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太平廣記》“胡人識寶”故事看唐人民族心理

肖璐璐 魏 娜

“胡人識寶”故事是反映大唐和西域互動交融的一類重要文學作品,其題材在唐傳奇中曾頻繁出現。此類故事在漢代時已有萌芽,而在唐代達到創作的鼎盛階段,故事中的“胡人識寶”情節亦成為十分經典的文學母題,在后世不斷演繹。然而研究者的目光大多聚焦在該類故事中所勾勒出的胡人形象以及故事形態結構層面。通過對這類故事進行深入剖析,我們可透視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唐人復雜甚至略顯矛盾的民族心理,而民族心理中所包含的民族意識、民族性格等問題對于今天在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筑牢共同體意識有著一定的研究價值。

一、彰顯出唐人天朝上國的民族心理

唐王朝作為中國歷史上最為強大的封建王朝之一,興盛之時四海咸服、萬國來朝,其中唐人與西域的交融交流向來是多學科探究的熱點話題?！短綇V記》中整理出的42篇胡人識寶故事則從唐代小說這個切入點展示出二者互動的諸多生動畫面。這類故事模式大多為唐人得寶而不自知,抑或是對寶物的價值認識不夠到位,而被胡人“慧眼”識出。此類型的故事則有20余則之多。代表作品有《嚴生》《劉貫詞》《鬻餅胡》《紫靺鞨》等。這一特別的情節不僅反映出胡人對于寶物的了解之精深,仔細體味更能從中咀嚼出唐人天朝上國的民族心理意味。

讀者所熟知的“胡人識寶”故事中所出現的寶物類型較為多樣,涉及方方面面、多種形態。但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來自本土的寶物,而另外一類則是來自異國的寶物。本土寶物類型大致又可分為與道教方術相關的寶物和與探索海洋相關的寶物,而其中道教寶物出現次數更為頻繁。在《太平廣記》卷二三〇《王度》中,主人公王度所獲寶鏡被一胡僧所識,胡僧云:“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1]1482?！薄按绥R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當以金膏涂之,珠粉拭之[1]1482?！薄扮R”在中國道教傳統文化中是其最著名的法器之一,而道教作為中原傳統宗教,胡人卻深諳其中之奧妙。文中提到的“金膏”“珠粉”擦拭寶鏡的方法與道教所流傳的“摩照之法”大致相似,即用藥物涂抹鏡面為其注入某種神秘力量,以使其“明如日月”。由此可見,大國宗教文化對周邊國家和民族的浸潤影響之大。而故事中所謂胡人對于道教之術的精通實是出自唐人之筆,而唐人于此處著筆的意圖也顯而易見,其中無不流露出唐人對于中原文化的自信與自豪。在另外一則故事《太平廣記》卷四〇二《寶珠》中,武后一直當作裝飾品綴于冠上的寶珠實是極為珍貴的寶物,以此寶珠所磨之膏粉涂足,甚至可“步行水上,舍舟而去”[1]2685,可見其寶物之神異,然而“歷代不以為寶”。換一角度我們也可看出唐王朝物產之富饒,對于“大如瑞梅”的寶珠哪怕并無神性也是十分罕見的,然而歷代唐人卻均“不以為寶”。而在《太平廣記》卷四〇二《水珠》故事中,對于寶物來源胡人則直接點明是:吾大食國人也。王貞觀初好,來貢此珠[1]2686。再如《太平廣記》卷三十四《崔煒》中,老胡人向主人公崔煒解釋寶物來源時說道: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昔漢初,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盜歸番禺,今僅千載矣。我國有能玄象者,言來歲國寶當歸。故我王召我,具大舶重資,抵番禺而搜索[1]191。此寶物為大食國之國寶,然而其價值對于崔煒而言卻只是能賣十萬緡夠自己置辦家產而已,可見在唐人眼里,并算不上價值連城之至寶。此物對于大食國來說,卻是值得花費重金遠渡重洋來尋覓的國寶,此中差異,可見一斑。

從《太平廣記》中收錄的多則故事就可看出,很多在胡人眼里十分珍貴的寶物卻被唐人平淡置之,有些甚至完全放在毫不起眼的位置。由此可以看出興盛時期的唐王朝不僅僅是經濟文化中心,也因其強大的國力和影響力而網羅天下奇珍異寶。

歷史上的唐王朝疆域遼闊,綿延萬里,其疆域在最盛時期東至朝鮮半島,西達中亞咸海,南到越南順化一帶,北包貝加爾湖,而遼闊的疆域必然帶來豐富的物產。對此“詩圣”杜甫有詩可為證:“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蔽镔Y之豐盈,可見一斑。除自身疆域之遼闊、物產之豐富外,作為當時世界上幾乎是最為強大和富庶的國家的唐王朝也是被眾多周邊國家所朝貢?！皾h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天馬常銜苜?；?胡人歲獻葡萄酒”,這是鮑防在其詩中對于唐王朝被萬邦來朝盛世景象的描繪。據史籍記載,入唐朝貢的藩國,南方有南詔、環王、婆羅、殊奈、扶南等,西方有疏勒、吐谷渾、高昌、焉耆、龜茲等,北方有契丹、奚、黑水靺鞨、室韋、渤海等,東方有高句麗、倭國、新羅、百濟、渤海等[2]1220。朝貢的貢品包括各類金銀珠寶、動植物、香料等(表1所示)。

表1 藩國貢品(1)表格信息來源〔宋〕王欽若:《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四《外臣部·褒異》,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1445頁。

歷史上清代往往被認為是天朝上國思想的頂峰時期,實際上唐人同樣持有這樣的思想,然而二者并不完全相同。這里的唐人天朝上國心理更傾向于一種磅礴豪邁的大氣,這同樣是處于共主地位的大唐對“大一統”心靈秩序的維護。小說情節雖多為虛構,但對于此類情節的鋪陳卻無處不流露出一個強大富庶的國家所帶來的民族自信,而歷史上的唐王朝擁有這份自信的資格。

二、體現出唐人自我純化的民族心理

唐代中后期安史之亂爆發,以安祿山、史思明為首的胡人早期以宗教為契機籠絡凝聚各地胡人并在后期發動暴亂。此后唐人對于胡人的態度發生了較大的改變,無論是從制度層面還是在文化層面都出現了明顯的排斥,而社會動蕩必然對文學創作產生一定的影響。

在已整理出的42則胡人識寶故事中,半數以上創作于“安史之亂”爆發以后,而在這些故事中,有一類故事同屬于一種類似的結構模式:即唐人得到某異國寶物——該類寶物對唐人并無用處而對胡人卻至關重要——胡人買寶而歸。

《太平廣記》卷四二一《劉貫詞》中胡人所云:“此乃罽賓國鎮國碗也。在其國,大禳人患厄。此碗失來,其國大荒,兵戈亂起。吾聞為龍子所竊,已近四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迫说弥?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可貨之[1]2833?！惫适轮兴岬降牧Y賓國國寶鎮國碗關系到罽賓國數萬人的生計問題,此碗能免除許多人的災難,然而在唐卻沒有任何作用,甚至如果能賣上十萬錢,就可以把它賣了。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則故事中,對于其他國家至關重要的國寶在唐人眼里卻也并無稀奇之處,并且“唐人得之,固無所用”,這與前文所提到的唐人不以寶物為寶還存在細微的差異,此處的唐人不僅不識得寶物,而且在了解寶物來源以后,被識寶人告知該寶物對于唐人并無任何用處。

《劉貫詞》這則故事出自李復言《續玄怪錄》,李復言其人生平尚未得到準確的考證,約于唐憲宗元和至唐宣宗大中年間(806—859 年)在世,而《續玄怪錄》中多數篇目記錄的是元和年間的事,由此我們可以推測《劉貫詞》大概率是創作于安史之亂以后的篇目。而在另外一則故事《鬻餅胡》中也曾有同樣的描述,胡人所說:“郎君得此,亦無用處,今人亦無別者,但知市肆之間,有西國胡客至者,即以問之,當大得[1]2689?！?/p>

在這類故事中,“寶物”往往對于其國家具有非凡的而非僅僅是財富的意義,背后潛藏的是胡人文化之核心。我們知道,安史之亂不僅僅是盛唐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其在中國歷史上更有著重要的分水嶺意義。因動亂組織者的胡人身份,導致后期唐人在一段時間內對于胡人及其文化產生了較為明顯的拒斥態度。而在此以前,唐人從胡文化中吸取了很多內容,“尚胡風氣”在唐代蔚然成風。甚至涉及社會方方面面,包括宗教、文學創作、服飾、生活習俗等等。而在安史之亂之后,唐人對于胡人態度發生轉變之后,這一切變化也將體現在上面所提到的諸多層面。

如早期胡漢關系較為融洽之時,唐人亦受胡人宗教文化浸染之深。例如大多數的粟特人信仰源自波斯而具有粟特特點的瑣羅亞斯德教,中國則稱之為祆教、火祆教、拜火教。由西域入唐的胡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生活在他們自己的聚落中,而祆教則成為團結胡人的重要紐帶,祆祠即胡人祭祀祆神的宗教活動中心。早期祆教對于唐人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據清人徐松《唐兩京城坊考證》:僅長安城內,就有四處祆祠,分別是位于東西市周圍的布政坊、靖恭坊、崇化坊、普寧坊。而在長安城之外,敦煌、涼州、洛陽等地也立有祆祠[3]。在胡風盛行的中唐時期,胡化程度逐漸加深,祆教對于漢人的影響也相應加深,在漢地民間扎根:如賽祆活動不僅僅是專屬于胡人的宗教活動,漢人也積極參與進來,再如祆教賽神曲《穆護歌》也成為了唐代教坊用曲。而后期,安祿山把自己打扮成“光明之神”,并且利用胡人所擅長的商業貿易,通過祆教信仰來團結分散在各地的胡人,從精神層面將胡人凝聚起來。安史之亂后,胡漢沖突漸趨明顯,而作為異族文化勢力的祆教以及各地胡人勢必會受到來自官方力量的壓制。

據《舊唐書》記載:上元元年,田神宮至揚州,大掠百姓商人資產,郡內比屋發略掘遍,商胡波斯被殺者數千人[4]。此外,《新唐書》記載:大歷八年,嗣恭起州縣吏,以課治進至顯官,及晃事株戮舶商,沒其財數百萬私有之[2]4623。再如動亂之后,在距離粟特本土十分遙遠的唐朝河北道仍有祆祠興建,而這極大程度上是因為安史之亂后胡人在唐朝本土受到歧視,因而大量移居到安、史部將掌握政權的河北三鎮地區,而大量胡人的遷入必然會有新的祆祠興建。

在中唐以降“胡人識寶”故事敘述的背后,傳達出的是唐人對于中原文化影響日深的胡族文化的主動區隔,暗示其開始了新一輪的自我純化。這一切與安史之亂以后唐人夷夏觀念的轉變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前期國力強盛的唐王朝,在民族關系方面采取“華夷一家”的態度,而當共主地位產生威脅陷入被動局面,“夷夏之辨”的觀念則再度興起。所謂“來之于夷”的寶物象征著胡族文化核心,因此,在中晚唐華夏文化圈里已經難以獲得包容和認同,須“還之于夷”才能保持華夏文化的純凈性。

面對“毛毳腥膻滿咸洛”的現實情況,昔日“四海咸服、萬國來朝”的從容大氣逐漸成為了歷史記憶?！疤迫说弥?固無所用”這一看似武斷的敘述背后,實則表現出的是漢人對于胡族文化一種主動抗拒的姿態。而當胡族文化被漢人刻意漠視、疏遠乃至逐漸淡忘之際,“胡人寶藏失而復得”的故事也終究只能以“來之于夷、還之于夷”的結局而落下帷幕。

三、詮釋出唐人對胡人的矛盾態度的民族心理

目前,學界對于唐人在胡人識寶故事中所反映出的民族心理大多歸結為一種開放包容的姿態,唐王朝以鼎盛之姿屹立于世界,確實向來以宏大的格局面對世界各民族。然而現實中的民族心理難以用單一的包容或拒斥簡而言之,筆者通過“胡人識寶”故事管窺到的是一種復雜甚至矛盾的心理。

(一)胡人形象的美化與丑化

從胡人形象出發,在這類故事中所出現的胡人多被塑造成一種誠實守信的形象,甚至在道德層面有著似乎遠高于常人的道德水平。對于并不識寶的持寶人也就是唐人,胡人不但向其解釋清楚寶物來源并且對于寶物主動加價購買。主動加價這一行為并不符合大眾對商人的一般印象,但在“胡人識寶”故事中這種類型卻不在少數。由此可見,這是唐人對于胡人形象的刻意拔高,當然也從正面直接體現出了唐人對于胡人品德的認可。

然而除正面形象外,在故事中也不乏很多負面的形象,這一類胡人陰險狡詐,企圖從持寶人手中奪得寶物,抑或是希望以最低的成本得到寶物。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里的胡人并不是單一的類型化的角色,而是具有多個側面的人物形象,使得這一類故事更具真實性。在我們眼前展現出的胡人不單純是前文中所談到的善良高尚的形象,也有可能是為了寶物會大打出手的滑稽形象。比如在《太平廣記》卷四四一《閬州莫徭》中,幾名胡商為了爭奪一枚象牙,竟然“往復交爭,遂相毆擊”,甚至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1]2973。這與前文中所談到的胡人主動加價購買寶物的形象可謂是大相徑庭。此外,這個負面形象還體現在對胡人外貌的描寫上,在《太平廣記》卷九六《韋皋》就有相關的描寫: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1]561。在臉譜化的描述中,對于外形的描寫往往傾注了主觀上的好惡,胡人外貌的丑陋其中也暗含唐人對于胡人的拒斥。這一現象不僅僅體現在胡人識寶故事中,在唐人的其他詩歌小說作品中同樣能發現對于胡人外貌形象的刻意丑化。唐人筆下的胡人形象很少有寫實的描寫,常常存在刻意拔高和刻意丑化這種兩極分化的現象。而這也恰恰印證了唐人對于胡人的一種矛盾心理的體現,刻意拔高表達了對胡人這一群體品格的認可,而丑化胡人卻又從側面表現出唐人內心深處的一種不認可。

(二)對胡人商業活動的認可與鄙夷

從唐人對于胡人商業活動態度的角度來看,也會有同樣的發現。唐人對于胡人擁有巨大財富這件事基本是持肯定態度。胡人總是出手闊綽,動輒花費幾十萬甚至數千萬的金錢求購寶物,大多非比尋常的富有?！峨s纂》中有《不相稱》條“窮波斯,病醫人”這樣的描寫,由此可見,西域胡人的富有在唐代是被大眾所公認的。在唐人筆下的胡商往往都是坐擁巨大財富且又出手闊綽,他們的財富被唐人所羨慕,然而對于擁有巨大財富的胡人,唐人對其不僅僅是單一的認同,同時也帶有一定的諷刺意味,比如胡人對商業的極致崇拜,從唐人的筆下,我們能看到其對胡人對于商業利益錙銖必較的諷刺,從中也能反映出唐人對于商業的態度。雖然唐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商業發展的,但是對于胡人這種極度追逐崇拜和追逐商業利益的行為來說,唐人的描寫還是充斥著一定的鄙夷。

唐人對于胡人持有的這種復雜而又矛盾的心理體現在其一方面積極塑造胡人在道德層面的高尚形象,并且對胡人在識寶方面的能力也加以正面的大力肯定,同時對于胡人擁有的財富也持肯定和羨慕的態度,然而,從另一面,我們也能看到唐人筆下胡人為追逐利益而展現出的不堪的形象,這種對胡人內在的否定甚至直接通過對其外在形象的丑化而直白表現出來,而這種現象不僅僅出現在“胡人識寶”這類故事中,在唐代的其他小說或是唐詩作品中亦能尋到蹤跡。

結合歷史材料,能推斷出唐人對于胡人的態度向來是較為復雜的,排除上文中因安史之亂而引發的唐人對華夏文化的刻意純化現象,唐人對胡人的民族心理向來簡單概括。因李唐天子特殊的胡漢混血身份再加上唐王朝在初期強大的國力,帝王口中的“愛民如一”也就成為拉近胡漢關系無形的大手。然而內在的隱性的拒斥思想卻不絕如縷。在唐代初期就有部分士大夫堅持儒家正統思想和華夏中心論的觀點,對于胡人及其文化持鄙夷和輕視的態度,然而此時一切表現得較為隱晦,“安史之亂”的爆發則使其具有了外顯性的特點。

四、結語

唐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受胡人及胡文化影響最深的封建王朝,將唐代“胡人識寶”故事這一切片置于古代文化研究的顯微鏡之下窺見的是唐人復雜矛盾且一直處于動態變幻的民族心理。民俗學家鐘敬文先生高度認可“胡人識寶”故事的價值,認為其在古代交通史、民族心理學等方面都是值得重視的研究資料,我們透過這類故事去挖掘其背后的價值是十分有意義的,然而民族心理是一種復雜的多元的包含多種要素的心理現象,通過古代文學作品這條小徑來探尋一個古老民族在歷史長河中民族心理的淵源是任重道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