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新村運動”對我國鄉村建設的實踐啟示

摘要：韓國“新村運動”為解決鄉村貧困問題和促進鄉村有序建設開發提供了經驗參照，可為我國現有鄉村建設提供實踐啟示。文章基于鄉村建設視角，探討“新村運動”的緣起、內涵及建設變遷，圍繞住宅改良、統一稻增產、新村事業指導者和家庭禮儀準則施行等相關舉措，系統厘清“新村運動”帶來的經驗啟示。研究發現，韓國“新村運動”改變了其鄉村地區長期存在的傳統而單一的社會經濟結構，更大程度地激發了農民自助精神和市場化轉型。其成功經驗雖不可復制，但“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政策制度體系”“積極發揮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讓農村成為美麗宜居的生活家園”“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等共性部分對我國推進鄉村建設有一定借鑒啟示作用。

關鍵詞：鄉村振興 韓國“新村運動” 鄉村建設 實踐啟示

* 本文系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課題“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貴州提升傳統村落人居環境治理效能研究”（編號：23GZQN77）；貴州省農業科學院青年基金（社科類）“數字技術賦能貴州現代山地農業發展研究”（黔農科院社引[2024]01號）。

一、引言

深入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持續把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放在農村已然成為一大趨勢。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實施鄉村建設行動”；2021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發布，強調要把鄉村建設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位置，并在村莊規劃、鄉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和縣域內城鄉融合發展等關鍵領域提出了一系列新舉措?？傊?，回顧21世紀以來我國鄉村建設的系列戰略部署和政策措施，其工作力度持續加大，通過實施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精準脫貧、鄉村振興戰略等舉措，有效改變了鄉村生產生活環境，促進了鄉村繁榮發展。從目前的政策制度安排來看，中韓兩國在推進鄉村建設的諸多政策制度安排方面有共同之處，均以“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導統籌”為驅動，以“鄉村內部組織運作”為基礎，積極引入社會資源共同參與鄉村社會事業建設?？梢哉f，大力實施鄉村建設不僅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也是新時期改變鄉村滯后面貌、拉動消費內需和促進雙循環戰略實施的現實需要，更是彌補農業農村發展短板和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手段。為此，文章嘗試總結韓國“新村運動”的實踐經驗，為今后我國鄉村建設提供借鑒和啟示。

二、韓國“新村運動”的實踐與推進

20世紀70年代，韓國通過“新村運動”有序推進了鄉村全面建設，既實現了韓國農業、農村、農民的現代化轉型，又明顯縮小了城鄉差距，充分促進了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韓國“新村運動”產生的主要緣由可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執政黨的政治需求動機。進入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韓國“離鄉進城”的脫農趨勢加劇，原有的“鄉朝都野”投票傾向發生了巨大變化，執政黨不得不重視得票率銳減所帶來的政治危機，將鄉村改革作為緩沖城市反抗勢力、減少政治危機的有效手段。正是基于此政治需求，以政府為主導的“新村運動”得以廣泛開展，運動的性質逐漸從“鄉村社會開發運動”向“政治性的國民運動”轉變，尤其是1972年10月維新體制推行之后，以及“‘新村運動就是十月維新，十月維新就是‘新村運動”的宣言發布后，其政治色彩更加明顯。二是農民對美好生活的現實需要。由于韓國早期工業立國的不均衡發展戰略安排，國家層面所施行的經濟開發計劃快速拉動了城鎮化發展，大量要素資源被城市虹吸，導致鄉村日漸衰敗。且由于鄉村道路、供電供水、醫療衛生和公共服務等基礎設施建設未隨城鎮化建設而得以完善，鄉村居民的不滿情緒與日劇增，農民迫切需要改變生產生活環境。

為保證“新村運動”的有序推進，韓國政府按照“基礎村莊、自助村莊、自立村莊”三個目標階段進行建設，每個階段對應著不同的村莊建設標準（見表1）。從“新村運動”的推進歷程看，運動起初著重關注“村莊美化工程”，這與我國整治提升農村人居環境、學習運用浙江“千萬工程”的做法相似性極大，都是從農民看得見、摸得著的環境整治著手，隨后才逐漸轉向“提升村民收入”和“振興農民精神”，是一種“從外向內”的營建方式。

韓國“新村運動”在面向全國提倡“勤勉、自助、協同”新村精神的同時，通過不同的扶持策略和制度升級，有效激勵并引導了不同村莊之間的競爭，從而逐漸改變了鄉村原有的落后傳統面貌。此外，由于在運動中所實施的工程大部分是村民迫切期待的，所以農民參與愿意較為強烈，有力地破解了“政府干、村民看”的被動局面。在鄉村建設中重視農民需求，提高農民參與積極性和充分讓農民表達意愿極為重要，其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鄉村營建更新的速度和推進方向。農民的有效表達取決于村莊橫向上的“反彈效應”和政府縱向上的“反饋效應”，前者形塑“責任農民”，后者形塑“責任政府”。韓國“新村運動”中農民參與意愿強烈，主要是因為鄉村建設中所涉及的營建項目符合民眾需求，早期以改善村莊環境為著力點容易取得村民認同。而從擴散方向看，“新村運動”也逐步由內向外拓展，甚至還從鄉村逐漸延伸至城市，對城市也產生了不小影響，讓城市感知到鄉村的價值，從而更加有效地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同時，“新村運動”在推進鄉村建設進程中，政府主要以實施鄉村社會開發工程為主。例如：改善鄉村交通條件，拓寬入村道路，投放鄉村公共交通工具；修整梳理鄉村河流溝塘，清除淤泥和雜草垃圾，開挖公共水井滿足水源需求；完善教育、醫療和貿易流通等公共服務供給等，從而獲得了廣大鄉村居民的廣泛支持。不過，這種帶有強烈“官方主導性質”的鄉村社會開發建設工程也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喪失了初期的活力，并且政策執行過程中一些強制性舉措也常引發農民不滿。在后期，隨著農民接收的外界信息更加豐富多樣，也產生了很多批判聲音，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政策執行和項目建設效率的降低。為此，韓國政府結合實際情況，篩選出符合鄉村實情的工程建設項目，采取“村民自主決定”“號召村民廣泛參與”的辦法，通過政府投入和村民自籌資金的方式有序推進鄉村建設。政府側重政策、技術和資金支持，農戶側重勞動力投入，才讓“新村運動”重新煥發了生機活力。

在表1列舉的推進實踐中，不難看出“新村運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目標及特征。早期以“政府主導”為中心、以改善鄉村環境為宗旨開展運動，目標是為了將“基礎村莊”建設成為“自助”和“自立”兩類村莊，并從農民居住環境、鄉村道路建設、農田水利設施、村民文化活動和經濟收入增加等五個方面制定考核標準（見表2），其最終目的是希望所有村莊都建設成為“自立村莊”。此外，先后基于《垃圾處理法》《農漁村整備法》《農地法》《污染預防法》《都市農業法》和《農村振興法》等法律法規，對鄉村生態經濟發展、城鄉融合發展和健康農產品供給等做出規制，通過政府的有力支持和農民自主參與的方式推進了鄉村建設，并顯著提升了鄉村生活環境和改善了農民生活質量。進入中期后，則以“半官方營建主體”為中心，如將依據《新村運動組織培育法》組建的官方“新村運動”總部換成了有民間參與的半官方的運作體制，且更加側重民間教育和農民意識培育，鄉村建設內涵和范圍均有了明顯變化。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該階段原來的“自上而下”官方援助力量逐漸被弱化，而以“民間主體”積極參與營建的事業得到了有效發展。隨著后續的不斷變化和發展，“新村運動”的制度安排、組織結構和營建設計不斷得以調整完善，使其更加專業化，為多數發展中國家鄉村發展提供了借鑒。

整體來看，韓國“新村運動”的成功主要源于政府一開始便把鄉村社會中亟須解決的問題放在中心位置，且制定簡單明了的政策方針和援助舉措，加之鄉村居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夙愿較為強烈，而立足鄉村實際和鄉村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有利于推進各類項目建設。盡管在后續的建設中官方自上而下的援助力量弱化了，但民間的主體意識得到了大幅提升，從而使其成為了推動鄉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三、韓國“新村運動”建設的主要內容

韓國“新村運動”對農戶生產生活的影響是全面的、巨大的。農戶生活習慣、生產環境和村莊經濟收入的改善，是運動的主要成效之一，其中以住宅改良工程、統一稻增產工程、新村指導者和家庭禮儀準則的施行效果最為明顯。

（一）美環境：住宅改良工程

“新村運動”一般會追溯到鄉村的“村莊美化工程”，即改善村容村貌和居住環境。其中住宅改良工程最具代表性，該工程分為兩個階段展開：一是起步階段的草房改良，相當于我國鄉村建設中進行的危房改造；二是中后期的都市型洋房建設，相當于我國鄉村建設中進行的美麗鄉村建設、小城鎮建設和新村移民搬遷等。前者主要是對屋頂和廚房進行改良，改良過程中政府在經濟上有一定援助，并使用強制性的行政力量推進，完成了對草房的改造。盡管在改良初期，大多數農戶認為沒有必要進行屋頂改良，但后來這種想法慢慢轉變。在草房改造之后，政府為進一步從根本上改善鄉村住宅建設，提供標準設計圖紙來改變鄉村房屋空間結構和村容村貌，一些新結構的住房得以建成。該階段韓國農村房屋改造對后續農村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甚至奠定了今天韓國農村和住宅的基本面貌。

（二）增收入：統一稻增產工程

“新村運動”也常被稱作“富足運動”，而統一稻增產政策可以算是鄉村創收工程的一個代表性案例。統一稻是一種為適應韓國水土和氣候環境而培育出來的高產秈稻品種，被稱作“奇跡稻”。韓國政府從1971年開始發起總動員，力促這一稻種的推廣和種植，到1978年種植面積已經占韓國全部水田面積的76%，韓國大米產量在這一時期得以迅速提升。對于統一稻的種植推廣過程，也存在褒貶兩派言論：褒派認為統一稻種植解決了饑荒問題，讓農民有飯吃；貶派認為統一稻只是維新政權恣意推進的高壓農政。但不可否認的是，統一稻的種植對當時韓國鄉村社會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保障了糧食安全。不過，農戶也在這種強制性的增產政策導向下，因大面積的種植統一稻引發了不滿情緒。受稻種自身品質的影響，秈稻味道不好且在市場中價格較低，很多農民并不愿栽種，尤其是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農民開始正式抵制政府強制推進統一稻的政策，政府也迫于政治負擔不得不廢除統一稻增產政策，到1992年終止秋糧收購后，統一稻就完全銷聲匿跡了。

（三）強統籌：新村事業指導者

韓國“新村運動”強調了經濟發展主義。在“新村運動”實施期間，基本上每個村莊都會推選新村事業指導者（男女各1名），作為引領農村發展的指揮手。新村事業指導者需要圍繞全村發展，選擇性開發一些具體項目，動員村民參與。不過，與其他社會經營性組織、企業相比，新村指導者能夠獲取到的資源往往相對有限，他們更多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和模范作用進行帶動。在實踐中，一個成功的新村指導者往往具備兩個主要能力：第一，新村指導者要具有良好的經營理念和極強的實踐能力，可以將村莊盤活成為一個經營單位，從而引領村民為改善生活以及追求更多經濟利潤而努力；第二，新村指導者要掌握改善農村落后面貌的有效方法，重視實用性教育，把成功案例教育、實地考察和現場教學作為提升新村指導者合理經營村莊事業的重要法寶，對村民進行精神層面的提升。

（四）興規制：家庭禮儀準則施行

在韓國“新村運動”中，農戶的意識變革是一種發展主義理念下的改變，在精神層面發揮好自助精神。精神層面的振興主要以家庭禮儀準則施行——關注鄉村“婚喪祭”為源頭，注重國民思想教化。由于政府層面的法律規定和實施的“婚喪祭”標準和條例，與傳統禮儀或多或少存在一定沖突，舊的陋習依舊充斥在韓國鄉野社會。因此，在鄉土社會，絕大多數民眾依舊會延續“婚喪祭”的舊傳統，但同時由于快速城鎮化、工業化的帶動，農戶思想意識逐漸受到影響和變化在后來的社會發展中，在經歷了相當程度的變異和交融后，新建立的家庭禮儀準則逐漸導致了傳統禮儀文化的解體。

四、韓國“新村運動”的啟示

鄉村發展是一個動態的、持續的過程。通過回顧韓國“新村運動”的緣起及實踐不難發現，韓國“新村運動”的成功，更多地體現在它改變了鄉村地區傳統而單一的社會經濟結構，鼓勵和支持農民的市場化轉型和創新，更大程度激發農民自助精神，實現了“三農”轉型發展，縮小了城鄉發展差距，為鄉村實現可持續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靶麓暹\動”的成功固然有其獨特的歷史和政策背景，其經驗不可復制。但對于當前我國鄉村建設而言，依舊可以從“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制度體系”“積極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讓農村成為美麗宜居的生活家園”“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等共性部分獲取一定的經驗和借鑒。

（一）堅持政府主導，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制度體系

對于社會發展而言，任何時期，政府政策實施都會在特定時期發揮著主導性作用。在韓國“新村運動”中，政府的主導作用較為明顯。一方面政府是主要啟動者、組織者和牽頭者，積極設置專屬管理部門，在考核中將建設成效與地方政府政績掛鉤。同時，圍繞農業、農村、農民事業發展，通過體制機制創新確保財政資金有保障、制度安排有落實和工作成效有考核。另一方面，政府又是服務者和疏通者，通過積極對接各類資源，動員全社會力量積極參與鄉村營建更新，推動農業和非農產業的協同發展，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和創收來源。

（二）尊重農戶意愿，積極發揮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

對于鄉村營建更新而言，能不能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鄉村全面振興的推進速度和方向。只有充分發揮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激發農民內生動力，才能實現鄉村可持續發展，才可以更加高效地彌補鄉村建設過程中的短板問題。韓國“新村運動”的實踐表明，充分尊重農民意愿，是政策執行效力增強的有效方法。在村莊內部，對于大多數農民而言，自組織的互助精神不可忽視，農民積極、獨立、奉獻和渴望發展的意識也較為明顯，這也是推動鄉村持續發展的原生動力。而依托具有專業技術特長和綜合管理能力的鄉村指導者帶領村莊發展，積極促進村莊管理者、精英村民組建村莊開發委員會，進一步與廣大農民協商村莊未來事業發展，顯然更有利于推動鄉村建設。

（三）不斷“塑形塑神”，讓農村成為美麗宜居的生活家園

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是農業強國的應有之義，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舉措。要讓鄉村成為美麗宜居的生活家園，必須以立足鄉村內部系統結構優化和功能提升為前提，結合鄉村實際，既重視看得見的基礎設施建設，也重視看不見的精神文明建設，才能形成更多可以承載鄉村價值的文化符號，使鄉村“形神兼備”。為此，要順應城鄉一體化融合發展新格局，注重實現農村和城市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鄉村振興推進中，不能就鄉村論鄉村，還要強化以工補農、以城帶鄉，加快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也要順應農村人口流動變化、產業發展態勢，注重統籌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合理布局，不斷完善水、電、路、教育、醫療衛生等軟硬件配套設施，逐漸縮小城鄉發展差距。同時，要找準農村具有發展潛力和經濟價值高的產業，探索更多有利于農民就業和受益的產業業態，確保更多勞動力能夠在家門口就業，從而有更多人力、物力和財力參與鄉村建設。

（四）建立激勵機制，培育村莊指導者并發揮作用

人是發展的核心資源。在“新村運動”中，韓國政府從一開始便注重本土化領袖人物帶動村莊全面發展的作用。因此，每個村莊基本都配置有村莊指導者，即指導村莊建設和發展的關鍵人物，在引導農戶從事生產生活、調解農戶矛盾和統籌鄉村規劃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實踐中，他們通過自身所掌握的知識技能，積極帶動其他農戶發展，而不是一味的講奉獻精神和模范精神。同時，政府也不定期以課程培訓來提高村莊指導者的實操能力。培育村莊指導者并使其發揮作用，能顯著培養農民的創新意識，盡可能消除農民“等靠要”的思想，并根據梯度政策支持力度來激勵不同村莊和農民的競爭，使得涉農政策能夠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所涉及的項目資金使用也更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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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貴州省農業科學院現代農業發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