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感知：基于歷史地理信息的北京西北郊聚落空間解析*

馬宣利，王 鑫

歷史文化要素兼具系統屬性和動態屬性，是地區發展的重要支撐[1]。自2017 年以來，北京市在多項規劃中均強調，基于“一核一城三帶兩區”總體框架構建涵蓋全域全要素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體系[2-4]。城郊聚落位于多元建成環境的融會地帶，其演化受到文化圈層間的連接與輻射作用。北京西北郊聚落作為典型例證，在空間上連接了中心城區與“西山永定河文化帶”，在歷史上貫通了首都老城與三山五園地區。如何聚合歷史文化要素、激活歷史文化資源、賦能歷史建成環境、促進聚落空間更新，已成為當下亟需解決的問題。

作為人居環境循環演化的載體，聚落促成區域多維文化、功能、空間的協調與適應[5]。近年來，諸如“文化線路”（Cultural Routes）、“遺產廊道”（Heritage Corridor）等理念的應用，加強了對聚落保護與發展的整體性關注，特別強調空間的綜合性反饋。于是，歷史地理信息（HGI）的方法應運而生。該理念肇始于20 世紀90 年代[6]，在計算機與互聯網技術的支撐下，地理信息科學、統計學、數據庫等方法被綜合應用，以實現歷史資料的空間轉譯與可視化[7]。歷史地理信息系統把歷史數據空間化，協同空間研究和歷史研究，“將制圖轉化為動態的探索過程”[8]。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CHGIS）是國內較早應用 HGIS 的典型項目，旨在建立全面、系統記錄中國歷史地理變遷的數據庫[9]。該系統將數據類型分為時間序列（Time Series）和時間斷面（Time Sections）兩種，分別對應空間信息的歷時性與共時性表達——即時空的綜合視角?；诖?，整合聚落時空信息，有利于把握聚落演化機制與背后邏輯，對于區域聚落的適應性發展，以及整體空間網絡的建構具有重要作用。

1 北京西北郊地區概況及發展認知

1.1 北京西北郊的概念與范圍

北京是首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亦是國內擁有世界文化遺產最多的城市。在長時段的空間變遷歷程中，西北郊成為多樣聚落的區域載體。特別是自明、清以來，北京西北郊地區持續進行園林苑囿建設，加強了城鄉之間的聯系。多元要素的交互不斷推動西北郊聚落的演變，并表現出鮮明的地域特征。這種歷史屬性和地理屬性的雙重耦合下，西北郊與城區間頻繁的社會要素往來不斷更新與重構西北郊的城鄉發展格局。

本研究在時間范圍選取時，以清初為始1）。在空間范圍確定時，西北向以門頭溝區王平鎮、昌平區南口鎮為界，東南方向以海淀區東南側為界（圖1）。該范圍內，王平煤礦、琉璃渠琉璃、永定青石、潭柘紫石等均是供應城區甚至明清皇室的重要物產，另有軍事防御、水利營城、行宮建置等因素與城區間往來密切。而明清北京范圍外的西城區部分，從以往的關廂地區到如今的核心城區，發展水平較高，可與城區內部視為一體，因此未納入研究范圍。

圖1 研究范圍示意

1.2 地區發展認知

北京西北郊地區的時空演變脈絡清晰，地域文化源遠流長。據《括地志輯?！酚涊d，先秦時期“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十里寧臺之下”[10]；隋唐時期，隋煬帝遣將于薊城南桑乾河上筑社稷二壇……又于薊城北設壇，祭馬祖于其上[11]；金朝，中都西北郊營建有玉泉山、香山等八處行宮，稱“西山八院（或八大水院）”[12]。彼時，郊區與城區逐漸分異。元朝，元大都的修建使北京城市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一方面城郊界限清晰，另一方面水利工程的營建進一步推動西北郊聚落建設。根據《元史》記載，“京畿近地水利……歲可得粟麥百萬余石”2)。此后持續演化，由“永樂間徙浙江、南直隸富民三千戶，實京師。充宛平、大興二縣廂長”[13]到多村合并、小村消亡[14-16]，北京西北郊聚落經歷了規模初具、繁榮發展、平緩過渡、牽引發展、融合新生等階段（圖2）。

圖2 北京西北郊聚落歷史演進梳理3）

1949年之前，依托西郊皇家園林的建設，西北郊成為近畿休閑賞景之所[17]。1949 年之后，北京城市建設定位有所調整[18]，特別是1978 年以來北京城區的快速擴張，使得西北郊區域范圍發生明顯變化，自既往的城郊內緣不斷外拓。如今北京規劃建設正逐步實施展開，在“生態涵養區”的地域定位下，作為重要歷史資源載體的北京西北郊聚落也將面臨新的動態演變，空間的保護與發展不斷持續。

2 HGI 平臺構建與要素識別

2.1 平臺構建

2.1.1 數據收集與歷時分層

根據歷史地理信息平臺對數據類型的要求，對北京西北郊聚落發展的文本和圖像數據信息進行整理。其中，文本數據來源于史書、地方志、民間筆記、歷史類專著以及官方統計資料等；圖像數據以古地圖、輿圖、古畫、歷史地圖以及衛星地圖為主。歷時分層方面，立足地區建成環境的更新與演化，按照明朝末年以前、清朝、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期、改革開放以來等時間區段進行劃分，期間的關鍵時間包括：1644 年左右、1912 年左右、1949 年左右、1978 年左右、2020 年左右4）。

2.1.2 參考系與工作底圖的處理

選取GCS_WGS_1984 坐標系，以2022 年谷歌衛星地圖作為底圖，疊加1970 年鎖眼衛星圖和1947 年、1908年、1593年的北京地區歷史地圖5），進行相應的地理配準和空間校正，形成各時間區段的工作底圖。

2.1.3 文本與圖像數據的提取和導入

文本與圖像數據的提取和導入分為兩部分。其一是歸納整合ArcGIS 數據類型（圖3），通過表格整理、坐標獲取、坐標轉化等步驟提取文本數據中相關信息，導入ArcGIS，并以田野調研中踏勘定位核對信息的準確度；其二在定點連線、溯源逆推的基礎上獲取圖像數據中相關要素的點位，利用ArcGIS 編輯工具對各時間區段圖紙中的聚落（鄉鎮級）、重要山峰、寺廟、園林等節點類要素以及水系、道路等廊道類要素進行提取，該類方法為完善部分信息要素的文本數據缺失，作為相應數據的補充使用。此外，要素的描述類信息，特別是人口、產業等聚落發展表征與相關因素，一并附加于ArcGIS 內數據的要素屬性中，便于后期的空間分析。于此，完成北京西北郊聚落的HGI 平臺構建。

圖3 要素的組織分類說明

2.2 要素識別

據統計，明朝末年至2020 年北京西北郊聚落數量達930 個6），長時段的發展中多種因素耦合影響，研究聚焦于自然環境（環境格局）和人文環境（城鄉功能區、產業建設、設施配套）展開（圖4），在ArcGIS 中作分層處理。

圖4 北京西北郊各要素的層積演進（文保單位為核密度分析）

2.2.1 環境格局

自然地理因素作為聚落發展的空間基礎，支撐與限制聚落的發展和擴張[19]。北京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低，高程處于36～988m 之間。西北部多山，永定河、大清河均發源于西北山區，此地廣泛分布有水工設施。

2.2.2 產業發展

產業作為聚落要素轉移的重要介質，推動人地關系變化。農業方面，剩余勞動力的產生直接促進人地關系的轉變，進而影響城鄉結構。以水利建設為代表，農田發展的規?；蹖τ谕苿余l村聚落空間結構演變具有重要作用。北京西北郊曾于1956 年和1960 年建設永定河引水渠和京密引水渠，為周邊的農田灌溉節省了人力、物力，并解決了市區部分生活用水的問題，促進了聚落生活空間的擴展。工業方面，產業的在地性發展吸引勞動力的集聚，引發當地勞動力的在地就業和外地勞動力的就業遷徙。以礦產為例，自元代以來，京西北地區便成為重要的資源供給地，大量人力參與到煤礦的開采與運輸工作中，日常居住訴求持續增長，周邊聚落數量與規模均不斷增加。1949 年以后建設的國有企業是該時間區段聚落演化的重要驅動，因工人就業、生活而帶來建成區拓展。以首都鋼鐵公司7）為例，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將曾為耕地或荒地的古城路小區、古城南路小區、西井小區、蘋果園小區等地逐步建成為工人宿舍，促進了聚落生產空間的增長。

2.2.3 設施建設

設施建設——包括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是提升聚落潛力和地區吸引力的重要舉措[20]。交通設施是獲取物質、能量和信息的有效途徑[21]。通過整理北京西北郊主要道路數據，可以發現清代的三山五園、西山地區道路的修建，與皇家苑囿的頻繁使用以及西山物產的高需求供應相關；1949 年以后，隨著主城區邊緣區的擴張，西北郊地區的路網密度不斷增加，成為聚落發展的重要機遇。

此外，京西古道也支撐和促進聚落的對外聯系。在元代時期，京西地區憑借優質煤炭以及木材資源，成為當時京城建材和能源的重要供應基地，周邊區域也因此興盛開來[22]。后隨著京城用煤量的增加，以及絡繹不絕的貨商來往，形成了頗具規模的官山大道[23]。古人出行“日不過百里”，在日復一日的貨物運輸中，人口不斷集聚，沿途形成多種服務型空間。此外，京西古道也是軍道、香道的文化承載路徑。

不僅如此，文化設施也在積極推動著聚落的文化繁榮和經濟發展?？偨Y分析該地區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等遺產要素，根據建成時間完成空間分析。其一，根據核密度分析，清朝時期三山五園地區文保單位新增較多；其二，1949年后西北郊東側部分文保單位新增較多，城市建成區內文物保護單位的增多與地區活力的提升有著更緊密的聯系。

綜上所述，環境格局確定了聚落的空間邊界，產業發展影響著聚落的發展方向，設施建設對聚落內部結構和重心的形成具有關鍵作用。

3 聚落與要素的關聯性分析

3.1 關聯分析的技術路線

北京西北郊的聚落發展在周邊要素的推動下呈現出一定的黏合性，符合等級規模的一般性規律，具有整體性、層次性、動態性與開放性[24，25]。以“核心—邊緣”理論為支撐，利用位序—規模模型和最近距離法，解析聚落在鄉鎮體系、要素互動層面的布局特征，并分層級總結歸納聚落群的發展路徑。

3.2 鄉鎮聚落的空間特征

（1）位序與規模的歷時演進

明末至民國年間，西北郊鄉鎮呈多核心主導發展。古時受交通工具所限，聚落在十里（即5000m）范圍內可保持較為密切的聯系[26]。文章選取5000m 為范圍，統計鄉鎮周邊的聚落數量，分析其位序-規模8），并進行線性回歸分析（表1）。結果顯示，明末至民國年間，鄉鎮聚落總體情況趨于平穩，判定系數R2的逐年提升反映出首位鄉鎮規模的逐漸提升。位序-規模雙對數坐標圖（圖5）中清朝年間鄉鎮聚落整體發展顯著，民國年間發展滯緩，甚有回落，但最小鄉鎮規模相比于清朝末年更趨近于2，反映出聚落持續擴張。

圖5 1644 至1949 年左右北京西北郊鄉鎮的位序-規模雙對數坐標圖

1949 年以后，齊夫指數9）明顯增加，鄉鎮規模發展的速度加快。該時期研究以鄉鎮人口數據為規模測度展開，并制得相應時期位序-規模雙對數坐標圖（圖6）。根據R2，發現1978年左右北京西北郊鄉鎮體系相比于2020 年左右更加遵循位序-規模模型，應為1978 年以后西北郊發展為主城區擴展關聯所致，“核心-邊緣”不復存在。人口規模方面，2020年左右西北郊排序靠前的鄉鎮趨近12，首位鄉鎮表現突出；排序靠后的鄉鎮持續發展，但末位鄉鎮發展較差，這與鄉鎮發展的競爭與替代相關。

圖6 1978 年左右、2020 年左右北京西北郊鄉鎮的位序-規模雙對數坐標圖

整體來看，西北郊鄉鎮體系結構由中小型鄉鎮居多，逐漸向首位鄉鎮突出演進。結合分形理論可知，西北郊鄉鎮體系結構初期趨于均衡，至清朝末年達到頂峰，民國期間以中小型鄉鎮居多，1949 年后首位鄉鎮發展突出（表2）。其中，以1978 年左右的q 值最高，相比1949 年增加了0.159，增加率為0.548%，同比于民國時期的0.157%，反映出該時期西北郊鄉鎮聚落規?？焖僭黾?。

表2 各時期北京西北郊鄉鎮發展的齊夫指數與分維數

（2）聚落空間結構的發展規律

在HGI 平臺中對鄉鎮規模量化進行疊加分析，不同時期的首位鄉鎮呈現多區位分布的態勢，并且具有延續性，個別點位具有突變性（圖7）。具體來講，明朝末期規模排序靠前的鄉鎮集聚于西山的出山口；清朝時期逐漸向西郊延伸；民國時期排序變動不大，數量有所減少；1949 年后，排序靠前的鄉鎮集聚于城區周邊，并逐漸向城市外圍拓展。其中，改革開放之后部分鄉鎮迅猛發展，為地方政策支持或發展環境提升所致。

圖7 各時期北京西北郊的鄉鎮規模

綜合來看，西北郊鄉鎮結構經歷了“金字塔型”-“啞鈴型”-“金字塔型”-“橄欖型”變化的規律（圖8）。1949 年之前，鄉鎮結構相對穩定，以小型鄉鎮居多。1949 年之后，西北郊鄉鎮結構上，中等鄉鎮與排序靠前的鄉鎮數量增長迅速，分布上呈現出由中心向外延的特點；小規模鄉鎮數量在不斷萎縮，并呈現出持續的發展態勢。

圖8 各時期北京西北郊鄉鎮結構

3.3 聚落要素的關聯發展

（1）環境的基礎效應

聚落分布的高程（圖9）中，1978年以前聚落發展受高程所限，36～60m、100～300m 相比60～100m 集聚了各時期70%以上的聚落，此范圍內具有相對便捷的生活物資獲取方式、相對便利的生產種植耕作方式。1978 年以后，聚落的分布更傾向于低海拔地區。特別是2020 年左右，從低海拔至高海拔的聚落占比呈現遞減的趨勢，外部環境的發展推動聚落不斷克服高程對于生活、生產的影響。綜上，聚落對于海拔高程的依賴逐漸縮小或者說是突破了海拔對于聚落發展的限制。

圖9 聚落與各要素的耦合關系

聚落與河流的關系中，各時期聚落距河流遠近占比結構較穩定（圖9）。各時期聚落距河流從近至遠的占比均呈現出上升的態勢，1000～3000m 范圍內較適宜聚落發展，其他因素對聚落距河流遠近的選擇干擾較大。其一，300～500m 范圍內1912 年左右明顯低于其他時期，而1949 年左右明顯高于其他時期，考慮為清朝時期洪災與民國戰亂所致；其二，1000～3000m 范圍內1644 年左右聚落占比明顯低于其他時期，2020 年左右則高于其他時期，這應是得益于清朝年間對西北郊內永定河的水患治理與改革開放之后城區的快速發展而帶來的拉力。

（2）產業的支撐效應

農業生產設施的進步是聚落發展的重要推力，礦產類及大型企業的建設形成聚落發展的產業吸引，不同程度地更新與重構聚落的空間發展及結構布局。

據分析：水利設施的完善下，周邊500～1000m 范圍內聚落數量增長較為明顯；國有企業的建設對3000m 以內聚落的集聚作用更為突出；礦產影響則相對復雜（圖9）。范圍上，5000m 為礦產要素對聚落的作用范圍；時間上，后期礦產要素對聚落的吸引作用不再持續。特別是2020年左右聚落占比相比于1978 年在3000m 范圍內變化不大，3000～5000m 范圍內甚至呈現出凋敝的趨勢，這與國家關閉部分煤礦產業、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相符合。

（3）交通與文化設施的聚合效應

1949 年之前，道路對于聚落的集聚作用較大（圖9）。1912 年左右，集聚聚落占比明顯較高，體現了三山五園、西山主要道路對聚落發展的推動。1949 年之后，道路對于聚落的集聚作用逐漸升高，100～500m內聚落占比，1978 年左右僅15%左右，2020 年占比近30%；2020年占比折線在100～3000m 范圍內明顯高于1978 年占比折線。由此可知，道路以人員往來、物資輸送、信息傳達等構成聚落外部拉力與內生推力的結構閉環，是聚落對外連通的重要媒介。

文化內聚力是維持聚落發展韌性的原生力量，對聚落的推動作用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聚落文化以“自護”的精神支撐形成聚落發展的內核；二是聚落與周邊文化的互動推動其“外交”式的延伸發展。根據聚落與文保單位的關聯分析，如將聚落500m范圍內的文保單位視為聚落發展形成的主導力量，500～3000m 范圍內的文保單位看做互動往來的衍生力量，依折線斜率的變化，可知在文化內核的主導力量下，衍生力量是推動聚落發展的重要支撐，文化協同更能促進聚落的連片發展（圖9）。

4 北京西北郊聚落的發展模式

根據前文的綜合分析，可以得知聚落發展持續受到物質環境的影響，并呈現動態變化。其間，城鄉功能區的布局逐漸成為聚落發展的關鍵因素，產業類型變遷、基礎設施升級、公共服務更新，均對聚落空間形態產生結構性的影響?；诖?，分別從全域尺度的城鄉交互、片區尺度的鄉村往來、廊道尺度的村村連通出發，歸納總結聚落空間分布、功能組合、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內容。形成了三種發展模式。

4.1 城鄉統籌下耦合與關聯的轉向

“城鄉統籌”指的是城區與郊區之間，或整體或局部層面，基于社會需求驅動下的要素流動對聚落形成、發展甚至消亡方面所產生的影響（圖10）。在北京西北郊地區，城鄉統籌模式在皇家服務、物資供給的帶動下表現最為顯著（圖11）。以三山五園的建設為例，皇帝的出行和園居理政起到了催化作用，御路沿線服務點逐漸繁榮，園囿附近的王公宅邸、官署衙門、園戶匠役、行宮駐防等不斷建設，導致人口向該區域聚集[27]。在物資供給方面，來自西山地區的礦產、林木、瓜果、琉璃等資源產品，源源不絕地運往城區，沿途的聚落因此受益而發展壯大，中心鄉鎮也隨之興起。

圖10 城鄉統籌模式下的北京西北郊發展

圖11 三山五園地區御路、西山物料運往城區的路線與清朝時期新建聚落核密度疊加圖

城鄉統籌下，北京西北郊的聚落發展呈現出從“高耦合-低關聯”轉向“低耦合-高關聯”的趨勢。過去，西北郊的發展更多依賴政策推動和城區需求，各種要素之間的耦合推動了聚落的形成、合并、發展。一方面，聚落自身的地理區位提供了良好便捷的發展條件，與周邊自然和人文環境有著密切互動，如南口鎮和王平鎮；另一方面，政策支持與資源加持為其帶來了重要的發展機遇，如三山五園聚落群的形成。隨著交通技術的進步，聚落的發展更多地依賴于區域之間的聯系。從永定河沿線聚落的形成，古香道、古商道沿途聚落的發展，鐵路、引水渠等線性要素下聚落空間的關聯到快速交通體系下聚落產業的協同發展，一步步關聯的加深反映出聚落間相互關聯、體系化發展的轉向。

4.2 中心吸引下地緣與業緣的適配

所謂“中心吸引”，指的是在一定區域范圍內，由于資源優勢，特定中心地帶對周邊地區的人口和資源產生輻射式的吸引，形成特定的發展模式（圖12）。在北京西北郊地區，基于城郊互動，某些區域因資源優勢率先發展，塑造了一定的地區中心，從而形成了一定的個體生活圈層與公共生產圈層，涵蓋了居住、就業與交往空間。隨著時間的推移，圈層發展隨之調整，與城鄉要素的交互、中心吸引的轉移呈現出動態適配的過程。具體到北京西北郊地區，這種“中心—邊緣”的聚集在3000m范圍內最為顯著，不僅表現為中心鄉鎮圈層的發展，也呈現出重要產業的聚落集合。在這其中，中心鄉鎮類以南口鎮的圈層發展為代表（圖13），產業吸引類以首鋼建設下周邊住區的格局生成為代表（圖14）。歷史要素的層積和經濟文化的加持下中心吸引模式的社會價值凸顯，空間結構與傳統文化的傳承保護進一步關聯，對現代傳統聚落的更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圖12 中心吸引模式下的北京西北郊發展

圖13 《京畿四郊游覽全圖》中的南口、清朝末期南口鎮周邊聚落功能圈層

圖14 20 世紀80 年代的首鋼地區建設、90 年代左右首鋼建設下的聚落發展

在中心吸引的影響下，北京西北郊的發展呈現出地緣為主導向業緣傾斜的適配過程。過去的西北郊鄉野多聚族而居，或因看墳成村，家族繁衍，如上莊地區的上莊村；或因行商定居，人丁漸盛，如西山地區的東石古巖村；或因種菜耕田，代際相傳，如聶各莊地區的梁家園村。其中，聚落多形成血緣紐帶聯結下的組織關系，結合地緣關系展開農事活動。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家族關系逐漸弱化，聚落中開始出現不同家族混居的情況，但地緣關系仍是一定時期內聚落對外聯系的重要依據。除了生產活動外，十里八鄉中的人際往來也構建出村民的生活意象與同質的空間結構。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以及二、三產業的發展，城市建設的擴張和郊區需求的增長成為內生推動力，城郊產業活力逐漸涌現，這種活力在西北郊聚落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空間格局中得到了體現。

4.3 多元共生中廊道與要素的牽引

“多元共生”強調地域特征導向下，聚落與周圍地域環境相互作用，形成社群空間共同體（圖15）。在北京西北郊聚落的演化過程中，多元共生模式在濱水聚落、農耕聚落中表現得最為顯著。以永定河沿線聚落為例，永定河作為北京的母親河，自門頭溝山區流過，在一定高程范圍內形成聚落的生存優勢，并形成了對水資源的“防水”、“用水”、“敬水”文化體系（表3）。另外，以京密引水渠為廊道所形成的北沙河農耕聚落群為例，在這里農業設施的現代化發展帶來農田的規?；?，聚落居民生活的變化促使聚落空間格局進一步演進，產業協同、集群發展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表4）。此外，另有以西山礦產運輸為廊道而發展起來的王平村煤礦聚落群也是多元共生模式的較好代表，尤其是在鐵路運輸時期，運輸工人和礦產工人的生產協作連接形成的聚落空間格局，反映了一代人對鐵路的記憶，是聚落發展的重要動力。

表4 北沙河農耕聚落群空間格局演變 (注：表中聚落農產及相關設施為20 世紀90 年代所有。)

圖15 多元共生模式下的北京西北郊發展

在西北郊地區的早期發展階段，聚落作為獨立的要素分散于廊道兩側。伴隨著廊道的強化效應，各類要素與廊道的整體性逐漸受到多方主體關注，形成了空間選擇與聚落組織的基本邏輯。一方面，地域歷史資源承載了文化價值，在新時期成為資源產品的一部分，如永定河引水渠綠道項目與“一線四礦”項目的籌建。另一方面，作為連接多個聚落的空間載體，廊道也承擔著促進聚落自組織發展的聯系作用，如京密引水渠中同一灌區作用下多聚落間空間格局的連通。

結語

研究采用歷史地理信息的方法，對北京西北郊地區的聚落空間沿革進行了梳理，總結鄉鎮聚落的空間特征，提取多元要素的關聯方式。從資源交互、空間同構、發展協同等視角切入，歸納出了聚落發展的三類模式。其中，城郊統籌模式在全域尺度強調城區的發展在整體層面對郊區聚落的形成、發展及消亡產生影響；中心吸引模式重點關注中心鄉鎮和聚落的關系，在經濟、資源的拉力下支持片區聚落群的空間格局與結構網絡生成；多元共生模式從地域環境出發，以自然環境或人工環境中的廊道連接聚落間的協同共生，并反映在聚落的空間格局之中（圖16）。這三種模式相互嵌套，由宏觀至微觀，呈現出北京西北郊聚落形成、發展、繁榮、衰退的生命歷程，對于聚落空間系統的整體性建構具有關鍵意義。

圖16 北京西北郊聚落發展的演進模式總結

相較于以往定義的歷史文化片區，城郊聚落的整體發展不僅在于歷史環境的保護趨于完善，同時更加強調空間結構規律與功能布局組織的探索。在區位方面，城郊聚落緊鄰城區，始終保持著與城區的要素互動及密切往來，體現了聚落整體發展的特殊性與具體性。在實施方面，與時代發展中生態文明的要求、城鄉融合的進程、集群發展的需求相呼應，反饋為區域體系化管理、布局產業化調控、空間在地性協同三個方面，以促進聚落單元的文化保護與平穩發展。在北京西北郊聚落的具體案例中，立足于歷史地理信息平臺所得到的聚落發展模式，是長時段視角下地域聚落發展特征的總結。這對于梳理北京西北郊發展現狀、明晰區域定位、重構地域格局，指導聚落組團發展和空間使用具有重要意義。

圖、表來源

圖1：作者繪制，底圖引自谷歌地圖；

圖2～12、15-16：作者繪制；

圖13：左圖，作者繪制，底圖引自《北京古地圖集》；右圖，作者繪制，底圖引自谷歌地圖；

圖14：左圖，引自美國國會圖書館《北京及周邊地區》；右圖，作者繪制，底圖引自谷歌地圖；

表1、2：作者根據相關數據獲取繪制；表3、4：作者繪制。

注釋

1）因清朝時期西北郊的變遷也為研究內容，所以資料整理的上源時間節點為明朝末期，以明清末期的對比研究清朝時期西北郊的變遷。

2）《元史》（卷四十二）中記載有“癸夫，脫脫言：‘京畿近地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得粟麥百萬余石，不煩海運而京師足食?！墼唬骸耸掠欣?，其議行之?！庇纱丝梢娫瘯r期已開始關注京郊水利營田方面的建設。

3）本文將北京市西北郊作為研究對象，故明朝、清朝時期以其京師設在北京的時間計算。同時為避免誤解，后文各時期均以年代作相應標注。

4）清朝時期（1636-1912 年）開始時間以1644 年遷都北京為準，因此圖中時間為（1644-1912 年）。

5）1947年、1908年、1593年的北京地區歷史地圖來源自《北京歷史地圖集》，具體為民國三十六年（1947 年）、明萬歷二十一年（1593 年）、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北京地區歷史地圖。該地圖集由侯仁之教授及其科研團隊編纂完成，內容上集中反映了北京城市建設以來行政區劃的演變以及重要歷史要素的變遷，對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系統的編纂過程也使得此套圖紙風格統一，繪圖方法一致，空間描述有一定的重合點，便于地理配準等后續操作。

6）北京西北郊聚落數據來源：明朝、清朝、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聚落建成時間均來源于相關地名志記載，改革開放之后聚落數據為統計局獲取。其中，各時期聚落數量以末期為節點進行統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指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至1978年之前，改革開放之后的數據統計時間為1978年至2021年。聚落性質多數以行政村為準，個別分辨不清者，以規模大小判斷。

7）石景山鋼鐵廠于1919 年成立，1958 年改名為石景山鋼鐵公司。1967 年，改為首都鋼鐵公司，1992 年改稱首鋼總公司。

8）聚落規模作為城鄉經濟空間結構的直接表征，其分布上包括兩種特點：城市規模分布服從冪律，或是局部服從冪律，即齊夫定律（又稱：齊普夫定律），也稱位序—規模模型。

9）齊夫定律用來刻畫一定區域內聚落位序—規模的演化特征。其公式為：Pr=P1r-q。通過對公式的兩邊均取對數，將表達式轉化為：lnPr=lnP1-qlnr。其中，P1 為區域內首位聚落的用地規模；Pr 表示位序為r 的聚落用地規模；r 為聚落的位序；q 為齊夫指數，其大小以1 為標準，用來衡量聚落規模分布的均衡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