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規制對長三角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效應分析

李 剛，孫夢玥

（安徽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安徽蚌埠 233030）

近年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民眾生活質量有飛躍式提升，但由于我國多采取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以生態環境質量的急劇下降換取經濟的高速發展[1]，使得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時期同時成為環境污染最嚴重、環境與經濟矛盾最激烈的時期[2]，這種一味追求經濟發展的短視行為，無法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埋下惡果[3]。黨的“十八大”以來，生態環境建設一直處在重要位置；“十九大”提出以生態文明為千年大計，強調國家要推進綠色發展；“二十大”提出尊重自然、順應時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顯然改善環境質量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礎[4]，由于環境存在公共產品及外部性等特征[5]，若不加以控制則會被無節制地使用與破壞[6]，因此有必要制定相關環境規制政策并探究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尋求兩者間互利互通機制，為推動經濟與環境協同發展助力。

1 文獻綜述

針對環境規制如何影響經濟發展，學者們主要提出如下觀點。一是基于“遵循成本”理論提出環境規制會增加企業成本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二是認為環境規制的實施會通過“波特效應”推動企業技術創新進而推動經濟增長。

“遵循成本”理論認為在環境規制過程中，企業為了達到“三廢”排放標準必然會將部分生產設備更新換代、投入大量人力資本，從而增加污染治理成本[7]；同時企業的合規成本也會由于環境規制的實施而增加，最終會降低小規模企業的利潤率[8]；環境規制會通過改變管理流程和形式增加企業管理成本，增加的治理成本與管理成本最終會轉移到產品價格上使產品價格在市場上缺乏優勢[9]，對企業的長久發展造成阻礙。此外，環境規制的實施還會擠占生產性投資[10]，導致制造業技術無效率[11]。我國學者將企業環境成本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規制成本，指為達成某環境標準而產生的所有費用、對產生污染支付的損失賠償及對某些資源轉移而間接產生的費用等。另一類是機會成本，主要指受環境規制影響導致的發展、競爭機會的喪失[12]，顯然，環境規制會增加企業規制成本與機會成本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上述學者基于“遵循成本”理論進行研究，還有學者基于“波特假說”認為環境規制能改善社會福利，有利于經濟綠色發展[13]。該假說認為環境規制與企業競爭力間存在相互促進的雙向機制，政府對企業實施的環境規制會激勵企業創新，技術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經濟發展與生產效率的提升。國外學者認為環境規制的實施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技術進步，并且這種技術進步帶來的正向作用不僅能彌補環境規制導致成本增加帶來的負向作用，還會使企業獲得超額利潤[14]。我國學者利用中國數據對“波特假說”進行驗證，結果表明雖然環境規并非推動技術進步的直接原因，但環境規制的實施的確能夠加大企業在研發部門的投入[15]，促進技術創新進而顯著提高企業生產效率[16]。且環境規制對不同種類技術的影響程度不同[17]，如在戰略性新興部門，環境規制有利于技術進步，這種促進作用對起步階段的企業效果最好，作用效果隨著技術創新性的增加而減弱[18]。有學者發現，環境規制不僅刺激企業創新技術，還對產業結構、規模效率等方面均有正向作用[19]，有學者在分析太湖流域環境規制與經濟增長關系時發現，環境規制在緩解地區污染的同時還會通過刺激各地對外貿易、加大加強對外開放力度、優化產業結構等實現推動經濟發展的目的[20]。此外，學者們還發現環境規制類型對企業生產效率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如李小平等人利用空間杜賓模型發現不同類型的環境規制對企業碳生產率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21]；薄文廣等人從地方政府吸引外商投資的角度出發對環境規制的選擇進行探究，發現政府競爭機制的不同會使環境規制政策的表現形式存在差異[22]。近年來有學者在分析環境規制與經濟綠色發展關系時發現，兩者間呈倒“U”型關系[23]，測度對兩者間耦合協調度，發現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耦合協調度水平呈上升態勢但整體水平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且不同地區存在差異[24]。

當前由于受到環境污染與資源緊俏兩方面制約，同時經濟的不斷發展對環境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針對這一現象，在現有研究基礎上以長三角41個地級市為例，從新發展理念出發構建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測度其發展水平，并利用動態面板模型與空間杜賓模型分析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及空間效應。有助于正確認識長三角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一步了解環境規制對綠色經濟效率的影響路徑，厘清兩者間的邏輯關系，有利于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激勵作用。

2 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說

環境規制主要通過影響生產成本與技術創新進而影響企業生產，因此學者們提出“遵循成本”與“波特假說”理論?！白裱杀尽崩碚撜J為環境規制會提高企業對污染排放、技術水平的要求，間接增加生產成本，為了避免成本增加帶來的損失企業往往會選擇提高產品價格，但價格的上漲會在減少產出同時削弱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導致產生的負向作用大于正向作用，不利于區域經濟發展；波特假說表明了環境規制的長期與短期影響，認為在短期內環境規制會使得生產成本上升，但長期來看，環境規制的實施會促使企業技術創新、提高生產效率能在彌補生產成本增加的同時獲得超額利潤，提高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力，最終推動經濟發展。

以下將基于“成本遵循說”與“波特假說”從效率、結構、與持續性三個方面出發對環境規制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行分析。

從經濟增長效率來看，環境規制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可分為兩種，一是環境規制影響要素生產效率進而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二是環境規制作用于能源利用效率間接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從短期來看，環境規制對企業的生產設備、治理設備等有著更高的需求，同時企業為了能夠達到環境規制標準對生產要素的選擇、生產方式、員工對新技術的掌握程度等也會有更高的要求，導致企業生產成本增加。此外，對環境污染的監測、與政府部門和供應商談判的交易成本也會隨之增加[25]。各類成本的增加不利于提高生產效率，并且環境治理的投資并不會直接轉化為生產價值，反而會擠出生產性投資，從而使生產效率下降?，F實中存在企業為了避免由于環境規制導致的利潤下降，而使用摻假原料、削減工藝步驟等方法來降低生產成本，進一步產生了低質量生產鏈，扭曲資源配置，最終造成低效率的市場資源配置，不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26]。但從長期來看，存在“波特假說”的可能性，在環境規制的作用下，企業會更新生產設備、創新生產技術，設備與技術的更新不僅能夠降低企業污染，還有利于提高要素使用效率與企業生產效率。有學者認為，當期加大環境規制力度不利于提高企業生產效率，但考慮滯后一期時，環境規制力度的加強對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有顯著促進作用[27]，進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但這種基于“創新補償論”的“波特假說”存在的前提是具有充足資金支持，因為該效應的發揮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及滯后性，若沒有充足資金支持會導致技術進步受到阻礙進而降低企業生產效率、阻礙經濟高質量發展。

從經濟增長結構來看，環境規制主要通過影響產業結構與需求結構等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影響。在政府實施環境規制后，未達到污染排放標準的企業將會被逐出市場，而剩下的企業由于要滿足更高的環境要求需要更新設備或進行技術創新，從而增加污染治理成本，形成進入壁壘，防止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企業隨意進入市場。由于不同行業污染治理的邊際成本有所差異，環境規制會對產生污染的企業造成約束，其中，污染治理邊際成本較低的企業在綠色發展中具有較大的優勢，而污染治理成本較高的企業會由于環境規制使其規模逐漸縮小、落后產能與過剩產能逐漸淘汰[28]。具體來看，環境規制政策的實施能夠通過創新補償效應改變生產方式，實現清潔生產，最終增加第三產業比重。如存在資金不足、技術落后等問題的企業由于環境規制被迫退出市場重新選擇產業時，可能會由污染密集型產業轉向清潔產業，從而實現市場結構優化[29]。

從經濟增長持續性來看，環境規制能刺激企業進行技術升級與制度革新由此作用于經濟高質量發展。在企業面臨由于環境規制導致成本上升的難題時，往往選擇技術創新走出困境，技術創新在彌補成本增加帶來的損失外，還能帶來超額利潤。同時，這種技術創新能為企業建立競爭優勢，有利于企業的長足發展。學者們將這種“創新補償”分為“產品補償”與“過程補償”兩類。若環境規制刺激企業進行技術革新，生產質量或性能更高的產品即存在“產品補償”。若環境規制實施在減少污染的同時提高生產要素利用率，如更合理高效地使用副產品、生產過程中廢料產生量的減少等，則被稱為“過程補償”。這兩種“補償”間存在關聯性，其中一種“補償”實現時另一種“補償”也會得以實現。由于當前居民環保意識的加強，使得企業技術創新后生產出的質量與性能并存的綠色產品有著更為可觀的市場。最終得出環境規制有利于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的結論。

因此，提出假設：環境規制會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3 模型構建、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

3.1 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

3.1.1 指標構建

經濟高質量發展包括創新、開放、綠色、穩定四個方面，因此基于已有文獻[30-31]從上述4個維度出發構建包括目標層、一級指標與二級指標的指標體系，具體如表1所列?？紤]到在主觀賦權法中每個人有各自的主觀價值體系[32]，所構建指標體系的權重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不具有參考價值，因此選定熵值法測度長三角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數據來源于2010—2022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及各省市統計年鑒與統計公報。

表1 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

3.1.2 結果分析

長三角各地區2010—2020年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水平測度結果表明：長三角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穩步上升，但上升幅度較小，仍存在較大的進步空間。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總體不高，但所有城市均為正向增長，未出現負增長現象。具體來說，在研究期間長三角地區整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穩步上升，均值由0.301上升至0.408，年均增長率為3.476%。2020年上海、南京、杭州與蘇州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超過0.500。上海市在長三角41個城市中遙遙領先且在研究期間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的增長幅度最大，為0.198，而揚州市的增長幅度最小僅為0.043。在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中安徽省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整體落后于其他地區，安徽省內2020年僅有合肥市與蕪湖市的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數大于0.4，而其他城市均低于0.4，其中，淮南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數為0.303，是長三角范圍內41個城市中的最低水平。由此說明，長三角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非均衡性。

3.2 模型構建

為了探究長三角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首先利用動態面板模型探究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方向與作用大小。接著引入空間面板回歸，對各變量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溢出效應及總效應進行分析。

（1）動態面板回歸

上式中，EQit為第i個地區第t期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EQit-1為第i個地區第t-1 期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Zit為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誤差項。

（2）空間杜賓模型

空間杜賓模型的一般公式為

考慮到所研究的內容并結合已有文獻[4]，建立模型如下：

上式中，EQit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結果；ERit為環境規制程度；W為空間權重矩陣，分別將鄰接空間矩陣W1、地理距離矩陣W2及經濟距離矩陣W3分別代入空間計量模型中；ρ為空間自回歸系數；X為控制變量；ui、vt分別為控制個體和時間固定效應。

為排除偽回歸現象對結果產生影響，現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2，認為各數據均是平穩序列。

表2 單位根檢驗

3.3 變量選擇

3.3.1 被解釋變量

經濟高質量發展（EQ），測度長三角地區各城市2010—2020年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指數。

3.3.2 核心解釋變量

環境規制（ER），在文獻[33]的基礎上，基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及科學性，最終選定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污水處理廠處理能力（萬立方米/日）與城市綠地面積（公頃）共同對該地區環境規制強度進行表征，計算城市環境規制綜合評價指數。

3.3.3 控制變量

為避免由于變量遺漏等原因造成誤差，加入控制變量。將選取基礎設施（infrus）與政府規模（gov）作為控制變量?；A設施（輛）采用私人汽車擁有量（輛）表征。政府規模（%）選取財政支出占GDP比重（%）進行刻畫。

3.3.4 空間矩陣

將從地理、經濟不同角度選取鄰接空間矩陣W1、地理距離矩陣W2及經濟距離矩陣W3作為空間矩陣分別納入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回歸分析。鄰接空間矩陣W1、是根據兩地區是否鄰接進行設定，若相鄰則取1，若不相鄰則取0。由于任何省份均不與自身相鄰，因此鄰接空間矩陣的對角元素均設為0；地理距離矩陣W2主要取決于地區間的距離，權重值由兩地區間直線距離的倒數表示；經濟距離矩陣W3將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納入空間矩陣中，利用地區間人均GDP差值為指標，若兩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越相似則空間依賴性越大，權重值越高。

3.4 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為2009—2022年《中國統計年鑒》及各省市統計年鑒。其中，部分數據缺失采用Stata內插法補充。

4 實證分析

4.1 空間自相關檢驗

對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環境規制進行空間自相關分析，利用Stata軟件可獲得空間鄰接空間、地理距離矩陣與經濟距離三種不同空間矩陣下長三角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環境規制全局Moran’sI指數及其顯著性水平，具體如表3。首先，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環境規制全局Moran’sI指數取值均介于[-1，1]，在Moran’sI指數取值范圍內且多數通過了10%以上的顯著性檢驗，即長三角地區各城市間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環境規制間存在顯著空間自相關性。其次，Moran’sI指數的結果有正有負，其中，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地理距離矩陣下的全局Moran’sI指數均為負值但顯著性不強，但在鄰接空間矩陣和經濟距離矩陣下的Moran’sI指數顯著均為正且均通過1%的顯著性水平，顯示長三角經濟高質量發展在經濟方面與地理距離兩方面的交互效應。最后，觀察環境規制在三種不同空間矩陣下得出的Moran’sI數值，表明從地理角度構建的矩陣系數絕對值明顯大于經濟角度構建的矩陣系數絕對值，地理位置是影響環境規制對長三角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地區環境規制成本可能小于產業轉移成本，較高的產業轉移成本使得污染企業無法向更遠的地區遷移，導致鄰近地區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較大，該效應作用強度與地理距離呈反向關系。

4.2 空間杜賓模型分析

回歸結果如表4，可得以下結論：①空間自回歸系數rho 在三種不同空間矩陣下系數均為正，其中在鄰接空間矩陣與經濟距離矩陣下顯著，而在地理距離矩陣下并不顯著，表明長三角地區的經濟高質量發展有著正向的自身空間溢出效應，除當地環境規制政策的影響外，周邊地區的環境狀況也會對其產生影響。②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在使用三種不同空間矩陣下均為正且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驗證假設正確，表明長三角地區環境規制能夠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③觀察控制變量回歸結果，發現本地基礎設施與政府規模對該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用顯著，將不同空間矩陣納入考慮，發現基礎設施呈現顯著正向溢出效應，而政府規模呈現顯著負向溢出效應，認為在地理或經濟水平相近的城市間基礎設施與政府規模同樣是解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

表4 杜賓模型的回歸結果

4.3 直接效應與溢出效應分析

為進一步研究環境規制對本地及周邊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將上述空間效應進行分解，結果如表5。

表5 直接效應、溢出效應和總效應

首先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溢出效應在不同空間矩陣下系數均為正且通過5%以上的顯著性檢驗，認為長三角環境規制的實施顯著推動本地及周邊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驗證假設的合理性。這是綠色循環發展、產業優化升級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綜合體現，環境規制的實施能夠促進產業綠色技術創新發展，優化產業結構。同時環境規制強度的加強不利于高污染、高耗能企業的生存，會迫使這類企業轉型或停止營業；其次，基礎設施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溢出效應在不同空間矩陣下系數同樣為正且均通過1%水平以上的顯著性檢驗，即基礎設施的完善有利于當地經濟高質量發展，會為經濟發展帶來新動能；最后政府規模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直接效應系數均為正，溢出效應系數有正有負并均通過10%以上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即政府在財政支出規模有利于當地經濟高質量發展。

綜上，環境規制、基礎設施與政府規模直接或間接作用于經濟高質量發展，最終形成合力推動經濟，證實假設成立。從總效應看，各因素不僅作用于當地經濟高質量發展，對周邊城市也產生顯著影響。其中，環境規制與基礎設施均對周邊城市有著正向作用，而政府規模對周邊城市整體存在負向作用。

4.4 調節效應檢驗

研究表明，技術創新水平越高的地區，專利授權數會越多，因此采用地區專利授權數衡量技術創新程度。使用調節效應進行分析，圖1是根據回歸結果繪制的不同技術創新水平的簡單斜率檢驗圖，圖中斜率是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大小。其中，回歸結果顯示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水平交互項系數為0.301 且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表明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經濟高質量發展。主要原因是企業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不僅對自身有利，還能通過對新技術的推廣、改進等將有利影響擴散至其他企業，因此得出結論，技術創新能夠強化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效果，驗證假設。

圖1 技術創新對環境規制與經濟高質量發展間的調節效應

4.5 穩健性檢驗

穩健性檢驗結果表明部分變量回歸系數絕對值有所下降，顯著性與方向未發生變化。對比不同空間矩陣下的回歸結果表明，環境規制、基礎設施與政府規模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方向、大小及顯著性僅存在細微變化，認為空間矩陣類型選擇未導致模型誤差，檢驗結果具有穩健性。

5 結論與建議

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正穩步上升，但區域間經濟發展非均衡問題仍顯著存在。①2010—2020 年間，環境規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推動作用愈發顯著，經濟發展存在明顯的空間互動效應，加大環境規制強度有利于長三角地區產業優化、技術升級等方面，體現了環境治理與經濟發展的協同作用。②區域環境規制及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顯著空間自相關性。③環境規制不僅刺激當地經濟高質量發展，還對周邊城市有顯著作用且作用強度與地區間經濟依賴度具有正相關關系。④長三角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不僅受政府環境規制的影響，還受到基礎設施完善程度及政府規模大小的影響。

針對上述結論，提出以下3條建議。

一是實行差異化環境規制政策。由于各城市經濟發展、環境污染程度、城市環保設備等因素的不同，各地政府在實施環境治理政策時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地根據各地經濟狀況、清潔設備等制定實施計劃。同時，當地政府對本地管理也要采取不同污染物不同實施方式等。

二是充分發揮空間溢出效應，促進各區域經濟高質量協同發展。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應發揮好輻射作用，擴大空間溢出效應，促使長三角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力軍。并且經濟較發達的城市應多加支持經濟較為落后的城市，給予一定的經濟與技術支持，避免生產要素的流動壁壘，促進中心城市與邊緣城市經濟與技術的雙重合作，最終促進長三角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是構建智慧化環境規制體系。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整合數據資源，構建生態大數據，打破“信息壁壘”，實現跨部門、跨層級、跨地區的信息共享，以數據為基礎帶動全國環境規制的大協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