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思考——以第三次分配為例

王晶　嚴宏

摘 要：黨的十八大以來，推動實現共同富裕一直是我國的熱點話題，我國的脫貧攻堅進程也取得實質性的進展。隨著新時代科學技術和多媒體數字經濟的發展，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分配制度不再局限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在促進共同富裕進程中起到的正向促進作用越來越大，具有促進社會公平、彌補收入差距等重要意義。同時面對第三次分配中存在的尚未完全解決的問題，應當有針對性地制定具體解決措施，從內部、外部以及主體三個方面入手，完善第三次分配體制機制，努力發揮三次分配功能的最大化。

關鍵詞：第三次分配;慈善行為;共同富裕;弱勢群體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全體人民的共同期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我國脫貧攻堅進程取得全面勝利，朝著共同富裕進程邁向了一大步。黨的二十大召開后，共同富裕被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分配制度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狈峙渲贫茸鳛橛行Ъ詈秃侠矸峙涞年P鍵制度安排，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進程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次分配不同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分配方式，具有自身獨特的優勢。隨著我共同富裕進程不斷取得新的突破，三次分配自身存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傮w來說，第三次分配憑借科學技術和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帶來的新局面和實踐途徑，為推動新時代促進共同富裕及推進脫貧攻堅進程取得新突破帶來了新的機遇。

一、第三次分配對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意義

第三次分配通過慈善捐贈、志愿服務、公益活動等一系列跳脫以市場機制為主導的經濟領域和以政府機制為主導的公權力范圍來彌補市場和政府失靈問題，使得由社會機制主導的第三次分配具有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所不同的社會性、公益性及自愿性等主要特征[1]。實現共同富裕的重難點主要在于克服三大差距，即收入差距、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解決好主要矛盾后，針對尚未肅清的問題，第三次分配以其獨特的分配主體和分配方式解決問題，并日趨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靈活調整收入差距增強分配針對性

發揮第三次分配的調配作用是進一步減少收入分配差距的必由之路。2023年一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8895元，增長4.6%，中位數是平均數的81.8%。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12175元，增長3.9%，中位數是平均數的84.6%;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4864元，增長5.6%，中位數是平均數的79.3%。這些數據表明我國的居民收入總值總體向好，收入分配差距在大體上也得到改善，但城鄉收入差距依然存在，這就需要發揮第三次分配的靈活特點有針對性地進行改善彌補。

與初次分配、再分配的主體是政府和市場不同，第三次分配主要依賴社會團體的力量，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人民指向性。第三次分配作為自愿的、非強制性的一種分配方式，有著自己的特點。一是分配的主體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市場與政府，而主要是慈善組織、個人和其他組織。二是第三次分配奉行“道德原則”，是建立在自愿性的基礎上，以募集、自愿捐贈和資助等慈善行為對社會資源和社會財富進行分配。它與個人的社會價值取向、信念、社會責任心或對某種事業的熱情有關，與政府的強制無關[2]。第三次分配對調節收入分配的靈活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是分配主體的靈活性，第三次分配的主體包括慈善家、互聯網用戶以及社會團體和民間組織等，通過其自身意愿選擇幫助特定人群或特定地區，資金來源出自捐贈者的同情心等道德情感的驅使，使得分配主體彌補了政府政策覆蓋率不足和市場調節失靈的問題。其二是分配手段的靈活性。第三次分配不局限于資金資助，而是根據捐贈雙方的具體情況選擇資助或者志愿服務，為分配雙方提供了最合適的方案，使捐贈者不限于高收入者，擴大捐贈者主體和捐贈范圍。

第三次分配作為我國推動實現社會公平的第三只手，通過捐贈人群的自身意愿實現國家財富的階級流動，從而推動社會底層人民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等多方面的改善，更加全面地幫扶社會底層人民。因此第三次分配傾向于發揮人民主動性，更加有針對性地調節我國收入分配差距，完善我國收入分配結構。

（二）網絡捐贈彌補區域分配局限性

2022年我國脫貧攻堅工作取得完美收官，我國實現共同富裕的進程邁出了一大步。在新的戰略成果下，繼續減緩相對貧困難題，縮小三大差距，是推動共同富裕進程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數字經濟正在向人民的日常生活滲透，并在推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網絡捐贈的形式主要包括個人網絡求助行為和借助第三方網絡平臺運行的捐贈行為模式。作為一種嶄新的三次分配手段，網絡捐贈突破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過程中的區域、交通等局限性，對于新時代解決相對貧困、推進共同富裕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網絡捐贈增加了人民對偏遠地區的關注度，帶動當地經濟的全面發展。依靠網絡熱度，貧困偏遠地區與城市化脫離、發展滯后的農村生活現狀反過來成為吸引大眾關注的流量點。依靠個人流量以及網絡第三方平臺的影響，增加大眾對偏遠地區的關注度，在一定程度上開闊人民視野、影響居民消費的廣度的同時，帶動當地特色資源的開發及旅游業的發展等，為當地電子商務和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機遇，全面優化當地經濟結構。其次，網絡捐贈彌補了偏遠地區交通不便的缺陷，促進不同區域要素之間的自由流動。傳統慈善捐贈的首要特點是具有一定“剛性”。對捐贈者有較大的時間（在特定時間進行捐贈）、空間（至特定地點進行捐贈）、捐資渠道（如部分捐贈只能提供現金、支票或銀行賬戶轉賬等）限制[3]。受到經濟發展滯后的影響，交通等基礎設施落后是偏遠地區發展局限的重要原因，網絡捐贈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突破空間和時間上的局限，實現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和資源利用最大化，反過來為偏遠地區交通及基礎設施的建設提供經濟資源支持。最后，網絡捐贈豐富了除傳統慈善外的捐贈形式，降低捐贈行為付出成本，如支付寶螞蟻森林和捐贈日常步數等，更好地將慈善行為融入人民日常生活。傳統的募捐模式中，無論是宣傳、組織動員，還是后期的資源的調配，都需要花費較大的人力物力。而到了網絡時代，人們可以較低的成本甚至免費，就把募捐動員的信息發布在網絡上并使之廣泛流傳。動員成本的低廉使得網絡募捐更加簡便易行[4]。網絡捐贈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日常生活和捐贈行為的邊界感，使人們不知不覺參與和融入其中，增加捐贈雙方的互動感，使互動效果更加顯著。

（三）針對扶持農村弱勢群體增強分配有效性

從農村弱勢群體的定義來看，農村弱勢群體是指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理狀況等方面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而導致經濟收入較低、社會地位低、缺乏社會競爭力、生存與生活狀況較差、靠自身力量無法擺脫困境的人群[5]。不同學者對弱勢群體分類的理解和看法不盡相同，但總的來說可以大致概括為三大類：農村中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義務贍養人或撫養人的孤寡老人或未成年人;家庭純收入在絕對貧困線以下的貧困人群;農村低收入人口[6]。隨著我國脫貧攻堅進程取得全面勝利，有效針對扶持我國弱勢群體，有利于緩和提高我國共同富裕進程中的最低點，推動形成我國經濟新局面。一方面，第三次分配制度主要依靠慈善捐贈、慈善信托、慈善基金會、宗教慈善等形式進行分配。相較于初次分配、再分配強調經濟效益和公平，第三次分配的主體主要包括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更加強調社會責任和人民群眾的力量。人民群眾作為第三次分配的參與者，通過自身所具備的社會公共參與意識，自覺分辨和選擇受助群體，具有很強的主動性和真實性，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場分配缺陷和政府政策覆蓋率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第三次分配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針對性，通常會根據主體雙方的具體條件確定分配形式，根據貧困家庭、患病家庭等具體情況的不同確定不同的扶持方式。根據分配主體的具體情況制定不同的扶持方案，在分配形式上除了資金補助外，還包括物資捐助、志愿服務、教育資源傾斜等多種形式，從物質維度和精神維度兩個方面同時著手，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可操作性。同時，第三次分配根據當地具體情況為弱勢群體提供就業崗位和就業機會，將慈善行為和當地經濟發展需求相融合，進一步提高了三次分配的可持續性和實用性。

二、第三次分配存在的問題

第三次分配在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在我國經濟分配體制中相較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仍然處于補充地位，存在很大的上升空間。從內部和外部兩個角度觀察，我國三次分配仍然存在分配類型機制單一、社會主體成員行為缺乏規范以及三次分配氛圍不夠濃厚一系列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分配類型機制單一、缺乏專業性

第三次分配是民間個人和民間團體通過募贈、資助和志愿服務等公益方式對社會財富進行的再分配[7]。在組織實施的過程中，三次分配是根據捐贈者、受贈者以及慈善機構三方共同發力，相互配合的過程中實現的。目前，我國第三次分配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出現分配模式僵化、體制機制內生創新力不足，慈善團體資源有限、組織程序缺乏專業性的局面，總體呈現出單一性、非專業性的特點。一方面，受到我國經濟發展總體水平和人民認知水平的制約，我國的三次分配起步階段主要由國家主導，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幫助我國三次分配奠定了一定的經濟基礎，但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國三次分配進一步發展的多元化可能。同時受捐贈者主觀認知水平及三方條件等客觀因素的影響，三次分配的開展需要一定的社會資源支撐其動員人力物力，社會團體和民間個人在一定時間內獲得的社會資源有限，相較于我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規模和影響較小，在促進經濟發展中起到的地位和作用很難進一步突破。另一方面，我國慈善團體和組織缺乏專業的組織程序和完善的規章制度，對捐贈對象覆蓋面有待完善，在捐贈過程中缺少規范性和持久性。2016年《慈善法》的頒布實施體現出國家對第三次分配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強，但慈善團體內部規章制度的完善程度仍然不夠，個別慈善組織可能存在慈善監管問責不到位、侵占財產等問題。同時我國三次分配受惠范圍多集中于城市鄉鎮地區，偏遠地區和貧瘠鄉村未能真正涉及，總體仍然呈現出城鄉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另外，由于各地區仍然存在受教育水平的參差以及慈善團體宣傳水平不到位的情況，我國弱勢群體獲取相關信息的渠道受限，受助渠道未能安全打開，參與感不強，造成在一段時間內我國共同富裕實現進程未能取得大的突破。

（二）社會主體成員行為不夠規范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逐步構建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為主要特征的社會治理新格局。三次分配作為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社會事業，社會主體成員的行為和意愿在其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公民基于自愿依法將私有資源用于公共目的，通過捐贈善款、成立社會組織、開展志愿服務等參與社會建設、提供社會服務、探索社會融合，體現的是中國特色的公民結社權利和責任擔當[8]。我國三次分配發展進程一直未能取得實質性的突破，除受到國內經濟總體發展水平的限制，分配主體的行為規范性是其發展進步的重要因素。

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僅包含了生活富裕，也包含了社會和諧、精神自強等“社會價值”的內涵，從而是物質性和精神性的統一[9]。三次分配的捐贈主體主要包括慈善機構、社會團體以及部分先富個人，捐贈主體在進行三次分配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一系列問題有待糾正。首先，從慈善團體角度來看，慈善組織法律規章制度建設有待完善。目前我國慈善捐贈稅收優惠方面的相關內容條款內容比較簡單，相關法律法規整體上有待完善和加強。同時，慈善團體整體專業度有待提高。除具有半官方身份或者與政府部門緊密關聯的慈善組織具有較強的組織與動員能力外，真正民間意義的慈善組織基本上處于體量小、資源不足、可持續性弱的狀態[10]。慈善團體自身規模的大小制約了其防范應急風險的能力，進一步形成了不利于其發展的非良性循環。除此之外，慈善組織團體成員的專業素養需要進一步提升，需要增強面對突發事件時的專業能力以及決策行動力。其次，捐贈主體的參與廣度和深度仍然有待提高。三次分配的主體受到限制沒有新的突破，除常見分配主體以及先富個人之外，擴大分配主體范圍，提高人民大眾的參與意識是非常有必要的。據不完全統計，2019年以來，每年有超過100億人次點擊、關注和參與互聯網慈善[11]。由于多媒體技術的不斷發展，捐步數、公益森林等網絡捐贈活動很大程度地介入了人們的生活，但是盡管公眾的關注度和參與度不斷上漲，但我國整體捐贈數額并沒有明顯的進步，需要不斷挖掘三次分配大眾參與深度。

（三）慈善文化氛圍不夠濃厚

美好生活是全體人民共同的期盼，而共同富裕是實現美好生活的內在要求。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三次分配方面的發展進度，我國三次分配發展程度仍然存在較大差異，除三次分配自身存在的硬性條件外，我國整體文化氛圍不夠濃厚也是問題存在的重要原因。

首先，中華民族在悠久的歷史文化中形成一套默認的理念和價值觀。在中國傳統價值觀：“行善不宜宣傳”“做好事不留名”的影響下，宣傳慈善行為的初心往往不被大眾所理解，我國慈善宣傳的內驅力不足。另外，我國大部分居民將慈善捐贈看作較為高級的消費行為，認為在自身條件富足的情況下才能驅使慈善行為的實現，整體對慈善作為獲取自我滿足感的一種潛在的需求認知不足，需要被喚醒、激發、普及和宣傳。其次，隨著科學技術及數字經濟的發展，在帶來三次分配新渠道的同時，向人民傳遞了更加嶄新和快速的現代多媒體思想。新時代青年受到新時代多媒體思維的影響，更加注重自身價值的實現，考慮問題側重于從自身角度出發，關注自身的發展和情感需求，對他人的關注度相對減少，形成偏向滿足自身發展需求的行為模式，在這種行為模式的影響下，新時代青年更加著眼于自我投資，對慈善行為的關注度相對較低。同時在多媒體“快餐式”思想的影響下，網絡慈善行為趨向于平淡和持久，在短時間內對人民的滿足度不高。人民很難從“螞蟻森林”及“步數捐贈”的捐贈行為中獲得較大的情緒價值，網絡慈善文化氛圍的形成仍然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在網絡信息化傳播影響日益加大的新境遇下，加強網絡慈善的深入開展是實現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推手[12]。目前我國三次分配的宣傳手段相對滯后，多數資源仍然停留在公益廣告、宣傳海報等領域，利用新媒體進行的三次分配行為宣傳對大眾的吸引力不夠。如何利用短視頻、微信公眾號等新媒體資源將三次分配行為宣傳轉化為人民喜聞樂見的文化形式，融入大眾生活，潛移默化的改造大眾思想仍然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完善第三次分配的現實舉措

共同富裕以個體發展為基礎來實現全體的富裕。在實現此目標的道路上，第三次分配作為一種基礎性制度安排，有助于縮小個體間的收入差距、使社會財富的分配更加公平[13]。第三次分配作為我國實現共同富裕道路上的必要手段，有助于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深切需要，彌補市場和政府主導的分配的不完善問題。因此如何完善三次分配體制、規范社會主體力量以及創造有利于三次分配發展的文化氛圍需要我們進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一）創新完善第三次分配體制機制

我國第三次分配行為模式的滯后和僵化是其無法突破、停滯不前的重要原因，突破傳統分配模式，從多個方面創新完善第三次分配的體制機制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首先，第三次分配包括開展募捐、管理資產、實施慈善和接受監督等四個環節，加強第三次分配的科學管理要求將科學管理貫穿于第三次分配的四個環節之中，從而提高第三次分配的效力，為發揮第三次分配的社會整合作用提供保障[14]。其中，從開展募捐角度來說，要改變人民把慈善捐贈等同于捐獻錢財的固有印象，積極發展“慈善商店”等多元化捐贈模式，培養更適合捐贈者本身的捐贈行為，提高捐贈者的捐贈積極性和慈善行為的可持續性。從管理資產和實施慈善的角度來說，三次分配不僅要評估好各個環節所要達到的預期目標，提升三次分配整體質量。同時要處理好與政府的關系，在利用好政府穩定社會資源和資金的前提下，盡可能地提高三次分配的創新性和靈活性。在接受監督方面，要把開辟多樣化監督、投訴渠道和內部監督、外部監督有機結合起來，貫穿三次分配全過程，真正做到對待捐贈者、社會以及政府主管部門過程全透明。其次，受到我國經濟總體發展和國民素質水平的限制，我國第三次分配以慈善募捐為主的分配形式發揮空間有限，要實現我國三次分配的正向突破，需要更大程度地發揮我國三次分配對經濟發展的反哺作用，增強慈善行為與經濟發展的有機融合。根據不同地區的具體情況，當地政府為弱勢群體提供就業機會和就業政策傾斜。同時多媒體數字經濟的發展不斷增加我國三次分配的便利性，積極利用多媒體宣傳的快捷性、便利性特點擴大企業慈善行為的影響力，加強企業慈善行為對提高品牌形象的正向作用，為企業盈利創造貢獻，從根本上推動企業慈善行為的內驅力。最后，現階段利用好數字經濟，發展網絡慈善拓展“水滴籌”等網絡捐贈平臺的同時，可以將慈善日常與網絡流行文化結合起來，提高大眾對三次分配的關注度，最大程度地發揮科學技術對三次分配發展的向善作用，不斷創新拓展三次分配的體制機制。

（二）規范完善社會主體力量

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相比，我國第三次分配的主體不局限于任何一方，是由先富群體、慈善組織、社會團體、人民大眾共同組成的。針對我國三次分配目前發展的內生動力不足及缺乏規范性的問題，必須適時針對完善三次分配社會主體力量。

盡管我國三次分配主體在分配的過程中遇到了各種問題，但充分認識三次分配的理論深度和社會價值，結合我國具體國情提出新的改進措施和解決辦法是推進我國共同富裕進程的必由之路。首先，針對我國慈善團體的專業程度及分配效率不足的問題，應規范好慈善組織在慈善活動中管理者的角色，更新完善團體內部各項程序的規章制度，使團體組織內部的各項程序運行制度化、規范化。同時處理好與政府部門之間的關系，遵守政府制定的各項法規政策，在發揮自身創新潛力的同時積極爭取政府資源支持。此外，加強慈善團體內部的人才引進，針對團體內部成員普遍文化學歷不高的問題適時展開信息普及和課程培訓，提高組織內部成員的專業素養，在內部設置相應的制度獎勵保證內部人員工作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發揮三次分配的效率和資源優勢?！昂戏ū芏愂瞧髽I家進行慈善活動的動力之一?！盵15]企業是以盈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針對企業，可以將慈善行為與稅收自然結合起來，通過慈善捐款規模的大小來制定合理的稅收優惠政策。同時要增強企業營銷模式和慈善行為的有機融合，不斷推動企業慈善行為的可持續性。河南企業蜜雪冰城在三次分配方面取得的品牌成果較為顯著，值得其他企業進行深入學習。2021年鄭州出現暴雨災情時，蜜雪冰城伸出援手，捐出2200萬元用于抗洪救災和災后重建，以及炎熱酷暑為環衛工免費提高檸檬水等大大小小的慈善行為，受到社會的一致好評，品牌知名度和社會好感不斷提高。除此之外，其品牌IP形象雪王更是深入人心，蜜雪冰城接著以“雪王和阿桔”為落款向北京、河北捐贈1000萬元支持抗汛救災，“阿桔”意為無數支持蜜雪冰城的消費者，無形中不斷使消費者更好的感知品牌溫度，增強其IP形象和消費者之間的故事性和產品包容度。針對個人，從內部來說，我國人民大眾對慈善行為的認識仍然停留在淺層次的道德層面，沒有認識到三次分配的內核作用。需要將三次分配的知識轉化為人民喜聞樂見的文化形式，打破人民大眾對三次分配的固有印象和認知局限，從多方面產生慈善行為的發生動機。從外部來說，我國大眾慈善行為參與的廣度和深度還有待提高。在順應國家經濟發展大勢，普及和宣傳我國三次分配相關知識的同時，需要將個人慈善榮譽與日常生活緊密結合起來，從不同方面增強其捐贈意愿，同時拓展慈善行為的反饋范圍，進一步引導人民大眾進行更加深入的慈善行為。

（三）對傳統慈善文化的繼承和發揚

我國三次分配外部有利環境的缺乏是其難以發展壯大的重要因素。就第三次分配的環境而言，主動、可持續地參與的慈善文化氛圍還不夠濃厚，有時甚至出現個別被動勸捐、迫捐等情況，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第三次分配的健康發展[16]。一方面我國傳統思想中包含“墨守成規”的思想觀念，但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仍然不乏宣揚慈善美德的思想文化，迎合國學熱潮，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有利于營造促進三次分配發展的外部文化環境和氛圍。

慈善文化同其他文化不同，是一種體現人文情懷的利他行為，是心靈奉獻的優良美德，內涵十分豐富[17]。在整個中國傳統文化中，慈善文化的存在較為普遍，儒家、墨家和佛教中皆存在正向的慈善文化?！袄衔崂弦约叭酥?，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等內容以豐富的歷史內涵闡釋中國古代的人文情懷。隨著信息技術的發達和時間的推移，優秀傳統文化在人們心中的地位慢慢被時代新文化所沖淡，繼承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是營造良好的三次分配外部文化氛圍的必要舉措。首先要迎合我國國學熱潮，推動人民大眾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堅持人民立場，將慈善文化宣傳融入國學學習活動，從基層出發塑造三次分配理念，普及三次分配文化，打破人們對于三次分配的認知局限。其次，借助新興多媒體力量構建人民喜聞樂見的慈善文化。新媒體對于推動慈善氛圍的形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要將優秀傳統文化融入現代精神文明建設，推動我國傳統慈善文化向現代慈善文化的轉變，提高三次分配的適用性和吸引力。同時營造積極向上、樂善好施的網絡文化氛圍，加強對優秀慈善行為的宣傳，提高三次分配的影響力。最后，要不斷加強對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學習。不斷加強學校教育，從小培養學生的慈善意識，引導學生參與慈善活動，養成慈善習慣并從中得到獲得感。同時也要加強社會教育，開辦國學教育講堂，將傳統文化教育寓于現實情況，在引導先富人群正確看待自身財富積累，提高其責任意識的同時幫助后富人群建立正確的致富觀，樹立“勤勞致富”的積極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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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晶（2000- ），女，河南洛陽人，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與黨建;嚴宏（1981- ），男，安徽繁昌人，安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與黨建、當代中國政治、法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