目。

表2 省級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成立時間表

隨著研究生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該階段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結構和運行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是管理組織體系日漸豐富和完善。如省級學位委員會成立、試辦研究生院、社會組織創立等。二是管理內容不斷豐富?！?11工程”、重點學科和學位授權點建設提升了人們對學科建設重要性的認識,學科管理與學位管理和研究生管理一起,成為研究生教育管理的主要內容;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開始成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評估成為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重要活動。三是政府職能轉變,管理重心下移,培養單位研究生管理機構從混沌走向裂變。系列政策的出臺極大推動了研究生教育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中央權力逐漸下放,省級政府統籌權不斷加大,省級政府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管理的主體地位不斷加強。試辦研究生院擴大了培養單位研究生教育的自主權。不過,在集中管理體制下,權力的下放并不徹底。部分權力如導師遴選徹底下放,部分權力如學位授權則漸進下放,研究生培養單位的研究生管理機構開始獨立設置。四是管理職能外溢。社會力量開始成為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一部分。在研究生培養單位,部分研究生管理工作開始延伸出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向其他組織如科研處、規劃處等滲透。

三、我國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轉型期(2006—2019年)

21世紀,世界進入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和洶涌澎湃的新科技革命浪潮,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人才強國戰略和創新型國家戰略的重大決策。研究生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是創新型科學研究和高層次人才的主陣地,在推動科教強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型國家戰略實施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一)從規模為重到質量為要:我國研究生教育進入轉型期

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轉型是研究生教育轉型的結果與保障,談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轉型,必須從研究生教育的轉型入手。隨著創新型國家戰略的實施,我國社會進入了一個全面、深入的改革時期,政治、經濟、科技、思想等方面呈現出整體和全面的發展與變遷。伴隨著這場具有戰略性的、影響社會全局的社會大變革,研究生教育也進入了一個發展的轉型期[10]。

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在“積極發展”戰略下,我國研究生教育實現了跨越式增長,成功邁入研究生教育大國行列。但是,研究生教育質量的提升與研究生教育規模的擴張在速度上并沒有完全同步,隨著研究生教育規模的擴張,提升研究生教育質量成為研究生教育的關鍵和核心任務。隨著2007年研究生教育質量工程的啟動,提高質量不僅成了研究生教育政策文件中的高頻詞,更是成為研究生教育發展的核心任務和顯著特征。相關數據顯示,2010—2021年期間的學位授予年增長率比之前的30年回落10個百分點以上[11]。在研究生教育規模發展向質量提升轉型的同時,研究生教育也實現著從外延發展向內涵發展的轉型。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研究生教育類型結構的調整與優化。2009年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加速,伴隨專業學位研究生量的突破,研究生教育結構不均衡現象得以改觀。研究生教育轉型的成功,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我國研究生培養機制、研究生質量保障機制、研究生教育管理體制等改革的成效,同時也極大促進了我國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轉型的成功。

(二)從“設”到“建”:學科建設理念轉型下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重構

從1981年10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通過首批博士和碩士學位授予單位及其學科、專業名單開始,一直到2006年1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批準第十批博士學位授權學科、專業名單為止,以“審批”為特征的我國學位授權審核制度告一段落。之后,“立項建設”“動態調整”等新的學位授權審核模式誕生。2014年,《國務院關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項目的決定》公布,國家重點學科審批被取消。學位授權制度改革和國家重點學科審批的取消,沖擊和重塑著學科建設的理念和學科管理組織的職能。學科建設從重“設”輕“建”開始轉向“建”“設”一體、重在建設的理念。在新的學科建設理念指引下,相當一部分研究生培養單位內的學科管理組織或由學科辦公室改旗易幟為規劃辦公室或與已有的規劃辦公室合并。而專業學位的大發展,又將在1999年隨著“共建、合作、調整、合并”方針下幾近剝離出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各部委又重新聚攏起來并再次成為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一員。與之相配,研究生教育培養機制改革下產教融合、科教融合的強調以及企業科技創新和高層次人才培養功能凸顯,行業和企業也承擔著越來越多的研究生管理職能。

(三)從各自為政到交織耦合: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關系的轉型

研究生教育管理與學位管理最早分屬于兩個涇渭分明的管理系統。隨著學位授權制度的改革,二者在不斷被拉近的過程中實現著交叉與融合。不論是“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作為一個專有名詞的存在,還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與教育部越來越多聯合出臺的政策,以及“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的一體兩用,都在證明著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管理的不可分割?！皩W位與學科建設辦公室”的曾經存在顯示出學科建設與學位管理與生俱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半p一流”建設更是把學科建設、研究生培養融于一體,一流學科與一流學位點、一流研究生教育的互證和互促有力保障了研究生教育的質量。

(四)從管理走向治理:研究生教育管理職能的轉型

“放管服”改革和“管辦評”分離成為這一時期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變革的主要推動力。在“放管服”改革和“管辦評”分離的推動下,省級政府研究生教育統籌權和研究生培養單位辦學自主權得到實質擴大。政府“管”的內容和方式開始轉變,管理重心不斷下移,省級政府統籌權不斷加大,研究生培養單位“辦學”的積極性和自主性在加強;隨著撤銷研究生院審批,研究生院建制在許多研究生培養單位推行開來。與“管”“辦”主體越來越清晰相比,“評”的主體的多元化特征越來越明顯,評價成為社會力量參與研究生教育的主要途徑?！胺殴芊备母锖汀肮苻k評”分離加速了不同層級和類型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在職能、責任和手段上的有效分離,明晰了中央、政府、研究生培養單位、行業企業以及社會組織等各方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定位、權能和責任,政府、大學和社會三方協同聯動機制初步形成,保障和推進了研究生教育管理向研究生教育治理的轉型。

(五)從整齊劃一走向豐富多彩: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形態的轉型

首先,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一體化。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一體化是研究生管理、學科建設、學位授予三者一體化的成熟表現。從我國恢復研究生教育至今,“摸著石頭過河”,在實踐中探索、在探索中改革、在改革中前進一直是我國研究生教育發展改革的主要模式[12]。隨著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深入,學位授予、研究生管理、學科建設“起跑線”上的差距不斷減弱,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體化運行模式。

統計該階段發布的有關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文件發現,從2006年至今,各部委共發布有關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文件約104份(見表3)。其中,合署發布的44份,占總數的42.3%。由此可以看出,不論是研究生管理,還是學位授予、學位授權審核等學位管理,以及學科建設,都不再是哪一個組織機構的專屬內容。從具體內容來看,不同類型的管理組織的“類型”屬性越來越模糊,如研究生培養方案早期由學位管理部門單獨負責,尤其是專業學位設置方案,均是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下達,但是到2014年,《中醫專業學位設置方案》的審議和印發是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聯合完成的;而在研究生招生和培養的文件中,也不乏國務院學位委員的身影。學科建設更是一直由多部門共同協作管理的,重點學科建設、一流學科建設、交叉學科建設中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幾乎全程參與。

其次,二級學院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實體化。研究生教育規模的擴大推動著研究生培養單位研究生管理權力的不斷下移。早期,研究生培養單位的研究生管理機構如研究生院(處、部)等幾乎包攬了學校研究生招生、培養、學位授予等全部事務,院系的管理權限很小。當研究生教育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尤其是在加快建設研究型大學的進程中,越來越多大學研究生規模遠超本科生規模。在這種情況下,集中式管理模式下的研究生管理機構越來越力不從心。于是,管理權下放至院系成為大學研究生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改革的重要途徑,院系一級成立功能俱全的研究生組織成了通行的做法。

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為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作為我國最早設立研究生院的大學,其院系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建設也走在了前頭,對其他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建設發揮著示范作用。以管理學院為例,學院設有研究生教學部負責全院研究生招生、培養等管理工作,在研究生招生、培養、學籍和學位、國際化等環節均由專人負責。同時學院還設立了發展與改革辦公室,并配備有負責學科發展與規劃的行政管理人員。

第三,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獨立化。專業學位制度從建立之日起,不論是在政策文件、理論研究還是專業學位教育實踐中,一談專業學位,就會自動帶入研究生教育,專業學位似乎成了研究生的專屬。從管理的視角來看,專業學位的管理既是學位管理的一部分,也是研究生管理的重要內容。

早期的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發展是緩慢的,其規模占整個研究生教育規模的比重份額很小(見表4),大多數研究生培養單位對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并沒有被“另眼看待”,幾乎不存在獨立的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管理機構,一般與學術學位研究生教育統一管理。

表4 1991—2000年專業學位在學研究生教育情況統計

2009年我國專業學位快速發展。表5顯示,專業學位在學研究生不僅絕對規?？缭绞皆鲩L,其占研究生總規模的比例也是持續增加,到2017年,專業學位研究生在學人數超過學術學位研究生在學人數。不論是專業學位規模的增長,還是對專業學位認識的不斷成熟,專業學位的管理獨立于學術學位都成必然之勢。此時部分研究生培養單位開始設置的專業學位管理機構,在院系一級,專業學位研究生的管理也逐漸與學術學位研究生分開。

表5 2010—2019年專業學位在學研究生情況統計

第四,學科管理組織不斷重組。在三種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中,學科管理組織的穩定性一直弱于研究生管理組織和學位管理組織。在我國,學科建設政策是學科管理組織變遷的強有力影響者。當學科建設雖已開始但并未受到重視時,研究生培養單位的學科管理組織多處于附屬于其他組織的狀態;而當學科建設受到重視,學科管理組織也開始了與其他組織的平起平坐,獨立于其他職能部門的“學科建設處(辦公室)”幾乎成為所有研究生培養單位的標配;而當內涵發展成為學科建設的主題,學科規劃成為學科管理組織的重要功能的時候,取消“學科建設處(辦公室)”,將學科建設劃歸為規劃辦或研究生院(處、部)又成了主流。

四、結束語

2020年全國研究生教育大會首次召開,研究生教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改革階段。教育強國戰略的實施、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到來、以“雙一流”建設為抓手高質量推進研究生教育發展、以大數據、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等為特征的技術革命對研究生教育的滲透和融合,等等因素疊加,極大地沖擊著研究生教育的傳統管理理念、管理思維、管理目標、管理模式和決策模式,多樣化、個性化、現代化成為研究生教育發展客觀而普遍的需求。伴隨著研究生教育改革和發展,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進入了一個新的變革周期,因時、因勢、因“數”重塑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成為大勢所趨。與以往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改革不同,新時代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重塑是一種居于時代之先、跳出研究生教育之外、置身于國家戰略發展之中的使命情懷,一種全面把握社會、科技、經濟、教育發展之大勢的戰略卓識,一種“打破舊樣態、重構新格局”的勇氣和膽識。但是,研究生教育管理組織的重塑是一件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慎而又慎的事,是一件需要研究生教育界內和界外共同關心和關注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