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背景下中國裝備制造業升級路徑研究

操友根，黃坤耀，杜 梅

(1.同濟大學上海國際知識產權學院，上海 200092；2.法國蔚藍海岸大學，尼斯 06100)

0 引言

新一輪科技革命加速推動信息技術與制造業融合滲透，制造業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核心領域，而數字經濟也成為促進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新動能。數字經濟通過破解創新鏈瓶頸、提升制造鏈質量、優化供應鏈效率、拓展服務鏈空間，助推中國制造以平臺化、生態化、軟件化、共享化、去核化實現“換道超車”，加快邁向全球中高端價值鏈[1]。然而，自中美經貿摩擦以來，中國制造業大而不強、基礎能力整體較弱、部分核心環節嚴重受制于國外的短板更加凸顯，其中裝備制造業尤為突出。裝備制造業是促進國民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以及為其他行業提供生產裝備的戰略性產業，其既是實現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的主導產業，又是國家競爭力的根本支撐[2]。面對裝備制造業在產業供給、創新能力、產業鏈水平、要素結構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如何切實抓住數字化發展機遇，促進裝備制造業升級，成為中國實現制造業現代化、打造制造強國的重中之重。

當前，中國裝備制造業正處在從傳統制造轉向數字智造的關鍵階段，研究數字經濟與裝備制造業升級路徑的關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關于數字經濟與制造業升級關系的研究，一方面多聚焦于從宏觀層面分析數字經濟賦能制造業升級的理論邏輯[3]；另一方面對升級路徑的探討主要停留在定性描述范疇[4]，僅有的量化研究則尚未區分一般制造業與裝備制造業[5]，從而缺乏數字經濟下裝備制造業升級路徑的微觀定量證據。本文立足于發展數字經濟的政策背景和行業趨勢，以中國裝備制造業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從外部環境、內部能力以及鏈接內外的戰略與組織三個層面設計調查問卷，采用結構方程模型實證研究影響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的關鍵因素和主導路徑，旨在揭示數字經濟背景下促進中國裝備制造業升級的路徑模式和政策建議。

1 文獻回顧

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指由低水平、低附加值的低級形態向高新技術、高附加值的高級形態演變的過程或趨勢，從低級至高級依次為流程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部門間升級[6-8]。裝備制造業升級則是通過掌握核心技術、創新產品屬性、提高產品附加值與服務、轉變市場模式等方式實現制造升級、產品升級和產業結構升級[6]。當前關于裝備制造企業轉型升級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從內外部兩方面進行考察。

外部環境包括產業政策、市場需求、產業競爭等。綦良群等[6]認為，由于中國市場經濟起步較晚，需要政府以政策手段介入裝備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過程，通過制定和實施產業扶持政策等激發企業創新積極性，搶占價值鏈高端環節，帶動裝備制造業價值鏈整體躍遷。唐榮等[9]進一步探索選擇性與競爭性兩類產業政策的差異化影響，研究發現前者與制造業價值鏈升級負相關，而后者與制造業價值鏈升級正相關。謝呈陽等[10]從需求數量 (市場規模)和需求質量 (消費升級)兩個層面論證了市場需求對推動制造業價值鏈攀升的動力機制。內部環境包括企業家精神、人力資本、企業資源與能力等。余東華等[11]、戴勇[12]提出積極的企業家精神、關鍵資源積累和培養動態能力是制造業升級的重要影響因素。耿曄強等[13]、陽立高等[14]發現人力資本將制約制造業轉型，僅當其與技術水平、產業結構有效匹配時才能促進產業結構平穩升級。企業創新能力與創新策略選擇等也被認為是推動企業轉型升級的關鍵因素[2-15]。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對裝備制造業升級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取得一定進展，但仍存在以下三方面較為明顯的不足：第一，現有研究多集中于制造業領域，較少對制造業細分領域即裝備制造業進行分析；第二，現有研究對制造業升級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側重宏觀面、描述性分析，缺少對微觀因素的定量整合研究；第三，現有研究尚未系統探索數字經濟背景下影響裝備制造業升級的關鍵因素及主導路徑?；诖?，本文利用來自裝備制造業上市企業的調查數據，使用結構方程模型，研究企業內部能力、外部環境以及鏈接內外的戰略與組織三個維度的因素對裝備制造企業升級的影響，進而明晰數字經濟背景下裝備制造業的升級路徑。

2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2.1 外部環境與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

裝備制造業企業的經營活動依賴于其所生存的外部環境，而外部環境主要由政府政策環境和市場競爭環境兩方面構成。一方面，政府政策環境為企業升級提供不可或缺的政策信息資源，而不同的政策需求和變化趨勢影響企業信息化水平和進度[16]。通常，政府會出臺各項稅收減免和扶持政策，對企業資金資源形成補充，從而幫助裝備制造企業降低轉型升級風險，提高其升級意愿和動力。而且，政府需求可起到信號作用[17]，表明企業數字化升級是政府當前關注的重點和趨勢，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政策規制環境，提高企業升級成功率。另一方面，市場競爭環境為刺激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提供獨特的市場信息資源。外部市場壓力中往往蘊含著大量可操作性資源[18]，如競爭企業數字化行動、客戶的數字化需求等，而出于緩解日益激烈的競爭壓力目的，裝備制造業企業不得不積極從外部競爭環境中搜尋和獲取升級所需的各類資源，以確保企業順利進行轉型升級。為適應動態變化的外部市場環境，企業有動機將外部利益相關者的資源內化為自身獨特且不可復制的資源，滿足企業生存與發展，并進一步推動企業轉型升級。

考慮到裝備制造業企業需將自身獨特的資源能力與政府政策、市場需求等外部環境進行交互，進而促進自身的轉型升級并贏得競爭優勢。據此提出假設H1：外部環境對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有顯著正向影響。

2.2 內部能力與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

裝備制造業企業的生存、發展和升級離不開外部潛在資源和內部資源支撐。當面臨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時，企業需要不斷整合、利用并提升內部資源和能力，以獲取持續競爭優勢[19]。一方面，企業內部基礎設施是維持其生存與發展所必須的硬件資源。隨著信息化和數字化縱深推進，擁有良好的數字基礎對企業將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等數字技術投入到新產品和服務中[20]，實現企業轉型升級至關重要。同時，數字化水平反映出企業不斷尋求新資源和利用商業機會的能力，夯實的數字化基礎設施有助于企業搜索信息資源，使其對市場行為傳遞出的信號等更加敏銳[21]，進而提高企業轉型效能。另一方面，企業需要構建、整合及配置資源，并協同內外部資源、能力以應對市場挑戰。強大的內外部協同能力既能夠幫助企業建立升級所需的資源池，又能夠協同產學研各方及供應鏈上下游力量，打破企業、產業、學界、政府等有形無形壁壘，促進知識等資源的流動[22]，豐富企業資源的多元化，降低企業升級風險。

綜上可見，內部能力成為影響裝備制造業企業數字化升級的重要因素之一。內部能力強的企業更有意愿和能力實施升級轉型，其取得升級成功的可能性更高。據此提出假設H2：內部能力對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有顯著正向影響。

2.3 戰略與組織與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

戰略與組織是鏈接企業外部環境和內部能力的重要部分。戰略與組織及人密不可分，組織由人構成，而戰略則是由企業管理者制定，因而，戰略與組織對裝備制造業企業數字化升級的作用過程與企業管理者和員工緊密相關。一方面，員工 (尤其是核心人才)作為企業獨特的異質性資源，其所擁有的知識、能力等在幫助企業創新[23]與升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員工對企業戰略的理解、認同以及能動性發揮則會深刻影響到企業數字升級戰略的順利推行[24]，以及戰略執行過程中的問題反饋與突破性解決方案的形成。另一方面，企業家精神、高管權力等是促進企業升級和創新的重要因素[11，13]。管理者作為企業重要的戰略制定者和決策者，其自身的數字化認知、視野以及知識資源有利于引導裝備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保障企業升級的大方向。同時，管理者作為企業資源要素的配置者，能夠將內外部資源有效鏈接，吸收并加以利用，引導企業從傳統的組織模式向開放包容的組織形態轉變，提升企業運作效率，助力企業轉型升級。此外，管理者可以通過文化建設在企業內塑造積極擁抱數字化轉型的文化氛圍與創新環境，利于企業數字戰略的有效推進。

根據以上理論邏輯，組織戰略決定企業行動方向，而人力是組織戰略的制定主體和實施主體，故作為人力資本核心構成的企業家精神、員工戰略共識等將決定企業的數字化進展。據此提出假設H3：戰略與組織對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有顯著正向影響。

綜上，本文構建數字經濟背景下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的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數字經濟背景下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理論模型

3 研究樣本與計量方法

3.1 數據獲取

由于制造業升級是一項復雜和綜合性研究，需要立足實踐獲取最能反映企業數字化及其轉型現狀的第一手資料，因此選擇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采集研究數據，問卷調查法在組織與管理領域具有非常廣泛的運用。

研究數據通過以下三個程序獲?。旱谝?，以中國裝備制造行業協會發布的《2020年度裝備制造業上市公司100強榜單》中的100家裝備制造上市公司為樣本企業。第二，通過電子與實地兩種方式發放問卷。一方面，將電子調查問卷發放給目標企業人群；另一方面，在專家訪談過程中直接要求其填寫紙質調查問卷。第三，要求被調查者為任職超過3年的企業中層以上管理者或研發、生產、銷售一線人員，而且了解企業戰略與文化，熟悉研發、生產、銷售等環節的運營情況。最終，調查問卷共發放420份，回收389份，剔除無效問卷18份，獲得有效問卷371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88.33%。

3.2 變量測量

本文選用的變量均采用李克特7級量表測量，從低到高劃分為1至7個等級。為確保量表信效度，在相關成熟量表的基礎上，結合具體內容進行適當修改，最終得到包含33個題項的測量量表，結果見表1。

表1 研究變量設定及問卷信效度

研究變量的量表設計過程如下：第一，外部環境，主要參考陳曉紅等[25]關于外部環境的論述和量表，經過選擇與整合后，從政策環境與市場環境兩個維度測量，包含9個題項；第二，戰略與組織，主要借鑒蔡華等[26]的企業家精神量表、羅瑾璉等[27]的創新理念與認知量表，結合畢克新等[16]的研究，從戰略與理念、企業人才 (企業家與員工)兩個維度進行整合和修訂，共計9個題項；第三，企業內部能力，主要參考廖民超等[28]和王永偉等[29]的量表，并結合陽鎮等[30]的數字經濟與價值鏈研究，從數字基礎、數字應用、數字協同三個維度進行整合和修訂，共9個題項；第四，企業升級，主要參考毛蘊詩等[31]關于企業升級路徑的量表，按照“研發—生產—銷售”邏輯修訂原有量表，共計6個題項。

3.3 信效度檢驗

效度是指能夠測到量表所欲測心理或行為特質到何種程度，分為內容效度、效標關聯效度和建構效度。本調查問卷參考相關理論與文獻研究結果設計，在數據收集過程中，對樣本選擇和問卷調查對象選擇也做出嚴格規定，問卷符合內容效度和效標關聯效度的要求[32]。本文借助AMOS 24.0，運用因素分析法驗證問卷的建構效度，結果如表1所示。根據表1，外部環境、戰略和組織、內部能力以及企業升級的測量量表KMO值分別為0.851、0.864、0.883、0.874，總體量表KMO值為0.870，均大于0.800，說明可以進行因子分析；同時，Bartlett球形檢驗得出的顯著性概率小于0.001的標準，說明可以拒絕因子間的凈相關矩陣不是單元矩陣的假設，代表總體的相關矩陣間有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信度是指測驗或量表工具所測得結果的穩定性和一致性，量表的信度越大，則其測量的標準誤越小[32]。本文采用內部一致性系數 (Cronbach’s α)，檢驗各子量表中各題項之間的一致性。由表1可見，外部環境、戰略和組織、內部能力以及企業升級各變量的一致性系數均在0.900以上，且問卷整體信度達到0.939，表明問卷質量高，調查結果可靠。

4 結構方程構建與假設檢驗

4.1 初始結構方程模型構建

在前述理論模型基礎上，設定本文初始結構方程模型，如圖2所示。該模型通過27個外生顯變量來測量9個外生潛變量 (表1中A1-A3、B1-B3、C1-C3)，6個內生顯變量來測量3個內生潛變量 (表1中D1-D3)。

圖2 結構方程模型路徑

4.2 擬合度檢驗

整體模型的擬合度是衡量實際結果與模型預測的一致性程度，模型擬合指數可以從相對性、絕對性、模型復雜性等方面對已建立的模型進行評價[32]。本文運用AMOS 24.0對所建立的模型進行擬合檢驗，整體擬合指數及其擬合成功建議值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數據可知，X2/df小于3，CFI、GFI、NFI、TLI均大于0.9的標準。RMSEA小于0.05的標準，PGFI、PNFI均大于0.5的標準。因此，該模型具有良好的擬合度。

表2 模型擬合檢驗結果

4.3 假設檢驗

針對前文所做的模型假設，將相關結果進行統計。表3所示為結構方程模型中各潛變量之間的路徑關系系數的標準化估計值、載荷系數以及路徑關系系數的顯著性檢驗結果，可見，模型假設均成立，其中H3的路徑系數較大，表明企業自身戰略與組織是裝備制造業升級的重要決定因素。同時，研究還發現，除初始SEM假設的路徑外，修正的結構方程模型中又添加了三條假設以外的路徑，包括外部環境、戰略與組織與企業升級、外部環境、企業能力與企業升級，以及戰略與組織、企業能力與企業升級之間的三條路徑 (外部環境與戰略與組織、外部環境與企業能力、戰略與組織與企業能力的路徑系數分別為0.458、0.348、0.602，臨界比 (C.R.)值都大于2.5，路徑系數在0.05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外部環境與戰略與組織、外部環境與企業能力、戰略與組織與企業能力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表3 路徑系數與假設檢驗

基于以上實證研究，本文修正后的概念模型及路徑系數如圖3所示。

圖3 修正后的概念模型及路徑系數

4.4 路徑效應分析

變量間的影響效應包括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三個方面。直接效應是路徑系數直接反應的效應；間接效應是一個獨立變量通過直接或間接影響某一因變量的第三變量來影響該因變量的情況，其大小由兩個路徑系數之積得出；總效應等于直接影響效應加上間接影響效應[32]。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模型各潛變量之間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外部環境、戰略與組織、內部能力每提升1個單位，企業升級將分別提升1.055、1.020、0.686個單位?？傮w來看，標準化路徑系數的大小排序為：外部環境 (1.055)>戰略與組織 (1.020)>內部能力 (0.686)，反映出在影響裝備制造業企業轉型升級的內外部三個一級因素中，外部環境對其升級的促進作用最大。進一步地，外部環境、戰略與組織、內部能力三個維度的二級因素對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路徑的影響程度從大到小則分別為市場需求 (0.596)>數字化理念 (0.574)>企業家精神 (0.481)>數字化人才保障 (0.449)>數字技術應用 (0.441)>政府政策 (0.390)>數字化基礎 (0.276)>市場競爭 (0.251)>數字化協同 (0.248)。

表4 直接效應、間接效應和總效應

5 數字驅動與升級路徑

根據以上分析結果發現，在數字經濟背景下，中國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存在多種路徑，包括內部推動升級模式、外部促進升級模式以及內外部融合升級模式。

5.1 內部推動升級模式

數字經濟背景下裝備制造業企業內部推動升級模式如圖4所示。企業數字化活動的源動力來自內部環境，某些內部因素的變動會產生源動力，推動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能力的質變，從而推動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

圖4 內部推動升級模式

(1)升級路徑起點：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前的戰略和組織發生變動。企業家精神方面，企業家作為鏈接企業內外的決策者，外部數字化環境對企業的影響是通過企業家的注意力及其配置產生作用。當企業家認識到數字化蘊含的巨大價值，將激發企業家創新和冒險精神，前瞻性地在企業內部構建數字化戰略，通過數字戰略驅動制造模式轉型。數字化理念方面，企業的員工對數字化戰略的認知越充分、越一致，企業的慣例、文化等軟環境越支持數字化活動的開展，企業的數字化戰略制定及實施過程越順利。數字化人才保障方面，關注數字化的企業將重視更新人才戰略規劃，重點發展和培養數字化人才，旨在提供數字化項目所需的核心人才支持。

(2)升級路徑過程：內部能力加強。企業內部能力強化過程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數字基礎。一方面，不斷加大數據中心、云平臺、人工智能等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形成具有規模優勢的數字硬件能力；另一方面，與數字化相關的管理體系與流程逐漸確立、完善，提升數字化管理能力。第二，數字化協同。一方面，優化、整合企業內部價值鏈，塑造專業化優勢和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強化與產業價值鏈上下游協同合作關系，共同搭建數字化產業鏈應用系統，形成數字化產業生態，提高產業鏈的整體競爭能力。第三，數字化技術應用著重將數字化建設成果落實到企業經營環節，深化研發、生產、銷售等各環節的數字化應用程度，有利于實現快速響應。

(3)升級路徑結果：企業效率提升。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前數字化戰略與組織的變化要求企業加強數字化基礎建設，提高產業鏈內外數字化協同水平，深化數字技術在企業經營過程中的應用程度，這三者的發展可進一步提升企業研發、生產、銷售等各個環節的效率。反過來，企業效率提高又反作用于戰略和組織，構成一個完整的數字化升級閉環。

5.2 外部促進升級模式

數字經濟背景下裝備制造業企業外部促進升級模式如圖5所示。市場需求、市場競爭和政府政策等外部環境因素是推動企業數字化活動的重要動力，其變化將導致企業內部數字化影響因素發生變化，從而推動裝備制造業企業數字化升級。

圖5 外部促進升級模式

(1)升級路徑起點：外部環境形成。政府政策方面，通過財稅政策、數字化成果轉化風險補償金改善投資環境，吸引科技創新企業和數字化人才，以幫助本地傳統企業實現數字化升級。同時，鼓勵數字人才間的交流和學習，促進數字技術在傳統制造業中的應用。市場需求方面，需求總量和需求結構的變動都會引起裝備制造業企業產品或功能的變化，通過促使裝備制造業企業構建數字化研發機制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消費升級過程。市場競爭方面，通過激發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提高新產品推出速度和現有產品線性價比，擴展產品價值鏈，增加產品附加值，進而增強裝備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生產動力。

(2)升級路徑過程：外部資源獲取。源自外部環境驅動的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過程早期比較保守，不會投入大量資源建設數字化項目，并且重視對外部數字化資源的獲取和利用，以降低自身投資的風險。在獲取到先進的數字化資源或成果后，裝備制造業企業會經歷知識學習與內化的過程，即將其不斷應用到產品設計、工藝改進和運營生產中，同時逐漸融入到企業的理念和文化中。隨著外部數字化成果對研發、生產、服務等環節的價值貢獻增大，裝備制造業企業才具有更大的動機和動力加大數字化項目投資力度，最終推動數字化基礎、數字化應用以及產業鏈數字化協同能力不斷強化、數字化管理水平不斷提升。

(3)升級路徑結果：企業效率提升。隨著外部環境對企業數字化要求的內嵌程度提升，數字化資源與先進成果被引入企業，并與內部數字化建設過程相嵌合，裝備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技術、知識儲備增加，同時研發、生產、銷售環節的響應速度提高、問題發生率降低，進而提升企業效率。

5.3 內外部融合升級模式

數字經濟背景下裝備制造業企業內外部融合升級模式如圖6所示。當考慮通過數字化實現轉型升級時，應立足外部市場環境變化，結合自身數字化戰略與組織保障機制，優化整合內外部資源提高自身數字化基礎建設、數字化協同以及數字化應用成效，加快推動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

圖6 內外部融合升級模式

(1)升級路徑起點：外部環境和戰略與組織的形成。面對較大規模的數字化投入，企業自身的資源和能力可能不足以支撐其達到早期全面升級的水平。企業在升級前必須充分考慮內外部數字化影響因素，應定位自身的數字化戰略、組織形式和推進階段，以應對政府政策、市場競爭和需求變化等外部環境。同時，根據自身生產能力和制造水平，合理預判、規劃和評估數字化項目的資金投入、效益周期和發展趨勢。

(2)升級路徑過程：內外部深度融合。裝備制造業企業需要將外部數字化信息資源、技術成果與企業內部數字化基礎、數字化應用整合。引進先進數字化技術后，技術管理部門組織研發人員學習和研究，工藝人員進行評審，基層技術人員結合企業制造水平進行復審，以保證在投入生產前解決可能的潛在問題，實現從技術成果外部引進到內部的創新改進[33]。外部數字化信息資源和先進成果有利于拓展數字技術研發人員的創新思路，改進原有生產流程和產品結構，激發基層技術工人的數字化改革熱情，形成數字化學習與創新氛圍。

(3)升級路徑結果：企業效率提升。企業通過內外部數字化影響因素的融合，增強數字化升級動力，豐富數字化資源投入，提高數字化管理水平，進而促進企業效率向更高層次升級。

6 結論與討論

6.1 研究結論

本文以數字經濟為研究背景，以中國裝備制造業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從外部環境、內部能力以及鏈接內外的戰略與組織三個維度提煉出九個關鍵影響因素，進而基于問卷調查數據和結構方程模型剖析數字經濟驅動裝備制造業企業的升級路徑。研究發現：第一，外部環境、內部能力、戰略與組織均對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具有直接路徑影響，外部環境的影響最大，戰略與組織居中，內部能力的影響最??；第二，外部環境通過戰略與組織、內部能力可以間接影響企業升級，戰略與組織也可通過內部能力間接影響企業升級；第三，外部環境、戰略與組織、內部能力的二級因素對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路徑的影響程度按大小依次為市場需求、數字化理念、企業家精神、數字化人才保障、數字技術應用、政府政策、數字化基礎、市場競爭、數字化協同；第四，按照外部環境、內部能力、戰略與組織對裝備制造業企業升級的作用形式，可將企業升級路徑分為內部推動升級模式 (戰略與組織→內部能力→企業升級)、外部促進升級模式 (外部環境→數字化先進成果→內部能力→企業升級)以及內外融合升級模式 (外部環境+戰略與組織→數字化先進成果+內部能力→企業升級)。

6.2 政策建議

(1)優化外部環境，要求：①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與裝備制造業產業鏈相關的數字化基礎設施的投入和服務質量；②加強數字化轉型政策支持的專業性和適用性，建立政府引導專項基金，提升裝備制造業企業數字化轉型動力；③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機制，通過行政和司法雙重手段嚴厲打擊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切實保障數字化技術研發企業及研發人員的經濟效益，從而極大增強裝備制造業企業的持續創新動力；④加強新興領域市場競爭規制，構建公平開放的市場環境，在促進企業數據資源開放共享的同時，應明確界定各類數據產權及其歸屬、使用邊界，從技術層面安全性和制度層面規范性引領裝備制造業企業的有序競爭。

(2)強化內部能力，要求：①要定位自身在數字化圖譜中的位序，制定基礎設施更新迭代計劃，增強數字化基礎設施對企業升級的支撐作用，根據政府新近出臺的《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行動計劃 (2021—2035年)》，適時實施自身網絡體系強基行動和平臺體系壯大行動，推動工業設備和業務系統逐步上“云”；②要提升數字化技術研發及應用拓展能力，通過短期場景化應用項目的盈利“反哺”來實現數字化項目的可持續創新，促進數字應用技術覆蓋采購、制造、銷售等全流程，并與經營管理深度融合，形成依托于數字互聯互通的裝備制造業企業綜合集成系統，確保對客戶需求的實時感知和快速響應；③要積極引進產業鏈上下游協同機制，借助自動化、智能化、一體化生產、平臺化、終端化營銷等先進數字經營理念與技術，先與近端易鏈接的上下游伙伴形成緊密鏈接，再與遠端的潛在伙伴形成半緊密接觸，最終形成上下游聯動機制，完成與供應鏈伙伴的數據共享與價值共創。

(3)重構戰略與組織，要求：①制定數字化轉型戰略，并與企業發展戰略相銜接，增強數字戰略對企業發展戰略的引領支撐作用；②補充、提升企業數字化轉型戰略所需的人才梯隊及素質，既要提升大中型企業領導者、管理團隊的數字化創新創業精神，以宏觀精準的定向培訓方式使其成為帶領企業、推動行業數字化轉型的牽頭人，又要通過政府出臺針對數字化人才的吸引、調動、落戶等政策方案，加強引進或培養高素質復合型數字化人才。③優化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動員機制、考評體系和文化環境，通過構建上下互動的戰略認同與動員機制，改善數字化項目管理和考核體系，營造數字化改革的良好氛圍，釋放員工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提升其數字化創造效能。

6.3 研究不足及展望

第一，本文以裝備制造業前100強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事實上，上市企業與中小企業在規模、資源、能力等方面存在極大差異，面對數字經濟背景其升級路徑也有所不同，未來可以將研究對象擴展到中小企業，探討中小裝備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升級路徑以及與大型企業的區別。第二，本文采用問卷設計的方式獲取實證數據，對外部環境的測度遵循既有數字化相關研究文獻選用常規指標，只能間接體現數字經濟的影響，未來研究可以采用能更直接反映數字經濟背景的外部環境指標，以提升本文結論的穩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