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戰前山西省銀行投資問題述論

米嘉

（山西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山西省銀行成立于1919 年，是中國近代經濟史上重要的地方官辦銀行之一。它由閻錫山在清政府山西官錢局的基礎上直接倡導創建，其性質是山西省政府的官辦金融機構，服務于山西地方經濟建設，同時也服從于以閻錫山為核心的地方政權體系，對民國時期晉綏地區經濟、社會的運行與演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作為當時山西經濟的主要支柱力量，山西省銀行在內部制度、金融改革、貨幣管理以及促進產業發展等方面是領先于其他各省的地方金融機構的，而它們的投資活動則更具特殊的歷史作用，不僅使自身的資本和影響力得以擴張，也促進了近代山西的工業化。以1930 年中原大戰、閻錫山倒臺敗逃和1932年返晉再次執政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為分界線，山西省銀行投資活動分為特征不同的前后兩個時期。前期的內容主要為通過資本或政治手段達到滲透、攫取土地，以及通過吞并民族資本主義的實業以達到獲利的目的，這些史實應是研究民國地方銀行投資業務的重要標本。而另一方面，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山西地方工業化過程中，作為地方金融核心的山西省銀行投資實業的表現相對其后在三十年代的表現相去甚遠，力度遠遠不足，對此本研究也將作有關分析。

一、民國地方中心銀行投資活動的界定

投資，有諸多的定義內涵，它可以是為了或得未來收益而進行的當前的資金墊付；也可以是指經濟生活中任何主體的消費延遲行為；還是將某物品放入其他領域的行動；抑或是用某種有價值的資產，投入到某個企業、項目或經濟活動，以獲取經濟回報的商業行為或過程；從金融學角度來看，投資更趨向是為了在未來一定時間段內獲得某種比較持續穩定的現金流收益，是未來收益的累積；而對于現代金融機構來講，對外投資活動則是其為了獲得資金的最佳利用效益而進行的直接或間接的融資行為，是商業銀行以現金、實物或無形資產為工具對外進行的，以購買股票、債券為方式的向其他經濟主體進行的資本介入。

對于民國時期的地方銀行，它們的投資活動有其自身的特點，主要有以下幾種常見的形式：其一，通過向經濟活動中的經營主體進行商業性貸款，進而獲得對經營者一定的控制力，獲取不僅僅止于貸款利潤的更高更大的經濟利益；其二，向某些經營實體提供貸款，當這些主體破產時，獲取諸如土地等與之相關的債權權益；第三，借助政治力量將某些企業進行接收管理和資本注入，使之成為自己控制的一部分實業；第四，在政府指導下通過發行業務以及與工業資本相互結合對區域內重大工業項目進行借貸、撥付等形式的資本支持。這也是本研究對于投資活動的外延界定。

二、山西省銀行早期的土地投資

（一）投資山陰、朔縣三個水利公司 1917 年，閻錫山兼掌山西民政之后，“六政三事”開始在全省范圍內全面推行，其中，水利建設即為“六政”之首。在山西省銀行的早期對外投資活動中，向雁北的一些水利公司進行貸款就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山西北部自然條件惡劣，常年收到風沙的襲擾，當地形成了大塊的沙地灘涂，貧瘠荒涼，不宜進行農業生產，而境內的桑干河以及恢河則曲折流過，引兩河之水灌溉農田是最有效的改善當地農業環境的水利建設方法。1910 年，當地士紳劉懋賞聯合其他有實力的大戶，帶領普通群眾修筑了最早的堤壩和渠道，初步具備了引水灌溉的條件，其后又分組了山陰縣的富山水利公司、朔縣的廣裕水利公司及其第二支店，共三個水利公司，[1]其性質屬于地方人士自籌資金的民間企業。到1921 年，三個水利公司由于修筑大壩和進一步挖掘渠道資金陷入困境，運行不暢。此時，閻錫山將三個公司納入六政三事工作，具體辦法是加入股金，規定每股股金為三千元，在自己認購股份之后，成為三公司的總辦。[2]這在宏觀方面實際緩解了小農經濟資金分散、經營分散的弱點。

在諸多支持內容中，提供便利的借款支持就是重要的方面，山西省銀行成為付款的重要機構，民國時期，山西銀行業的放款月利息最高可以達到一分一厘，最低的為四厘四毫，八厘為平均水平。[3](P138)據《興辦水利貸款章程》記載：“各縣興辦水利，除以公司名義辦理外，凡一村或數村因需款不濟，均得照本章程之規定，借款興辦；前條所定各節經生長核定后，準予借款若干，通知山西省銀行貸付；貸款利息定為月息六厘，按年清繳；歸還期限定為二年，如有特別情形至期不能歸還者，須呈由縣知事轉呈省長核準，通知山西省銀行展期……”。[4](P135)閻錫山官僚資本體系的重要骨干、曾經擔任過三公司總辦的曲憲治對山西省銀行數量最大的貸款進入雁北這三個水利公司有這樣的記述：“（三個水利公司開始）著手大興工程，擴大灌溉區域……要完成這些工程，必須大量資金，便采用了向銀行貸款的辦法，由中國銀行、山西省銀行和他私人的晉勝銀行三家各貸款十萬元?！盵5]（P135-141）由此可知，山西省銀行的資金是隨著三個水利公司水利工程的不斷擴大、資金需求也不斷加大而進入的，貸款數額為十萬元，占到全部貸款金額的三分之一。

這一借款看似為普通商業貸款，實則不然，在曲憲治的記述中，這些借款經歷了閻馮大戰之后，到閻錫山再次回晉后的1933 年仍舊存續，他的前任總辦由于在水利公司的灌溉經營中獲得了大量土地，在離職前曾經將貸款用每畝價值六元的上等地進行折算歸還清結了貸款，也就是說，山西省銀行在上世紀二十年代的資金付出，在十多年之后，換來的并不只是連本帶息的還款，而是具有經營價值和更高的附加價值的土地。

而對于所獲具體的土地情況以及這些土地如何利用并進一步地獲取利潤，有關史料也有記載：“閻錫山的四大銀行（號），就是山西的最大高利貸者，它除以大量貸款轉貸給典當業、錢莊、小地主向農民、手工業者、小商販進行剝削外，還將這種債務關系變為一種封建性的土地關系。如偽山西省銀行僅在應縣、朔縣兩地就以土地抵押放款的形式，攫取土地29902 畝，然后再把這些土地以高額地租出租給農民，這樣看來，資本集中的結果，除使土地關系更加集中，中、小地主和商人破產之外，農民和地主的階級關系是沒有絲毫變動的?！盵6](P21)可見，山西省銀行向三個水利公司的貸款屬于當時最常見的抵押貸款，而抵押物即為土地，山西省銀行則將這些土地轉租給農民，獲取了相應的土地利潤。

（二）投資經營應縣大有堂“堂”，是民國時期對大土地所有者所經營土地的一種稱呼，能夠稱為“堂”的一般都擁有較多的土地，也是當時一種開發水利的一種組織形式。應縣大有堂的有關問題發端于山西應縣的廣濟水利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是由當時渾源縣的國會議員、山西大學校長田應璜之子田汝弼于民國四年集股籌資興建的，經過長期的經營和發展，廣濟公司自身也不斷發展和膨脹，到1929年，公司已經用了大量的土地，這些土地按優劣進行折價，最高每畝十元，最低每畝五角。閻錫山也分得一萬多畝土地，成立了“田福堂”、“田祿堂”和“田壽堂”等。[7](P43)這些“堂”都在土地主人的管理下招徠農民進行耕種，坐地收租。

根據孔祥毅先生于1975 年7 月在雁北地區進行過田野調查記載：“廣濟水利公司在1925年以前曾向山西省銀行借款二萬元修筑堤壩，省銀行亦不收利息，1929 年公司分地時，省行也不‘理會’，第二年派出一名副經理，坐著綠圍大轎在南馬莊外轉了一圈，即收了上等好地四五千畝，接著起名‘大有堂’，分設應縣啞嗗莊、范村兩處管理土地?！笥刑谩耐恋卮蟛糠质浅鲎?，還有部分伴種（即銀行出具農具、耕畜、種籽等，佃農出勞動力耕種，秋收四六分糧），另雇有長工三十余人，養大牲畜十六七頭，養豬三四十頭，羊二百多只，鴨子一百多只。長工的任務是管水淤地、收租，所收糧食賣給軍隊和糧行。長工每月工錢現洋八元，一年只雇傭八個月，春夏秋使用，冬去不管，故一年只有六十四元的工錢。為了拉攏長工，每年給每個長工土地三至五畝，借給農具車馬，收入歸長工自己支配。今應縣范店、啞嗗莊、魏莊、東輝耀等村的土地，當年大部分都被山西省銀行‘大有堂’奪去?！盵8](P185)

從以上調查報告中可判斷的是，山西省銀行早在1925年之前就曾經貸款兩萬元給廣濟公司，以幫助其進行堤壩修筑等水利建設，而最重要的信息是：這些貸款屬于無息貸款；在1929 年廣濟公司進行土地分配時，山西省銀行并沒有參與，而是在1930年的時候，由副經理專人負責進行了關于土地的事務的操作，并且獲得約五千畝的土地。在這里，山西省銀行應是與廣濟公司有過專門的溝通和談判，確定了與分取土地相關的諸多具體事宜；山西省銀行所擁有的土地叫作“大有堂”，其經營分為出租和伴種兩種類型，雇傭有長工進行農業種植和畜牧養殖生產等工作，在收租之外，農業產品還進入商品流通領域獲取利潤。

在曾經先后擔任過綏晉兩省政府秘書長、秘書主任，并且兼任過山西省銀行監理的王尊光的回憶中，山西省銀行經營土地莊園的有關情況是這樣的：“省銀行在朔縣、應縣一帶設有莊園，經營過土地。原來該行曾向‘廣濟’、‘惠濟’兩水利公司放有貸款，以后兩公司用土地折算歸還貸款，共折還了土地萬余畝。該行遂設立了辦事處，經營起‘莊園’經濟來，每年利用桑干河水淤地，租給佃農耕種，征收地租，當時每畝租課糧平均三十斤，一年收入頗巨?！盵9]這與孔祥毅先生的調查呈現出一致的內容。

綜上所述，山西省銀行早期的土地投資，主要是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前期，是通過對雁北地區一些水利公司進行貸款的方式來進行的，然而，貸款僅僅是一個開端或者形式，重要的是其將自己的資本注入進這些公司，在其后換取遠大于貸款利息的利益，這一點在對廣濟公司的貸款中彰顯無遺，其貸款的利息為零即是最好的證明。而其后共同的結果就是山西省銀行獲得了相當大規模的土地，并直接進行經營，這些事實也表明山西省銀行用金融資本的投資，換得了土地私有權的壟斷，所以它最初的放款不僅實現了作為金融經營者的借貸利潤，更重要的是還實現了作為土地所有者的絕對地租。整個過程已經不僅僅是金融機構的款項外貸業務運行，而是一種長期的土地投資和經營了。

三、對民族資本的資本擠壓和控制

山西省銀行從其誕生的一刻起，就是作為山西地方官僚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出現的，在其運行過程中，存在著對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擠壓和控制，而采用的主要方式是借助政治力量、依靠金融投資，最終達到對某些企業的最終擁有和控制。

（一）對太原電燈公司的“接收”據有關資料記載：“1909 年，汾陽縣地主劉篤敬創辦了山西唯一的太原電燈公司，供太原市照明用電。這個電燈公司，開始只裝有60 千瓦發電機一部，1920 年又從天津美國慎昌洋行賒購300 千瓦直流發電機一部，把原60千瓦發電機折賣作為定金，商定十個月分期付款。但在新機器投入生產后，閻錫山看見有利可圖，便玩弄無賴手段，唆使他的軍政機關用電不出電費，以致該公司無力償還洋行的欠款，美國洋行遂派人將電廠封閉。這時，閻錫山便唆使其銀行經理徐子澄（徐一清）、警務處長南佩蘭，乘機將電廠接受，改名為新記電燈股份有限公司?！盵10](P10)

太原電燈公司實際為山西第一個發電公司，原為民族資產階級所創辦的實業，在閻錫山力量的干擾和擠壓下，該公司最終難逃破產的厄運，最終在政府警力的支持下，山西省銀行總經理徐一清出面對其最終進行了接收和管理，這應是一起典型的“官奪民”的案例。而有關資料記載，在山西省銀行接收該公司之后，對新記電燈公司追加了資本投入，入股額達到了36 000元，[11]所以這也應是山西省銀行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投資經營工業的典型案例。

（二）對大同面粉公司的“接收”如果說對太原電燈公司的接收僅僅是山西省銀行借勢進行了實業擴張，那么其后對大同面粉公司的接管則展現出一個完整的金融資本通過貸款，最終實現對普通民族資本實行擴張的過程。大同面粉公司原來是由河北林姓人士集股開設，共有五十多名職工，擁有磨白面和磨莜面兩臺機器，產品主要供給軍用，較少一部分出售給民用。據當事人、原山西省銀行大同分行職員、大同面粉公司稽核王尊美（王彥）口述有關史實：

“這個公司建立以后，經營管理得不好，鋪張浪費嚴重，加之搞基本建設（發電）投資大，向省銀行借款很多還不了。后省行出了公告：‘如舊股東無人承擔債務，就把公司收歸省行所有’。這樣省行就接收了。省行在這個公司只有貸款。接收后由大同分行經營，經理武潤泉任大同面粉公司經理，同時委我為稽核。后因武也經營不好，省行撤了他的職，由大同警備司令趙承綬接收，直到日寇侵占，落入敵人之手。省行很重視面粉，王驤當經理時還去了一次大同，專門了解了一下面粉公司的經營情況。他回到太原后找我哥王謙（即王尊光）說，讓我當面粉公司經理，我哥推諉，后來才委我當了稽核……”。[8](P132-133)

而王尊光對此事的記述則說：“省銀行在大同經營“大同面粉公司”是從1931年開始的。原來大同有一‘大通面粉公司’，與1913年成立，為山西成立面粉廠最早的一個，資本總額為白銀十余萬兩。1925 至1926 年間，因遭閻、馮（玉祥）和晉奉（張作霖）戰事滋擾，復經災荒歉收，營業銳減，幾至不能維持。同時又因向省銀行貸款，無力償還，遂于1931 年11 月由省銀行接收承辦，改名為“大同面粉公司”，資本定為128 400 元，占地80 余畝。設備相當完善，計有凈麥機二部、打麥機二部、潮麥絞龍機一部、四輥復式磨五盤，吸灰機、面皮機、縫包機、裝包機、扇麥機各一部，職工三十余人，年產頭等綠壽星和二等紅壽星面粉六萬余袋?！碑敃r山西省銀行還發出了公告：“如舊股東無人承擔債務，就把公司收歸省行所有”。[12](P47)

從以上資料可知，作為民族資本的大同面粉公司的前身大通面粉公司，在戰事頻繁、農業歉收的歷史環境下，其生存是異常困難的，同時企業自身的經營管理也是低效的。其向山西省銀行的舉債在這種狀況之下不僅已不可能歸還，而且也不能保證生產與資本的正常運轉。在閻錫山出走大連前夕，山西省銀行將該公司進行接管并更名，這樣大同面粉公司就正式進入官賬，為山西省銀行專營并成為其一個組成部分。在此之后，山西省銀行對公司進行了資本的重新確定，并完善了生產設備等條件，選派專人進行管理。這樣，山西省銀行對民族實業的一個從放貸投入到最終實現兼并的完整過程得以完成。

解放后，有關機構對該段歷史中有關山西省銀行接管大同面粉公司時土地資產情況進行了統計，[13](P218)從山西省銀行代管大同面粉公司地契清冊可見，山西省銀行對大同面粉公司的接管，獲得的不僅僅是一個有著經營實業基礎的工業企業，其附屬的包括炭場地、沙灘地、耕地，鋪房院在內的超過100畝的土地資本也一并納入了山西省銀行的管理范圍，而對原有企業的再投入以及附屬土地資本的獲取，必然會為山西省銀行帶來遠遠超出最初資金投入時預期獲益更多的回報。

四、山西省銀行在山西第二次工業化過程中的實業投資乏力問題

山西第二次大規模的工業化，出現在民國初年，從一戰爆發到閻錫山統領山西軍政開始。閻錫山主導出臺“厚生計劃”，即“發展實業之六大計劃”，計劃的實施直接促成了許多工業企業的建成和投產；以采煤業、紡織業、面粉工業為代表的民族工業也在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下得以長足發展。這一時期資本來源包括了民族資產階級的資本自籌、閻錫山擁有的各種官僚資本、山西省各種行政機構的投入以及一些金融借貸。

（一）山西省銀行對實業的持股 在1954年，中國人民銀行山西省分行曾經將該時期山西省銀行持有的外股進行過清理登記。[14]具體如下表1：

表1 山西省銀行持外股票統計

從上表反映的情況來看，山西省銀行除了在前文提及的借貸投資，真正的對外注入資金，認購或者持有股份就是出現在晉華紡織廠、太原晉恒造紙廠、太原新記電燈公司以及中國銀行這四個企業中。山西省銀行對這四個企業的持股價值額共計為53 300元，如果剔除掉中國銀行的部分，對地方實業的參股則僅為51 300 元，對于該階段上千萬元的工業投資來講，占比是非常少的。

（二）山西省銀行對山西第二次工業化浪潮資本支持不足的原因分析 在20 世紀20 年代山西集中的工業化過程中，來自作為山西省金融中心的山西省銀行資本相對較少，有其原因：

1.時間的錯差

近代山西的第二次大規模工業化建設的肇始，在民間，早在一戰前后就有大批工業項目如雨后春筍般出現，在政府，則應是閻錫山集軍政大權在一身的1917 年時也邁開了腳步。而山西省銀行的正式組建和成立已經到了1919年，其真正能夠系統和完備地進行業務運轉的時間最早不可能早于這個時間點。

應該說，在這個歷史時期，山西省銀行本身也是作為諸多官僚資本企業之一剛剛完成其誕生和初步成長這一過程。在中國近代史中，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進程中，新式銀行業的產生是遲于新式工業產業的，這一特征在山西也同樣存在。

2.近代金融資本的轉化問題

山西省銀行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與工業的聯系較弱，其中也有著金融資本如何能順暢地進入實業領域，實現向工業資本的靠攏、融合和轉化的問題。如果將視角放在全國范圍內，實際上近代中國的銀行業真正與新式產業發生密切的聯系，就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梢哉f正是戰爭的爆發給了中國銀行業與實業良好的發展契機，并給予了兩者關系進行調整與適應的時間和空間。從戰時到戰后，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獲得了空前發展，而在近現代的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的流向一定是去往利潤的最高之地，銀行資本也不例外，當產業部門在一定時期內急速膨脹時，銀行的資金才向產業部門開始傾斜，對企業的放款才開始大規模增加，這期間存在一個時間差，所以，即使在一戰結束后的一段時期，民族工業的增長速度有所減慢的情況下，銀行的工礦業放款仍然呈現增加的趨勢。

在山西省銀行的問題上，它與中國整個的銀行業發展特點相近，即其是在一個不健全的經濟環境中產生的，初始階段的業務活動并沒有被納入正常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借貸資本運行、轉化的軌道，重要的表現之一就是與產業的關聯度低。而兩者關系由不同步轉而開始趨向同步，則要在日后地方民族和官辦工業的日益發展、諸多有利條件出現才有可能實現。

3.20世紀20年代山西實業的重點及其資金來源

其一，軍事工業為主導，資金有其來源。由于在19 世紀60 年代到90 年代的洋務運動中，山西在工業建設方面未能與沿海地區齊頭并進，實際情況嚴重落伍，所以直至辛亥革命后，工業基礎仍然極其薄弱。然而，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之下，山西最大的省情仍然是政局的不穩定性，在晉南和雁北地區都存在著武裝力量在對抗閻錫山，如在晉南的浮山，還有農民起義在不斷發展，而在太原，就在山西軍政府成立的同時，山西官錢局、太原帽兒巷和西羊市一帶的商號就遭到洗劫。這些威脅都促使在閻錫山將軍事工業當作頭等工業發展項目與要務來開展。在發往陸軍部的官文中，閻錫山就表達了這樣的期望：“晉省自軍興以來，槍駁子彈異常缺乏，實屬不敷應用。當此大局未定、忍心未靖之時，省外山僻州縣伏蟒滋多，自非多備軍械不足以資震懾而壯聲威?！盵15]而“多備軍械”的直接路徑無非有兩條，一是求助于北洋政府，二是向洋行購買，前者數量有限，仰人鼻息，后者則價格昂貴、運輸不便、受制于人，最終閻錫山選擇了自食其力，創辦軍工。

在20 世紀20 年代，將官辦實業主要建立在兵工廠的基礎之上，作為戰略措施去主抓，閻錫山進行得很徹底，這導致在武器制造之外的其他制造業領域占據的位置就相對少了很多。而軍工實業的資金的來源又主要集中在下面兩方面：第一，關稅劃撥。稅款利用一直是民國時期各個地方政府籌資的好辦法，例如四川的預征賦稅就具有代表性，以成都為例，自1924 年開始僅十年時間就總共預征了55 年的田賦，[16]（P370）而閻錫山在山西并沒有這樣做，在1925年，山西實行《征收房稅辦法》，但在學生游行示威的壓力下，最終偃旗息鼓，山西當時的苛捐雜稅沒有河南、山東等省多也是歷史事實。在這種條件下，關稅劃撥成為資金來源的重要部分，1914年7月，閻錫山將山西機器局改為陸軍修械所后，就指定每月由殺虎口的關稅中撥出白銀1 400 兩作為常規經費來使用。第二，設立銅元局，收制錢鑄造銅元，其中的獲利達到了360 多萬元，[17](P45)這些款項實際全部用于了軍火工業。第三，以軍工養軍工。在具備一定生產基礎后，山西經常性地對外出售武器，如在1926 年，閻錫山向李宗仁出售一批山炮，每門獲利達到2 000元。

其二，其他官辦工業借助攤派籌資。在軍工領域如上所述，而20 世紀20 年代山西的其他官辦工業又呈現出另一種情況，它們主要集中在山西營業公社，包括晉豐面粉公司、雁北多個水利公司、營業汽車公司、河邊村勸業工廠、大同礦業公司以及幾家銀號和當鋪等多家企業都屬于該營業公社。它們亦有其自身的資金籌集方式——變相募捐。據記載，閻錫山首先個人拿出20 萬元計入親屬及官員名下，然后動員各縣富戶出資入股，來自全省各地的富紳巨賈共購買股份80股，每股價值現洋5 000萬元，而《山西省營業公社章程》第四條明確規定：“出資之社員概不分潤，俟基金積至一萬萬元后，將原金無息退還，不愿受者聽?！盵18](P31)由此可見，在閻錫山的軍政權力下，這種既無利息，又措辭強硬的集股的實質就是強行攤派，然而正是這種強行攤派在客觀上解決了官辦工業的融資問題。

其三，山西省銀行在該時期另有其任務與作用。在整個20 世紀20 年代，山西省銀行的一大功能體現在紙幣的發行上，到1930 至1931 年，晉鈔的發行量達到了七千余萬至一億元，[19](P73)這樣大規模的紙幣發行在正常的社會環境下，理應為實業發展帶來資本支持，然而在山西，該時期的主旋律是備戰，這就導致了紙幣超量發行以應對軍事需求的狀況。所以在該歷史時期，山西省銀行的主要功能就是成為閻錫山擴軍備戰的印鈔機器，其支持實業的功能必然被邊緣化甚至忽略，這種情況越是到20 年代中后期越是明顯。

綜上所述，在山西近代歷史的第二次工業化浪潮中，許多民族資本主義實業創辦于山西省銀行出現之前，即便在山西省銀行成立之后有資金流向這個領域，也有時間的粘性因素存在；而當時山西的官辦實業重心在軍事工業，稅款、銅元局獲利、出售武器成為官辦軍工的主要資金來源，在官辦非軍事領域里，靠變相募捐得以籌措資金而成立的營業公社成為官營實業的主力；在緊張擴軍備戰的環境下，山西省銀行資本支持實業的功能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印鈔以支持戰爭需求。這些都成為當時山西省銀行對山西第二次工業化浪潮資本支持不足的原因。山西省銀行真正的將巨額資本投入工業建設則是在閻錫山二次執政后，是在山西實行《十年建設計劃》的20世紀30年代。

結語

作為閻錫山地方政權的經濟政策工具和晉省的中心金融機構，山西省銀行自1919 年成立到1930 年中原大戰期間的投資活動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在閻錫山“六政三事”政策推動下，通過低息或無息長期的借貸方式對晉北一些大型水利公司進行資本注入，直接或間接地獲得借方土地，通過再次經營獲取絕對地租；在閻錫山政治權力的直接授意下或者通過資本借貸的方式，強行接收民族資產階級興辦的實業，并進行二次注資和經營，以獲取商業利潤；在山西近代第二次大規模工業化過程中，通過對外持股的方式完成了一定程度的實業投資，但是規模較小，金融資本的轉化問題、地方政府的政策安排等都是其在該過程中投資活動比較乏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