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礙患者童年創傷經歷及其與文化智力的關聯研究

任一銘,孟駿宇,元靜,徐莉,衛芋君,張艷,楊建中

文化智力(cultural intelligence,CI)是反映人們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收集和處理信息,做出判斷并采取相應的有效措施以適應新文化的能力[1]。文化智力更高的人能夠有更好的文化適應能力[2],個體的文化適應能力提升以后,可以減少與他人接觸時由于文化差異帶來的溝通障礙,有利于個體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提高個體的主流文化適應能力[3]。在進行跨文化交流時,個體的人際交往情況會直接影響其跨文化適應水平[4]。童年創傷,也被稱為童年逆境、童年不良經歷、早期負性事件等,主要指童年或童年早期(多指16歲前)的單個或多個超出兒童應對能力的各種不良生活事件,包括童年虐待/忽視、人際關系缺失(父母死亡、父母離婚等)、父母適應不良(精神疾病、濫用藥物、犯罪、暴力)等,是精神疾病發展的重要危險因素[5]。有多項研究報道顯示[6-8],精神障礙患者存在人際交往問題,并與其童年創傷經歷有關,可能會將他人的情緒表達誤認為是負面情緒或潛在的危險信號。而這種誤解在文化差異的背景下可能會被放大,使得經歷過童年創傷的精神障礙患者因較差的人際交往能力在跨文化交流時難以適應。本文旨在探究精神障礙患者的童年創傷經歷及與其文化智力水平的關聯,為患者適應跨文化交流提供理論依據。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于2019年12月至2022年2月,采用橫斷面調查方法,對昆明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精神科住院患者進行問卷調查。納入標準:納入三類存在精神障礙的患者,包括抑郁障礙、焦慮障礙、雙相情感障礙患者(目前為抑郁發作);由精神科?？聘敝魅渭耙陨厢t生進行診斷,診斷符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DSM-5)診斷標準;17項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D-17)評分≥20分;漢密爾頓焦慮量表(HAMA)評分≥14分;排除標準:無法配合進行量表測評的患者。剔除信息不全、規律性及波浪式作答(即不看量表內容,隨意勾選)等,最終共收集問卷203份。研究獲得昆明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號:81971288)。

1.2 評定工具

1.2.1 文化智力量表(CIQ) 采用王琦琪等[9]修訂的中文版文化智力量表測量患者的文化智力水平。量表的Cronbach'α為0.930,符合測量信度要求,共20個條目,4個維度,即元認知文化智力(4個條目,共28分)、認知文化智力(6個條目,共42分)、動機文化智力(5個條目,共35分)及行為文化智力(5個條目,共35分)。采用Likert 7級計分法,總分為各維度得分之和,得分越高說明文化智力水平越高。

1.2.2 兒童期創傷問卷簡化版(CTQ-SF) 采用Bernstein等[10]編制的童年創傷問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簡化版測量患者的童年創傷經歷。趙幸福等[11]對該量表進行了修訂。量表共28個條目,分為25個臨床條目和3個效度條目,主要用于回顧性評估患者兒童期被虐待和被忽視的經歷,采用1～5分的5級評分,其中第2、5、7、13、19、26和28是反向計分。該問卷可以分為情感虐待、情感忽視、性虐待、軀體忽視、軀體虐待五個維度,得分越高兒童期創傷越嚴重。

根據Bernstein[10]等編制的回顧性自評問卷手冊,當分量表分中情感虐待≥13,軀體虐待≥10,性虐待≥8,情感忽視≥15,軀體忽視≥10,只要有一個分量表得分滿足以上條件的患者則認為個體伴有童年創傷,納入伴有童年創傷組;其他患者則為不伴任何形式的童年創傷者,納入不伴童年創傷組。

1.2.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3.0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的組間差異性比較使用獨立樣本t檢驗和方差分析。計數資料組間差異性比較使用χ2檢驗。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探討童年創傷和文化智商兩量表總分及各因子分之間的相關性,再將文化智商量表總分及各因子分作為因變量,與其有顯著相關性的童年創傷量表總分及因子分為自變量,進行線性回歸分析。檢驗水準α雙側=0.05,以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分析

203例精神障礙患者中,男性66例(32.5%),女性137例(67.5%);年齡以18歲為分界,小于18歲的患者65例(32.0%),大于等于18歲的患者138例(68.0%);漢族183例(90.1%),少數民族20例(9.9%);小學學歷10例(4.9%),初中學歷53例(26.1%),高中學歷68例(33.5%),本科及以上學歷72例(35.4%)。不伴童年創傷組和伴童年創傷組患者的年齡、性別、種族、受教育程度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根據經歷的童年創傷類型的不同,將203例精神障礙患者分為不伴童創組(無任何類型的童年創傷)、虐待組(伴有情感虐待、軀體虐待、性虐待三者中任何一種及一種以上的虐待類型的童年創傷)、忽視組(伴有情感忽視、軀體忽視兩者中任何一種及一種以上的忽視類型的童年創傷)、虐待+忽視組(同時伴有虐待類型和忽視類型的童年創傷)4組。其中,不伴童創組85例(41.9%),虐待組10例(4.9%),忽視組56例(27.6%),虐待+忽視組52例(25.6%)。提示患者的童年創傷類型以忽視為主。對比4組患者的一般資料發現4組間患者的性別、種族、受教育程度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均>0.05);年齡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忽視組患者的年齡(30.3±16.2)歲大于虐待組(20.3±5.6)歲、虐待+忽視組(24.0±12.3)歲,其余組間兩兩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均>0.05)。

2.2 伴與不伴有童年創傷組患者CIQ得分比較

以年齡作為協變量,通過協方差分析比較4組文化智商量表的總分及各因子分的差異。結果顯示,4組患者文化智商量表總分及各因子分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均<0.05);將伴有童年創傷經歷的3組患者與不伴有童年創傷經歷的患者比較后發現:與不伴童創組相比,忽視組、虐待+忽視組的文化智商量表總分及各因子分均較低(P均<0.05),但不伴童創組與虐待組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經歷過忽視和忽視+虐待類型的童年創傷的患者其文化智力水平會低于未受到過童年創傷的患者。見表1。

表1 伴與不伴有童年創傷組CIQ得分比較

2.3 精神障礙患者CIQ和CTQSF得分線性回歸分析

為深入探討不同類型童年創傷及年齡對文化智商各個維度的預測作用,將精神障礙患者童年創傷量表的5個因子分(情感虐待、軀體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視、軀體忽視)以及年齡作為自變量,將文化智商量表總分及其各個維度得分作為因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精神障礙患者的童年創傷量表各因子分與文化智商量表總分間及各因子存在不同程度的負相關關系:情感忽視可負向預測文化智商量表總分(P<0.001,β=-0.3)、認知文化智商得分(P=0.001,β=-0.3),即情感忽視得分越高,文化智商量表總分及認知文化智商得分越低;軀體忽視可負向預測元認知文化智商得分(P<0.001,β=-0.3)、行為文化智商得分(P=0.001,β=-0.2),即軀體忽視得分越高,元認知文化智商得分及行為文化智商得分越低,見表2。

表2 203例精神障礙患者CIQ和CTQ-SF得分的線性回歸分析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與不伴童年創傷經歷的患者相比,忽視組與忽視+虐待組的患者文化智商量表總分及各因子分均較低,說明伴有此類童年創傷經歷的患者的元認知文化智力(預期他人的文化偏好,運用自身的感知能力和分析能力來認識領悟不同文化的能力)、認知文化智力(從教育和個人經驗中獲取不同文化中的規范、做法和慣例的知識的能力)、動機文化智力(在跨文化情景下,引導注意力和精力的學習和運作能力)及行為文化智力(在多種文化情景下表現出適當的言語和非言語行為的能力)[1]的四個方面均存在明顯問題。既往國外研究表明[12],情感虐待與抑郁癥狀、情緒失調和人際問題獨立相關,經歷過情感虐待等童年創傷的患者,更容易出現情緒失調,人際關系緊張等問題,童年創傷會損害患者的社會功能缺陷,并與高級社會認知過程如情緒識別呈負相關[13]。國內的研究[14]也證實,述情障礙在抑郁癥患者的抑郁水平與心理困擾間發揮著中介作用。在跨文化交流與人溝通時,個體傳遞的信息令人費解甚至誤解,導致其不易被他人接納和理解,表現出明顯的“水土不服”。這些研究表明,經歷過童年創傷的患者存在述情障礙,其人際交往能力往往不佳,在進行跨文化交流時會更易出現誤解和被誤解的情況,從而難以適應新文化,本研究中忽視組、忽視+虐待組患者文化智商量表總分及各因子分均較不伴有童年創傷經歷患者低的結果與上述呈現問題相符,而不伴童創組與虐待組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的結果可能和虐待組樣本含量過小(僅10例)有關,可在今后的研究中擴大樣本量后進一步研究再作結論。

國內外的研究表明[2,15]情緒智力與童年情緒虐待和忽視呈負相關,心理虐待和忽視經歷將嚴重損害個體的情緒控制能力。張萬鸞等[16]的研究發現情緒智力可通過自我效能間接影響文化智力,情緒智力與文化智力呈正相關。情緒智力較高的人在人際交往中往往也更為靈活,其能夠通過自我調節與自我效能,在新的文化環境下靈活運用社交技巧,并通過觀察與模仿,迅速學習新的交流模式與規范準則,提高其認知文化智力。這些研究表明,童年創傷與情緒智力呈負相關,童年創傷經歷會損害個體的文化智力水平,而情緒智力與文化智力呈正相關,較高的情緒智力又有助于提高本人的文化智力水平;同時本研究結果證實,精神障礙患者的童年創傷量表總分及各因子與文化智商量表總分間及各因子存在不同程度的負相關關系,提示患者的文化智力水平的高低可能與其童年創傷經歷密切相關。

本研究發現,精神障礙患者年齡的大小與其文化智商量表總分及各因子分間無明顯線性關系,其文化智力水平的受損情況不會隨著年齡的增加而線性升高或降低。將未受童年創傷的患者與受到過不同類型的童年創傷患者的文化智力水平進行對比后發現,經歷過忽視類型創傷的患者(即忽視組與忽視+虐待組的患者)其文化智力水平低于不伴童年創傷組;此外,患者遭受的情感忽視和軀體忽視與其文化智商水平負相關,提示忽視類型的創傷與精神障礙患者的文化智力水平有較強的關聯性;有研究顯示,有過童年創傷經歷的個體有著明顯的情緒或行為問題,并存在學業問題和人際關系困難等在內的社會功能障礙[17];低自尊、童年情感忽視是青少年抑郁障礙患者實施非自殺性自傷行為的危險因素,童年忽視程度越高的個體易表現出更低的自尊水平并在其面對應激狀態時更容易采取消極的應對方式,如非自殺性自傷行為[18-19];對于遭受過創傷的精神障礙患者而言,低自尊與消極的應對方式使其更易出現自閉傾向,在跨文化交流方面得不到充足的鍛煉、肯定與支持,從而使得他們適應新文化的能力更為欠缺。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將精神障礙患者的文化智商水平與健康人群進行對比,所以未能明確精神障礙患者總體文化智力水平與各因子水平較健康人群是否存在受損。

綜上所述,精神障礙患者的童年創傷經歷與其文化智力水平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關聯。結合本研究發現,我們認為在藥物治療的基礎上,積極通過心理治療的方式幫助精神障礙患者走出童年創傷的陰影,尤其是情感忽視和軀體忽視,有助于提高其文化智商水平,從而幫助其改善其認知及溝通能力,更好地適應跨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