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政策的歷史演進和路徑依賴

邢喜鳳

摘 要：社會政策對于維護社會穩定、提升民生福祉具有重要作用。中國社會政策依據重要歷史節點劃分為漸進發展、漸進轉型和漸進融合三個階段，每一階段分別呈現出單一性、交替性和融合性特點。文章基于歷史制度主義方法，分析中國社會政策演進產生以上特點的原因。研究發現，福利供給制度中的自我鎖定效應、外部效應、協調效應推動了中國社會政策變遷。而以上變遷是利益選擇、效率公平轉化以及社會政策系統內部制度體系和外部制度環境共同影響的結果。

關鍵詞：社會政策；歷史制度主義；福利供給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7640（2024）01-0090-09

一、引 言

社會政策作為促進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穩定的助推器，對于提升民生福祉、促進社會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社會政策的研究離不開對福利供給主體和福利類型的討論。沃倫斯基和萊博克斯在分析美國福利制度變遷時，根據國家在福利供給中的角色定位，將福利制度劃分為補缺型和制度型。[1]這一分類法強調國家在工業化社會中的福利角色轉變，即家庭和市場的福利供給任務隨著工業化進程遞交給國家。蒂特馬斯的剩余福利模型、工業成就—成績模型和制度性再分配模型[2]是對上述福利模式的補充和完善，可以從家庭、市場、國家的福利角色方面分析中國社會政策。埃斯平·安德森以社會權利為出發點，將福利國家分為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三種模式[3]，而蒂特馬斯則將福利類型總結為普遍性福利和選擇性福利。[4]

中國社會政策演進實踐及研究取得豐碩成果。對社會政策的研究聚焦于社會政策分析范式[5-6]和社會政策理論[7]，學者運用西方理論和方法分析中國社會政策演進的時代熱點問題，總結其歷史階段性成果。[8]總的來看，根據國家和市場在福利供給中的角色，結合歷史進程，中國社會政策歷經國家統籌型、市場主導型和國家主導型三大發展階段[9]，具有兜底保障、適度普惠、高級普惠和多元積極參與的階段性演進邏輯。[10]

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為分析中國社會政策奠定了堅實基礎?；跉v史事實的分析能夠總結出中國社會政策發展的經驗規律，但形成其演進特點的原因仍然值得深思。從制度結構的角度分析各國面對同一問題時所采取的不同公共政策，成為早期歷史制度主義對反思行為主義和理性選擇理論的切入點。歷史制度主義成功解釋了政策在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和政策結果的異質性。因此，本文擬運用歷史制度主義分析方法解釋中國社會政策演進特點的形成原因，即基于歷史制度主義方法搭建研究框架，分析中國社會政策歷史演進過程，并分析其在國家—市場—社會互動過程中產生路徑依賴的結果及其原因，期望更好地理解中國社會政策的歷史演進邏輯。

二、基于歷史制度主義方法的社會政策分析框架

歷史制度主義方法的重要特點之一是從中觀制度層次進行分析，將宏觀制度結構和微觀政治行為有效銜接。制度被定義為嵌入在政治體或政治經濟組織結構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規范和慣例。[11]歷史制度主義中觀層次的結構觀一方面強調正式制度的作用，另一方面受到結構因果觀的影響，而強調政治變量序列對政治進程的作用。[12]但歷史制度主義認為，這種強調事件發生的時間和次序的因果聯系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特別是關鍵節點的偶然性更多。在關鍵節點，先前的條件是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為環境因素也是制度變遷的重要變量，環境變化往往能反映新舊制度與環境的融合程度，并且政策反饋很少與更廣泛的政治環境的特征（如制度結構、政黨制度的動態）分開運作。[13]而關鍵節點分析提供了撬動舊制度安排的小杠桿和新制度設計的主張。[14]對關鍵節點的分析涉及分析單元、時間跨度、微小偏差和權力不對稱，其中分析單元是指單一的組織或組織結構互動或者公共政策問題等。[15]歷史制度主義認為，關鍵節點形成的制度具有持續性特征，以關鍵節點為重要起始點，在其后達到新的制度均衡，并形成路徑依賴。而產生路徑依賴的重要特點就是正反饋（自我強化），正反饋的根源在于政治制度著眼于公共物品供給，“要帶來集體供給、權威的運作，還有一組復雜的、互補的、用于約束和合理化權威的制度”[16]。制度持續性特征對政策過程產生約束作用，能夠解釋“制度引進或創新過程中存在的政策變形、政策執行不力、政策目標與最終結果之間的偏離等現象，并對減少政府的政策失誤有著積極的意義”[17]。

“歷史制度主義關注的核心一直是利益、理念和制度三者間的結構性關系”[18]，三者相互聯系并在互動中共同作用于政策過程，進一步影響政治結果。歷史制度主義方法的核心主張是制度結構通過國家和社會的大規模和歷史演進的組織結構，調解其內部個人和群體的利益和能力。[19]即使制度變革的過程主要被視為涉及參與者利益的問題，“規范性信念”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是使“共同知識”成為可能的共同理解的關鍵組成部分。[20]但理念與利益格局的變化并不同步，在這其中需要用制度來進行利益調整。而且理念從來不完全脫離其所產生的專業和政府機構的復雜結構。事實上，政策制定的制度設置很可能對理念本身的定位和形成至關重要。[19]在一定程度上，制度被視為理念在政策、規則、法律法規等更高層次的正式表達，理念是制度在社會主體之間的傳遞和行動效果的表征，政策為其載體，并同時整合利益主體的行為認知和偏好選擇。因此，理念能夠貫穿到宏觀制度結構和微觀利益之中，成為解釋制度和行動的重要中介力量。

三、漸進—轉型—融合：中國社會政策的歷史演進過程

關鍵節點是指在時間軸中“相對”較短的時期內，行為者的選擇影響最終結果的可能性得到大幅提高。[15]事實上，“真正決定關鍵節點的是結構性和重塑關鍵節點能動性的張力”，關鍵節點是對某種結構性制約條件的突破。[21]這種突破往往又作為新的制度均衡的起點，為制度安排的可持續性提供新的動力。根據對關鍵節點的含義闡釋，中國社會政策歷史演進的四個關鍵節點如下：一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二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程；三是2003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啟動試點工作，此后農村社會政策建設不斷發展；四是2012年中國進入新時代，社會政策在新時代的社會建設中有了新的定位。為呈現社會政策整體發展態勢，本文將第三和第四個關鍵節點合并為同一發展階段，以更好地展現城鄉社會政策發展狀況，特別是社會政策趨于融合的狀態。這樣中國社會政策演進也就被劃分為三個階段，每一階段都呈現不同的特征。本研究于2022年9月進行政策文本整理，綜合《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系列書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網，以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民政部、教育部等部門官網，選取標志性政策法規，匯總1949年以來的社會政策內容。

（一） 漸進發展：單一的、零散的社會政策（1949—1978年）

1949—1978年，中國處于恢復和發展生產階段，這一時期的社會政策呈現出單一、零散的特點，政策領域和覆蓋范圍較小?！吧鐣矸荼疚弧盵 2 2 ]的政策要求也使得社會政策整體上呈現出城鄉二元結構特點。農村社會政策建設主要包括土地政策、社會救助政策和醫療政策，城鎮企業職工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醫療、生育、養老、傷殘等方面都有了福利保障（見表1）。

（二） 漸進轉型：社會政策新舊并行、交替發展（1978—2003年）

1978—2003年，農村地區繼續施行合作醫療制度和五保戶制度，但政策影響力逐漸衰弱，為使農民生活達到溫飽水平，國家開啟扶貧政策。城鎮地區逐步從原有的政策體系下分離出就業政策、住房政策、社會救助政策，職工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模式，醫療保險試點逐步取消公費醫療和勞保醫療，社會救助政策為下崗職工提供保障（見表2）。這一時期的社會政策總體上呈現出新舊并行、交替發展的特點。

（三） 漸進融合：社會政策規范化、法制化、統一化發展（2003年至今）

進入21世紀，社會政策在民生領域所發揮的功能逐漸顯現出來，加之前期社會政策所奠定的基礎，為推動城鄉政策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條件。農村醫療、養老、教育、貧困救助、扶貧等政策，對特殊困難群體更加重視。有關教育、生育、傷殘、就業、社會救助等基礎性、兜底性社會政策已實現規范化、法制化發展，城鄉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城鄉醫療保險制度統一，社會政策城鄉二元結構特點逐漸呈現出統一性趨勢（見表3）。

四、國家—市場—社會互動：在路徑依賴下的福利供給變遷

中國社會政策變遷與制度建設緊密聯系，制度建設過程需要由社會政策的建構過程來闡釋。社會政策的各子系統政策隨中國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分解轉化，以及福利遞送主體在社會政策發展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變化等，都能夠從中觀結構層面解釋社會政策變遷特點。社會政策的完善過程也是在福利體系建設過程中，國家與公民權利不斷調適的過程。政策規劃中對責任主體及范圍的界定關乎制度結構建設，制度結構內部子系統間的張力往往影響社會政策間關系的形成，而社會政策關系建構又對制度結構提出新的要求，以不斷適應外界環境變化對個體行為和制度結構產生的影響。

（一） 國家—單位保障下的自我鎖定效應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一五”計劃和“三大改造”任務的完成，標志著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計劃經濟體制初步建立。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國家控制經濟運行中的生產、交換、消費和分配，由此在財務、勞動力、商品、消費品等方面衍生出的制度安排分別是統收統支、統包統配、統購統銷和平均分配。以上制度安排影響中國福利事業發展，這一時期的社會政策發展著重體現在社會救濟、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三大方面。

計劃經濟時期，社會救濟施行中央政府負責體制，由中央財政統一撥款。社會救濟對象主要是三無人員，內務部、民政部等管理機構負責具體政策和措施，救濟經費主要來自財政預算。社會福利與社會救濟相交叉的領域就是對特定人群的保護，由民政部統一負責管理，經費來源于財政撥款。勞動保險工作由勞動部組織管理，1970年勞動部撤銷后，該項工作1975年由國家計劃委員會代管，1979年由國家勞動總局管理。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的社會保險由政府財政撥款，初期由內務部管理，1969年內務部撤銷后改由國家人事局管理，1982年國家勞動總局、國家人事局合并為勞動人事部，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社會保險由勞動人事部管理。

根據中國福利事業組織管理機構和統籌資金來源可知，國家、單位扮演雙重角色。國家既是福利服務的設計者，又是供給者（遞送者），單位既是生產者，又是供給者，在農村地區，則由家庭和集體組織承擔這項任務，所以有國家—單位保障模式的說法。國家—單位保障下的福利事業具有兩大特點。一是二元結構特征，具體體現為城鄉差異、企業職工和國家機關事業單位人員之間的差異。二是“高就業、低工資、高福利”特點，對于職工來說是“鐵飯碗”制度，但企業內外部缺乏流通機制，助長了“搭便車”“磨洋工”行為，進而造成生產效率低下。所以，制度本身的自我鎖定效應增強政策的剛性約束，政策剛性約束與集體行動共同導致低效率，使得企業辦社會的做法不可持續。

（二） 國家—社會保障的外部突破效應

國家—單位保障模式下的社會政策容易導致福利系統內部固化和不公平現象，要打破低效率往往需要一定的外部力量。市場力量的融入對越來越多的社會主體提出要求，也更加強調個體在社會政策中的作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農村地區開始施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86年，“七五”計劃的頒布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中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國有企業改革是這一時期的重點。國務院頒布《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標志著國營企業勞動合同制逐漸取代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鐵飯碗”制度。1993年，《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確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將社會保障列為市場經濟體制的五大支柱之一。

中國福利組織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1998年，國家組建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統一管理社會保險，保留民政部，負責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工作。由此可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直接帶來分配制度、勞動制度、管理制度的變革，籌資機制也逐漸由國家財政保障變為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方式。

但制度轉型需要一定的時間，既需要解決舊制度遺留下來的問題，又需要解決因推行新制度而產生的新問題。因而中國的福利事業同時出現了國家—單位保障和國家—社會保障的局面。1978年至1986年，改革開放的中心在農村，這一時期繼續推行國家—單位保障模式。1986年進行國企改革后，市場機制的作用逐漸顯現出來，社會政策同時強調國家、企業、個人的責任，不再只是依賴國家—單位保障。在去單位化的過程中，需要保障下崗職工、離退休人員的生活，因此，積極的就業政策、失業政策和低保政策就顯得十分必要。1998年，社會保障作為一項基本制度進入全面發展階段，至此我國的社會政策真正進入國家—社會保障模式。2000年，國家出臺了政策進行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此時養老保險仍舊施行收支兩條線。

（三）國家—市場—社會的協調效應

路徑依賴中的協調效應不僅強調正式規則、正式組織之間相互締結對制度的影響，還強調正式規則對非正式規則產生的影響，以及非正式規則對正式規則的補充作用。上文提到的為應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系列問題而產生的就業政策和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就是很好的印證。之后，協調效應還體現在為實現國家整體發展，農村社會政策迅速崛起且城鄉社會政策趨于融合。

這一時期，有關民生建設的組織機構進行整合并完成制度銜接。2008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機構設置的通知》將人事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合并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同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印發民政部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的通知》，取消、轉移民政部部分職能，將“本級社會福利資金資助項目評審工作交給社會中介組織”“加強社會救助職責，統籌城鄉社會救助體系建設”。這一時期社會組織參與到中國社會福利事業當中，有效推動了中國福利供給主體多元化。2018年，國家組建醫療保障局，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衛生和計劃委員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民政部的部分職能進行整合，管理機構職責統一能夠推動中國醫保制度整合。

具有同一方向性的制度建設和社會政策共同推動中國福利事業發展，由此衍生出趨于統一的社會政策。1949年至2003年，社會政策一直服務于經濟政策，計劃經濟時期如此，改革開放時期也是如此。改革開放后，社會政策先后作為市場經濟發展的配套政策、服務政策，特別是社會保障政策直到20世紀末期才獨立于經濟政策，發展為社會保障政策體系。[23]步入21世紀后，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有了明顯提升，經濟發展為民生保障奠定了基礎，而且此時倡導的理念是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兼顧社會民生，社會政策從專注城鎮開始向農村傾斜。中央一號文件從2004年至今一直聚焦“三農”問題，文件主題肯定了農業的重要作用，并持續強調增加農民收入，關注農業現代化建設。國力增強和農民收入提高為農村地區民生保障持續發展注入活力。因此，21世紀前10年出臺了大量關于農村地區的社會政策，而到了2014年至2016年，城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趨于統一。毫無疑問，經濟政策是社會政策發展的基礎，依據二者密不可分的關系，可將其總結為依附范式（社會政策服務于經濟政策，1949—1978年）、兼顧范式（經濟政策兼顧社會政策，1979—2 0 2 2年）和互構范式（社會政策經濟政策并重，2023—2035年）。[24]由此可見，經濟政策不僅影響社會政策的功能地位和演進進度，還影響社會政策具體的覆蓋范圍、受益人群、待遇標準。只有從頂層設計開始統籌政策與制度之間的關系，以及各政策間的關系，才能夠充分發揮社會政策服務民生的效用。

五、利益—理念—制度：社會政策變遷闡釋

（一） 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個人利益分析

即使是社會力量和環境逐漸發生變化，現有制度依舊可能維持下去，其原因有兩點。其一，社會政策變化速度滯后于制度建設進程，或者說制度建設需要一定的時間來顯現社會政策效果。其二，從成本—收益角度來看，創建新制度結構的總成本如果高于維持現有制度的可變成本，制度變化依舊是緩慢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為何繼續維持計劃經濟時期的社會政策，為何在制度轉型時存在“國家—單位保障”和“國家—社會保障”雙軌并行的制度模式。由此可見，在制度轉型時，社會政策是新舊并行、交替發展、逐漸變化的。在變化過程中，不斷彌補制度變革帶來的陣痛效應，以減少制度變革對個體利益的損害，維持整體社會效益，并使其凝聚成國家建設的強勁力量，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

而新制度能夠突破原有模式并形成新的發展路徑的原因往往就在于，新的制度結構所代表的利益群體效應大于原有的發展模式，并且新的利益流動能夠彌補社會結構的不足。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激活了中國的發展動力，個體責任的凸顯在釋放國家壓力的同時，增強了個體的能動性，進而促進了個體利益與國家利益的一致性。對于在改革中部分社會群體利益受損的現象，國家則是采取積極的社會政策來保障其生活。特別是在國有企業改革中，針對離退休人員、下崗職工所實施的養老金發放政策、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失業保險政策等，有效保障了社會群體利益。政策不僅影響群體所能獲取的資源，也影響群體對資源重新轉交給決策者的能力[25]，在政策動態反饋中達到新的均衡點。社會政策之間通過一致、有效的銜接，能夠同時實現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二） 平均主義、效率公平觀念轉化

理念是特定文化背景下對利益群體動機沖突和認同建構的重要鏈接機制，能夠充分表達制度結構中行動主體的利益選擇傾向。學界對理念的含義有不同的理解，如認知層面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政策意義上對具體問題的對策或方案等。理念包括作為項目的理念、作為范式的理念和作為公眾情緒的理念，三者綜合起來構成政策過程中的重要抓手。歷史制度主義在解釋理念的影響時，強調制度變遷中行為者的作用和權力關系的重要性。[26]中國社會政策理念在黨的歷次代表大會中均有所體現，并著重論述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根據二者的著重點不同，呈現出非效率性和非公平性、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特點。

1978年以前，中國“樸素的平等”的社會政策理念與計劃經濟時期的生產條件和生產方式及其他歷史條件相適應。[27]這種平均主義的行為方式容易助長群體間的“搭便車”行為，造成生產效率難以提升，特別是“企業辦社會”的制度安排，使企業承擔福利供給角色，不斷削弱其生產職能，導致企業體積龐大，難以實現經濟目標。1978年后，為改變這一局面，以效率為主的社會政策理念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漸適應。福利國家中的效率由宏觀效率、微觀效率和激勵組成，福利既服務于福利國家整體，又要實現福利機構自身發展，同時在社會影響上實現對社會公眾的激勵行為。[28]1987年，國家提出在提高效率的同時體現公平，隨后的提法有一定改變，直到2007年開始提出“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重效率與公平”。此后的社會政策也正是朝著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方向發展，政府日益重視民生福祉，特別是進入新時代，脫貧攻堅戰略消除絕對貧困，城鄉社會政策也在醫療政策、養老政策、社會救助政策方面逐漸融合。

（三） 社會政策在國際制度環境中的定位

整體上看，中國社會政策反映了國家工作重心轉移情況。一是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將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啟動農村改革新進程，三是“七五”計劃將經濟體制改革由農村轉向城市。國家在各個時期的工作重心都有相應的社會政策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中國20世紀社會政策出現城鄉差異的部分原因。社會政策服務于國家建設，不同時期制度結構中的政治要素、經濟要素、文化要素等在社會政策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仡櫄v史發現，每一階段都有與其要素相互匹配的制度結構，正是在要素互動中衍生出具有時代特色的政策結構。從社會政策歷史演進過程總結每一階段社會政策重點發現，農村地區從改革開放前的生產互助政策到改革開放后的脫貧政策，再到21世紀初的醫療、養老、就業、教育政策試點及發展，再到新時代城鄉養老、醫療政策趨于統一；城市地區從改革開放前的企事業單位職工相關政策到國企改革后的系列政策，再到21世紀初期的城市社會保障政策體系，再到新時代城鄉養老、醫療政策趨于統一。在國家建設重點、社會政策演進歷程、城鄉社會政策實際進展中，社會政策架構起制度建設和制度績效的橋梁，成為衡量社會個體生活福利狀況的晴雨表。每一時期的生產政策都是必要且緊急的，但只有在兼顧效率和公平的同時，國家建設才能行穩致遠。

基于制度結構內部的系統性分析，能夠從整體上呈現中國社會政策的演進歷史及其動因，將研究視角拓展至全球視野，能夠明晰中國社會政策在國際發展中的定位。而分析社會政策在國內外制度環境中的發展態勢，可解釋為何不同國家面對同一福利問題采取不同政策手段。關于同一國家在同一歷史時期采取具有跨度性的政策，歷史制度主義中的路徑依賴和學習效應理論能解析其主要緣由。從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建設到蘇聯解體，從福利國家建設如火如荼發展到石油危機爆發引起對福利建設的反思，再到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國際局勢變化給中國發展帶來機遇和挑戰，外部環境沖擊與內部制度變革共同形塑社會政策的形式和內容。這是國家系統內部建設和國家系統外部國際關系博弈的結果，其也能解釋在不同歷史時期采取相應政策的原因。中國社會政策建設雖然從時間上滯后于發達國家，但其進度及效果卻優于大多數國家。一方面中國城鄉社會政策接軌速度優于多數國家；另一方面中國實施的脫貧政策也為世界消除貧困做出了貢獻。因此，一個國家社會政策的溢出效應會遠遠超出國家范疇，對世界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六、結 論

本研究以歷史制度主義分析方法研究中國社會政策歷史演進過程，發現中國社會政策從單一、零散的政策到新舊政策并行交替，再到規范化、法制化、統一化。其漸進轉型、融合發展的特點是由中國福利供給體系中的鎖定效應、外部效應和協調效應所產生的結果，而其深層次原因是中國社會政策發展在利益、理念、制度層面都要與國家發展的情況相適應。

首先，中國社會政策內部各領域子政策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秳趧颖ｋU條例》對企業職工養老、傷殘、生育、死亡、醫療等方面的規定，隨著國有企業改革后分別獨立出來形成相應的養老政策、生育政策、工傷政策、醫療政策，其福利享有主體范圍明顯擴大，而且衍生出了失業政策、住房政策和低保政策等。直至21世紀，社會政策逐步規范化、法制化，呈現融合趨勢。盡管在每一政策階段中，福利政策的內容、供需主體、覆蓋范圍等有所不同，但依據其當時階段來判斷，中國社會政策總體上呈現出“合—分—合”的特點。

其次，中國社會政策發生歷史演進的直接原因是社會政策中對福利責任的劃分要求與之相匹配的制度建設，包括組織建設、規范制定以及政策執行等。上一階段制度結構中實際的政策效果會對下一階段政策制定、政策執行等產生影響，中國的社會政策正是在這種漸進調適中不斷完善。從深層次角度分析，中國的社會政策始終圍繞國家整體建設而產生相應的政策內容和政策措施，以達到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個人利益的一致性。同時全球發展態勢也使得中國面臨一定的機遇和挑戰，在與國際社會互動中，我們能更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社會政策的效果及未來發展趨勢。

最后，歷史制度主義分析方法相較于社會制度主義和理性制度主義更側重于對事物的歷時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從歷史觀角度分析發展規律，總結經驗教訓。但由于對事件即時性分析不足，也使我們容易忽視歷史中行為主體的具象化行動。歷史制度主義中的路徑依賴分析強調小事件在大歷史中的重要作用，如中國以安徽省小崗村村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改革開放的重要標志。這一事件對中國土地制度、經濟制度乃至國家建設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小事件的發生也有其歷史背景和實踐探索。因而，從整體性出發，歷史制度主義分析方法對歷史事件因果聯系的強調足以彌補細節方面的缺陷。只是在對社會政策中具體政策領域的分析要更詳細地將宏觀歷史背景、中層制度結構、微觀行動結合起來，當然翔實的歷史資料和典型具體的實踐案例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