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的微觀影響機理
——基于資金支持和創新激勵的雙重作用

孫 佳，吳小萌

(1.大連理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4；2.大連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4)

2022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強調要支持引導行業領軍企業和掌握關鍵核心技術的專精特新企業深化改革、強化創新，加大培育力度。這一舉措不僅有利于攻克中國產業鏈關鍵領域和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難關，而且符合國家實現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發展的重大戰略安排。早在2011年工信部就提出“專精特新”概念，同年9月發布的《“十二五”中小企業成長規劃》明確了中小企業“專精特新”的發展方向。隨后，《工業強基工程實施指南 (2016—2020年)》正式提出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培育目標。自此，政府展開一系列關于專精特新企業梯度培育的行動部署，把引導企業向專精特新發展作為加快企業轉型升級、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優化經濟結構的有力抓手。2019年5月、2020年11月、2021年7月和2022年11月，工信部分4批發布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名單。截至2022年底，已累計培育8997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6萬余家專精特新企業，為穩鏈、強鏈、補鏈提供基礎支撐。在一系列政策作用下，專精特新企業發展勢頭強勁，尤以戰略性新興產業表現突出。2022年，191家北交所上市公司實現營業收入1501.91億元，平均營業收入7.86億元，同比增長22.1%[1]。如此蓬勃發展的態勢直觀展現出專精特新政策的整體效果，而本文從微觀企業視角檢驗這一系列政策是否真正提升了中國企業的績效水平。

1 文獻綜述

企業績效是衡量企業生產經營狀態的結果性指標，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微觀因素主要有公司治理結構[2]、企業家專利研發參與度[3]、企業服務化與數字化[4]、技術創新[5]等?？梢哉f，企業績效的提升關鍵在于資源的集聚和資源配置水平的優化。至于宏觀政策所產生的影響，田淑英等[6]指出低碳政策能提高工業企業績效水平；劉婷婷等[7]認為產業政策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績效，這種影響具有延續性和累積效應，通過機制檢驗還發現補貼和創新激勵是產業政策的重要傳導機制；劉和旺等[8]證實了《環境空氣質量標準 (2012)》是通過倒逼企業的技術創新和治理結構優化來促進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戴亦舒等[9]研究國家政策和企業實踐在數字化創新中的關系；謝獲寶等[10]研究得出營改增政策實施帶來服務業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張阿城等[11]發現政策不確定性能夠顯著提升企業創新績效。以上研究證實了宏觀政策對企業績效存在著顯著的影響，且政府資金支持和技術創新為重要的傳導機制。

政府政策可以從政府補貼和稅收優惠等多角度影響企業發展。LEE等[12]證實政府補貼可分擔研發失敗風險和降低資本成本，進而幫助中小企業克服研發風險。宋麗穎等[13]認為直接和間接稅收優惠在不同政策目標和不同行業間的激勵效應存在差異。單論專精特新政策方面，董志勇等[14]在闡釋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政策演進及培育態勢基礎上，論述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現實價值與制約因素，給出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江勝名等[15]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視角闡述發展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意義。劉寶[16]論述專精特新企業驅動制造強國建設的現實邏輯并提出實踐路徑。丁建軍等[17]運用空間統計方法考察中國4922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的空間分布特征，并采用地理探測器識別其主要影響因素。劉晨等[18]研究得出中小企業、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隱形冠軍”企業這一企業發展成長路徑。以上研究表明，學者關于政府政策對微觀企業的影響較為豐富，為研究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奠定了良好基礎，但仍存在一些不足：①現有專精特新政策的相關研究局限于定性分析，缺乏基于實證研究的政策效果評估；②政策影響的內部渠道有待進一步檢驗，現有文獻提及的內在機制多為綜合產業政策實施的效果差異，但企業針對專精特新政策的反應有所差異。

專精特新政策實施目的在于培育創新能力突出、細分市場占有率高、質量效益好的優質企業，實現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穩定。那么，專精特新政策對微觀企業績效的影響如何？這種因果效應的作用機理是什么？針對以上問題，本文以2011—2021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構建PSM-DID模型，對政府資金支持和企業創新激勵的雙重作用下專精特新政策效果進行評估，分析政策實施效果的地區差異和企業產權差異。本研究有利于完善專精特新政策體系，強化政府資金支持對企業生產經營及技術創新的放大效應。

2 政策演變及理論分析

2.1 政策演變歷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側重于規模和速度的經營方式為經濟高速增長作出重要貢獻[19]，但也留下了發展模式不精細、企業科技創新不足、產品缺乏競爭力等問題，產業鏈“斷點”“堵點”現象突出。專精特新企業是制造業補鏈、強鏈的重要發力點。2011年，工信部首次提出“專精特新”概念，明確企業發展的思路方向，推動整體政策體系進入戰略布局階段。該階段政策實施重點集中于優化企業營商環境、解決企業融資問題。2016年，工信部、發展改革委等4部門聯合發布《工業強基工程實施指南 (2016—2020年)》，明確企業培育數量與具體條件，牽引專精特新政策體系進入細化實施階段。該階段，政府更重視企業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以期為中高端制造業發展與產業鏈“斷點”“堵點”問題的解決提供方案。2018年，工信部正式發布《關于開展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培育工作的通知》，明確企業的基本條件、專項指標等。該文件設定企業篩選目標，使得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的推選和培育正式落地實施，專精特新政策進入加速推進階段，相關政策呈現指數式上升，政策數量和執行力度均有所增加。該階段，政府提出要引導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加強自身創新能力和企業協作能力，強化產業鏈的韌性。

專精特新企業大多擁有某些專業化程度很高的核心技術，具備應對關鍵領域“卡脖子”的能力，能夠保障產業鏈某些環節自主可控。因此，專精特新政策有助于實現產業鏈細分領域的技術突破與短板填補，在供給側端為國內大循環奠基。而專精特新政策與微觀企業績效之間是否切實存在因果效應有待進一步的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

2.2 理論分析及假設提出

(1)專精特新政策與企業績效。公司治理理論認為，企業終極目標是實現企業價值的最大化，而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于持續增長的生產率[20]。要想獲得更多的產出，就需要提高企業的技術創新水平，技術創新是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重要源泉[21]。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和外部性抑制了企業研發積極性，而政策可以促進技術創新和推動產業發展[22]，調節市場失靈[23]，提升微觀企業的價值創造力。當然，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也存在政府錯配資源的可能性，束縛了企業績效水平的提升[24]。以政府補助為例，適度的政府補助會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促進研發成果轉化，提高企業績效。然而當企業研發資金主要依賴于政府資助時，研發風險與成本降低，研發壓力減小，效率下降，研發成果無法高效轉化為經濟利益，這對企業的長期發展并沒有好處[25]。

專精特新政策既包含大類扶持政策，也包括企業梯次培育細則[26]。其中，梯次培育細則把優質企業的培育標準劃分為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新穎化4個方向，不同梯次的企業評價標準不同，需要層層篩選、逐級達標。達標的企業可以進入政府扶持名單，并參與下一梯次的選拔，享受更高級別的優惠待遇；對不達標的企業則重點觀察，激勵企業優化產品結果，提升企業競爭力。在扶持政策方面，對于達標企業，政府主導聯合科研院所、金融機構、行業龍頭企業以及專業化服務商共同構建多元化的企業服務生態。政府一方面以認定獎勵、資金補貼、資源傾斜等方式直接支持達標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政策引導各類機構為達標企業提供人才、技術、資金等專業化服務，助力企業發展，如科研機構提供人才、技術支持和產學研合作，金融機構提供相匹配的科技金融服務等。據此，提出研究假設H1：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有顯著正向影響。

(2)資金支持的作用機理。一般來說，政府會采用直接干預和間接引導的方式來解決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資金困境。直接干預指政府的直接財政補貼。財政補貼在短期內是一種可利用的資源，但會刺激企業過度投資[27]，造成長期的資源隱患[28]。在資金補貼方面，專精特新政策通過設定標準進行企業認定，激勵企業優化資源配置，高效利用財政補貼，提高企業績效。間接引導表現為拓寬企業融資渠道。政府會通過出臺相應的信貸政策、設立專項企業發展基金等方式，引導相關政府產業基金和社會資本等支持專精特新企業發展。銀行信貸是影響企業績效的關鍵因素，銀行信貸的可獲得性、通暢性、及時性、低廉性等決定了企業資金使用成本的高低[29]。企業健康發展需要合理的股權結構支撐[30]，在股權結構優化的可選模式中，引進私募股權風險資本，私募股權機構以入股的形式為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機構投資者在監督成本一定的情況下，持股比例越高，機構投資者能獲得的收益越大[31]，這樣更能深入作用于公司治理，能夠對企業績效產生積極作用[32]?；谝陨嫌^點，提出研究假設H2：在其他政策不變的情況下，專精特新政策通過資金支持影響企業績效。

(3)創新激勵的作用機理。為提升專精特新企業的創新能力，地方政府大多從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促進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和加強產學研合作3個方面制定激勵措施。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方面，關鍵核心技術的研發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尤其體現在研發周期、專利申請和成果轉化等方面[33]。大多專精特新企業規模較小、存續時間短、資金實力弱，且產品要求標準高，因此創新研發的周期較長，研發投入的經濟回報可能滯后多個經營年度。然而從長期看，技術創新的累積效應可能會顯著促進企業績效的提升[34]。在企業融通方面，大型企業資源實力雄厚，牽頭創建資源共享平臺、創立創新聯合體，為中小企業提供市場、技術、人才等支持。中小企業具有較強的靈活性，可以專注細分領域深耕細作，重點突破產業鏈供應鏈上的“斷點”“堵點”問題。大中小企業之間資源共享或資源互補能產生新收益，這些收益會激勵企業配置資源效率的改進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增強[35]。異質性資源是產學研合作的基礎，成員投入的互補性資源經企業整合而形成動態能力，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來源?；谝陨嫌^點，提出研究假設H3：在其他政策不變的情況下，專精特新政策通過創新激勵影響企業績效。

綜上所述，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是資金支持和創新激勵的組合凈效應。根據上述分析，構建本研究理論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理論框架

3 研究設計

3.1 PSM-DID模型

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可能來自“時間效應”，也可能來自政策引起的“處理效應”，因此本文采用雙重差分模型對政策凈效應進行有效合理評估，基本模型為：

Yi，tpsm=α0+α1Policy×Posti，t+α2Sizei，t+α3Agei，t+α5Levi，t+α6PPEi，t+μi+λt+εit

式中，i和t分別表示企業個體和年份，Yi，t是解釋變量，表示第i個企業第t年的企業績效；Policy和Post均為虛擬變量；Policy×Posti，t是交互項，是核心解釋變量，反映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的因果效應；企業規模 (Size)、企業年齡 (Age)、資產負債率 (Lev)、固定資產規模 (PPE)為控制變量；μi為個體效應，λt為時間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

3.2 變量設定

(1)被解釋變量：企業績效。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本文選擇利潤總額、營業收入和營業利潤增長率3個指標分別衡量企業的盈利能力、經營能力和成長能力，運用熵值法計算得到企業綜合績效。

(2)解釋變量：專精特新政策。本文以是否為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虛擬變量與政策實施時間虛擬變量的交互項表征專精特新政策的凈處理效應。將獲批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的上市公司設置為1，作為實驗組，將余下的公司設置為0，作為對照組。在政策實施時間虛擬變量方面，考慮到本文重點研究專精特新政策對微觀企業績效的影響。根據前文描述的政策演變歷程分析可知，專精特新政策對微觀企業的紓困和支持集中于戰略布局階段和細化實施階段。而戰略布局階段雖明確專精特新概念和思想指引，但未明晰企業培育具體措施。因此，本文以2016年頒布的《工業強基工程實施指南 (2016—2020年)》為政策實施的準自然實驗?？紤]到年份完整性，將2017年作為專精特新政策的實施期，2017年及之后的時間虛擬變量設置為1，2017年之前的設置為0。

(3)中介變量：資金支持和創新激勵。采用企業層面政府補貼來衡量專精特新政策的資金支持，以企業研發投入衡量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的創新激勵。

(4)控制變量：參考肖振紅等[36]的研究，從企業基本特征和財務特征兩個方面選取企業規模、企業年齡、資產負債率以及固定資產規模4個控制變量。

各變量的類型、名稱及定義見表1。

表1 變量類型、名稱及定義

3.3 數據說明

選取2011—2021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對數據進行處理：①剔除ST類企業；②剔除數據缺失嚴重的樣本觀測值；③剔除政策發布之后成立的企業樣本?；谏鲜鰯祿Y選，最終得到18118個樣本。本研究的企業數據來自wind數據庫，企業年齡等數據手動整理計算得出。

4 實證分析

4.1 傾向得分匹配結果分析

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 (PSM)對樣本進行檢驗，使實驗組和對照組盡可能相似。選取企業規模、企業年齡、資產負債率、固定資產規模作為協變量，構建Logit模型進行回歸得出傾向得分，并采用最近鄰匹配方法進行1:1匹配，結果見表2。

表2 傾向得分匹配平行性假設檢驗

由表2可知，匹配后所有的匹配變量的標準偏差均大幅下降且最終結果小于2%，這說明對照組和實驗組的匹配效果較好。根據t檢驗結果，匹配前所有變量均在1%水平顯著，匹配后各變量不顯著，這說明匹配后專精特新企業和非專精特新企業不再存在顯著的系統差異，保證了后續雙重差分結果的可靠性。圖2是截面PSM共同支撐假定檢驗的圖像，可以看出實驗組和對照組絕大多數樣本都在共同取值范圍內。

圖2 截面PSM的共同支撐假定檢驗

4.2 平行趨勢檢驗

雙重差分模型的關鍵在于模型要滿足平行趨勢檢驗，為驗證模型的適用性，構建模型為：

式中，Policy×Yeari，t是一組虛擬變量，系數δk表示特定年份實驗組和處理組之間數據的差異。專精特新政策實施期為2017年，本文以政策實施期的前3年和后4年 (2014—2021年)作為政策平行趨勢檢驗的參考年份。圖3為平行趨勢檢驗結果，豎線表示95%的置信區間?？梢钥闯?，專精特新政策細化實施前，系數估計值均不顯著，這說明專精特新企業和非專精特新企業有較為相同的發展趨勢，滿足平行趨勢假定。而專精特新政策細化實施的第2年，模型系數顯著且系數逐漸增大。這說明政策細化實施后，專精特新企業與非專精特新企業的績效水平差距逐漸拉大，政策效應存在一定的滯后性。

圖3 平行趨勢檢驗

4.3 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檢驗

傾向得分匹配為雙重差分的實證研究提供了一組與實驗組具有相似特征的對照組樣本，使得實證結果更為可靠。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影響效應的回歸結果見表3。

表3 專精特新政策影響企業績效的基本回歸

表3中代表專精特新政策的虛擬變量Policy×Post的系數估計值為0.021，在1%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專精特新政策的實施顯著提升了企業的績效水平，實證結果驗證了H1。在充分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政策實施使得專精特新企業的績效水平相比非專精特新企業提高了2.1%。從前文理論分析得知，專精特新政策一方面推行各種惠企政策，為企業提供便利；另一方面明確專精特新企業的審批標準，如基本條件、經濟效益、專業化程度、創新能力、經營管理專項指標等，激勵企業提升生產經營效率。

觀察控制變量，企業規模、企業年齡對企業績效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企業規模代表一定的資金、技術等資源優勢，企業年齡衡量企業的生存能力和經營經驗。規?；蛘吣挲g較大的企業在優化自身生產經營、降低生產成本方面更有能力，能較好地提升企業績效；資產負債率對企業績效也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因為企業的資本結構雖然影響其財務風險，但也可以緩解資金困境，滿足企業生產經營和技術研發的資金需求，有利于提升企業績效水平；企業固定資產規模的系數顯著為正，固定資產代表企業資產實力，規模越大，企業生產經營的基礎越好，越有利于企業績效水平的提升。

4.4 穩健性檢驗

(1)替換企業績效衡量指標。為檢驗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影響的穩健性，采用企業凈利潤 (Profit)替代基礎回歸中的綜合熵值作為被解釋變量，結果見表4。Policy×Post的系數為0.161，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再次驗證了本文的核心假設H1。

表4 穩健性檢驗

軍莊鎮由于富含奧陶系中統馬家溝組石灰巖，這種石灰巖是用于制作水泥、電石、溶劑的最重要礦產資源.由于資源開發的需要，曾在這里修筑了通往采石場的公路，該公路橫穿陰山溝向斜北翼巖層，形成了現成的、出露較好的地層剖面.

據此，首先用Stata16.0軟件對Policy×Post變量隨機抽樣，重復500次，查看系數與基準估計結果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抽樣估計結果中，大于基準估計結果的次數為0，可以推斷出τ=0，證明受到不可觀測因素影響的可能性較小。圖4為安慰劑檢驗和核密度分布圖，系數估計值分布在零的附近，且服從正態分布，符合安慰劑檢驗的預期。

圖4 安慰劑檢驗結果

5 機制檢驗

基于前文的文獻綜述與理論分析，專精特新政策可能通過資金支持和激勵企業創新來提升企業績效。為了檢驗這兩種作用路徑的存在，本文采用中介效應檢驗方法。

5.1 資金支持

為了檢驗資金支持影響機制的存在，構建模型為：

Yi，tpsm=α0+α1Policy×Posti，t+α2Controlsi，t+μi+λt+εit

Fundi，tpsm=β0+β1Policy×Posti，t+β2Controlsi，t+μi+λt+εit

式中，Fundpsm代表中介變量，即資金支持，采用企業財務數據中的政府補貼來衡量。其他變量與前文一致。中介效應的原理是，如果α1和β1的系數均顯著，則說明中介效應成立，繼續檢驗系數φ1。如果φ1顯著，是不完全中介效應；反之，則是完全中介效應。結果見表5。

表5 資金支持中介作用的回歸結果

表5列 (1)顯示，專精特新政策與企業績效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該結論在前文的實證結果中已有論述。列 (2)檢驗了專精特新政策對政府資金支持的作用，回歸系數為0.236，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專精特新政策能夠從提高政府對企業的資金支持方面入手，以支持和激勵企業生產經營，H2得以驗證。根據中介效應的檢驗原理，列 (1) (2)的系數值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即通過中介效應的第一步。列 (3)是中介效應的進一步檢驗結果，系數為0.055，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專精特新政策通過增加政府對企業的資金支持來提升企業績效水平，但政府資金支持在專精特新政策與企業績效的關系中只發揮了部分中介作用，并不是完全中介作用。

5.2 創新激勵

為了檢驗創新激勵影響機制的存在，構建對創新激勵的中介作用進行檢驗的具體模型為：

Yi，tpsm=α0+α1Policy×Posti，t+α2Controlsi，t+μi+λt+εit

Inovi，tpsm=γ0+γ1Policy×Posti，t+γ2Controlsi，t+μi+λt+εit

式中，Inovpsm代表中介變量，即創新激勵?？紤]到專精特新政策專注于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伴隨著政策實施，企業會增加對創新研發的支持力度，因此用企業財務數據中的研發投入來衡量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的創新激勵作用。其他變量與前文一致。在該影響機制中，如果α1和γ1的系數均顯著，則說明中介效應成立，繼續檢驗系數ζ1。如果ζ1顯著，是不完全中介效應；反之，則是完全中介效應。結果見表6。

表6 創新激勵中介作用的回歸結果

表6列 (1)是專精特新政策與企業績效的相關關系，前文實證結果已有論述。列 (2)是專精特新政策與企業創新激勵的關系，Policy×Post的系數為0.176，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專精特新政策有顯著的正向創新激勵作用，即專精特新政策實施之后，企業為了迎合政策導向會加大創新研發投入，H3已驗證。根據中介效應的檢驗原理，列 (1) (2)系數均顯著為正，證明通過了中介效應的第一步。進一步檢驗結果見表6列 (3)，變量Policy×Post與Inov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創新激勵對企業績效產生部分中介效應。因此，專精特新政策能加大企業對研發的支持力度，通過對重大技術突出、產業成果轉化項目給予獎補等方式來激勵企業持續創新，創新激勵的影響機制得以驗證。

6 異質性分析

本文異質性檢驗主要回答以下問題：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作用是否因企業產權性質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而呈現差異化效果。

6.1 企業產權性質

企業所有權是公司治理結構的重要基礎，會對公司內部治理產生決定性作用[38]。國有股權、私有股權、機構股權和外資股權等的多元投資主體必然導致資源配置偏好和利用效率差異[39]。專精特新對企業資本積累和規模效應的要求并不高，民營企業因其靈活度高，可以更迅速響應國家的專精特新政策。那么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的提升作用是否因企業產權性質的不同而存在顯著差異？本文基于式 (1)分別對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樣本進行回歸，表7列 (1)～ (3)分別顯示專精特新政策對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績效影響的估計結果。

表7 企業產權性質異質性回歸結果

國有企業Policy×Post的系數估計值為0.067，民營企業Policy×Post的系數估計值為0.075，均在1%的水平通過顯著性檢驗；外資企業Policy×Post的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專精特新政策對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績效的影響存在差異，專精特新政策能夠顯著提升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企業績效水平，且對民營企業績效水平的正向促進作用最高，但對外資企業的績效水平沒有影響。這一結果的可能原因是，國有企業具有更好的資源優勢，在專精特新政策實施力度不斷加大的過程中，國有企業可以憑借自身良好的經濟基礎和人才、資金優勢更快地進行技術創新，攻克技術壁壘，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提高企業的績效水平；民營企業不具備國有企業的先天優勢，但民營企業大多是中小企業，企業靈活度較高，在面對嚴格的資源環境約束和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時，能夠迅速做出反應，迎合政策導向，轉變生產經營方向，專注某一領域，加大創新力度，提升企業在細分領域的競爭力，提高企業績效水平；外資企業往往具有更先進的生產設備且經營環境較好，因此受專精特新政策的影響較小。

6.2 地區經濟發展水平

企業對政策的反應程度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有很大的關系，東部地區人口集中、信息發達，無論是產能利用率還是技術效率、設備利用率都遠高于其他地區[40]。那么，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的作用效果會存在地區差異嗎？為考察該影響的差異性，本文在國家統計局對東中西三大經濟帶劃分的基礎上，將31個省份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四大經濟帶，并基于式 (1)分別對樣本數據進行回歸，回歸結果見表8列 (1)～ (4)。

表8 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異質性的回歸結果

東部地區Policy×Post的系數估計值為0.088，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顯著性檢驗；中部地區Policy×Post的系數估計值為0.025，在10%的顯著性水平通過顯著性檢驗；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Policy×Post的系數估計值均未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即專精特新政策提升了東部和中部地區企業的績效，且對東部地區企業績效的提升作用更為明顯，但對西部和東北地區的企業績效沒有顯著影響。這可能是因為，東部地區經濟實力雄厚，數字化水平高，交通運輸發達，企業對政策的吸收效果較好；中部地區的培育態勢在湖北、重慶等地的帶動下勢頭強勁，企業呈現出地域生產資源和自然資源的優勢和特色，專業化能力強，對政策吸收也有優勢。相比之下，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低，且交通不發達，人力資源弱，企業發展受專精特新政策影響較??；東北地區未發揮出中國老工業基地工業基礎雄厚的優勢，“小巨人”企業數量占比也呈現下降態勢，并未普遍享受到專精特新政策紅利。

7 結論和建議

本文將專精特新政策實施作為一項準自然實驗，從理論上剖析資金支持和創新激勵雙重作用下政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機理，以2011—2021年的中國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構建PSM-DID模型實證研究政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并進行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和企業產權異質性、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異質性的檢驗。研究結論如下：①專精特新政策顯著提高了企業績效，此結論在經過平行趨勢檢驗、替換被解釋變量衡量指標、安慰劑檢驗等穩健性檢驗后依舊成立；②專精特新政策通過政府提供資金支持和對企業進行創新激勵促進企業績效水平的提升，創新激勵作用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效果大于政府資金支持所產生的影響；③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的促進作用存在企業產權性質上的差異，影響效果在民營企業中最顯著，其次是國有企業，對外資企業并不顯著；④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也存在地區差異，東部地區效果最顯著，其次是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效果不顯著。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提出如下建議。

(1)完善專精特新企業梯度培育體系，優化實施企業分類培育策略。中國之所以大力實施專精特新政策且不遺余力地培育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主要是因為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是穩鏈強鏈補鏈的重要支撐，也是改善民生的中堅力量。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專精特新政策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績效水平，故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培育政策體系既能提升企業的績效水平，又能擴大就業、保障民生，在整個經濟社會中形成良性循環。因此，應加大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的培育力度，構建梯度培育體系，儲備一批、培育一批、成長一批、壯大一批；鼓勵企業專注產業鏈具體環節的同時引導企業向行業龍頭靠攏，發揮各類服務機構的優勢作用，為優質企業提供政策咨詢、創業創新、投資融資、人才培訓等服務。

(2)構建企業協同創新體系，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專精特新企業突出特點是專注細分領域，掌握某項獨門絕技。企業要想成為細分領域“領頭羊”，創新是關鍵。本文研究結果表明，專精特新政策能夠通過政府資金支持和對企業進行創新激勵來提升企業績效。因此，要加強政、產、學、研、用等多主體聯動，促進信息流、技術流和人才流的融合，協同推進專精特新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加大專精特新企業的財政資金支持，保障企業創新投資充足。

(3)構建企業融通生態，加大特定地區政策支持。本文研究結果表明，專精特新政策對企業績效的影響存在企業產權差異性和地區差異性。因此，有必要構建企業融通生態，發揮“小巨人”企業的帶動作用，借助國有企業的資源優勢和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力，從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資金鏈、人才鏈、服務鏈入手，實現全面融通發展，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企業發展生態。此外，加大對西部和東北地區企業的政策支持，鼓勵西部地區充分利用自然資源和地理環境優勢，推動企業專業化發展；鼓勵東北地區充分利用老工業基地雄厚的工業基礎，推動企業精細化新穎化發展。最后，做好服務保障，完善創新激勵制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對中小企業權益的保護。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專精特新企業以中小企業和非上市公司為主，考慮到中小企業數據零散以及非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可得性差等因素，本文僅以2011—2021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進行研究，所得結論建立在上市公司樣本數據基礎之上，對政策效應的評估有待進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