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手段維護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研究

摘要：面對錯誤思潮對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沖擊，法治是堅決同錯誤思潮作斗爭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全面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實施、司法實踐中涉意識形態案件的不斷出現、霸權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采取的所謂“法治”行為等決定了以法治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具有必要性，以法律手段維護意識形態安全也是各個國家的通行做法。另一方面，在理論上法律自身的意識形態屬性決定其具有保障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功能；在實踐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重要實踐探索、意識形態陣地建設和管理的法治化進程，決定了以法治手段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具有可能性。當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立法在一些領域已經取得了進展，但仍面臨諸多問題。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進程中，既要完善意識形態安全相關立法，也要形成滿足意識形態需求的司法政策、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案例。

關鍵詞：錯誤思潮；主流意識形態安全；法治；政治；文化

中圖分類號：D64?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4-3160（2024）01-0078-09

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意識形態安全是治理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盵1]近些年，一些錯誤社會思潮尤其是錯誤政治思潮在某些領域沉渣泛起，不斷沖擊主流意識形態，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這就迫切需要我們堅定維護意識形態安全。面對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明確指出，“要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加強思想引導和理論辨析，澄清對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2]。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既需要在客觀研判錯誤社會思潮的基礎上，加強對各類意識形態陣地的管理，分領域做好社會思潮的批判與引領工作[3]，還需要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手段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加強意識形態工作的法治建設，有序推進意識形態工作的依法管理，發揮法治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和“安全防火墻”的積極作用。

一、以法治手段維護主流意識形態安全何以必要

（一）全面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決定了意識形態工作法治化是必然趨勢

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托，要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就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從法治上為解決黨和國家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供制度化方案。全面依法治國包含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體現為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一體化建設，體現為各領域全過程的法治化，體現為增強全社會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意識，體現為提高各級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解決問題、推動發展的能力。意識形態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實現法治化也是必然趨勢。以法治化手段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具有最廣泛、最深厚的人民基礎，有利于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以法治化手段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是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的根本需求，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內容。以法治化手段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是黨運用法治方式領導和治理國家能力顯著提高的重要標志，是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進一步發揮的重要體現。

（二）國內實踐中涉及意識形態的案件不斷出現要求法律制度進行回應

近些年來，國內意識形態領域事件不斷發生，圍繞意識形態產生的訴訟案件屢見不鮮。在有些案件中，原告以行政訴訟的方式對意識形態管理工作提出了政府信息公開要求，其中關涉的意識形態問題不容回避。這給我們提出了一個現實問題：如何運用法治手段解決意識形態領域的司法問題？此外，很多意識形態領域執法工作，諸如意識形態的監測預警以及意識形態問題的發現、研判和處置等也需在法治思維和法治環境下完成。如果相關法律和制度依據上有缺失，相應實體法律和程序法律未做好充分準備，就無法直面和解決這一領域的相關問題。

（三）以法治手段反制霸權國家在意識形態領域采取的所謂“法治”行為

在國際層面，一些霸權國家以所謂“法治”手段對我國進行意識形態的攻擊、詆毀，我們除了采取政治、外交手段，還必須采取法治手段予以反制。美國在《2021年戰略競爭法》中明確要求美國國際媒體署應當采取以下行動：應擴大現有的、可促進新聞標準、調查性報道、網絡安全和數字分析的培訓項目和合作項目，以幫助揭露和反擊所謂的“共產黨的虛假敘事”。此外，這一法案清晰地表明，希望2022年至2026年的每一財年，美國都能投入3億美元，用于采取各種措施打擊“中國的全球影響力”。這一法案還明目張膽地提出，其中一部分資金將會投給“獨立媒體”和所謂的“第三方”民間團體，用于反華報道，散播關于中國“一帶一路”的“負面消息”……由此可知，國際范圍內意識形態的斗爭已經突破政治化、隱形化的傳統特點，逐步顯現出法治化、公開化的特征。所以，我們也必須以法治的武器進行反制、進行斗爭。

（四）以法律手段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是各個國家的通行做法

各個國家在其憲法中都明確規定了本國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并通過各種具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白杂?、平等、博愛”在1946年和1958年被寫進法國憲法中，現在已成為法國精神的代表。有學者指出，不僅僅是核心價值觀被憲法認可，歐洲近現代憲法還面臨著“泛政治化”困境[4]。美國憲法盡管被一些學者稱為“去政治化”的范例，但是對于資本主義制度、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等的維護仍然是其根本任務。憲法如此，具體部門法也是如此。在關于本土文化的保護與傳播方面，加拿大1991年頒布的《廣播法》規定，廣播電視機構播放加拿大本土內容必須達到一定配額比例，且機構應將至少三成營收用于制作加拿大本土內容；2023年加拿大議會通過的《在線流媒體法》則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規定在互聯網領域的實施要求[5]。在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者否定納粹歷史、美化納粹戰爭等言行方面，“比利時、荷蘭、瑞士、匈牙利、羅馬尼亞、西班牙等15個歐洲國家已經在現行法律中明文規定，反對任何否認和美化納粹歷史的行徑”[6]。涉及的法律制度包括德國憲法、1994年德國聯邦議會通過的《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法國1990年的《蓋索法》、奧地利1992年的《納粹禁令》、以色列2004年和2014年的立法動議和一系列法令、俄羅斯《衛國烈士紀念法》等相關立法、美國《尊重美國陣亡英雄法案》、大韓民國刑法等?！秶H刑事法院羅馬規約》和歐盟的《反種族主義和仇外框架決議》中也有對于“依據紐倫堡審判，對危害和平、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的行為處以刑事制裁”的相關規定[7]。由此可以看出，各個國家對于主流意識形態的維護無一不是借助于法律的手段得以實現。

二、以法治手段維護主流意識形態安全何以可能

有人認為，無法運用法治手段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因為意識形態屬于政治，不屬于法治范疇，而政治具有模糊性特點，因而很難統一、明確界定；而且輿論導向的隨機性與法的穩定性之間存在矛盾，這也導致無法采用法治化手段維護意識形態安全。之所以有這種認識，一方面是囿于傳統的政治意識形態思維，認為意識形態純粹就是政治；另一方面是將政治與法治的關系對立起來，認為有政治就沒有法治。本文認為，無論是從政治與法治關系的理論角度還是從我國意識形態法治化的實踐角度分析，都可以得出以法治手段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具有可能性的結論。

（一）法律自身的意識形態屬性決定其具有保障意識形態的功能

對于法律與意識形態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已有諸多論述。意識形態是社會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政治、法律、道德、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等，法律和政治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法律是政治權力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標尺，統治階級的權力需要法律規范，法律的運行需要政治保駕護航，二者不應當被割裂。沒有法律約束，政治會淪為人治；缺乏政治保障，法治建設難以為繼。其后，一些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與學者也相繼提出了一些觀點，如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意識形態領導權”理論中提出，任何國家，要想根除一定的習慣和看法，傳播另外的習慣和看法，那么，法律就是它賴以達到目的的工具[8]。休奇·柯林斯（Huge Collins）明確提出“法的意識形態功能”的概念，即“法律制度是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某些最重要協商”[9]85。關于政治和法治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和法的關系是政治和法治關系的集中反映。法治當中有政治，沒有脫離政治的法治?！盵10]“每一種法治形態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論，每一種法治模式當中都有一種政治邏輯，每一條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種政治立場?！盵11]可以從中看出，在主流意識形態中，政治與法治具有一致性。

法律不僅自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同時具有維護政治意識形態的功能[12]?！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屬性，明確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根本大法中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規定了“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13]。此外，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明確寫入憲法，這也是憲法堅持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明確宣示。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于2022年修訂時，明確規定了“反壟斷工作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維護意識形態安全在部門法中的重要體現。因此，可以說實現意識形態的法治化是與法律自身的屬性相一致的。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是意識形態工作法治化的重要實踐探索

核心價值觀具有鮮明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屬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內容的本質體現，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復雜觀念系統的核心，對整個復雜觀念系統具有吸引、凝聚、引領和穩定等重要功能[14]。法治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壓艙石”，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樹立鮮明的法律導向，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是維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意識形態工作法治化的集中表現。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用法律來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2016年年末，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要運用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向社會傳導正確價值取向，發揮法治的規范和保障作用，促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由“軟性要求”向“硬性規范”轉變。2018年5月，中共中央印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進一步明確了立法目標和立法進程。適應上述要求，我國法律進行了系統修訂，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條明確規定“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民法典條文中直接規定了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誠信等六個關鍵詞，民法典第185條還具體規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15]。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的實踐探索表明，將國家的價值目標、社會的價值取向、公民的價值準則以法律的形式呈現，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方式，也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法治與意識形態之間水乳交融的關系。

（三）意識形態陣地建設和管理制度也開啟了法治化進程

除上面提及的主流意識形態正面融入法治建設外，從約束性要求角度加強意識形態陣地的建設和管理也開啟了法治化進程，2019年中共中央印發的《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條例》就是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對意識形態陣地進行建設和管理的典型代表，標志著宣傳工作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建設邁上新的臺階。這里以網絡空間意識形態陣地建設法治化為例，2017年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印發的《互聯網群組信息服務管理規定》明確規定互聯網群組信息服務應當堅持正確導向，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積極健康的網絡文化，維護良好網絡生態。2019年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印發的《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中明確提出了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是以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根本，以網絡信息內容為主要治理對象，以建立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建設良好的網絡生態為目標，開展弘揚正能量、處置違法和不良信息等相關活動。2022年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互聯網用戶賬號信息管理規定》，明確要求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有關規定，制定和公開互聯網用戶賬號管理規則、平臺公約，與互聯網用戶簽訂服務協議，明確賬號信息注冊、使用和管理相關權利義務。此外，也有專家建議應制定出臺《意識形態陣地建設和管理規定》以全面規范意識形態工作?！吨泄仓醒腙P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在總結新時代文化建設的成就時，明確提出黨高度重視互聯網這個意識形態斗爭的主陣地、主戰場、最前沿，健全互聯網領導和管理體制，堅持依法管網治網，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

三、我國維護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立法和司法現狀及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在意識形態法治化進程中，我國已經初步完成了法律制度框架的建構

意識形態法治化的法律制度框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國家根本大法層面?！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本內容，體現在序言和正文中。如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

二是在基本法律制度層面。我國在民法、刑法、行政法、經濟法以及程序法等基本法律層面完成了基本制度的建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被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明確規定了危害國家安全、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以及相應的刑事責任。

三是在具體法律制度層面。很多單行法律對于主流意識形態的保護都有相關規定?！吨腥A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明確規定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譽、榮譽的行為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行政、刑事責任?！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對于包括意識形態安全在內的國家安全作出了較為全面的規定。針對公務員等特殊群體的專門立法也有相關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規定，對于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散布有損國家聲譽的言論的，給予行政處分。

四是在黨內法規層面。黨內法規以規范和約束黨員群體的形式，將黨建工作與意識形態法治化結合起來?！蛾P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規定：“全黨必須堅決捍衛黨的基本路線，對否定黨的領導、否定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否定改革開放的言行，對歪曲、丑化、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言行，對歪曲、丑化、否定黨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人民軍隊歷史的言行，對歪曲、丑化、否定黨的領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對一切違背、歪曲、否定黨的基本路線的言行，必須旗幟鮮明反對和抵制?！盵16]黨員不準散布違背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言論，不準公開發表違背黨中央決定的言論……不準制造、傳播政治謠言及丑化黨和國家形象的言論?！吨袊伯a黨紀律處分條例》明確規定，對于“公開發表違背四項基本原則，違背、歪曲黨的改革開放決策，或者其他有嚴重政治問題的演說、宣言、聲明等的”黨員，根據情節給予相應的黨紀處分?！吨袊伯a黨問責條例》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將意識形態工作列入問責、監督范圍，構成了我國意識形態管理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吨袊伯a黨黨內監督條例》規定，對黨組織主要負責人和關鍵崗位領導干部，重點監督其政治立場、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情況；《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規定，巡視組對巡視對象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不到位等問題進行巡視。上述制度表明，我國的意識形態法治化、制度化建設已經取得一定進展。

（二）我國現有相關法律制度還遠遠不能滿足維護意識形態安全的需求

意識形態工作法治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中共中央印發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明確提出，力爭經過5到10年時間，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面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這表明，意識形態工作法治化遠未完成，突出問題是現有法律制度仍存在供給不足，在一些領域甚至還存在理論盲區。

一是“立”與“破”的制度規范相對不足。意識形態的法治建設要堅持“立”與“破”并行，這里的“立”就是確立標準、確定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應堅持的底線；“破”就是對危害意識形態安全行為的處理?！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相關法律僅從正面規定應該如何做，對諸多危害意識形態安全行為的性質界定、審查、懲罰等還缺乏相應的法律規范，對我國意識形態管理的底線要求尚無明確界定。

二是針對各類群體所制定的具體法律規制還相對不足。能否通過意識形態工作凝心聚力統一思想，這是關系人心聚散、政權安危的頭等大事，關系每一位公民的價值取向。根植于全民心中的法治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基本內容和重要基礎。這些都是意識形態法治化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當前，黨內法規針對黨員背離主流意識形態的行為已經制定一些規范，但國家法律針對各類群體所采取的有效規制不足，這也是未來一個時期意識形態工作法治化的重要議題。

三是對意識形態領域違法行為適用何種法律責任形式的研究不足。針對某些違反意識形態的言行，該采用何種法律責任形式加以處理，目前對此研究還較少。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現有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相關規定是否可以有效處理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是否需要引入其他責任形式來彌補上述幾種法律責任形式的不足？這些問題在理論層面都亟待進一步研究。

四是在程序法方面存在不足。例如，對2015年“作業本”抹黑邱少云事件的處理主要通過親屬狀告名譽權受損得以維權。實際上，英雄人物的形象不單是個人名譽權和榮譽權問題，還是社會公共利益和價值認同的問題，這一理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中得到了認可。該法明確規定：“對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人，英雄烈士近親屬不提起民事訴訟的，檢察機關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訴訟，要求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边@是一個重要的制度進步。但是，除檢察機關外，社會公眾是否可以提起公益訴訟，除公益訴訟，是否還有其他有效維權途徑，這些問題也值得研究。再如，針對背離主流意識形態的行為，涉訴案件如何進入訴訟程序，非涉訴案件采用何種程序處理，國家公權力機關與用人單位等該如何協調意識形態責任分工，這些問題也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五是司法實踐中意識形態安全保護還面臨著一些問題。比如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司法案例方面，裁判文書還面臨著因說理與適用法律之間有效銜接不夠而產生的兩張皮現象，說理的力度和效果不足，意識形態針對性不強。法律與道德的邊界還沒有完全厘清，以司法指導性案例彌補立法不足的成效尚未顯現。這些都需要通過加強后續的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來加以完善。

四、完善維護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法治路徑

維護主流意識形態的安全，必須在現有粗線條法律制度基礎上實現立法、司法的精細化。

（一）完善意識形態安全相關立法

以法治手段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政治性意識形態安全和文化性意識形態安全[17]，內容涵蓋了政權安全、文化建設、價值觀建設、網絡輿論、個人榮譽名譽等方面的實體法律規定和程序法律規定，所以，進一步完善具體相關制度極為必要。與此同時，需要重點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一是處理好專門立法和全面立法之間的關系，加強重點領域的立法研究。其中，關于專門立法，目前意識形態安全的立法主要針對中共黨員這一群體，針對普通群眾的尚未形成專門立法。有學者建議制定“愛國法”作為專門立法和統領性立法[18]。在國家法律制度與黨內法規并行的體系之下，這不失為一個實現二者有效連接的制度安排，是統籌意識形態領域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有效做法。在這一統領性立法之下，進一步加強意識形態宣傳教育、革命歷史和紅色遺產保護、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和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保護、遏制意識形態攻擊滲透[19]等領域的法律制度建設；進一步加強刑事責任、民事責任、行政責任、政治責任之間邊界的研究，將涉及意識形態安全的政治責任適時引入法律責任之中；進一步完善程序法，加強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制度之間相關程序有效銜接的研究，進一步厘清涉訴案件與非訴案件的邊界劃分。

二是處理好主流意識形態安全和言論自由之間的關系。這一問題不僅包括國內法治，還包括涉外法治。處理這一關系時最重要的是做好平衡，防止出現兩個極端：一是以言論自由為名而罔顧意識形態安全，最終使得言論自由權成為意識形態安全的法外之地和最大借口；二是以意識形態安全為由限制言論自由權，最終使得憲法所保護的權利被踐踏或破壞，使得意識形態安全成為言論自由的桎梏。在處理二者關系的時候，必須認清西方所主張的“網絡自由”，以“言論自由”之名，大肆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抹黑黨和政府，散布悲觀論調，鼓吹消極情緒，攪亂網絡輿論場，帶偏思想和價值觀[20]。西方所主張的“網絡自由”實質是侵犯他國網絡主權的網絡霸權主義，對于我國意識形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二）形成適應意識形態需求的司法政策、司法解釋和指導性案例

根據現代法律詮釋學的研究，意識形態是法律實踐特別是司法活動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9]86。司法政策的制定、司法解釋的出臺以及指導性案例的發布無一不承擔著某種意識形態的使命和任務，因此說，在法律的詮釋中“不可避免地要引入意識形態的因素”[21]。這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司法實踐為例進行分析。在以司法手段維護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過程中，既需要破——建立威脅意識形態安全的負面法律清單，也需要立——建立維護主流意識形態安全的正面法律清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確立為維護意識形態安全提供了價值指引和重要遵循，如何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開展司法工作是今后一個時期的重點工作。

為了切實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司法活動，需要加強幾個層面的研究。一是研究如何遵循法律精神和法治原則，實施適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的司法政策，增強適用法律法規的及時性、針對性、有效性，為懲治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嚴重失德敗德行為提供具體、明確的司法支持，這也是意識形態工作法治化的重要內容。二是研究如何準確把握法律精神和法治原則，適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實踐要求，發揮司法解釋功能，正確解釋法律。三是研究如何完善案例指導制度，適時選擇對司法辦案有普遍指導意義及對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示范作用的案例作為指導性案例發布[22]，這些也屬于意識形態法治化的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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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葉紅

收稿日期：2023-06-08

基金項目：陜西省社科基金項目“治理現代化視角下陜西數字政府建設研究”（項目編號：2022E027）；陜西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的陜西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023-CX-RKX-053）

作者簡介：楊云霞，女，山西稷山人，西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