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學術學位授權點資源配置:空間分布、形成機理及優化機制

于 妍,李明磊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北京 100191;2.北京理工大學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北京 100081)

一、問題的提出

自1981年首批學位授權審核以來,我國開展了13次博士碩士學位授權審核,建成了學科基本齊全、布局相對合理的學位授權體系。截至2020年,我國研究生培養機構達到827家,其中普通高等學校594個、科研機構233個。[1]我國學位授權審核工作緊跟時代發展步伐和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需求,秉持高質量、內涵式發展的理念,不斷調整和優化結構與布局,學位授權改革邁出了較大的步伐?！蛾P于加快新時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堅持質量導向,完善學位授權審核工作,優化學位授權點結構布局”。[2]因此, 在需求導向和質量導向下,合理布局學位授權點是目前我國學位授權審核工作的核心任務。

伴隨學位授權審核工作的深化改革,學位授權審核制度和學位授權點動態調整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和重視。首先現有研究從整體視角出發分析學位授權審核制度的發展、挑戰與不足等。如梁傳杰將我國學位授權審核制度的發展歷程歸結為起步混沌期、初始探索期、穩定發展期和深化改革期[3]。王戰軍等從利益相關者的角度系統分析我國學位授權審核制度的演變過程,歸納了中國特色學位授權審核制度的階段特征:國家主導、填補空白;央地共治、調整結構;高校自主、快速發展;優化結構、服務需求[4]。徐雷認為學位授權審核面臨著東部高校與中西部高校、頂尖高校與普通高校之間發展差距較大;博士學位授權點等優質資源布局不夠均衡;滿足區域經濟發展、促進區域特色融合的導向不足等現實挑戰[5]。其次,學界從改革視角出發對學位點動態調整機制進行探討。如高耀等認為須從國家頂層設計層面進行協商式的“上下聯動型”動態雙重調控機制改革,由資源投入型的“輸血式改革”轉向以學位授權審核機制為核心的能力建設型的“造血式改革”是盤活研究生教育內外部調控機制的“核心杠桿”[6]。范濤等提出高校學位授權點動態調整機制由約束機制、動力機制和運行機制構成。約束機制包括淘汰機制、調控機制和監督機制;動力機制包括激勵機制和競爭機制;運行機制包括目標導向機制、自我評估機制、分流機制和保障機制[7]。

部分學者對學位授權點的布局結構進行了分析。如陳子辰等在《我國學位授權體系結構研究》一書中對我國學位授權點的地區分布、學科分布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分析,并對學位授權發展與經濟因素的相關性進行了探討[8]。駱四銘在《中國學位制度:問題與政策》一書中從學位授予單位和學位授權點的區域分布現狀出發,分析了學位授權點結構的不均衡問題[9]。謝維和、袁本濤等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戰略與規劃》著作中對學位授權點的省際分布進行了分析[10]。已有研究缺少對學位授權點空間布局的規律認識及形成機理分析。

學位授權點資源的規模與結構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我國研究生教育資源的空間格局與分布狀態,是探討研究生教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基本點,[11]也是學位點動態調整的重要基礎。因此,本研究通過極化指數、泰爾指數等探析我國學術學位點的空間分布狀態,使用經濟學中的循環累積因果分析法闡釋其空間布局的形成機理,以期對學位授權點合理布局與動態調整有所啟發。

二、我國學術學位授權點資源的空間分布特征

我國學術學位授權體系形成了以普通高校為主、科研機構等多系統并舉的總體格局。經過13個批次的學位審核增列、學位授權點動態調整,2021年我國博士和碩士學位授予單位為458個、869個;一級學科博士、碩士學位授權點分別是3939個和6458個;博士、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分別為382個和7036個。以學術學位授權點為例,通過分析發現,整體上學位授權點空間分布極化、不均衡特征突出。

(一)總體呈現“自東向西階梯狀遞減”“金字塔式”分布的特征

從總體布局看,我國學術學位授權點呈現“東、中、西”階梯狀遞減的非均衡特征。以博士學術學位授權點為例,東部地區的一級學科博士點數量達到全國一級學科博士點總數的52.4%,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其中,北京、江蘇、上海分別為567個、334個、268個,占比為14.4%、8.5%、6.8%。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區一級學科博士點極少,數量位于最后三位的西藏、青海、寧夏分別僅有5個、10個、13個。東部、西部學位授權點數量差異較大,主要是因為東部地區高等學校數量較多、高等教育資源集聚,高校資源整合效率較高,整體辦學實力和學科綜合實力較強,能夠較好地服務區域產業轉型和經濟發展需求,在歷次學位授權點審核增列優勢明顯。西部地區研究生教育資源配置不足,發展基礎薄弱,資源整合效率和協同發展能力較低,高校綜合辦學實力和學科實力均較弱,在學位授權審核中優勢不足。

其次,學位授權點布局結構在時空演化中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分布特征,反映區域學位授權點資源配置的狀態和區位空間的發展過程。從整體空間看,我國所有區域均設有學術學位授權點,且分散于各個省域。但學位授權點主要集中在北京、江蘇、湖北、山東、上海等地,即北京、江蘇、湖北、山東、上海位于學術學位授權點金字塔結構最頂端。遼寧、陜西、廣東、四川、河南、浙江、湖南、黑龍江、安徽、吉林、河北等11個地方位于學術學位授權點金字塔結構的中間層,學位授權點建設有待于進一步加強。剩余15個地方學術學位授權點數量較少,處于金字塔的底端。

(二)地理區域分布極化現象嚴重,區域之間差異顯著

學術學位授權點的分散和集中分布導致了區域分布的極化現象。為進一步揭示區域分布極化現象,本研究根據經濟區域劃分標準將我國區域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四大地區,采用國際上常用的衡量極化程度的指標——Wolfson極化指數,考察區域內學術學位授權點資源配置的兩極分化程度(見圖1、圖2)。

圖1 博士學位點區域分布極化指數

圖2 碩士學位點區域分布極化指數

總體看,西部地區學術學位授權點分布極化指數較高,其中博士學位點極化指數位于0.40-0.85,碩士學位點極化度指數位于0.25-0.65,說明西部地區學位授權點分布兩極分化現象較為嚴重。其他地區分布極化程度由高到低依次為中部地區、東部地區、東北地區,說明東北地區的學術學位點分布相對比較均勻。

從變動趨勢看,西部地區的極化指數下降明顯,分布極化現象有較大的改善。雖然西部地區各省份、各高校學術學位授權點分布差異較大,但由于國家支援性政策等外生性因素的介入,區域內部學位授權點分布兩極化趨勢在減弱。東部地區、東北地區學術學位授權點分布極化指數變動相對平穩,波動幅度較小,但也出現小幅下降的趨勢。一方面說明兩大區域內部各省份學位授權點數量相當,差異不顯著;另一方面也說明區域內學位授權點分布的差距在縮小。中部地區的極化指數變動趨勢表現出一定的上下波動,說明其學位授權點布局的差異變化不穩定。

從不同層次學位點看,四大區域博士學位點極化指數明顯高于碩士學位點。眾所周知,博士學位授權審核的準入門檻比較高,加之受國家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影響,區域高校之間辦學水平、學科水平、科研水平差距較大,相較于碩士層次,博士學位點在區域布局上存在更大的不均衡性。其次博士學位點極化指數下降幅度明顯大于碩士學位點,說明其全國博士學位授權點分布兩極化趨勢明顯在減弱,區域之間差距逐漸縮小。

(三)區域內部呈現“一核多點”的特征,屬于典型的“單中心化”布局

雖然我國學術學位授權點的區域分布整體上是由東部向西部遞減的態勢,但是東部地區、西部地區均有學位授權點資源集中分布的省份,呈現“單中心化”分布格局。四大區域都有學位授權點規模較大的核心省域,區域內各省之間存在較大差距。具體而言,東部地區、中部地區、東北地區、西部地區的核心省域分別是北京、湖北、遼寧、陜西,核心省域的學位點數占到所在區域總數的1/3以上。因此各區域學位點布局均呈現“一核多點”的特征。

為進一步認識區域、省域之間的差異,本研究采用分解的泰爾指數分析學位點區域布局差異。根據泰爾指數及分解測量的結果(表1),無論是博士層次還是碩士層次,省域間差異對于總體差異的貢獻率較高,區域間差異對于總體差異的影響要相比較低。省域間由于資源稟賦和政策導向等均有差別,因此呈現出較大的差異。省域間學位點布局的差異值對總差異值的貢獻率均超過50%,表明區域學位點布局差異主要是由區域內省際差異引起的。由此可見,未來我國學位點布局差異的調整應以縮減省際學位點布局差異為重要任務。

表1 學位授權點布局的泰爾系數分解表

三、基于復雜循環累積效應的學術學位授權點資源空間格局形成機理分析

循環累積因果理論由著名經濟學家繆爾達爾提出,用于解釋“地理上二元經濟”的消除問題?？姞栠_爾認為,在社會動態發展過程中, 各因素之間存在著循環累積的因果關系。某一社會經濟因素的變化, 會引起另一社會經濟因素的變化, 這后一因素的變化, 反過來又加強了前一個因素的那個變化, 并導致社會經濟過程沿著最初那個因素變化的方向發展, 從而形成累積性的循環發展趨勢[12]。受效率和效益的影響,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將通過回波效應,引導人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由落后地區向發達地區流動;而優質資源在發達地區集聚反過來又加強了生產要素的流動變化,如此循環,導致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和極化發展。

空間上的相對集中性與絕對稀缺性兩種特性決定了學術學位授權點資源的高度集聚狀態和空間不平衡分布, 形成地理上的“二元結構”。[13]因此,循環累積因果理論的原理對于學術學位點空間布局的機理分析具有較強的適切性。從國內研究現狀和發展態勢來看,部分學者已經開始關注循環累積因果機制與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問題、教育均衡發展等之間的關系研究。政府、市場、高校等不同主體的利益追求存在差異, 多元主體利益紛爭或博弈是造成我國高等教育資源邊界過于剛性的主要原因[14]。學術學位授權點資源配置及分布的影響機制是政府、市場、大學等多維力量博弈的產物。本研究從政府、市場、大學三個維度考察學術學位點資源空間分布失衡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形成機理(圖3)。

圖3 學術學位點資源空間布局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形成機理

在國家重點建設政策邏輯下,對于納入“雙一流”建設計劃的地方高校和學科,政府在經費投入和學位授權點建設上都予以重點支持和傾斜。國家“雙一流”建設戰略加快了我國部分重點高校的改革與發展,同時也導致了國內高校兩極分化、高等教育領域結構性失衡和區域性不均衡等問題,進而導致學位授權點資源區域分布不均衡的格局。國家重點建設高校多位于高等教育資源豐富、高層次人才聚集、經濟綜合實力和科技水平較強的東部地區(如北京、上海、江蘇等)及中部部分地區(如湖北),政府大量經費支持重點建設高校,將學位點資源配置到重點建設高校,高效率推進高層次人才培養和高水平科研產出。長時段的國家傾斜政策支持循環累積不斷拉大東西部高等教育資源的差距。其次,我國學術學位授權審核實施“一刀切”的政策,且過分關注“學術資質”, 忽視了區域發展需求,更沒有考慮到學位授權點建設對于區域發展可能存在的促進作用和輻射效應。例如,現行的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點基本條件規定要求一級學科應具有四至六個特色鮮明、相對穩定的學科方向,對國家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具有較大作用,具體要求從學術隊伍、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學術交流及工作條件等方面進行了相應規定。[15]學位授權審核過程中這種過分強調學術資質的“一把尺”標準導致學術學位授權點集中到東部地區少數重點建設高校, 與學位授權點建設相配套的經費支持、研究生招生名額等也更多地投放到這些高校, 導致西部地區和中部部分地區學術學位授權點數量布局較少、國家政策和經費支持有限,研究生教育發展受到很大的“機制約束”。

在市場發展邏輯下,導致學術學位授權點布局不均衡的市場作用可以分解為經濟發展水平與高等教育需求兩大因素。從經濟發展水平看,我國學術學位授權點資源空間分布不均衡的整體特征, 與我國經濟發展和科技發展水平的不平衡不充分是一致的。東部地區或沿海城市由于其自然條件和地理位置, 在科技創新、交通通信、基礎設施、生產條件、資本積累等方面形成了強大的天然優勢, 為高等教育發展提供了堅定的經濟基礎。東部地區高等教育迅速發展、集聚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同時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強勁地帶,東部地區經濟迅速發展輻射帶動本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以及對高等教育的更高需求和訴求,由此形成一種良性循環互動關系。相較于東部地區,中部和西部地區在交通便利程度、信息傳播速度、資源利用程度、產業結構水平等方面處于劣勢。由于缺乏經濟基礎的支撐, 中西部地區更易導致高層次人才的流失, 其培養的人才選擇東部地區或沿海城市就業,加劇了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之間的差距。從高等教育需求看,相比不具備區位優勢、經濟基礎薄弱的中西部而言,東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更加強烈;且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下,“雙一流”建設高校為了保障其競爭力、辦學水平和運作效率, 加快建設學科點的步伐無法放緩, 通過“納新”“增列”增加學術學位授權點數量,調整學科點布局和結構, 是一種較為快捷的發展方式。同時,東部地區依托地緣優勢,充分釋放吸引建設經費、高水平師資等優質要素聚集的動能和勢能,促進東部高校更快發展,進一步強化了東部地區的優勢,形成了一個循環累積過程,產生回波效應。最終東部地區高等教育資源分布與中西部地區差距逐漸擴大,造成學位授權點“東部多、中西部少”的梯度空間布局。

從高校發展邏輯看,由于生源、師資及經費等方面的多重困境,中西部高校尤其是西部高校在學術學位授權點建設規模上與東部高校存在較大差距?；谵k學優勢、學術聲譽與社會聲望,東部地區重點高校在學位授權資源配置的利益格局中成為潛在的利益群體,成為學術學位授權點資源的聚集地,學術學位授權點的布局與建設又吸引了優秀生源、師資、經費等資源。首先, 從生源情況看, 東部地區重點高校吸引了大量優秀的意向攻讀博士學位的碩士生,而西部高校由于學術學位授權點的數量限制(尤其是博士學位授權點的空白),加上各方面資源、條件限制,長期以來在“招人、育人、留人、用人”等方面“前無支撐、后無保障”,一方面難以招收到優秀或者合適的生源,資源的限制更是直接影響到這些高校的研究生培養質量,無法培養更多的高層次人才;另一方面,優秀生源流失問題嚴重, 即使花大力氣引進也很難保證“留得住, 用得好”, 持續出現“孔雀東南飛”, 甚至“麻雀也東南飛”的現象。[6]其次, 從師資隊伍看, 受學術學位授權點數量限制和研究生招生名額限制, 西部地區高校不僅在引培優秀青年教師上荊棘滿途,而且既有的優秀教師資源存在著流失,使得西部高校離打造高水平師資隊伍的目標漸行漸遠。從經費投入看, 西部大部分地區由于經濟和科技發展落后,地方教育經費緊張, 而辦學水平和教育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導致國家政府的經費支持力度有限, 在市場經濟“叢林法則”的競爭態勢下, 西部地區高校發展和研究生教育發展舉步維艱,更由此形成惡性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

綜上,學術學位授權點資源配置是政府、市場、高校三方力量博弈的復雜性運作機制。在政府、市場、高校三重邏輯下,各變量間相互影響和相互強化,形成學術學位授權點資源布局的“馬太效應”和“滾雪球”效應,不可避免地拉大區域之間學術學位授權點資源的非均衡配置差距。其次,在當前多元主體“各自為政”和國家行政主導“一刀切”的格局下,市場在學位授權資源配置中作用相對缺失,學校自身在學位授權資源配置中相對迷失。一方面,隨著高等教育走出象牙塔,大學和社會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學位授權資源配置不得不引入市場的調節功能,以增強學位授權資源配置系統的彈性和張力,回應市場需求。另一方面,政府主導“一刀切”并不能較好地平衡各方利益關系,且為了爭指標和上層次,目前部分高校存在重申報審核、輕后期建設,重數量擴張、輕質量建設的現象[16]。這種情況下需要市場發揮第三方力量的調節作用,實現資源公平合理地流動和遷移?？傊?多元利益主體之間需要在一定的張力關系中尋求制度邏輯上的平衡點。市場要有效發揮其調節多元主體利益的功能, 需要政府制定科學、合理的制度為其提供環境, 如學位授權審核規模的剛性控制向有市場參與的靈活調節轉變, 促進高校與市場互動, 逐步調整政策制定者干預機制等。[17]高校需要與市場形成雙向溝通, 建立起與市場的對接對話機制,及時把市場的創新創造需求和人才需求傳導給高校,而不是僅僅考慮自身需求或者單向度地迎合社會需求。在需求導向下, 不同高校之間將形成對“需求”的向心力, 構建學校內部良性運作的動態調整機制;而以效率為價值取向的市場發展邏輯可以通過“需求”及時映射學術學位授權點建設質量以及研究生教育質量。

四、我國學術學位授權點資源配置的優化機制

當前我國學術學位點區域分布差異顯著,空間極化程度日益增強,不利于高等教育的高質量發展。由于復雜的循環累積效應,學術學位授權點布局不均衡問題短期內難以依靠調整學位授權政策進行“矯正”。另一方面,現階段學位授權審核存在按批次進行的“一陣風”、審核標準“一把尺”、行政主導“一刀切”等突出問題,不能適應學位授權審核“服務需求、保證質量、前瞻引領、規范穩妥”[18]的要求。為優化我國學位授權資源布局和高等教育生態,學位授權審核應在保持其基本運作條件下適當進行調整[11],構建起學位授權資源配置的生態鏈。一方面服務國家戰略需求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主動調整優化學位授權點結構,加強新興交叉學科學位點建設,提高高校辦學特色和學科專業水平;另一方面建立“能上能下”的動態調整機制,保障學位授權點的建設水平和質量。

(一)關注“學術資質+區域需求”,構建兩輪驅動審核機制

審核機制是學位授權資源配置的邏輯起點。傳統的學位授權審核機制過分關注“學術資質”,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區域發展需求,造成學術學位授權點區域分布的不均衡。因此,政府應將過去只關注學術資質的單一標準調整為既關注學術資質也關注區域和高校需求的雙重標準,在保持學術資質高規格與高質量服務區域及高校發展需求方面取得“適度平衡”。在審核機制上,國家應實施“分類協同”策略,利用學位授權審核杠桿鼓勵高校分層次、分類辦學工作[8]。不同層次高校應各有側重,擁有不同的發展空間,國家通過劃分不同層次辦學體系,區分各類高校的發展重點。其次,以優化學位授權點布局為邏輯起點,構建“質量+需求”兩輪驅動的審核機制。政府宏觀層面要持續關注學位授權點質量,通過在各區域、各申報單位之間建立競爭機制,激發各高校的積極性、創造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學位授權點質量。中觀層面關注學位點區域布局、平衡地區分布,尤其加大支持中西部學位授權的需求?！蛾P于加快新時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加強對中西部地區和高水平民辦高校學位授權的支持。學位授權點布局應重點關注和充分考慮到中西部地區及高校的“下位需求”,有效緩解學術學位授權點的空間極化程度,要建立“對口高?！薄皩趯W科”的合作機制。省級政府首先根據區域經濟發展戰略規劃、區域產業政策、人才總體需求以及高校學科布局等因素,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學位授權審核工作規劃;其次,在控制總量基礎上,依據區域經濟發展需求、地區產業結構、地區人才需求及學科自身發展需求調整學位點布局。微觀層面重點關注學位授權點建設對區域發展的服務能力和貢獻水平,優化結構并填補學科空白。學位授予單位應不斷增強自我發展、自我評估、自我約束的能力,強化內部審核機制,優化資源配置,堅持辦學定位和學科專業特色進行建設,逐步形成適應需求、彰顯特色與優勢、支撐行業和區域發展的學位點布局。

(二)重視“主體協同+資源整合”,構建多元協同聯動機制

要破解學術學位授權點分布不均衡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要做到內外兼修,構建多主體、多要素、多鏈條協同的聯動機制。首先,推進多元主體協同。優化政府在學位授權資源配置中的職能,對學位授權資源配置進行頂層設計與長遠規劃,制定學位授權資源配置協同聯動方案,使社會、高校和教師自覺自愿地參與到學位授權資源配置改革之中,[19]實現不同主體間的優勢互補。根據研究生教育發展的地區差異,國家要對新增學位授予單位和新增授權點實施總量控制。為了優化學位授權點的區域布局,促使學位授權審核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滿足地區社會發展對高層次人才的需求,在國家對新增授權單位和新增授權點進行總量限制的基礎上,要發揮市場參與的靈活調節作用,根據市場需求將審核權下放到省級政府。其次,實施“協同分類”指導。根據多元主體權責劃分實施分類指導,提升不同主體作用對學位授權點資源均衡配置目標的貢獻度;根據區域之間、校際之間學位授權資源布局差異,有針對性地指導不同主體在學位授權資源配置中要解決的重點與難點問題,提升協同共治模式與“區情”“校情”的匹配度。最后,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充分依托信息技術手段,暢通學位授權信息渠道,有效整合多元化資源。數字化手段賦能極大地突破了時空界限,既構筑起高校內部一體化的研究生教育管理與服務平臺,又通過網絡嵌套、要素融合,消除跨區域、跨部門以及多元主體之間的信息壁壘,實現教育優質資源的“開放”與“共享”。另一方面,學位授權資源布局與動態調整必然會牽涉政府、社會、學校等多元主體之間的利益調整與分配,要充分借助數字化手段,在可能存在利益沖突的多元主體格局下探索出一個合適合理的配置模式。

(三)綜合“發展潛力+建設成效”,構建“能上能下”的動態調整機制

學位授權點是研究生教育發展的關鍵資源,是動態發展的。由于學位授權點的層次及數量與高校的發展密切相關, 關系到教育撥款、人才隊伍的集聚、重點學科的獲批、高水平基地的建設以及行業的話語權等。[20]為保障學位授權點的合理化布局和建設質量,實現研究生教育高質量發展,需對學位授權點進行常態化監測、動態化調整。通過構建“能上能下”的動態調整機制,實現學位授權資源布局的去中心化發展、生態化發展。學位授權點動態調整,首先要考慮重大戰略需求、地區產業發展和社會需求,增列人才緊缺的學位授權點。從服務高質量發展需求角度,我國高校學位點建設應進行整體戰略性部署,把學位授權點建設方向凝聚到自主創新體系建設需要的領域,凝聚到高新技術產業和優勢支柱產業領域。其次,重視學位點發展潛力。一方面考量外部利益主體對學科的重視程度,另一方面將學科隊伍、科研水平、學科人才培養、社會服務及學科聲譽等作為參考因素,大力支持具有發展潛力和廣闊前途的學位授權點。尤其要突出前瞻性,加強新興交叉學科學位點建設?！蛾P于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指導意見》明確指出,“雙一流”高校要打破傳統學科之間的壁壘,在前沿和交叉學科領域培植新的學科生長點[21]。在國家建設政策引導下,近年來,新興交叉學科建設已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共識與方向,也是高校學科建設的重要著力點和突破口。而作為學科建設的重要載體,新興交叉學科學位點建設成為高校發展的重點。為更好地滿足國家戰略需求、產業轉型升級和區域發展,一方面政府與高校要立足國家戰略急需領域、學術前沿領域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與時俱進布局一批亟需、空白的新興學科學位點,加強新興學科建設和新興戰略領域的高層次人才培養。另一方面,打破學科、學院壁壘,加強交叉學科學位點建設。高校要通過校校聯合、校企聯合、校政聯合等方式,建立跨學科、跨學院、跨領域、跨地域的交叉研究平臺,并激活交叉學科平臺資源和活力,整合資源優勢,推進各學位授權點建設單位學科交叉融合,探索交叉學科學位點建設新路徑,進而加強復合型高層次人才培養,促進研究生教育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