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構的空間維度

史軍

〔摘要〕基本公共服務可及性聚焦于公眾尤其是空間劣勢群體獲取和享用基本公共服務的行動過程，從而將空間性接引到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構的邏輯之中，空間成為思索相關議題的重要切口。受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必然趨勢、標準化的效用邊界以及可及性的價值取向等因素的影響，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構的空間轉向已成定局。然而，由于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的居民獲取和享用基本公共服務不得不面臨前期成本較高、社會網絡單一以及數字能力不足等空間難題，使其同時成為物理、社會和數字三個維度的空間劣勢群體，從而引發空間非正義現象，嚴重制約建構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進程和效果。著力空間劣勢群體基本公共服務可及性的提升，應從服務資源的空間適配、服務內容的空間生產以及服務效果的空間測度等方面入手，改善其空間不利地位，推動基本公共服務與共同富裕接榫，實現空間正義，助力中國式現代化向縱深推進。

〔關鍵詞〕基本公共服務，空間正義，空間劣勢群體，可及性

〔中圖分類號〕D63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24）01-0095-07

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是政府向全體公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重要制度安排，關系到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憲法秩序的存續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承諾的兌現。長期以來，致力于回應和解決公眾急難愁盼的緊迫問題，我國不斷建立并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標準化發展方面取得了較為突出的進展〔1〕。然而，由于受到自然資源稟賦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雙重束縛，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的居民處于空間劣勢地位，其獲取和享用基本公共服務的成本仍然高企，嚴重制約公眾獲得感和滿意度的提升，因此，以提升可及性建構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已成為當務之急。就此而論，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構的關鍵就在于補齊相關群體在物理空間、社會空間以及數字空間等方面存在的缺憾和短板，改善其空間不利地位，化解基本公共服務可及性的空間難題，有效促進空間正義的實現。

一、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構的空間轉向

從供需角度而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標準化的著眼點為供給側，即以充分的供給確保公眾都有機會獲得基本公共服務；而基本公共服務可及性則將關注的焦點轉移到需求側，即保證公共需求能夠得到高效回應和滿足。前者考驗的是政府的供給能力，后者聚焦公眾的獲取能力。泛在可及是對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理想描述，不僅要求政府供給基本公共服務的制度覆蓋要達到泛在性目標，而且力求公眾獲取基本公共服務的行動過程能夠便捷可及。因此，厚植既有的發展基礎，從空間維度出發，將注意力轉向增強公眾的獲取能力，已成為建構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關鍵抉擇。

（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必然趨勢

就演進歷程而言，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構是全面轉變政府職能的重要突破口，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則是服務型政府建設的應有之義。進入新世紀，我國在經濟長期保持高速發展以后，“城鄉發展不平衡、地區發展不平衡、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等問題開始顯露出來，為了統籌全面協調發展，200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目標，《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隨之確立了“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命題，由此，公共服務的體制改革問題逐漸牽引著各級政府的注意力。針對基本公共服務在不同區域和城鄉空間分布上的巨大差距〔2〕，2012年印發的《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確定為構建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重要進路，同年黨的十八大將“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作為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的關鍵目標。因此，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貫穿于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構全過程的演變主線，與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實踐進程同頻共振并相互促進。

從制度實踐上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就是要通過基本公共服務范圍的覆蓋和數量的積累，促進全體公民獲得基本公共服務的機會均等，將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體系盡可能延伸到域內所有物理空間。經過持續建設，我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整體空間布局和空間結構開始形成并逐步健全。但由于社會公眾都分散嵌入具體的區域或城鄉這樣的物理空間之中，分化出了具有不同空間境況的個體和群體，政府建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就是運用特定的制度力量對公共資源進行整體布局和重新分配，并根據群體的空間分布狀況確定基本公共服務的配置方式和供給數量，這一行動過程發生于物理空間之中，同時又以物理空間分布為具體參照，由此形成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具有鮮明的空間特性。

從理論上來講，政府建立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能夠穿透物理空間的阻隔，進而將各種類型的基本公共服務源源不斷地輸送給處于不同點位的社會公眾，而相應點位的公眾也能夠通過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這樣的制度性設施獲取政府為其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從而任何具體的物理空間中的特定群體都將處于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覆蓋之下。從實際發展狀況來講，“十四五”時期亟需以高質量發展及時回應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經成為推進共同富裕的一項基礎性工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也面臨新的發展趨勢?；谕苿庸餐辉５膽鹇砸?，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已經全面覆蓋的前提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焦點就需要轉向空間維度，必須重點關注那些處于空間劣勢地位的群體，降低這些群體獲取生存和發展基本需求的公共服務的成本和難度，才能真正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也才能將理論期許變為現實。

所謂空間劣勢地位，即對那些在物理空間上長期居于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的群體而言，一方面由于受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而導致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本就相對較弱，另一方面位于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末梢和延長線上，其獲取和享有同等基本公共服務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源于物理空間的劣勢地位又衍生出了其在社會空間和數字空間的劣勢地位。因此，從空間關懷的角度建構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不僅是推進共同富裕亟待攻克的關鍵難題，更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必然趨勢。

（二）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化的效用邊界

在建立和優化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過程中，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化的提出無疑是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發展的有力抓手，對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水平測度和實現程度的管理具有重要意義?；竟卜盏臉藴驶粌H要對基本公共服務給出一個平面的標準，而且要更加注重在治理中實現服務的均等化提供〔3〕?！秶一竟卜阵w系“十二五”規劃》就具體的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分別設置了相應的國家標準，而2017年又出臺了《“十三五”國家基本公共服務清單》，隨后制定《國家基本公共服務標準（2021年版）》。將標準體系建設作為構建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主攻方向，充分體現了國家對社會公平的價值偏好，不僅有利于在較短時期內完成基本公共服務廣覆蓋的目標，而且也為建構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奠定了量的基礎。

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化建設聚焦解決供需矛盾和增強政府供給能力，明確了基本公共服務的空間分布秩序和空間流動規則。在經濟轉軌的過程中，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下承擔公共服務提供職能的民眾與政府企業間的保障契約被逐步打破”，而“新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由公共財政制度保障的新公共服務供給機制沒能及時有效的建立”，加之財政分權體制的影響，引發了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總量不足、不均等問題〔2〕。隨著社會轉型的全面展開，社會公眾的權利意識逐漸覺醒，對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也隨之大幅增加。正因為直面基本公共服務供需不平衡的事實，人們才將政府供給能力的提升作為關鍵的解決辦法，公共財政支付能力、當地經濟發展水平以及轉移支付體系〔4〕等也成為增強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能力的突破口。因此，基本公共服務資源才得以持續向基層、農村、邊遠地區和困難群眾傾斜，有效縮小了基本公共服務的空間差距。

然而，由于基本公共服務關涉到公民基本權利的實現而具有剛性化要求的特點，這就導致在從有到無的發展過程中，過度強調政府作為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者的強制義務，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化建設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基本公共服務空間劣勢群體的境況?！罢罁湄斦芰Φ拇笮?，量力而出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結構由政府安排”，形成了“供給導向型”的基本公共服務模式〔5〕。從供需關系上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若片面強調供給者的供給能力，落實到具體運行中就極易陷入政府中心主義的窠臼。因此，有學者提出，建立基本公共服務標準體系，重點是要使弱勢群體和貧困地區的居民能夠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基本民生服務，保障他們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權利〔6〕。這當然是建構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亟待解決的問題，但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化建設的效用邊界決定了更需要從空間維度將注意力轉向基本公共服務的消費者尤其是空間劣勢群體。

（三）基本公共服務可及性的價值取向

基本公共服務可及性包含公眾實際使用與供需適配兩個維度〔7〕，將需求側也納入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之中，力求通過基本公共服務的合理空間布局和公眾空間可達實現空間正義，關注的焦點轉變為社會公眾尤其是空間劣勢群體，因此基本公共服務可及性成為建構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核心要點。當量積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接下來就需要在質的升華方面實現關鍵性突破。從政策規劃來看，《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明確將“供給有效擴大”“發展較為均衡”“服務方便可及”“群眾比較滿意”等四個方面確定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目標，可及性由此轉化為構建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通行標準，“公平可及”成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核心要素。2021年出臺的《“十四五”公共服務規劃》要求，“促進公共服務資源向基層延伸、向農村覆蓋、向邊遠地區和生活困難群眾傾斜，加快補齊基本公共服務的軟硬件短板弱項”?；竟卜阵w系建構的空間轉向和空間邏輯的漸次明朗，標志著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構已經邁向著力可及性提升的高質量發展階段。

基本公共服務可及性正視群體差異并指向人民滿意的目標。處于不同空間點位的群體形成了不同的空間境遇，正視群體的空間差異性就是關注不同群體對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程度及其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難易程度，也就是說政府必須將其向社會公眾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輸送到正確的位置或者說急需的人群，確保公共資源的高效利用，切實發揮基本公共服務的兜底保障功能。作為基本公共服務的最終受用者，社會公眾的良好感知和滿意體驗是基本公共服務可及性的價值追求，當然也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根本要求。因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要務在于確立和構筑公民權利本位的制度和運作邏輯〔8〕。換言之，政府的一切行動謀劃和制度安排都應以公民權利的保障和實現為根本依歸，公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政府工作的目標，為全體公民高效提供高品質且易于獲取的基本公共服務正是達成這一目標的重要途徑。因此，政府向公民提供廣覆蓋和高質量的基本公共服務，從而獲得人民滿意的體驗和評價，構成建構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價值引領和根本尺度。

二、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構的空間難題

將觀察的視角進行空間轉向以后，那些處于空間邊緣地帶的群體便成為關注的焦點，由此也能夠更好地觀測制約基本公共服務可及性提升的系列空間難題，這正是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構必須努力沖破的困境。就偏遠鄉村和邊疆地區的空間劣勢群體而言，其在獲取基本公共服務的具體行動過程中遭遇到的空間難題，不止于物理空間層面，還延展到了社會空間和數字空間。具體而言，包括由于物理空間分隔而導致的交通成本畸高、由于社會空間斷裂而導致的社會網絡單一以及由于數字空間滯后而導致的數字能力不足等多維空間困難，極易造成基本公共服務空間非正義的后果，嚴重降低基本公共服務的治理效能。

（一）空間劣勢群體獲取基本公共服務的前期成本較高

物理空間是自然條件、資源分布和發展程度的綜合呈現，在此基礎上引發的物理空間分割則產生了事實上的物理空間劣勢群體，這一群體的空間境況也由此決定。就自然稟賦而言，那些偏遠鄉村和邊疆地區的自然條件相對比較惡劣，當地居民的行動時時處處都被束縛在這一因素之下，極大地增加了出行的成本。城鄉公共資源分布不均和區域發展水平不平衡的問題也就隨之而來，這些差異又將原初整體的物理空間分割為千差萬別的零散空間，處于不同空間境遇中的人們獲取和享用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的難度和成本自然高低不同，而那些空間劣勢群體勢必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實際上就是一種變相的相對剝奪。國家之所以建立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原本就是要通過積極有效的制度干預來減少甚至是消除由物理空間分隔造成的空間非正義現象，為那些空間劣勢群體提供必要的生存和發展資源而進行有效的補償，確保社會健康持續發展。從地理位置與正式制度的關聯度而言，那些世代居于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的群體與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物理空間距離顯然比城市居民更遠，以致空間劣勢地位延伸到了基本公共服務的消費環節。

國家擬通過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將基本公共服務資源輸送到不同的點位，這一過程體現的是公共服務資源由中心向四方擴散的流動路徑，而不同點位接收到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又由四周向中心呈遞增的趨勢分布。顯然，這個中心就是城市，而那些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則相對成為邊緣地帶，居民受山川地形的影響大多會分散居住，更是加劇了這種邊緣性程度。就此而論，一方面最終能夠輻射到邊緣地帶的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數量相對較少，同時那些優質的公共資源又都向中心城區聚集，其結果就是，空間劣勢群體要獲取和享用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尤其是那些優質的公共服務資源就必須付出更高的前期成本。首先，空間劣勢群體需要花費更高的時間成本和交通成本。比如，城區居民樓附近百米以內就可以就醫而且還可以享受基本醫療保險服務，而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的居民最近的就醫地點可能就是村衛生室，一旦就醫需求稍微復雜一些就需要前往距離較遠的鄉鎮衛生院甚至更遠的縣級醫院，物理空間距離在此也就轉化成了獲取基本公共服務所必須的時間成本和交通成本。其次，空間劣勢群體還可能要承擔一定的試錯成本。比如，為了以更小的成本獲得和享用基本醫療服務，空間劣勢群體就可能會選擇就近就醫，但距離越近的醫療機構的資源和水平越有限，可能只有待耗費了一定的時間和金錢成本以后未見好轉才會選擇距離更遠但醫療服務資源更好的醫院，而隨著病情發展此時可能又需要支付更多的時間和金錢成本才能被治愈，試錯成本顯然高企。

（二）空間劣勢群體獲取基本公共服務的社會網絡單一

物理空間分隔所造成的一個顯著后果就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各個社會空間也會斷裂和脫節，因此不同的區域之間、不同的城市之間甚至不同的鄉村之間都形成了相對獨立的運行體系和社會網絡，尤其是那些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的物理空間的社會網絡更是天差地別。

從社會文化和基本結構來看，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其實仍然屬于比較傳統的熟人社會，人們活動的基本規則是從未成年就耳濡目染的習慣，并且形成了以親緣、血緣和地緣為聯結紐帶的相對穩定的社會關系，不同行動者的活動方式表現出了突出的趨同性，其社會結構也趨于封閉而缺乏較大的流動性。然而，中心城市卻已步入了陌生人社會，人們通過分工的方式嵌入不同的行業和節點，發揮著自己的作用和價值，成就了一個又一個具有異質行動特性的行動者，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表現出了多重面向，這些因素匯聚到城市空間而使其擁有了顯著的流動性和開放性特征。

一方面，以上分處兩種物理空間中的群體各自都有其獨特性，相互之間難以形成有效的溝通和交流，當然也很難融入對方所處的物理空間；另一方面，處于這兩類物理空間中的群體之間存在較大的空間距離，行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生產方式都迥然不同，相互之間也很難有過多的交集。因此，由于其所處的社會關系網絡較為單一，事實上的物理空間劣勢群體同時又變成了社會空間劣勢群體，其劣勢地位被進一步強化。

社會關系網絡的單一性決定了空間劣勢群體非常缺乏獲取基本公共服務所需的社會資本，制約著基本公共服務可及性的發揮和提升。政府主導建立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其深層邏輯是現代的政治理念和行政技術，帶有深厚的現代城市生活烙印。換言之，只有具備城市居民同一類型的社會資本才能夠順利獲得國家通過制度機制輸送到各處的基本公共服務，而那些處于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的空間劣勢群體顯然無法擁有與中心城市居民群體同等的社會資本，因此也就難以獲取和充分享用既有的基本公共服務。一方面，城鄉差距和城鄉二元體制長期存在，城鄉之間的交流和交集本就有限，導致在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更難以建立起適應陌生人社會的關系網絡；另一方面，城市化是城市空間的擴張或者說是城市對農村的吞沒但并不是農村自身變成城市，實際上是城市空間支配權力的單向介入。為此，面對以城市為參照標準建立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那些仍舊秉持傳統認知和行動方式的空間劣勢群體可能會陷入進退失據的境地，甚至不排除有人因缺乏對相應基本公共服務種類的知情權而從根本上喪失了空間權利，從而背離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所追求的制度目標。

（三）空間劣勢群體獲取基本公共服務的數字能力不足

受到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和信息技術運用能力的雙重限制，物理空間劣勢地位導致的社會空間劣勢群體，同時也可能陷入數字空間劣勢地位的境地。

在物理空間上，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由于地域偏僻而且居住分散，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需要花費大量的成本，而建設者能夠從中獲得的經濟利益可能比較有限，因此這類設施建設全靠政府推進實施。但這類項目要全面覆蓋到全國各地尤其是邊遠地區，需要經過一個比較長的發展過程，在此之前這些地區的數字基礎設施將處于缺失狀態，數字空間建構也將停滯不前，當地居民不得不被正在興起和成型的數字空間拒之門外而成為事實上的數字空間劣勢群體。在社會空間上，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的居民群體接觸到數字信息技術的機會本就不多，并且可能常年在家居住的大多都是老年或少兒群體，面對層出不窮的服務“系統”或者“APP”，他們并沒有足夠的社會關系網絡能夠向外求助和學習使用的方法，最后只能游離于數字空間之外?？傊?，長期居于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的群體，在其所處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兩方面的條件都比較欠缺的情況下，進一步成為數字弱勢群體。

隨著數字政府建設的深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數字化轉型的趨勢正在到來，越來越多的基本公共服務也將通過網絡系統為公眾獲取和使用，然而，由于數字能力不足，數字空間劣勢群體可能不得不面臨難以介入和運用的困境。首先，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于中心城市，導致政府通過數字空間輸送出的基本公共服務無法真正到達這些空間上的劣勢地區，諸如“農村偏遠山區鄉村衛生室數字化軟硬件匱乏，遠程數字化信息化篩查、問診、救治等服務開展較少”〔9〕，當地居民甚至都難以進入這些承載基本公共服務的數字空間之中。其次，即便是有些特殊類型的基本公共服務能夠被輸送到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但由于當地居民并不具備運用數字手段獲取這些基本公共服務的知識儲備和操作能力，也沒有更多的學習條件和學習對象，導致其對基本公共服務獲取不足和公共資源浪費的狀況。更為特殊的是，在一些極為偏僻的鄉村地區，公眾根本就不知道可以通過數字手段獲取基本公共服務，這極大地降低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共同富裕的政策效能，甚至引發更為嚴重的空間非正義后果。

三、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構的空間進路

相對中心城市而言，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的居民在物理空間、社會空間以及數字空間方面都處于不利地位，導致其成為空間劣勢群體，他們在獲取和享用基本公共服務的過程中相應產生空間非正義現象。建構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就是要打破空間限制，以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務獲取機制和充分的享用能力補償空間差距，貫通基本公共服務的最后一公里，切實推進空間正義的實現。具言之，著眼于基本公共服務可及性的提升，需要分別從空間適配、空間生產以及空間測度等層面切入，徹底扭轉和改善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在服務資源、服務內容以及服務效果等方面的不利地位，促進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高質量發展。

（一）優化基本公共服務資源的空間適配

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供需端連接著政府與公民，因此僅從供給端出發并不能全面透視基本公共服務所蘊含的治理效能，公民在此過程中的獲得感和滿意度亦是關鍵所在。進一步講，供需適配是基本公共服務體系運行最為理想的狀態，既能夠高效回應公共需求也不會造成公共資源的閑置和浪費。在供給側，政府應按照統一標準向社會公眾提供大致相當的基本公共服務，這一點隨著基本公共服務標準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將逐步得到解決。供需適配的重點就落在了需求側，準確地說是公民對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能否得到有效滿足，包括需求的匹配程度和獲取的便利程度兩個層面，前者主要涉及特殊群體的特殊需求，后者則更加關注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的居民群體。二者都與人的空間境遇密切相關，供需適配實際上就是要進行空間適配，聚焦于基本公共服務的空間走向和空間利用，著重提升空間劣勢群體獲取基本公共服務的便利度，從而將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充分利用起來。在此，精準把握空間劣勢群體的真實需求便成為重中之重，這有賴于建立暢通的需求表達機制。

構建需求表達機制，就是要以物理空間為單位發現和整合空間劣勢群體對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包括其獲取基本公共服務所需的成本和難度，以及對一些特殊類型基本公共服務的急需程度，以便根據具體的空間狀況有針對性地提升空間劣勢群體的基本公共服務可及性。

首先，建立公眾需求臺賬?？沙浞职l揮基層服務站點密切聯系公眾的天然優勢，定期組織召開基本公共服務需求的表達交流會議，并且及時掌握那些因突發事件而對基本公共服務產生緊迫需求的情形，全面搜集整理、準確把握、動態更新空間劣勢群體的需求信息。

其次，動態監測需求信息。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注重監測社會公眾尤其是空間劣勢群體的需求，運用數字技術穿透物理空間的阻隔，精準把握公眾的適時需求點，預測公共需求的基本走向，便于政府整體謀劃和充分準備。

最后，注意數字弱勢群體的需求。在推進基本公共服務數字化轉型的同時，仍然需要保留一定的傳統渠道和方式，并由專人負責處理這類特殊需求，以便于滿足那些無法使用網絡平臺表達需求和享用基本公共服務的群體。有效的需求表達機制就是要發現那些具有特殊空間處境和空間地位群體的真實需求，在此基礎上對基本公共服務資源進行空間配置，使多樣化的需求都能得到全面表達和高效回應。

（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內容的空間生產

服務內容是連接基本公共服務供需雙方主體的物質載體，也是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得以有效運轉的關鍵要素，只有在運作端促進服務內容持續的空間生產才能維系供需的動態平衡。在政府主導下生產出來的基本公共服務通過空間配置和空間流動的方式完成空間布局，落實到公眾獲取服務的具體環節，為了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社會效益和治理目標，還會涉及基本公共服務內容的再生產，這需要多主體的協同參與和共同作用，供需二元關系隨之轉變為多元主體的并存和合作。合作行為根源于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在某種意義上，人的社會性實際上也就是人的共生共在，人的共生共在才是人的本性，合作的基本目標就是要為人的共生共在提供一種合作秩序〔10〕2。面對愈漸復雜多變的空間環境，只有搭建多元主體合作行動的平臺和框架，綜合發揮各主體的獨特治理功能，才有可能維持整個社會生態系統的有序運轉，基本公共服務內容的空間生產和治理效能也才得以實現。

在基本公共服務內容的空間生產過程中，相關社會主體和市場主體成為服務的直接生產者，而政府則轉變為服務購買者，同時也是服務生產過程的監管者，社會公眾仍然是服務的終端使用者。因此，基本公共服務內容的空間生產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其一，釋放社會組織的專業功能。在社會組織以專業化力量參與公共治理時，政府可以將一些專業性較強的基本公共服務外包給資質優良的社會組織進行生產，更重要的是，鼓勵公益性社會組織通過社會救助和公益慈善對一些特殊群體的急切需求進行有效回應。在公共危機情境中更需要激發社會組織的專業能力，比如專業搜救、物資支援、心理疏導等，以彌補政府暫時缺位或應對不力導致服務中斷的情形。

其二，調動市場主體的效率優勢?；竟卜丈a過程中必要的器材和工具，比如公辦醫療機構的醫療器械、公辦基礎教育學校的教學設備、公辦養老院的基礎設施等，理應交給具有較高生產效率的企業進行加工制造，政府再購買合格產品。

其三，培育健全的社會關系網絡。個體嵌入社會的方式和程度決定了其在社會系統中的位置和角色，直接影響個體獲取具有“社會性”基本公共服務的渠道和能力。所有復雜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人們普遍都卷入多重角色〔11〕30。一方面，挖掘空間劣勢群體已有的傳統資源，以團結互助的精神涵育社會空間，充實其獲取基本公共服務的社會資本;另一方面，通過頻繁的城鄉和跨區域交流交融活動，培育和激發空間劣勢群體的現代意識，比如以駐村工作隊為紐帶，引入現代的生活方式，搭建新的社會關系網絡，增強其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感知能力和行動能力。

（三）突出基本公共服務效果的空間測度

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構的實際效果最終要通過反饋端體現出來，所謂反饋端就是社會公眾尤其是空間劣勢群體對其獲取和享用基本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進行評測，包括主觀體驗和實際獲得兩個維度。主觀體驗即公眾在獲取基本公共服務過程中的感受，諸如問題回應度、需求滿足度、服務滿意度等，實際獲得則主要關注空間劣勢群體能否享用到基本公共服務以及享用一定的基本公共服務的成本和難度，二者聚焦服務消費者的空間處境和空間正義。相比而言，整體性評價無法關注空間劣勢群體的特殊情況，遮蔽了基本公共服務的空間屬性，往往只能反映出基本公共服務的覆蓋廣度?？臻g測度針對的是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運行效果，特別關注空間劣勢群體對基本公共服務的獲得感和滿意度，這當然是提升基本公共服務空間可及性的重要途徑。

基本公共服務效果的空間測度由空間角度切入，建立適應高質量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反饋機制和評測體系，這需要從指標體系、培訓練習、包容機制等方面系統發力。

第一，建立空間指標體系。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程度展開評估，不僅要明確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空間格局，還要利用數字化手段專門針對空間劣勢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可及性進行評測，對前端的生產過程和質量標準實施有效監管，同時對后端的使用情況尤其是空間劣勢群體的主觀體驗和實際獲得進行實時測度。

第二，推廣數字素養培訓?；竟卜諗底只D型有利于改善物理空間劣勢地位，但在技術被廣泛使用之前還要注意對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的公眾進行操作培訓。在此，可由基本公共服務終端的責任部門負責牽頭，聯合技術開發者，組織數字弱勢群體進行一對一培訓，著重增強其獲取基本公共服務的意識以及獨立操作享用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

第三，完善數字包容機制。以數字鄉村建設為契機，通過良好的數據治理構建整體性的數字空間，將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的居民都納入其中，彌合城鄉居民在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上的巨大差異，降低獲取基本公共服務的成本。與此同時，需要暢通并優化偏遠鄉村或邊疆地區公眾獲取和享用基本公共服務的線下途徑和辦理窗口，以防數字途徑發生故障，并確保那些實在不便運用數字手段的人群也能夠及時充分獲取和享用其所需的基本公共服務，這也是基本公共服務人道關切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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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周 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