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北魏前期拓跋氏皇族的儒學素養與文風趨尚

許鶴

（阜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阜陽 236037）

目前學術界關于鮮卑拓跋氏皇族的儒學與文學研究，多集中于北魏政權遷都洛陽之后，尤其是孝文帝元宏的政治謀略和文學才華，實際上在遷都洛陽之前，鮮卑拓跋氏就已基本形成完備的皇室教育體系，皇室成員自身的儒學素養與文化水平也已顯著提高，為北魏后期皇室的儒學接受和文學交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北魏前期的皇室教育

這一時期北方實現了統一，社會環境相對安定，北魏統治者在前期與漢文化接觸的基礎上，逐漸轉變對漢文化的看法和態度，開始主動向漢文化靠攏以推動漢化改革，而開展學校教育無疑是學習、接受漢文化的重要途徑。如道武帝拓跋珪初定中原，“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余人。天興二年（399）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盵1](P1841)北魏的學校教育體制延續了漢魏傳統，重建太學、國子學等官方教育機構，在教學內容上“以經術為先”，在人員選拔上“置五經博士”，完全按照漢族教育模式進行建設，學員所接受的主要是儒家經典教育，學校規模也由千余人迅速擴大到三千人，足見當時學校教育事業的興盛。到明元帝拓跋嗣在位期間，則“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之后太武帝拓跋燾又“別起太學于城東”，令州郡舉薦才學之士入太學學習，可見學校教育的規模在不斷擴大，重視教育的傳統在北魏前期一直保持。而在人數眾多的生員中，鮮卑貴族子弟當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統治者為了保證皇室貴族子弟能夠入學接受教育，甚至借助詔令推行強制措施，如太武帝拓跋燾就曾于太平真君五年（444）春下詔：“自頃以來，軍國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齊風俗，示軌則于天下也。今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盵1](P97)拓跋燾一方面心系國家文教事業發展，另一方面則注重提升統治階層文化素養，強制王公以至一般官員的子嗣入太學接受文化教育。

除此之外，北魏皇宗學的建立也在提升皇室子弟儒學素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據《魏書》記載，文明太后于太和九年（485）下令曰：“自非生知，皆由學誨?；首踊蕦O，訓教不立，溫故求新，蓋有闕矣?？捎陂e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為之師傅，以匠成之?！盵1](P533)自此在北魏官學體制中新增了訓教皇子皇孫的專門學校，并注重選拔“忠信博聞”之士傳授知識，“世以儒學相傳”的武邑人孫惠蔚就曾擔任皇宗博士?；首趯W作為北魏教育制度的創舉，設立的目的當以傳授儒學經典知識為主，從而提升皇室子孫儒學素養和文化水平，反映了北魏統治者試圖借助皇宗學強化皇室儒學教育的迫切心理。正是在北魏皇室大力推動官方經學教育背景下，北魏前期即已出現“人多砥尚，儒林轉興”的繁盛景象，為北魏后期儒學復興和文化繁榮提供了知識和素養的積累。

除發展官學教育以提升皇室儒學修養，鮮卑拓跋氏還注重選拔碩學鴻儒為皇子授業講經，或皇室宗親赴私人學館聽講，都可提高皇室子弟知識水平和文化素養。據《魏書·儒林傳》與本傳記載，新興人梁越“博綜經傳，無所不通”，被北道武帝拓跋珪選中教授皇子經書，明元帝拓跋嗣曾從其學，即位后“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后出為雁門太守”；昌黎徒河人盧丑，亦“以篤學博聞入授世祖經。后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范陽人李?深受世祖賞識，“入授高宗經。高宗即位，?以舊恩親寵，遷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加安東將軍，贈其母孫氏為容城君”；勃海人高允博通經史以及天文術數，尤其擅長《春秋公羊》，“以本官為秦王翰傅。后敕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被稱為“儒林先生”的河內溫人常爽，“篤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世祖西征涼土時被征入朝，元贊、司馬真安、程靈虬等皆從其受業，其中元贊為昭成帝拓跋什翼犍玄孫、常山康王拓跋素之子，為北魏皇室宗親，深受孝文帝信賴?？梢?，鮮卑拓跋氏注重選拔漢族名儒作為教習皇子的業師，所傳知識自然以儒家經典為主，而深受儒家倫理規范浸染的皇室子弟又多對授業之師懷有感恩之心，一旦親政后便通過封官加爵來表達對業師的感激之情，并多能禮待恩師。太和九年（485），孝文帝還專門下詔：“仲尼在鄉黨，猶尚恂恂，周文王為世子，卑躬求道，禧等雖連萼宸暉，得不尊尚師傅也？故為置之，以加令德。延尉卿李沖可咸陽王師?！盵1](P534)選拔隴西人李沖作為咸陽王元禧的老師，并以仲尼、周文王作類比，叮囑元禧等人雖貴為皇胄，仍要發揚尊尚老師的傳統，來增加美好的德行，直接承繼了漢族尊師重教的傳統。

在以上官學與私學教育的熏陶下，儒學思想已廣泛滲透到鮮卑拓跋氏的知識體系和文化素養中，加快了鮮卑貴族漢化與文士化的進程，改變了鮮卑拓跋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形象氣質，使其盡管在心理上仍對中原文化存有芥蒂，但在行為方式上已逐漸向漢族士人靠攏，

二、拓跋氏皇族的文士化傾向

據臺灣學者孫同勛先生的統計，鮮卑拓跋氏武將人數所占全體宗室百分比，從道武帝時期的54%已降至獻文帝時期的38.7%，[2](P74)武將人數的下降，標志著鮮卑拓跋氏文士化的傾向漸趨明顯。具體而言，這種文士化傾向還表現在：

一方面，鮮卑拓跋氏在價值取向上以儒家倫理道德規范為旨歸，以禮治國，恪守傳統儒學孝親思想。據《魏書》記載，明元帝拓跋嗣“明睿寬毅，非禮不動”，在拓跋氏子貴母死的傳統制度下，其母劉貴人被賜死，“帝素純孝，哀泣不能自勝，太祖怒之。帝還宮，哀不自止，日夜號泣?！蓖瑫r還“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中原儒學思想的影響已十分明顯。太武帝拓跋燾也深受儒學思想影響，即位不久就專門下詔：“夫士之為行，在家必孝，處朝必忠，然后身榮于時，名揚后世矣?！币詡鹘y“孝”“忠”思想來詔令臣子，并鼓勵以此贏得生前身后名，所宣揚的依然是儒家文學思想。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也曾專門下詔：“其不孝父母，不順尊長，為吏奸暴，及為盜賊，各具以名上。其容隱者，以所匿之罪罪之?！睂⑿⒂H尊長上升為國家詔令，足見其以儒治國的迫切性。獻文帝拓跋弘，亦“仁孝純至，禮敬師友”，幾乎無異于深受儒學文化浸染的中原賢君。

孝文帝元宏在這方面的表現更為突出，“長而淵裕仁孝，綽然有君人之表”，太和十一年（487）冬專門下詔：“鄉飲禮廢，則長幼之敘亂。孟冬十月，民閑歲隙，宜于此時導以德義?？上轮T州，黨里之內，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盵1](P162-163)以詔令形式將孝悌友恭思想推行到州郡鄉里，以此構建和諧融洽的社會倫理秩序，所體現的正是傳統儒學治國之道。孝文帝本人亦是恪守儒家孝道的典范，“幼有至性，年四歲，顯祖曾患癰，帝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能自勝?！泵鎸⒆约簱嵊扇说淖婺肝拿魈蟮娜ナ?，他“哀毀過禮”，“絕酒肉，不內御者三年”，盡管文明太后曾因擔心元宏繼位后，“或不利于馮氏，將謀廢帝。乃于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但“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介，惇睦九族，禮敬俱深”。[1](P186)孝文帝的純孝之情可謂感天動地，即使是漢族君主亦有幾人能匹敵？由此可見，在入主中原的百余年間，鮮卑皇室已逐漸接受漢族儒學文化，在尊老孝親、治國理民方面承繼漢族文化傳統，以儒學之道來溉灌思想、規范言行。

另一方面，鮮卑拓跋氏在文化心理上仰慕漢族儒家文化，明習經傳，逐漸由崇武向尚文轉變。道武帝拓跋珪在位期間，就對“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為國之道，文武兼用”的治國方略，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曾組織博士儒生編纂四萬余字的《眾文經》。當時雖建國不久，“冠履不暇，棲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存長世”，已將“文武兼用”的思想付諸于治國實踐。明元帝拓跋嗣，不僅禮愛儒生，還好覽史傳，對劉向所撰《新序》《說苑》等經典進行正義整理，“撰《新集》三十篇，采諸經史，該洽古義，兼資文武焉”，以帝王之身親自參與漢文化典籍的整理，在奉行“兼資文武”的國策上顯然具有較強的示范效應。太武帝拓跋燾統一北方之后，“初造新字千余”，并詔令“頒下遠近，永為楷式”，從整理規范文字入手，自覺奉行“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的治國之道。拓跋燾本人雖戎馬一生，但也具有一定的文學才能，史載：“三年春正月庚子，車駕還宮。壬寅，大赦天下。癸卯，行幸廣寧，臨溫泉，作《溫泉之歌》?！盵1](P75)此歌已不存，但從創作背景和題目上看，當為頌世之作。

拓跋燾對儒學經典作品應該也比較熟悉，在所下詔書中常引據經典，以增強內容的感染力和說服力，如神?四年（431）九月，在一次大范圍征召漢族士人的詔書中寫到：“《詩》不云乎：‘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邕熙之美?！兑住吩唬骸矣泻镁?，吾與爾縻之?！缧?，隱跡衡門、不耀名譽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盵1](P79)恰當地引用了儒家經典《詩經》《周易》名句作類比、比喻，并要求“州郡以禮發遣”，表達了求賢若渴的誠懇態度，自然容易拉近與漢族士人的感情。此次征召之士被稱為“神?征士”，據柏俊才統計，共計盧玄、崔綽、李靈、高允、游雅等三十五人，“多為飽讀詩書的鴻儒”，征召的目的也是“有意識地吸收中原漢族知識分子，加強其統治”。[3](P270)這批胸懷兼濟之志的“賢俊之胄”、俊乂之才，服膺于拓跋燾的漢族文化情結以及以禮待之的態度，紛紛走向了北魏統治的歷史舞臺，與鮮卑拓跋氏一起推動了民族融合的進程，這也正印證了陳寅恪先生所說：“當時之所謂胡人漢人，大抵以胡化漢化而不以胡種漢種為分別?！盵4](P79)在當時漢族士人心中，所愿意效力的正是已漢化的北魏政權，所服膺的正是已文士化的鮮卑統治者，而與其血統和種族無關，這恰從另一個方面顯示了鮮卑拓跋氏在與漢族文化融合之后，其自身氣質文化已發生質的轉變。

在此種尚文風氣引領下，拓跋燾還組織過一些文學創作活動，如史書記載：“神?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僚賦詩，逸制詩序，時稱為善?！盵1](P1145)上巳節為中原漢族傳統節日，鮮卑君主在這樣一個特殊時節，組織群臣賦詩言志，并令趙逸制作詩序，活動本身的文化意義已十分凸顯。孝文帝元宏即位之后，亦多次組織文學集會活動，一定意義上是對鮮卑拓跋氏這種尚文傳統的繼承。

三、作品留存與文風趨尚

隨著北魏國家的建立、統治區域的擴大以及與漢族士人的接觸，鮮卑拓跋氏在價值取向和文化心理上都在不斷向漢族文化靠攏，漢族士人重文的傳統對其產生深刻影響。但北魏前期的文學成就卻并不突出，遍檢史書、文集可以發現，北魏前期皇室留存的文學作品并不多。為更直觀顯示，茲將北魏前期拓跋氏帝王太后和宗親作品列表統計如表1和表2：

表1 北魏前期拓跋氏帝王太后作品篇數一覽表

表2 北魏前期拓跋氏宗親作品篇數一覽表

上表所列為北魏前期鮮卑拓跋氏帝王、太后、宗親作品情況，帝王太后作品總數為120 篇，宗親作品為14篇，無一篇詩賦，全為應用文體。

從體裁看，帝王太后所下詔令文書的數量遠遠超過宗親所上奏疏議表，前者約為后者的8.57 倍，且以皇帝發布的詔書所占比重最大，五位君主共下詔91 篇，約占前期帝王太后作品總量的76.7%，其中以拓跋燾、拓跋濬、拓跋弘三朝所下詔書數量為多，其次是文明太后、太子拓跋晃所發布的令書10篇，所占比重為8.3%，再次是皇帝寫給臣下的信件，又稱“賜書”，共有8 篇，所占比重為6.7%，其他各類體裁作品數量相對較少。在宗親所上奏疏議表中，臣下向皇帝上表所占比重較大，共有6 篇，約占前期宗親作品總量的42.9%，其中拓跋休一人即有4 篇，其次為“陳政事，獻典儀”（《文心雕龍·奏啟》）的奏，共有4篇，皆為新興公拓跋丕所奏，所占比重為28.6%，其他各類體裁作品數量則相對較少。

從所述內容看，詔令文書主要是帝王太后向臣民發布的各類政令，以實用為主，與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社會生活等密切相關，反映了北魏前期國家治理和社會改革的主要措施方略，凸顯了這一時期實用文體的政治功用。如道武帝拓跋珪天興元年（398）頒布的《定國號為魏詔》、天興三年（400）頒布的《官號詔》，即為確定國號和官名的詔書，《賑貧窮詔》為明元帝拓跋嗣于神瑞二年（415）賑濟百姓的詔書，《征盧玄崔綽等詔》是太武帝拓跋燾于神?四年（431）為國納賢選士的詔書，《修建佛寺詔》《滅佛法詔》則反映了統治者對佛教的態度以及佛教在北魏中期的流傳過程。奏疏議表則主要是宗室親王向皇帝進言時所用文書，根據所用體裁的不同，進言的內容也有差異，所謂“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文心雕龍·章表》），如新興公拓跋丕《對詔奏既葬即吉》《又奏既葬即吉》是上奏討論喪葬禮儀，安定王拓跋休《請依成式公除第一表》《請依成式公除第二表》是為勸說孝文帝元宏在馮太后死后除去孝服而作，拓跋素《皇子名議》則是討論商議皇子起名問題。不同文體的適用主體不同，適用范圍也有差異，所表達的內容和承載的功能自然也就不可一概而論，但在具體內容上則多涉及到禮制改革，“宗經”的色彩較為明顯，文體格式也有嚴格要求和明確限制。

從作品風格看，詔令文書和奏疏議表屬于應制性文體，多數應為漢族士人代筆之作，但受北魏皇室知識水平和接受能力制約，前期的這些作品大多就事論事、質樸無華，極少帶有情感夸飾和文學修辭，如道武帝拓跋珪天興三年（400）所下《天命詔》：

自非繼圣載德，天人合會，帝王之業，夫豈虛應。歷觀古今，不義而求非望者，徒喪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鋸之誅。有國有家者，誠能推廢興之有期，審天命之不易，察征應之潛授，杜競逐之邪言，絕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則幾于神智矣。如此，則可以保榮祿于天年，流余慶于后世。夫然，故禍悖無緣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厥來世，勖哉戒之，可不慎歟。[5](P3511)

目的在于闡明北魏受命于天，像這類文章本該寫的大氣磅礴、典雅隆重，但該詔書卻顯得直白、拙樸，無法達到“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于后世，列于典經”（《后漢書·袁張韓周列傳》）的寫作要求，自然也就難以顯現出皇家帝王氣象。明元帝拓跋嗣《敕有司勸課》：“前志有之，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凡庶民之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死無槨，不蠶者衣無帛，不績者喪無衰。教行三農，生殖九谷；教行園囿，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澤作材；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飭成器用；教行商賈，阜通貨賄；教行嬪婦，化治絲枲；教行臣妾，事勤力役?！盵5](P3512)盡管在行文上注意運用排比、對偶等四、六句式，但在語言的典麗、雅正上還較顯不足，尤其是逐句使用“凡庶民之不”“教行”領起，更使得文章顯得稚嫩、呆板。之后隨著鮮卑拓跋氏漢化程度的加深，帝王詔令文書的寫作也逐漸注重藝術手法和寫作技巧，如文成帝拓跋濬《遣使巡行州郡詔》：“入其境，農不墾殖，田畝多荒，則徭役不時，廢于力也；耆老飯蔬食，少壯無衣褐，則聚斂煩數，匱于財也；閭里空虛，民多流散，則綏導無方，疏于恩也；盜賊公行，劫奪不息，則威禁不設，失于刑也；眾謗并興，大小嗟怨，善人隱伏，佞邪當途，則為法混淆，昏于政也?！盵5](P3518)通篇以四字句為主，顯得文章較為典雅厚重，排比句式的運用更增加了文章的情感和氣勢，但語言還不夠華麗、溫潤，文學韻味就稍顯不足。

一般而言，皇室宗親的奏疏議表因是向皇帝進言的公文，或用于奏請，或用于議事，或用于陳情，理應寫的儒雅厚重、情真意切、文采斐然，如劉勰所言：“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盵6](P422)但受知識素養和文學水平的限制，北魏前期的14 篇奏疏議表中很少能夠達到如此藝術水準，多是直切主題、說理陳事，不太注重語言的雕琢和藝術手法的運用，情感性和文學色彩就顯得相對不足，如安定王拓跋休有《請依成式公除表》四篇，均是關于孝文帝元宏為其祖母文明太后馮氏服喪禮而作，分別摘錄如下：

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創法，亦務適時之宜。良以世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后，未之能行?！柑扈b，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奉終之禮。（《請依成式公除第一表》）[5](P3591)

臣等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虛置，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暗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即位之禮。于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之喪有缺。夫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貴隨時，義存百姓?！柑扈b，抑哀毀之至誠，思在予之深責，仰遵先志典冊之文，俯哀百辟元元之請。（《請依成式公除第二表》）[5](P3591)

臣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為務；經綸天下者，特以百姓為心。故萬機在躬，周康弗獲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菹码m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冒重陳，乞垂聽訪，以副億兆之望。（《請依成式公除第三表》）[5](P3592)

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庇心之至，不敢不陳。咸以為天下之至尊，莫尊于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于萬機。至尊故不得以常禮任己，至重亦弗獲以世典申情?！副菹滤即笮⒔K始之義，愍億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終制，以時即吉，一日萬機，則天下蒙恩，率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祔禫之禮。（《請依成式公除第四表》）[5](P3591)

四份表奏依據古代禮制反復勸說元宏在太后葬后即除去孝服，分析透徹、有理有據，可見對中原儒學禮俗的熟悉，但這種據理論事的文章，凸顯的依然是儒學的社會功用性，與真正意義上的文學作品仍有不小差距，尤其在情感的渲染和藝術表現手法上，幾乎讓人感覺不到作品本身所帶來的心靈觸動。

結語

北魏前期拓跋氏皇族的儒學接受與文學創作，是其在文化對立和融合中的重新選擇，帶有汲取與揚棄的行動自覺，既顯示出中原儒學的強大功用性和思想穿透力，也可看出北魏前期統治者對儒學的服膺和重視。盡管這一時期，北魏皇族所重視的主要是儒學在國家政權建立和推動社會改革方面的作用，但儒學在北方的復興以及在皇室教育中的推行，已深刻滲透到鮮卑拓跋氏的知識體系和文化素養中，使其呈現出漸趨明顯的文士化傾向，并進而影響到北魏前期皇室文學創作的思想內涵和文風趨尚。

在近百年的歷史進程中，北魏前期皇室文學的面貌并沒有發生多大改觀。從作品內容上來看，多為詔令冊表等實用文章或歌功頌德之作；從藝術上來看，淺切的語言和質樸的文風是這一時期文學的主要特征，文學的政教色彩濃郁，文學基本發揮了為政治服務的功能，符合北魏前期文學的整體風格和審美趨尚?？陀^而言，這一時期儒學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皇室成員文化知識的積累、思維方式的改變、審美水平的提升和文體創作的規范上，這為北魏后期孝文帝元宏全面實施漢化改革和推動北方文學復興做好了前期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