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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中的小農戶參與樣態及其富民效應

2024-02-26 20:21趙祖遠周佩萱
湖湘論壇 2024年1期
關鍵詞:小農戶

趙祖遠 周佩萱

摘要:農產品區域品牌建設是邁向鄉村振興,同步實現農業產業興旺與農民生活富裕的重要舉措,農產品區域品牌富民效應的發揮與小農戶的參與方式密切相關。根據小農戶在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的投入特征,將小農戶在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中的參與樣態區分為專業化參與、兼業化參與以及非經營性參與。調研發現,小農戶不同參與樣態下,農產品區域品牌對小農戶的直接經濟效益、帶動規模以及帶動的可持續性等均呈現較大差異。為了更好實現農產品區域品牌的富民惠農效應,應拓展小農戶參與機會、提升小農戶參與能力、保障小農戶參與利益,不斷提升小農戶在農產品區域品牌建設中的參與感、獲得感。

關鍵詞:農產品區域品牌;小農戶;參與樣態;產業富民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160(2024)01-0064-14

一、問題的提出

鄉村振興離不開產業振興,產業振興應以富民為目的。黨的二十大報告將“發展農村特色產業,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作為全面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舉措。2023年2月,《國家鄉村振興局關于落實黨中央國務院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部署的實施意見》提出,應“依托農業農村特色資源,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優勢主導產業,健全并落實好聯農帶農機制”。為更好發揮農業產業的聯農帶農作用,全國許多地方十分注重對農業特色產業進行提質升級,以農產品區域品牌建設為抓手,打造農業特色產業的2.0版。農產品區域品牌一般以“地區+品類”的形式來命名,如洛川蘋果、吐魯番葡萄等,是對區域特色農產品的進一步優質化、品牌化,具有公共性、非排他性等特征,為不同經營主體所共用。

關于農產品區域品牌的富民惠農效應,學界主要從三方面展開研究。第一,在生產端,小農戶能從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發展中獲益。作為一種農業產業,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為小農戶帶來的收益包括直接的農業經營收益、流轉土地帶來的資產性收益[1]以及通過提供就業崗位帶來的工資性收益[2]。第二,在消費市場端,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能帶來更高的市場價值。相較于普通農產品,農產品區域品牌所擁有的品牌價值是一種無形資產,有著更好的市場抗風險能力[3]、市場競爭力,能更好帶動小農戶實現收入的穩定增長[4]。同時,農產品區域品牌的品牌價值意味著農產品的更高品質,這更容易取得消費者的認可、提升消費者的支付意愿[5]、建立穩定的消費群體[6],從而有利于小農戶收入的提升;第三,在產業鏈端,農產品區域品牌能進一步拓展農業收益渠道、穩定發揮品牌效益。涉農企業、合作社、行業協會等主體的存在,能引領農業投資和農業產業融合,延長現代農業產業鏈、提升價值鏈和完善利益鏈[7],在推動三產融合中推動小農戶從相關細分的產業分工中獲益[8]。

綜上可以發現,既有研究認為隨著農業產業的進一步提質增效,農產品區域品牌能以多種形式為小農戶帶來更高、更穩定的經濟收入,這對農業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及其富民惠農效益的同步實現具有重要意義。但既有研究未能進一步區分不同小農戶在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中的參與樣態與受益水平。結合實踐調研發現,在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發展過程中,小農戶并不能必然地從中受益,小農戶在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中的參與樣態也是直接影響農產品區域品牌富民效應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參與樣態下,小農戶在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中的受益程度呈現較大差異。鑒于此,本文從實地調研的三個案例出發,考察小農戶在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過程中的參與樣態差異以及不同參與樣態下農產品區域品牌的富民效應。

二、分析框架

“大國小農”一直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小農戶在我國農業經營體系中依然占據重要地位。隨著農業產業的不斷發展,全國各地涌現出一大批以“一縣一品”“一鎮一品”“一村一品”為特征的農產品區域品牌,在其發展過程中,小農戶在土地、勞動力、資本等要素的投入上存在差異,這些要素投入的差異形塑著小農戶的參與樣態,也使得農產品區域品牌富民效應的發揮不盡相同。

(一)小農戶參與的三種樣態

結合實地調研,本文從小農戶在土地、勞動力、資本三大要素投入的角度出發,將小農戶在農產品區域品牌建設中的參與樣態劃分為專業化參與、兼業化參與和非經營性參與三種類型(表1)。

小農戶的專業化參與。從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的角度看,本文認為在農業產業化、品牌化的發展背景下,小農戶不僅能作為農業經營主體直接從事農業生產活動,并且小農戶在農業生產中的勞動力和資本投入更為密集,不僅能充分調配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參與農業生產活動,而且會積極地對農業生產與再生產進行投資,推動農業生產技術、經營方式革新。

小農戶的兼業化參與。與小農戶的專業化參與不同,在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發展過程中,兼業化的小農戶家庭雖然依然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但其勞動力的投入主要以老人、婦女等家庭次要勞動力為主,且對農業生產與再生產的生產資料投入相對較少,農業投入的動力不足,小農戶在從事農業經營的同時也在進行非農生產活動[9]。

小農戶的非經營性參與。所謂非經營性參與,是指小農戶不是作為農業經營主體參與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小農戶并無農業資本的投入,而是將土地流轉出去獲取土地租金以及以農業雇工的形式參與農產品區域品牌建設中。小農戶的這種非經營性參與是基于不同要素投入特征下的廣義性參與,構成農產品區域品牌產業鏈中的一環。

不同參與樣態下,小農戶在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過程中的獲益方式也不同。在專業化參與樣態下,小農戶的農業收益高于外出務工,經營農業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兼業化參與樣態下,小農戶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務工收入,務農為次要收入來源,雖然在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過程中依然作為農業經營主體,但是農業生產并未在其家庭決策中居于首要位置。非經營性參與樣態下的小農戶雖然依然生活在農村,但是因為土地被統一流轉給其他經營主體而無法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他們的參與樣態從參與農業經營轉變為參與農業雇工,其農業收益也從直接獲得農業經營收益轉變為通過流轉土地獲得資產性收益,以及從事農業雇工獲得工資性收益。

(二)理解產業富民效應的三個維度

關于農業產業的富民效應,已有學者對此進行了關注。有研究認為產業富民應具體區分為物質富裕與精神富裕兩個維度,[10]除了帶來農民收入的增長外,還包括產業發展的空間溢出效應,[11]不僅是產業發展問題,也是產業發展中的利益分配問題[12]以及農民能力的提升問題。[13]在吸納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認為產業富民的內涵屬性應包括產業發展帶來的直接經濟效益、產業效益的覆蓋范圍以及產業效益的可持續性等三方面,這三方面的富民效益又可以具體區分為高、中、低三種程度。

在小農戶的不同參與樣態下,農產品區域品牌的富民效應能不同程度地發揮作用。本文先結合具體的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的三個案例,從小農戶在土地、勞動力、資本等三要素投入的角度呈現三地小農戶的不同參與樣態,進而比較小農戶不同參與樣態下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產業富民效益差異,最后結合實踐經驗從小農戶的角度提出更好發揮農產品區域品牌富民效應的發展路徑(圖1)。

本文采取多案例比較的研究方法,田野資料來自筆者及所在團隊在2022年對陜西Y村、陜西T村、甘肅S村等三個村莊各自為期20天的田野調研。三個村莊的共同特征是三地都在積極推動當地農業轉型,在經歷一定時期的發展探索后,均通過種植適合本地自然條件的經濟作物而開發出本村莊的支柱性農業產業,三個村莊所在區域也均形成了具有當地特色的農產品區域品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代表性。但三地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發展路徑并不相同,在這過程中小農戶的參與樣態以及農產品區域品牌的富民效果也存在較大差異。

三、小農戶的專業化參與

陜西Y村位于陜西省渭南市大荔縣,村內共有田地4680畝,550戶村民,2218人,該村有較早的經濟作物種植歷史,先后發展過蘋果、桃子等種植業,后來以冬棗種植為主。2011年,農業部批準對“大荔冬棗”實施農產品地理標志登記保護,2019年入選中國農業品牌目錄以及第四批全國名特優新農產品名錄。在此期間Y村開始廣泛種植冬棗,在當地冬棗種植業的發展過程中,小農戶始終以專業化的樣態參與其中,是冬棗產業品牌化發展的重要支撐力量。

(一)小農戶專業化參與的表現

仝志輝等(2019)認為,小農戶的專業化表明小農戶從傳統的自然經濟狀態轉向了商品化、產業化的農業生產[14],他們能更充分地參與現代農業的產業分工,以市場為導向、專業從事某項農產品的生產,且這一農業生產活動帶來的經濟收益超過小農戶家庭總收益的一半[15]。在陜西Y村冬棗品牌發展過程中,小農戶的專業化參與表現為當地從事冬棗經營的小農戶平均經營5~15畝規模不等的土地,小農戶的家庭勞動力投入以中年夫妻和家里的老人共同經營為主,并且也有部分小農戶家庭中的80后、90后青年選擇返鄉從事與冬棗產業相關的上下游行業,冬棗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與技術投入完全是以Y村小農戶為主,且小農戶會通過更為密集的資本投入來對冬棗生產進行提質升級。比如,每畝地溫室大棚建設及其配套設施,包括鋼架、塑料薄膜、棉被、溫控設備、滴灌設施、農機等3~4萬元的投資成本全部由小農戶承擔。

(二)專業化參與下的品牌高效惠農

在冬棗品牌的發展過程中,Y村小農戶的專業化參與表明當地小農戶的家庭資源、發展目標、勞動力的結構性配置與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是高度契合的,小農戶能夠與冬棗品牌的發展深度聯結在一起,在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經營過程中主動轉型,適應其發展要求,并從中獲取更高經濟收益,農產品區域品牌的富民效益十分顯著。

第一,小農戶獲得的直接經濟效益較大。黃宗智(2006)認為,如果一個小農戶家庭能夠參與較高價值的專業性生產,并且能夠在大市場面前適當維護自己的利益,就可以達到更高的收入[16]。作為冬棗經營主體,陜西Y村的小農戶能夠分享到冬棗品牌發展的主要利潤,獲得高于外出務工的經濟收益。當地種植冬棗的小農戶每年的平均家庭毛收入為10萬~15萬元,部分小農戶冬棗經營的毛收入能達到20萬元以上?;\統來講,陜西Y村冬棗有兩種種植模式:普通大棚和溫室大棚,兩種大棚均以Y村小農戶投資、經營為主,兩種大棚的經營比例約為1:1,且溫室大棚的種植面積存在擴大趨勢。前者對應的是冬棗的中低端市場,后者對應的是冬棗的中高端市場,通過對這兩類市場的占據,小農戶在冬棗價格市場中更具話語權。也就是說,Y村小農戶不僅能直接參與冬棗生產經營,而且能分享到冬棗品牌發展中的主要利潤,擁有較強市場議價能力,可以更好應對冬棗市場的行情波動,抵御市場風險。

第二,能較為充分地帶動小農戶。這主要表現為Y村參與冬棗經營的小農戶規模較大,且小農戶冬棗經營能力較強。從參與冬棗經營的小農戶規模來看,Y村冬棗品牌的發展不僅充分帶動當地小農戶參與冬棗的直接生產經營,而且也充分帶動了當地小農戶參與進冬棗相關產業鏈之中。當前Y村的小農戶幾乎都在從事冬棗經營而放棄了傳統的蘋果、桃等經濟作物種植,冬棗經營面積占據該村農業總面積的80%以上,不僅該村大部分小農戶從事冬棗種植,且近些年不斷有外出務工的中青年農民工返鄉專門從事冬棗經營,或者參與進與冬棗相關的產業鏈當中,如從事搭建鋼架、焊接、塑料棚銷售等工作。部分返鄉青年更是依托冬棗品牌發展電商,同時涉足冬棗的生產和銷售,冬棗已然成為當地小農戶家庭的首要生計選擇。從小農戶經營能力的提升來看,Y村小農戶整體的冬棗生產經營能力較強。由于當地冬棗經營主要以小農戶為主體,與冬棗經營相關的經驗與技術依靠小農戶自發探索、“偶然”發現得來。在村莊熟人社會之中,冬棗種植的經驗與技術具有公共性質,村莊內部的公共交流機制和互惠機制降低了準入門檻,小農戶之間的相互溝通能低門檻地分享,習得冬棗經營的經驗技術,在相互學習交流中,Y村整體的小農戶冬棗經營能力都能得到大幅提升,當地的農業轉型也呈現出以社區為單位的區域整體性特征[17]。

第三,產業富民效益的可持續性強。陜西Y村冬棗產業對小農戶帶動可持續性強主要表現為小農戶和冬棗產業發展是高度綁定在一起的,二者相互成就、相互提升。在當地冬棗品牌發展過程中,小農戶專業化參與地位的確立不是依靠外來下鄉資本、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動起來的,而是通過冬棗的品牌效應來誘導小農戶家庭參與其中,充分發揮了小農戶的主體性。如前文所述,陜西Y村的冬棗產業最初是在市場的刺激下,由當地小農戶進行自發探索發展得來。在村莊范圍內,這種小農戶自發探索是一種集體化的行動,Y村大多數小農戶通過相互交流經驗技術,進行勞動力與資本的密集投入,有效克服了單個小農戶分散經營的弱點,避免了搭便車行為,實現冬棗生產在村莊空間范圍內的規?;?、規范化。在這個過程中,現代化的農業生產要素進入小農戶的生產過程,在各個環節將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緊密聯結在一起,[18]冬棗品牌也賦予了小農戶家庭更多的農業發展機會與盈利空間,小農戶走出了傳統意義上“過密化”的生產困境,形成了“發展型小農家庭”[19]的新樣態。

Y村的冬棗品牌經營走出了一條以小農戶為主體的發展道路。Y村經驗表明,農業產業的品牌化發展具有巨大的經濟潛力,能為小農戶提供充分的發展機會,對小農戶有較強的行動吸引力。在能保障小農戶主體性參與地位及其營利追求的前提下,小農戶有較強的意愿和動力主動改進農業生產方式,按照品牌的發展要求和相關生產標準,有效融入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建設中。隨著小農戶在農產品區域品牌框架下生產活動的持續深化,二者的利益關聯更加緊密,小農戶在獲得更大發展效用的同時也能更加主動地維護農產品區域品牌的價值和形象。

四、小農戶的兼業化參與

陜西T村位于陜西省西安市閻良區西南部,村莊耕地面積2317畝,共有467戶,1866人。傳統上,當地以種植小麥、玉米等糧食作物為主。后隨著閻良區甜瓜產業的發展,該村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有農戶種植甜瓜,2000年前后甜瓜種植在該村大范圍推廣,當地甜瓜先后榮獲中國地理標志產品認證、全國一村一品示范村等榮譽稱號。T村甜瓜生產主要以小農戶家庭、專業合作社為主,小農戶的參與特征是兼業化的。

(一)小農戶兼業化參與的表現

雖然T村小農戶和Y村小農戶同為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經營主體,但是不同于Y村小農戶的專業化種植,T村小農戶以兼業化的形式參與甜瓜生產。其兼業化參與的特征表現為,雖然當地小農戶也作為甜瓜生產經營主體,但相比Y村,T村小農戶土地經營規模相對更小,種植3~10畝不等的小農戶在當地占大多數;在家庭勞動力的投入中,T村甜瓜種植小農戶家庭勞動力以留守老人為主,中青人選擇外出務工,部分中年人也會季節性返鄉種植甜瓜,農閑時外出務工;在資本投入上,T村小農戶甜瓜生產的資本投入相對不足,主要集中在甜瓜所必需的種苗、農藥、化肥等生產資料方面。雖然當地甜瓜大棚種植類型和Y村類似,也分為普通大棚和溫室大棚兩種,但不同的是T村多數小農戶并未進行高額農業固定資產投入,他們以經營資本投入較少的普通大棚為主,僅有不到10%的小農戶進行溫室大棚投資。

毫無疑問,農業的兼業化生產依然是我國農業生產的主要方式,小農戶的兼業化選擇是在綜合家庭發展需求的基礎上做出的,一般表現為家庭內部的部分勞動力外出務工、部分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我國迅速的城市化進程以及非農就業機會的增加為這種兼業化生產提供了可能。截至2015年,包括農業兼業戶和非農兼業戶兩類兼業農戶,在務農農戶中的比重超過四分之三。[20]但是在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背景之下,T村小農戶依然選擇兼業化的農業生產經營,將家庭主要勞動力投入務工市場,老人等家庭次要勞動力從事甜瓜生產,對甜瓜再生產的資本投入少,并滿足于甜瓜經營的維持型現狀。這表明,相對而言,甜瓜生產仍不及外出務工對小農戶家庭的吸引力,甜瓜品牌的發展并未帶來小農戶家庭生計選擇的明顯改變,甜瓜產業品牌發展的富民效益也并未達到理想狀態。

(二)兼業化參與樣態下的品牌有限惠農

T村小農戶以兼業化的方式參與甜瓜品牌建設樣態下,雖然小農戶依然保持農業經營的主體地位,但這是一種邊緣性的參與。小農戶較少參與甜瓜品牌的升級打造,沒有分享到更多的品牌市場利潤,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發展也并未吸引更多小農戶返鄉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甜瓜品牌對小農戶的帶動效應有限。

第一,對小農戶直接收益的提升有限。與Y村小農戶獲得冬棗經營的主要利潤不同,T村小農戶僅能獲得甜瓜經營的中低端利潤。T村所產出的甜瓜從銷售層面來看也分為面向高端市場的甜瓜和面向中低端市場的甜瓜,但不同的是,T村80%的小農戶以經營普通大棚為主,僅能獲取中低端的甜瓜市場利潤。能產生較大品牌附加值的溫室大棚主要掌握在少部分村莊精英分子以及專業化合作社手里,他們通過標準化、精細化的田間管理,走綠色、高端的甜瓜發展路徑,對外的甜瓜售價高達10~15元/斤。當地大部分小農戶因為生產條件較差、技術標準較低等原因很難參與進這部分高端甜瓜市場之中,只能參與中低端甜瓜銷售市場。

調研中了解到,當地小農戶從經營甜瓜中獲得的經濟收益依然相對較少,低于外出務工。其一,小農戶種植的甜瓜賣不上價且經營成本較高。T村小農戶通過普通大棚種植的甜瓜只能進入大眾市場,價格僅為1.5~2.5元/斤,市場話語權較小,且經常面臨被收購商壓價等問題。并且近些年甜瓜生產的成本投入也較高,包括生產成本和雇工成本。據T村小農戶統計,普通大棚的甜瓜生產在種子、農藥、化肥等要素的投入成本在1000元/畝左右,雇工的成本為12~15元/小時,拋開成本以后的收益僅為2000~4000元/畝。其二,小農戶甜瓜的種植規模較小。當地普遍種植規模僅為3~10畝,雖然從表面上看,甜瓜的畝均收益較為可觀,但較小的種植規模導致小農戶通過種植甜瓜所獲得的總收益較少。所以取中間值計算,若種植7畝的小農戶,畝均收益為3000元,則一年種植甜瓜的收益為21000元,考慮到甜瓜種植周期為半年時間,外加最少需投入兩名家庭勞動力從事甜瓜生產,人均收益為10500元,即使擴大規模也會面臨著難以克服的農業收益遞減困境[21],且近些年甜瓜市場價格波動較大,不確定性較強,對年輕人缺乏吸引力,所以S村小農戶普遍選擇投入家庭中的老年勞動力從事甜瓜生產,作為家庭中的次要收入來源。

第二,帶動的小農戶規模有限。雖然甜瓜一直是T村的特色農業產業,但在當地甜瓜品牌化進程不斷加快的過程中,其對小農戶的帶動效應并未得到相應的提升。不同于Y村農產品區域品牌能更充分地帶動當地小農戶參與其中,T村甜瓜品牌對小農戶的帶動規模有限,小農戶的兼業化經營處于低水平均衡狀態。

據T村村支書粗略估計,和十年前相比,該村從事甜瓜種植的小農戶數量以及甜瓜種植面積均呈下降趨勢。一方面,當地政府政策的重點扶持對象并非小農戶。在對甜瓜產業進行提質升級的過程中,當地政府優先支持的是更為專業、規模更大的甜瓜專業合作社,由合作社篩選更為專業的小農戶成為社員,進行標準化、統一化的生產經營。但實際上當地能達到合作社合作要求的僅僅是村里的少部分村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成果并不能轉化為對多數小農戶的帶動,甜瓜品牌發展的附加值也難以分享給更多小農戶。另一方面,T村小農戶的首要家庭生計選擇依然是外出務工,從事甜瓜種植的也是以村莊留守的老人、婦女為主,年紀普遍在55~70歲,甜瓜生產并不能吸引該村外出務工的中青年人返鄉從事甜瓜生產,當地甜瓜生產面臨“后繼無人”的局面。

第三,產業富民效益的可持續性較低。和陜西Y村相比,T村所發展的甜瓜產業對小農戶帶動的可持續性稍顯不足,當地小農戶家庭生計并沒有與甜瓜種植深度“捆綁”在一起。首先,T村小農戶經營甜瓜的積極性不高。雖然與陜西Y村相似,隨著務工經濟的興起,T村也經歷了非農化轉型,人地關系并不緊張,但當地甜瓜種植規模并未得到明顯擴大,甚至部分小農戶放棄了甜瓜生產重新恢復玉米種植,當前該村甜瓜和玉米的種植比例約為7:3。和Y村小農戶不斷擴大冬棗溫室大棚比例以獲取更高冬棗經營收益不同,T村村民采取的是甜瓜、玉米輪作的方式,部分小農戶在普通大棚甜瓜收獲以后,去掉塑料膜種植玉米,以此補充甜瓜種植收益的不足。且當地小農戶的甜瓜生產并不是專業化的,其種植規模、資本與技術投入等都處于維持性的狀態。其次,T村甜瓜品牌提升過程中的“去小農化”特征明顯。近些年當地政府在甜瓜品牌的打造、標準的提升等投入了較高的政策、資金支持,但最后大量農業政策利好最終并沒有惠及大多數小農戶,少量具有一定規模的、懂經營、善管理的農戶、專業合作社獲得了快速發展。但在此過程中,普通小農戶與其他經營主體的關系不對等且不斷被邊緣化,被區隔于甜瓜產業品牌化轉型之外,只能扮演“搭便車”角色[22]。

小農戶的兼業化參與以及農產品區域品牌的有限富民樣態表明,產業富民效應的實現在注重農產品區域品牌本身建設的同時,也要兼顧農業品牌的利益分配,尤其是小農戶在其中的利益分配。小農戶在農業生產經營體系中容易處于邊緣性地位,由于面臨著生產準入門檻、市場門檻以及政府的規模投資偏好等難題,小農戶在其中逐漸被邊緣化,僅能參與中低端市場,游離在品牌體系邊緣,進行著臨時性、低效能的產業活動[23]。在缺少對小農戶的相關支持與保障的情況下,小農戶的參與能力、參與積極性、主動性等均難以得到有效發揮,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發展并不完全符合小農戶的勞動預期與收入增長預期,產業富民效果亦會大打折扣。

五、小農戶的非經營性參與

甘肅S村原為貧困村,耕地面積5704畝,其中水澆地面積3919畝,旱地1785畝,全村576戶,1976人。2018年,為加快脫貧攻堅進度,該村所在縣政府積極對外招商引資,最終和浙江臺州某瓜商協會簽訂為期十年的土地流轉合同,大力發展符合當地土壤、氣候條件的砂田西瓜。2019年該縣瓜果類蔬菜發展協會成功注冊了 “砂田西瓜”地理標志證明商標,在該村的砂田西瓜品牌發展過程中,小農戶是非經營性地參與樣態。

(一)小農戶非經營性參與的表現

雖然甘肅S村所在縣政府積極發展與本地發展條件、資源稟賦相符合的砂田西瓜,并迅速實現了當地農業的產業化、品牌化發展。但與陜西Y村、T村發展農業產業品牌過程中小農戶依然作為生產主體不同,S村從事砂田西瓜品牌經營的是浙江臺州某瓜商協會這一外來主體,當地小農戶只能以非經營性的方式參與其中。這主要表現為S村的村民將灌溉條件便利的水澆地全部都流轉給了該瓜商協會,并簽訂了為期十年的土地流轉合同。由于該村村民并未直接從事砂田西瓜種植,所以不存在農業資本投入方面的考慮,當地將土地流轉出去以后的小農戶只能以雇工的形式參與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S村的小農戶并非主動進行土地流轉。通過訪談了解到,該村有70%的人是通過非自愿的形式流出土地的,當地政府為滿足臺州瓜商協會種植西瓜的用地需求,以行政化的方式在短期內強力推動土地流轉,小農戶和農業生產經營活動被迫分離,成為依然在村的“失地”小農戶。雖然S村小農戶的承包地分為水澆地和旱地,但是旱地完全是靠天吃飯,收成少且并不穩定,所以該村小農戶以經營水澆地為主,大部分旱地處于半拋荒狀態。但是將自家水澆地流轉以后,依然留守在村的老人、婦女以及季節性返鄉的外出務工人員雖然有種地需求卻無好地可種。

(二)非經營性參與樣態下的品牌低效惠農

S村屬于我國中西部農村,非農就業市場并不發達,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也相對更低,農村依然有大量的小農戶具有農業生產需求。但是在砂田西瓜品牌發展過程中,由于被外來農業經營主體擠占了農業生產空間,當地小農戶只能以流轉土地、參與農業雇工的形式間接參與農產品品牌建設,產業的富民效益相對較低。

首先,小農戶直接經濟收益提升少。和陜西Y村、T村相比,甘肅S村砂田西瓜農業產業品牌的發展并沒有給當地小農戶家庭帶來總收入的顯著提高。S村小農戶從砂田西瓜品牌中獲取的經濟收益有兩種,一種是土地流轉所帶來的財產性收益,每年的流轉費用為600元/畝;另一種是參與砂田西瓜的農業雇工,工價為10元/小時。但關鍵問題是,首先,土地流轉費用僅與種植玉米的收益相當。雖然從2022年開始,S村土地的流轉費用上漲為800元/畝,但和瓜商協會種植砂田西瓜所產生的3000元/畝以上的經濟收益相比,小農戶流轉土地所獲得的經濟收益依然偏低。再者,西瓜大棚雇工需求與當地勞動力供給不適配。雖然表面上流出土地可以將小農戶從土地里“解放出來”,但實際上在當地有限的非農就業市場情景下,被“解放出來”的小農戶并不能獲得新的就業機會,且砂田西瓜雇工需求的季節性較強、時間短、用工需求量也不大,僅能提供一小部分雇工崗位,且大棚工作環境對雇工的年齡、性別等要求也較高,這和西瓜大棚能吸納大量勞動力的預期相差甚遠,這導致S村大量留守人員,尤其是老年勞動力處于失業狀態。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地小農戶經濟收益未顯著提升的情況下,其生活成本卻因土地流轉出去后無地可種而提高。2018年以前,S村的小農戶普遍從事的是種養結合的耕作模式,種植玉米的同時每家每戶還能養一些牛、羊,玉米可以販賣,玉米秸稈可以基本滿足牲畜飼料需求,其日常需求能通過種養結合這種“非貨幣化”形式得到滿足。土地流轉以后,小農戶日常生活的貨幣化程度日益加深,通過流轉土地和參與農業雇工的收益被不斷加深的生活貨幣化程度所抵消。小農戶看似變成了既拿地租又能獲得農業雇工收入的農業工人,但實際上這并未給當地小農戶帶來經濟收益的明顯提升,反而抬高了其生活成本。

其次,品牌發展并未直接帶動小農戶參與其中。和陜西Y村、T村的農產品品牌能直接帶動當地小農戶參與其中相比,截至2022年,由瓜商協會主導的砂田西瓜產業并沒有吸納任何一戶小農戶直接參與經營。由于其產業鏈具有相對完整性、封閉性,臺州瓜商協會掌握著產業上下游各個環節,S村砂田西瓜的日常經營是由該協會在四川、河南等地聘請的和其有固定合作關系的專業農民,且有專門的銷售體系,不在當地市場售賣。當地小農戶只能參與一些產業鏈條中的低端環節,從事剪枝、除草、西瓜搬運等工作,這些環節本身創造的農業就業機會有限且缺乏相應的技術含量,小農戶也難以從中習得相關種植技術。所以小農戶的這種非經營參與也難以提升其自身發展能力,無法學到相關砂田西瓜生產經營技能,砂田西瓜品牌發展僅能使得少部分群體獲益而未直接帶動當地小農戶參與進砂田西瓜品牌經營中。

最后,產業富民效應的發揮不可持續。不同于陜西Y村、T村小農戶能夠和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發展綁定在一起,S村西瓜品牌經營和當地小農戶的聯系十分薄弱且不可持續。一方面是S村砂田西瓜品牌發展本身的不可持續。從前文的分析可知,陜西T村、Y村的小農戶能作為農產品品牌經營主體較為廣泛地參與品牌建設,是品牌發展的有效助力。但在甘肅S村,臺州瓜商協會作為外生性的農業品牌經營主體,盈利是其首要目的,并未對當地小農戶進行賦能??梢韵胍姷氖?,等為期十年的土地承包合同到期,產業鏈條轉移,當地砂田西瓜品牌也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是砂田西瓜生產經營方式的不可持續,“懸浮”于當地社會之外。在當地小農戶的眼中,瓜商協會只顧西瓜生產,“和土地沒有感情”,“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而不注重對土地的養護,其經營方式非常傷地力。當地小農戶認為,合同到期以后,自家承包地的地力會被嚴重破壞,想重新恢復還需要花費較大代價。因此S村的小農戶并不支持由外來瓜商協會發展砂田西瓜,不少小農戶想毀約收回土地種植玉米,最極端者甚至會去破壞自家承包地上的西瓜大棚設施,小農戶和外來瓜商協會的社會關系較為緊張。

由此可見,小農戶的非經營性參與樣態下,農產品區域品牌沒能有效發揮其富民惠農效應。外來農業經營主體擠壓了當地小農戶的生存發展空間,不僅未能充分發揮小農戶的內生主體性,而且還使得原有小農戶“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秩序被打破。小農戶無法通過農業生產實現日常生活的低成本運轉,其生活成本在增加,家庭發展能力、發展韌性在降低,這與更好發揮農產品區域品牌富民惠農效應的設想背道而馳。小農戶家庭勞動力看似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了,但這種“解放”后的勞動力也無法有效投入到務工市場,小農戶的收益并沒有得到提升。且由于產業發展壁壘的存在,小農戶未能從中獲得從事現代農業經營所必需的資本與農業經營技術,農業品牌對小農戶帶動的可持續性十分有限。

六、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我國農業已經逐漸實現了商品化、產業化轉型,并正在朝著品牌化的方向發展,這為小農戶更好從中受益提供了無限可能。綜合前文分析,小農戶的參與樣態不同,農業品牌的富民惠農效應也各不相同(表2)。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發展能為處于專業化參與地位的小農戶帶來較為豐厚的經濟利益、較充分地帶動小農戶,且可持續帶動能力更強;兼業化的小農戶因其所獲得的經濟效益一般,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發展對小農戶的吸引力不強,帶動的可持續性也相對較弱;非經營性參與的小農戶則由于其失去農業經營的主體地位,經濟收益來源單一且收益較低,加之外來經營主體所制造的技術壁壘排斥了小農戶進入生產端分享品牌利潤,使得品牌農業發展對小農戶的帶動規模小,且不可持續。

小農戶的兼業化參與、非經營性參與樣態在一定意義上是被建構出來的。小農戶被認為難以適應農產品區域品牌的高標準要求,只能扮演“搭便車”的角色,難以勝任推動農產品品牌化的重任,必須以龍頭企業或者專業化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取代小農戶。但這里的誤區在于小農戶并未被充分賦能,無論是非經營性參與的小農戶還是兼業化的小農戶,他們都被其他生產經營主體“擠占”了主體地位,被迫以邊緣性的角色參與品牌發展之中。小農戶在農產品區域品牌建設的專業化參與表明,小農戶能作為區域品牌發展中的積極建設者,且小農戶必須更深入融合進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之中才能真正達到產業富民目的,為此需要進一步探討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發展方向,為小農戶參與農產品區域品牌建設提供更多便利。

(二)討論

發展農產品區域品牌是產業振興的重要抓手,能為小農戶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提高小農戶的收入水平,最終實現農業產業富民的目標。本文從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的角度出發,在比較小農戶的不同參與樣態以及不同參與樣態下的品牌富民效應后認為,小農戶農業經營主體地位的保持、經營動力的激發應成為發揮農產品區域品牌富民效應的重要關切,為此需要思考如何更好讓小農戶在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發展中受益。

首先,拓展小農戶參與機會。小農戶的參與是實現產業富民的關鍵一步。為此,在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發展實踐中,政府應更加注重維護農產品區域品牌的公共性、非排他性。在注重品牌本身發展的同時,也充分保障小農戶主體性的參與地位與農業經營權利,為小農戶平等地參與農產品區域品牌建設創造良好環境,避免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私人化、人為設置小農戶參與的相關壁壘。同時應充分利用農村內生性的農業資源稟賦,發揮村集體組織的服務性、保護性[24],鼓勵小農戶積極主動地進行農業生產經營探索,為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增添活力。

其次,提升小農戶參與能力。小農戶能力是保障其農業參與主體地位的基礎[25],主要體現為小農戶的生產經營能力、對接市場能力以及在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中的適應性能力等。為此政府應在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過程中不斷為小農戶賦能,讓小農戶成為品牌建設者,而非搭便車者。不斷加強對小農戶的生產技能培訓,鼓勵專業農戶、高素質農戶以及其他農業經營主體發揮引領帶頭作用,做實對小農戶農業生產過程的技術指導,推動現代化的農業生產要素與社會化服務不斷向小農戶傾斜,提升小農戶的生產經營能力與市場競爭力,使從事農業生產經營成為小農戶家庭生計安排的重要選擇。

最后,保障小農戶參與利益。產業富民應以實現小農戶的普遍增收為目的,但在農產品區域品牌的利益分配過程中,小農戶的利益容易被鯨吞、俘獲,比如流行已久的農業產業化模式試圖通過龍頭企業、專業農業產業大戶來帶動小農戶,卻形成了大公司剝削小農戶的局面[26],小農戶在和公司企業的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利益聯結機制單一。為此需要進一步構建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與小農戶的多元利益聯結機制,將更多的產業發展利益、品牌利益留在當地,探索除分紅、土地流轉租金以外的多元利益分配途徑,強化對小農戶的利益保障。政府可以適當為參與農產品品牌建設的小農戶提供相應的政策補貼、農業保險,降低小農戶生產的后顧之憂,同時要在穩定農產品市場價格、拓展小農戶市場參與渠道與市場信息獲得渠道等層面下功夫,改善小農戶在大市場中的劣勢地位,讓農產品區域品牌的發展能與小農戶形成梯度性、寬領域利益聯結,讓更多小農戶從農產品區域品牌發展中受益。

參考文獻:

[1]王樂君,寇廣增,王斯烈.構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小農戶利益聯結機制[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89-97.

[2]邰秀軍,楊慧珍,陳榮.地理標志農產品產業化的減貧增收效應:基于山西省110個縣的實證分析[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7(6):144-149,225.

[3]王岱,楊琛.鄉村振興背景下農產品品牌戰略研究[J].價格理論與實踐,2018(4):134-137.

[4]徐大佑,郭亞慧.農產品品牌打造與脫貧攻堅效果:對貴州省9個地州市的調研分析[J].西部論壇,2018(3):100-106.

[5]孫亞楠,胡浩.地理標志農產品發展對策研究[J].經濟縱橫,2015(7):81-84.

[6]董亞寧,顧蕓,楊開忠.農產品品牌、市場一體化與農業收入增長[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21(1):70-80.

[7]黃祖輝.準確把握中國鄉村振興戰略[J].中國農村經濟,2018(4):2-12.

[8]蘇毅清,游玉婷,王志剛.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理論探討、現狀分析與對策建議[J].中國軟科學,2016(8):17-28.

[9]晉洪濤.家庭經濟周期理性:一個農民理性分析框架的構建[J].經濟學家,2015(7):55-64.

[10]孫雪峰,張凡.農村集體經濟的富民效應研究:基于物質富裕和精神富裕的雙重視角[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6):183-194.

[11]劉詩羽,陳江華,李道和.農產品區域公用品牌價值對農民增收的影響:基于茶葉區域公用品牌視角[J].農業經濟與管理,2023(1):108-120.

[12]胡高強,孫菲.新時代鄉村產業富民的理論內涵、現實困境及應對路徑[J].山東社會科學,2021(9):93-99.

[13]胡凌嘯,顧慶康.鄉村產業“富民之困”:類型、成因與對策[J].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22(2):116-124.

[14]仝志輝,溫鐵軍.資本和部門下鄉與小農戶經濟的組織化道路:兼對專業合作社道路提出質疑[J].開放時代,2009(4):5-26.

[15]侯建昀,霍學喜.專業化農戶農地流轉行為的實證分析:基于蘋果種植戶的微觀證據[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2):93-104,155.

[16]黃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過密型農業(上)[J].讀書,2006(2):30-37.

[17]陳靖,馮小.農業轉型的社區動力及村社治理機制:基于陜西D縣河灘村冬棗產業規?;目疾靃J].中國農村觀察,2019(1):2-14.

[18]陳航英.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基于組織化的小農戶與具有社會基礎的現代農業[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2):10-19,155.

[19]張建雷.發展型小農家庭的興起:中國農村“半工半耕”結構再認識[J].中國農村觀察,2018(4):32-43.

[20]武舜臣,胡凌嘯,趙策.分化小農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路徑選擇[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1):101-109.

[21]張建雷.中國農業規?;D型的動力機制及內在困境:基于農民家庭發展的視角[J].開放時代,2023(1):9-10,189-204.

[22]陳靖.村社理性:資本下鄉與村莊發展:基于皖北T鎮兩個村莊的對比[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3):31-39.

[23]可靖涵.產業興旺的農民解讀與現實困境[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4):32-52.

[24]孫新華,趙祖遠,王寧.服務型集體經濟的內涵與組織基礎[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3):68-77.

[25]周柏春.鄉村振興的主體維度分析:以農民為視角的考察[J].農村經濟, 2019(9):25-32.

[26]吳重慶,張慧鵬.以農民組織化重建鄉村主體性:新時代鄉村振興的基礎[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74-81.

責任編輯:葉民英

收稿日期:2023-09-30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部地區縣域富民產業培育與提升研究”(項目編號:23BSH107)

作者簡介:趙祖遠,男,河南信陽人,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農業轉型與鄉村治理;周佩萱,女,遼寧大連人,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農業轉型與家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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