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大者”：演進歷程、學術建構與話語邏輯

魏崇輝 馬磊

摘要：黨和國家重要文獻中的“國之大者”逐步形成了“一概念一話語”的出場形式，即“國之大者”這一標識性概念和“國之大者”及其他概念組合衍生而成的話語。作為標識性政治概念，“國之大者”經歷提出、形塑與發展的演進歷程，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科學內涵和話語體系。在學術建構中，“國之大者”被闡發與解讀為黨和國家所關心的“大事”“大計”“大略”“大思”的根本問題以及“經邦”“緯國”“濟世”的價值追求。中國政治話語中的“國之大者”具有相對穩定的概念內核，呈現出三種類型的表達方式與三個層次的使用形式。守正創新是“國之大者”話語生產的內在機制。理解“國之大者”是把握黨中央與黨的領導干部、黨中央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關系的密鑰。

關鍵詞：“國之大者”；政治話語；中國共產黨；守正創新

中圖分類號：D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160（2024）01-0017-12

概念是構建知識大廈的基石，厘清基本概念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皣笳摺笔橇暯娇倳涀?020年4月以來常用的概念之一?！皣笳摺本哂袕娏业囊庾R形態特點，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一方面，由于經常性出現于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中，“國之大者”被蒙上了一層濃厚的政治色彩；另一方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部署的過程中，“國之大者”語義用法逐漸多樣，其概念的外延又被擴大了。概言之，“國之大者”在新時代的使用處于“一概念一話語”的狀態，即“國之大者”這一標識性概念和“國之大者”與其他概念組合衍生而成的話語。

但從既有研究來看，學界普遍將這一概念考察置于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述的整體性研究中，對于其在政治生活中使用的變動性和面向不同群體在使用這一概念時表現出的異質性較少關注。為了更好“提煉標識性概念”[1]，需要注意“國之大者”概念和“國之大者”話語在新時代的特殊性這一課題。

一、提出與展開：“國之大者”的演進歷程

“國之大者”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黨和國家提出的一個全新的政治概念，它的明確提出是由習近平總書記完成的。

（一）“國之大者”的提出（2020年4月至2021年6月）

習近平總書記對“國之大者”概念的較早使用在語義上是“國之大事”，多指與長遠發展相關的國家事務，先從生態文明建設工作談起，而后拓展至經濟建設領域。2020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陜西考察時發表了講話，談到秦嶺違建別墅的教訓，指出“對國之大者要心中有數，關注黨中央在關心什么、強調什么”[2]，決不能重蹈覆轍。2020年５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經濟界委員時，就如何推動我國經濟乘風破浪，使其在危機中行穩致遠做出了全面的分析和系統的籌劃，強調“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對國之大者要心中有數”[3]?？梢?，“對國之大者要心中有數”是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體領域工作部署帶來的討論。

隨后，“國之大者”概念運用到政治建設領域，聚焦于黨員干部培養和黨的政治建設。2020年10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對年輕干部的成長和發展提出明確具體的要求，指出年輕干部要提高科學決策的能力，尤其“一定要對國之大者心中有數，多打大算盤、算大賬，少打小算盤、算小賬”[4]。同年12月24日至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就不斷提高黨員的政治能力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更應該不斷提高政治領悟力，對‘國之大者了然于胸”[5]，“多打大算盤、算大賬”“提高政治領悟力”。在這一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將“國之大者”概念引入社會發展領域。同年12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強調，糧食安全“此乃國之大者！”[6]。

2021年，“國之大者”進一步運用到文化建設和社會發展等領域。2021年4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清華大學考察時強調，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流大學”，要立足兩個大局，“心懷‘國之大者”[7]，直接將“國之大者”的概念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相關聯。2021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西考察時指出，“讓人民生活幸福是‘國之大者”，必須“全面推進鄉村振興”[8]?！白屓嗣裆钚腋Ｊ恰畤笳摺钡恼摂嗾竭M入大眾視野。

由此可見，從“國之大者”2020年4月首次提出至2021年6月這一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已將“國之大者”概念運用到生態文明、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領域，直接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相聯系。

（二）“國之大者”的形塑（2021年7月至黨的二十大之前）

“國之大者”在政治場合的出現往往統攝其他概念，形成諸多的衍生形式，它自身的含義也得以明確和拓展，逐漸形成一套復雜的話語體系。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推進，黨和國家各項工作部署更加注重“國之大者”話語的使用。

2021年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斷完善黨的領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牢記‘國之大者”。[9]“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牢記‘國之大者”的政治話語迅速發展。

在這一時期，“國之大者”政治話語建構主要圍繞黨的全面領導，多與黨的政治建設、黨員黨性修養的提升有關。2021年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西藏考察時指出，“要在錘煉黨性上力行”“胸懷‘國之大者”[10]。8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提到，“牢記‘國之大者，認真履行主體責任，把黨的領導貫穿民族工作全過程”[11]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政治保證。9月27日的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做好人才工作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廣大人才要“心懷‘國之大者，為國分憂、為國解難、為國盡責”[12]。2021年11月11日，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中央要求黨的領導干部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胸懷‘國之大者，對黨忠誠、聽黨指揮、為黨盡責”[13]，將“國之大者”政治話語作為一項對黨的領導干部的政治要求寫入《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傊?，從“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胸懷‘國之大者”到“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牢記‘國之大者”的話語流變，展現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自我發展、自我完善的目標指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國之大者”的概念范圍在不斷拓展。除延續民族工作、人才工作領域的內涵呈現，2022年3月1日，“國之大者”的概念還被運用到中青年干部培養工作中；2022年4月8日，“國之大者”的概念應用于冬殘奧會舉辦中；2022年5月10日，“國之大者”的論域拓展至共青團建設中。

由此可見，習近平總書記靈活運用“國之大者”概念表達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戰略主張、政治立場，并擴充和發展“國之大者”概念的時代內涵以動員和凝聚全體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對‘國之大者領悟到位，確保執行不偏向、不變通、不走樣”[14]，從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跑好屬于我們這代人的這一棒”[15]。

（三）“國之大者”的進一步發展（黨的二十大以來）

黨的二十大召開，標志著黨和國家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2022年10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屆一中全會上對中央委員會的同志提出的首要要求就是牢記“國之大者”，“時刻把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事關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放在心上”[16]。此后，“國之大者”政治話語成為論述“為實現黨的二十大確定的目標任務而團結奮斗”的高頻詞。

自黨的二十屆一中全會，習近平總書記圍繞黨的二十大確定的中心任務論及“國之大者”后，“國之大者”政治話語的體系化色彩更加凸顯。10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進行第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牢記‘國之大者，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17]，改變了先前使用“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牢記‘國之大者”的表述。將牢記“國之大者”和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話語表達順序做出調整，表明牢記“國之大者”的重要性進一步提升。更重要的是，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講話，首次將“兩個確立”與“國之大者”并列起來，初步形成了由“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和“兩個確立”等重要概念組成的“國之大者”概念圖譜，并且指出“以昂揚的精神狀態、務實的工作作風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17]，在政治話語層面發展和總結了“國之大者”概念的多義內涵和語義特征。

隨著黨的二十大精神學習實踐的發展演進，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被納入“國之大者”這一概念圖譜之中。2022年1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民主生活會上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開創性事業，要求政治局的同志“牢記‘國之大者，善謀國之大計、黨之大計，造福人民、贏得民心”[18]，使得“國之大者”概念的指向性進一步凸顯。2023年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進一步深化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和理解。會議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式現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深刻闡述，對于全黨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牢記“國之大者”，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9]。由此可以看到，中國式現代化對于理解和描繪“國之大者”概念的基本輪廓和主題內容意義重大。

對于什么是“國之大者”，習近平總書記通過闡述“國之大者”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占據重要的地位進一步加以明確。2023年3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關于堅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強黨性鍛煉的一系列要求中，“胸懷‘國之大者”[20]占據一席之地。4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教育引導廣大黨員、干部胸懷‘國之大者……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21]。習近平總書記這兩次關于“國之大者”的重要論述，其出現場合的會議主題均同“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有關，“國之大者”概念所指進一步明確。

“國之大者”的概念同時適用于生態安全、能源保障和安全、糧食安全、海關工作、辦公廳工作、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處理好的戰略與策略的關系、工會工作、金融工作、中央經濟工作等場合?？梢钥闯?，習近平總書記以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目標任務為基礎，以豐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理據，逐漸發展“國之大者”概念的科學內涵和話語體系。

二、闡發與解讀：“國之大者”的學術建構

對“國之大者”概念的不同理解，反映出人們對政治話語認知的差異。從歷史來看，“國之大者”相關概念在中華民族的演進歷程較長，指代較為明確，在一定程度上為新時代“國之大者”概念奠定了語義基礎，并對學術意義上的概念建構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邏輯起點：緊緊圍繞“國之大事”

從詞源上看，“國之大者”一詞有多重意蘊，有戰略追求、政治要求、價值訴求之意，既是一種目標，又是一種狀態。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中，“國之大者”概念的原初語義是“國中之大”，這一表述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時期的老子。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到，“國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盵22]這里所提的“國中有四大”這一表述，其意思強調國家的根基?！盾髯印ね醢浴芬晃闹刑岬?，“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后錯之，錯險則?！盵23]。這里所提到的“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其意思是“治國是極為重大的事”[24]，成為“國之大者”的傳統文化淵源。

“國之大者”的概念從話語表達上來看與“國之大事”更為接近?！蹲髠鳌こ晒辍酚涊d劉康公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25]，表明祭祀與戰爭都是國家的重大事務，這為“國之大者”概念形成奠定了傳統語義基礎。隨后，《孫子兵法·計》也提到“兵者，國之大事”[26]，再次強調了戰爭的重要性。由此可見，國之大事在內涵所指上，更強調與國家發展和利益相關的具體事宜。

從表達上看，“國之大事”與“國之大者”在表面上并無明顯差異。但在語義上，“國之大者”承繼對“國之大事”的基本理解，突出中國在“抽象”之事和“具體”之事之間的平衡。與“國之大事”相比，“國之大者”更加關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領域，更加聚焦與國家長遠發展和廣泛利益相關的理論、實踐以及思想上的大事。因此，與“國之大事”這一傳統表述相比，“國之大者”的話語表述有著它特定的符號意義。

（二）概念內涵：理論界的系統提煉

從詞義上看，在黨和國家的文獻中，“國之大者”概念的出場次數特別多，學界對于其基本內涵的把握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別。

一是“國之大事”論。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實現了對“國之大者”的本質和關系的概括，他們普遍認為“國之大者”是影響國家的大事要事。如韓振峰、唐任伍概括地指出，“國之大者”指的是“國家或影響國家的最大事情或最重要問題”[27]，是“黨和政府關注的最核心、最關鍵、最迫切的問題”[28]。另有學者在持有相同觀點的基礎上，將“國之大者”細化到具體哪些類別的國家大事要事上。如何星亮認為“國之大者”是“事關實現中國夢的大事”[29]。

二是“國之大計”論。持這一論斷的學者立足當下，將目光投向未來，認為“國之大者”是關乎黨和國家長遠發展的事業與規劃。如金偉、劉海軍認為，“國之大者”是“事關國家穩定發展”“事關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30]的根本大計與根本大綱。喬兆紅進一步將“國之大者”的概念拓展為“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途命運”“事關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31]的國之大業、國之大計與國之大綱。

三是“國之大略”論。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致力于從黨和國家治國理政的具體實踐中尋找把握“國之大者”基本內涵的思路、方式和基本原則。他們認為“國之大者”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根本性戰略問題。如陶文昭認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大政方針和戰略部署，提出的思想主張、確立的重大戰略、推進的重大工作，就是‘國之大者”[32]?！度嗣裾搲贰疤貏e策劃”組認為，“國之大者”是事關全局的“大使命、大方向、大格局、大利益、大戰略”[33]。董振華則將這一觀點具體化為“大政方針和戰略部署”[34]兩個層面。

四是“國之大思”論。這一類判斷體現了“國之大者”的價值導向與取向。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國之大者”是黨和國家關于某些關鍵性問題的回答。如趙可金指出“國之大者”的“核心是關于國政、國策、國運、國事等大政方針的戰略性思考?！盵35]與之相近，王京清認為“國之大者”是關于中國共產黨人“‘是誰‘為了誰‘依靠誰‘維護誰”[36]問題的回答。

由此可見，目前學界對“國之大者”這一概念的研究均圍繞習近平總書記的論述展開，闡釋的重點圍繞“國之大者”的“國”和“大”來展開。第一，“國之大者”的“國”主要指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前者主要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后者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國家①。第二，“國之大者”的“大”，在此為形容詞，主要表征范圍廣、程度深、時間長、意義重的對象?！按笳摺笔桥c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關的目標、任務、計劃、部署，指的是重要性強的“大事”、時間線長的“大計”、空間面廣的“大略”與覆蓋者眾的“大思”。

在關于“國之大者”具體內涵研究之后，對“國之大者”概念做一個分析性概覽，有利于從概念層面理解胸懷“國之大者”的訴求?！皣笳摺钡靡猿珜У臅r代還在延續，對“國之大者”的探討，同黨和國家的理論和實踐等各種思考緊密相關。

（三）價值追求：“經邦”“緯國”“濟世”

理論界對“國之大者”的各種探討，不僅僅是對政治話語認知的長期積累，也反映出人們對美好生活狀態的假定。

黨和國家在論述“國之大者”時會特別強調“國之大者”的意識形態屬性，如在論述治藏方略時，要求“要在錘煉黨性上力行”[10]；在論述中央民族工作時，要求“加強和完善黨的全面領導”[11]；在論述人才工作時，要求“做好人才工作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12]等等。同時，黨和國家在建構和豐富“國之大者”內涵時，主要面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包括“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各個基本方面。此外通過上文對“國之大者”歷史演變的考察，可以看出，在新時代的政治話語中，“國之大者”具有比較寬泛的外延，還包括一些與時代主題相關的議題，不僅涉及需長期堅持的工作路線，如糧食安全、生態文明，也涉及階段性的工作任務，如籌辦舉辦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迎接黨的二十大等。

2021年3月1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對此進行了鞭辟入里的闡釋：“‘國之大者就是責之重者?！盵37]概言之，“國之大者”一面指向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使命責任，一面指向對擔當這一責任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要求，完美契合了“國之大者”面向不同論域、不同對象、不同階段的政治話語表達。

“國之大者”作為新時代的標識性概念，聚焦于“經邦”“緯國”“濟世”三重意蘊之中。首先，“經邦”指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大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地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13]等重大時代課題，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帶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黨的二十大報告為黨和國家定下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是全黨尤其是黨的領導干部必須牢牢把握的“國之大者”。

其次，“緯國”指向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大略?！爸袊浆F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盵19]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全新的、具有創造性的命題。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個關于如何治理有別于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中國多年來推進現代化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已經證明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國取得的重大成果，“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拓展和深化”[19]，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緊緊關注的“國之大者”。

最后，“濟世”指向為人民謀幸福的大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黨的初心使命做出新時代的深刻闡釋，闡明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問題，使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目標不再局限于物質維度，而是囊括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領域的全面的、整體的、系統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時，中國共產黨堅持胸懷天下，放眼世界，不但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還要為世界人民謀大同。為人民謀幸福是“國之大者”的基本價值。

三、提升與凝練：中國政治話語中的“國之大者”

總的來說，“國之大者”概念在理論研究和政治建構中融合存在。在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提煉中國特色標識性概念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在學理層面進一步明確“國之大者”概念的特性與適用領域，厘清中國政治話語中“國之大者”的獨特內涵。

（一）類型分殊：“國之大者”的話語構成

在黨和國家文獻中，作為政治話語的“國之大者”概念往往與其他概念相結合，成為具有獨特用法的概念，進而形成了廣袤多樣的關于“國之大者”的話語。

截至目前，“國之大者”出場方式主要有：牢記“國之大者”、心懷“國之大者”、胸懷“國之大者”、對“國之大者”要心中有數、對“國之大者”了然于胸、對“國之大者”領悟到位、把籌辦舉辦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作為“國之大者”、保護好青海生態環境，是“國之大者”、此乃“國之大者”、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糧食安全這一“國之大者”、讓人民生活幸福是“國之大者”、把握“國之大者”、緊扣“國之大者”、聚焦“國之大者”“國之大者”就是責之重者。等等。

其中對“國之大者”了然于胸、對“國之大者”領悟到位、對國之大者要心中有數、牢記“國之大者”、心懷“國之大者”、胸懷“國之大者”的構詞方式出現的頻次較多，且集中出現于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當中。其他的用法如：把握“國之大者”、緊扣“國之大者”、聚焦“國之大者”“國之大者”就是責之重者等用法，多用于黨和國家重要會議的部署文件中。綜合考察“國之大者”概念出場與話語表達的形式，我們可以發現它們呈現出類型學特征。

首先，從構詞方式來看，“國之大者”概念的出場大致可分為3個類型。第一種是“對‘國之大者+X”的用法。主要出現在貫徹黨中央精神和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語境當中，意指某種特定的狀態，“國之大者”作為一個目標，是相關群體對表對標、校準偏差的參照物，如對“國之大者”了然于胸、對“國之大者”領悟到位、對“國之大者”心中有數。

第二種是“X+是‘國之大者”的用法。類似于“通常所說的‘屬加種差定義法”[38]，其表達的意思是“X具有某種特殊屬性的‘國之大者”，指出了“國之大者”包含的具體內容。這種用法常常出現于一個短句當中，如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讓人民生活幸福是“國之大者”等。

第三種是“動詞+‘國之大者”。相對于前兩種陳述句的用法，這種類型是祈使句的用法，指必須做到對“國之大者”的某種要求。如牢記“國之大者”、心懷“國之大者”、胸懷“國之大者”、把握“國之大者”等。此類表達出現在黨和國家對全體黨員所提出的政治要求中，常常與“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和“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的話語分開或一起連用。

就此而言，作為關鍵術語的“國之大者”，從詞性來看是一個名詞，有相對穩定的概念框架，又包含豐富的具體內容。也就是說，作為標識性概念，盡管“國之大者”在黨和國家文獻中出現的樣態各異，但其內核是相對穩定的。這三種構詞方式上的差異，構成了關于“國之大者”的話語，也構成了中國共產黨把握“國之大者”的總體戰略，即把“國之大者”既作為目標和任務，又作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39]的路徑。

（二）邏輯融貫：“國之大者”的使用層次

在政治實踐中“國之大者”應用廣泛。從“國之大者”話語使用的邏輯層次看，可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

在宏觀層次上，與“兩個大局”“中國式現代化”“黨的二十大”等概念共同出現，如“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牢牢把握‘國之大者”[40]，“善于研判國內國際發展大勢大局，牢記‘國之大者”[18]，“我們黨將召開二十大，要……對‘國之大者領悟到位”[41]，“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對于全黨正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牢記‘國之大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19]等。這一層次概念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堅持胸懷天下的原則，強調“國之大者”的國際視野和未來方向。

在中觀層次上，“國之大者”話語在生態文明、經濟建設、糧食安全、高等教育、鄉村振興、民族工作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具體內容中出現。如“讓人民生活幸福是‘國之大者，要……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8]，“保護好青海生態環境，是‘國之大者”[42]，“牢記‘國之大者，……形成……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格局”[11]等。這一層次概念聚焦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決策和部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敘事中指向經驗與成就的融合。

在微觀層次上，一般和具有特殊意義的政治話語連用，如心懷“國之大者”與“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連用；牢記“國之大者”與“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和“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連用等。這一層次概念聚焦黨中央對全體黨員、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政治要求。

歷史地看，“國之大者”最初在中觀層次用得多，后來擴展到微觀層次且大量出現，然后又從中觀和微觀層次建構至宏觀層次，再次擴展到各個領域。從邏輯上看，層次越微觀，涉及的目標指向越具體；層次越宏觀，涵蓋的內容越抽象。從領域上看，“國之大者”最初用于生態文明領域，隨后不斷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不斷拓展，呈現內涵生長的累積性特征。顯然，“國之大者”經過歷史流變，衍生了一系列以“國之大者”為主體的相關政治話語。首先，“國之大者”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使用，形成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發展的具體論域；其次，與“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兩個確立”等相關話語連用，不斷增添話語的新議題和新表述；最后，和“中國式現代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關聯，明確“國之大者”的未來方向，使其逐漸走向成熟、規范。

（三）守正創新：“國之大者”的建構特征

根據上文對“國之大者”概念及話語流變的考察和理論界對“國之大者”的基礎研究，可以厘清新時代政治話語中“國之大者”的建構特征，即守正創新是“國之大者”話語生產的一種內在機制。涉及“對‘國之大者+X”“X+是‘國之大者”“動詞+‘國之大者”三種用法的“國之大者”話語，在基本論域、主體范圍、政治表達等方面的變化是在承繼的基礎上實現漸進式拓展的。

一方面，就多樣化的政治表達而言，它并非黨和國家一蹴即至抽象而成的、固定的構詞方式，而是在對“國之大者”原初概念守正基礎上不斷創新的過程。從“對國之大者心中有數”到“讓人民生活幸福是‘國之大者”，從“牢記‘國之大者”到“胸懷‘國之大者”，從對黨的領導干部要求的胸懷“國之大者”到對所有共產黨員要求的牢記“國之大者”，黨和國家對“國之大者”的認識是一步步深化的。概言之，黨和國家對“國之大者”概念和話語的建構雖然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以及面向不同群體時的主要關注點略有不同，但總體來說，每一階段的拓展、細化和深化均是建立在上一階段認識的基礎之上。比如，2020年4月到2021年7月的“國之大者”明確突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具體工作，指向主體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慶祝建黨100周年大會召開之后，“國之大者”在進一步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具體工作范圍的同時，更多突出抽象的國之大事、國之重責，指向主體是覆蓋全體黨員。在此基礎上，“國之大者”話語的總方向進一步明確為黨的政治建設。如果說“國之大者”主要指向的是“黨中央在關心什么、強調什么”[2]，那么，“國之大者”話語就是同時處理如何理解、認知、把握、踐行“黨中央在關心什么、強調什么”的問題。

另一方面，“國之大者”話語的重點是厘定黨中央與黨的領導干部、黨中央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關系，體現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守正創新的政治品格。在黨和政府的文獻中，“國之大者”話語與黨的政治能力是具有密切聯系的兩個概念。二者被放在一起表述，往往在順序上略有差異。如“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胸懷‘國之大者”或“牢記‘國之大者，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事實上，胸懷“國之大者”、牢記“國之大者”的過程就是一個守“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之正，創“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之新的過程。黨中央與黨的領導干部的關系是貫穿始終的、最核心的關系，指向黨中央的決定何以貫徹與執行。

四、結語

綜上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國之大者”話語實質是要解決中國共產黨人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的根本性問題。首先，“國之大者”概念的形成及話語建構與新時代以來我國政治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總體性特征密切相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走的是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徑，因此，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是必然的。2020年4月，秦嶺違建別墅事件成為“國之大者”提出的催化劑， 這為“國之大者”概念演變和拓展奠定了基礎。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宣告小康社會全面建成，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完成，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奮進，“我們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不斷完善黨的領導”[9]，而新時代以來黨的政治建設要求為“國之大者”話語建構夯實了概念基礎，使得“國之大者”話語體系建構成為可能。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之后，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黨和國家的奮斗目標更加明確，黨的政治建設要求進一步提升，這使得“國之大者”的方向得以進一步延伸，承接主體得以進一步拓展，政治功能得以進一步凸顯。

其次，黨和國家對“國之大者”的建構是隨著新時代以來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而不斷深化的。與之相適應的學術闡發也經歷了從具體到抽象、從平面到立體、從單一到多維的演變。對“國之大者”學術闡發不斷拓展、豐富的過程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對“標識性概念”不斷打造使之更加成熟、定型的過程，也是我國學術領域對政治領域發展不斷解讀的過程。從政治表達和學術闡發的角度對 “國之大者”進行考察，不僅能夠厘清“國之大者”之“一概念一話語”的獨特內涵，能夠把握“國之大者”荷載的一系列戰略思維、政治要求與價值判斷，更能夠深刻領略“中國之治”的基本邏輯，即黨和國家以守正創新的方式把握新時代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系。只有準確理解新時代政治話語中“國之大者”的深刻內涵，才能充分發揮其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未來對“國之大者”的研究，一方面要避免“國之大者”的泛化，使其被虛化為一個空洞的口號，進而弱化其本身的戰略意義和學術價值。另一方面，應當依據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延展適當擴大 “國之大者”概念的外延，即不僅要求全體黨員牢記“國之大者”，其他各領域、各部門也需要胸懷“國之大者”，共同投身于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洋流中。

①燕繼榮、王江成認為，中國共產黨開辟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領導人民構建了現代“新國家”的框架。參見：燕繼榮，王江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國家建構邏輯[J].政治學研究，2022（3）：3-13，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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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葉民英

收稿日期：2023-09-21

基金項目：教育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專項課題（A類）重點項目（尼山世界儒學中心/中國孔子基金會課題基金項目）“‘中國精神的歷史淵源及其新時代新形態研究”（項目編號：23JDTCA058）

作者簡介：魏崇輝，男，江蘇徐州人，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與當代社會思潮；馬磊，男，天津人，上海交通大學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黨委書記、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