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型社會企業在我國的實踐探索與政策思考
——以成都市為例

潘書惠

（成都大學旅游與文化產業學院，四川 成都 610106）

近年來，社會創業及社會企業越來越受到中國學術界和實業界的關注。2014 年以來，深圳、成都、北京等地方政府紛紛出臺優惠政策，支持本地社會企業的培育和發展。成都將社會企業作為推動社區發展的重要抓手，由2017 年成立的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協調，在市工商局的指導下，建立了促進社會企業發展的政策框架。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綜述

在這些政策的支持和引導下，截至2022年底，據社會企業認定平臺（CSECC）公布的數據，成都已有各類認證社會企業121家，居全國城市之首。其業務涵蓋城鄉社區發展、養老、教育、醫療、環保、助殘等領域。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出現了一種新型的社區型社會企業。這類社會企業對社區空間資源進行再利用，即由區縣政府支付空間改造的沉沒成本，交由社區運營，試點建立了由社區居委會所運營的社會企業。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企業不同，社區居委會在其中發揮了關鍵的領導和監督作用。但在實際操作中，該類社會企業的資產和股權結構特征，以及社區居委會的定位亟需進一步厘清以避免產生權力尋租或資源浪費。在公共政策戰略層面上，政府應如何培育和扶持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是現階段中國社會企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社會企業的界定 社會創業的概念自20 世紀50 年代就已出現，社會創業已成為一個獨立且有影響力的研究領域。[1]社會創業有助于解決那些可能被市場、政府和公益部門忽視或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盡管目前學界對社會創業沒有統一的定義，但創造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的雙重使命反映了社會創業的核心特征，這已被許多學者認可。[1]社會企業作為社會創業的結果，其類型也包括社會事業（social business)和采取商業手段的非營利組織。[2](P343-356)社會企業通過創造就業機會、利用資源造福公眾以及降低社會福利成本，為地方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Kachlami進一步論證了社會企業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價值對區域發展所作出的直接和間接貢獻。[3](P325-342)直接貢獻體現在通過直接的創業活動緩解社會問題和創造就業機會；間接貢獻則表現為通過社會企業的運營和發展所創造的一些社會價值來促進區域發展。

（二）社區創業議題 在區域發展方面，社區創業也受到了很大的關注。Peredo 和Chrisman 將社區創業的概念定義為企業家和創業企業追求共同公共利益的社區合作行動。[4]此外，社區創業也因其社會改革的能力而得到政府部門的認可。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報告，以地方和社區為基礎的企業和團體，它們不僅為社區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同時還為社區的創新發展作出了貢獻，其企業化的運營模式也更有利于可持續發展。通過社區創業，企業家能夠識別機會為社區創造社會效益，以滿足因結構變化、缺乏創新、資源匱乏或組織薄弱而產生的社會需求。[5]有學者指出，社區企業的重要屬性包括地方可持續發展、社會—經濟價值、社會網絡、集體性和充滿干勁的企業家。[6]那么，在社會資本、社會網絡和可持續發展等方面，我國社區創業的最新發展和實踐有哪些？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有必要先了解我國社會創業和社會企業發展的特點。

社會企業的概念于2006 年引入我國。[7]（P12）從2015年至今，國內的相關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社會企業的內涵和外延，以及比較政策研究方面。[8](P5-25)[9](P3-18)袁瑞軍指出，社會企業在我國發展的一個主要特征是政府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0]2016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提到，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集中體現了我國“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的發展方向。在此指導方針下，社會企業作為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參與力量，逐漸進入了地方公共議程的視野。

二、成都社區型社會企業的組織結構及其發展問題

（一）成都社區型社會企業的產生 目前，成都在社會企業實踐的諸多方面走在了國內前列。它以社會企業為抓手，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建立了較為嚴格的社會企業認證體系。同時，成都鼓勵一些非營利組織轉型成為經濟上更具可持續性的社會企業。根據2018 年發布的《關于培育社會企業促進社區發展治理的意見》，成都官方認定的社會企業是指“經企業登記機關登記注冊，以協助解決社會問題、改善社會治理、服務于弱勢和特殊群體或社區利益為宗旨和首要目標，以創新商業模式、市場化運作為主要手段，所得部分盈利按照其社會目標再投入自身業務、所在社區或公益事業，且社會目標持續穩定的特定企業類型”。在培育本土社會企業的實踐過程中，成都興起了一類以社區為基礎的新型社會企業，社區居委會在其中發揮著領導和監督的關鍵作用，它的負責人一般是社區居委會主任。在成都已獲認證的121家社會企業中，武侯區黌門宜鄰居民服務有限公司（“黌門宜鄰”）、龍泉驛區五星啟揚社區服務有限公司（“五星啟揚”）、新都區正因金瑞商務服務有限公司（“正因金瑞”）等都是當地具有代表性的社區型社會企業。研究選取黌門宜鄰為主要分析對象，通過實地調研和利益相關方訪談，來具體探討這類社區型社會企業的組織結構及其發展面臨的風險與挑戰。

（二）黌門宜鄰的組織結構 黌門社區位于成都市武侯區玉林街道,占地面積0.7平方公里，有居民院落43 個，常住居民6300 余戶、人口1.8 萬余人，登記流動人口5000 余人，每天人流量達10 萬余人。轄區內有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等4 家高水平醫院和一批高端醫療機構，屬于醫療資源集中區。黌門社區是成都積極探索構建社區治理模式的實踐者，其社區居委會創設了社區型社會企業“3+N”體制，即設立公司（四川黌門宜鄰居民服務有限公司）、設立基金（黌門社區公益基金）和監督制度（資金監督、公司內部監督、公益基金使用監督等），并實施多個服務項目。通過“公益性+市場化+可持續”的運作模式，協同市場機制和社會資本，吸引社會資源投入社區服務，從而提升社區服務功能。在黌門宜鄰的管理架構中，董事長（法定代表人）是該社區居委會主任；投資的股東來源不同，其中民間資本占了很大份額。

據黌門宜鄰工作人員介紹，作為社會企業，其社會屬性主要體現在社區居民的參與和社區公益基金的設立兩方面。黌門宜鄰面向社區居民開放股份認購，截至2020 年10 月，已有18 位居民認購了該社會企業價值28.5 萬元人民幣的公司股份；另一方面，黌門宜鄰稅后利潤的20%會投入到社區公益基金，用于社區開展助老助殘、居民服務和兒童教育等項目。截至2019 年底，這家社區型社會企業與不同公司合作開展了6個項目，涵蓋了養老、健康管理、文化活動及新零售服務等領域。據黌門宜鄰介紹，其市值約3000 萬元，產值超過200 萬元，收支基本平衡且略有盈余。其投入社區公益基金10 萬余元，用于開展扶貧、助殘等慈善公益活動52項，服務5000余人次。

（三）社區型社會企業的發展問題 以黌門宜鄰為代表的成都社區型社會企業，在帶動社區發展活力、推動社區治理方面取得了亮眼的成績。但同時也應注意到，它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一些經濟和管理風險。具體可分為以下三點：

1.股權結構中公共資產占比較低

從成都的社區型社會企業的例子中看到（與黌門宜鄰不同，成都還有一些社區獨資的社會企業，如正因金瑞），為支持社區的發展和治理，各級政府投入大量財政資金升級社區基礎設施或為社區型社會企業投資空間資源。但是，社區型社會企業使用的國有資產、國家財政資源和公共資源等固定投資并未納入其股權結構，這使得社區型社會企業現有股東僅僅是社區居委會或其他市場投資主體，而社區集體所有的公共資產或社區空間資源在整個股權結構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2.收入分配中社會屬性不突出

目前，各社區型社會企業的分配方案各不相同。例如，正因金瑞除了員工工資和少量的社區公益活動支出外，計劃對企業進行再投資，準備逐步將這筆收入用于提升整體的社會服務水平。相比之下，黌門宜鄰的運作較為商業化，其嚴格執行利潤的20%作為社區公益支出。它的一些公共服務項目主要面向整個市場，與社區本身的關聯度較低。

3.社區工作重心可能有偏移風險

由于社區型社會企業由社區出資，社區居委會主任負責管理，有人擔心社區工作的重心會從服務居民轉變為經營社區商業，以便從中賺取更多利潤，因而影響到社區的日常工作。其中一位在當地社企孵化機構工作的受訪者說道，“如果社區居委會主任不能分享所得利益，他們就沒有動力；如果允許他們分享利益，那社會企業該怎樣合理地處理這個問題？社區居委會的日常工作又該由誰來具體負責？”另一位受訪的某社區前居委會主任則表示，她不會選擇成為社區型社會企業的董事長和法定代表人，“我擔心以后會難以解釋（這種身份問題），即使我這樣做僅僅是出于更好地為社區服務的美好意愿。我寧愿做（社區型）社會企業的董事會成員，但不會去做它的法人和管理者。畢竟社區居委會主任的工資是由政府財政撥款的，必須按相關制度管理。（社會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很多……你（同時作為社區居委會主任和社區型社會企業的管理者）可能很難進行制約?！?/p>

考慮到以上問題，成都社區型社會企業模式在試點階段還存在著諸多需要進一步探索突破的地方。

三、基于不同類型社會企業發展的政策建議

與國內多個城市情況相似，成都社會企業的發展主要依靠政策驅動和政府引導。但目前成都面向社會企業的培育、認證和扶持政策并沒有對社會企業的具體類型做相應區分，這也導致社區型社會企業存在的上述三個問題無法得到針對性的解決。為應對社會企業發展過程中帶來的問題和挑戰，政府需要在政策環境營造和溝通機制建設上持續完善。

對于一般社會企業，可繼續由第三方機構審核認證；但對于社區型社會企業，由于其直接使用國有資產和資源，對政府信用背書的依賴程度更高，需要體現政府責任，應在認證和培育上存在差異。此外，還要規范社區型社會企業的股權結構和營業收入的使用。關鍵問題是如何確定社區型社會企業使用的資源是社區公共資源、國有資源還是私人資源。如何將這些資源作價進社區型社會企業，讓社區居民從發展中受益更多，是一個核心問題。另一個挑戰則是社區型社會企業的營業收入分配如何體現服務整個社區的社會屬性，它需要在系統層面進行再設計?，F有的資金使用渠道是社區資金，但渠道相對狹窄，缺乏公眾與市場參與度。同時，還需要慎重處理社區居委會在社區型社會企業中的定位——如何具體規劃及平衡社區居委會主任在社區服務和社會企業工作上花費的時間和精力。需要專門指出的是，本研究不會就社區居委會對社區發展、社會網絡形成所帶來的具體影響展開論證，但考慮到企業家的個人特征對于社區企業發展的重要性，如何建立一個可持續的社區人才培養和交流機制應是這類社區型社會企業需要納入考慮的問題。

本文基于Lundstrom 和Zhou 的分析模型，認為成都社會企業發展的公共政策戰略可以按照財務利潤和社會影響維度集中在四個象限。[2](P343-356)象限1和象限2（中利潤，低-高社會影響）是社會企業的主要領域，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和普遍收益，而非營利組織根據其特點位于象限3 和象限4（低利潤，低-高社會影響）。明確不同象限之間的政策措施很重要。社會企業發展的公共政策戰略重點如圖1所示：

圖1 社會企業發展的公共政策戰略重點

在象限1、2 和象限3、4 之間，需繼續利用非營利組織提供不適用于市場化商業化的社會公共服務，如參保醫療、教育、養老服務等。我國傳統的非營利組織確實有轉型的需要，但僅憑經濟因素鼓勵其轉型為社會企業，無疑是有一定風險的。

結論

在我國社會企業發展的政策驅動環境下，成都新興的社區型社會企業存在著三個具體問題，包括公共資產的使用問題、營收分配問題以及社區工作重心問題。為了能針對性地解決不同類型的社會企業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問題，政府應在社會企業培育和發展的公共政策戰略重點方面做出區分，明確三類社會組織：一般類型的社會企業、社區型社會企業和非營利組織，對應到每類社會組織都應有特定的支持政策。具體而言，對于一般的社會企業，可以繼續由第三方機構進行審核認證（如現行的認證體系）；但對于社區型社會企業，由于它直接使用國有資產和資源，需要體現政府責任，應在認證和培育上存在差異；對于非營利組織而言，盡管由于一些歷史和社會因素，不少社會組織被批評為低效、不專業、不可持續，但它們在提供不適用于商業化的社會公共服務方面仍應有其功能位置。政府部門在制定鼓勵它們向社會企業轉型的優惠政策時，還需要進行更為全面的論證。

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成都的社區型社會企業也處于試點階段，受樣本數量所限，本研究的結果可能并不全面。作為新型社會企業，在政府職能轉變、多元力量參與社區發展建設的大背景下，社區型社會企業如何克服自身結構性問題，相關政策如何更有針對性地調整，還需學界開展更全面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