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紅色數據資源共享機理與路徑研究

周 潔，郝偉斌

（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 信息管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6）

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民族文化乃一個民族的精神根基,民族的進步和國家的發展都需要傳統文化的內在精神來維系和支撐［1］。紅色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彰顯了深厚的人文底蘊與豐富的民族精神。而紅色基因庫建設作為傳承紅色文化的重要表達方式，已得到了國家層面相關領導機構的關注。2022年，《關于推進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的意見》［2]（以下簡稱《意見》）中明確提出開展紅色基因庫建設，貫通已建或在建文化專題數據庫，豐富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當代表達。紅色基因庫的建成需要以大量紅色文化資源為基礎，圖書館、檔案館和博物館（Library，Archive and Museum，LAM）作為我國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就是保存和提供這些紅色文化資源的重要場館。因此，本研究嘗試探討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的邏輯機理并提出實際對策，這不僅是建設紅色基因庫的現實需要，更是促進中華民族文化數字化的重要環節。

1 紅色資源相關論述

紅色文化資源作為革命文化和紅色基因的表達載體，目前已在學術研究、政策制定等方面隨著其價值的凸顯而成為必須要討論的話題。因此，分析總結現有的相關研究、制度以及建設現狀，能夠為紅色數據資源共享的推進提供參考。

1.1 文獻綜述

關于圖書館紅色資源建設，袁逸等人從紅色文獻數字化建設現狀出發，提出構建全方位開放、以統一內容和技術標準參與建設的三位一體協同模式［3］；王靜則是以宋慶齡文獻數據中心建設為例，探索面向公共圖書館的紅色資源建設路徑［4］；賈旭楠認為圖書館應通過構建紅色文化閱讀推廣一體化模式的方式成為傳承紅色文化的新型紅色陣地［5］；周林興等人倡導以協同發展理念指導LAM合作的開展［6］。

在紅色檔案資源的開發利用方面，高原認為檔案館應利用技術創新檔案編研模式，重視數字媒體、數字平臺在檔案開發方面的作用［7］；姚柳等認為檔案館應通過與其他部門合作來加強紅色檔案資源建設力度［8］；周林興等人則倡導將敘事表達應用到紅色檔案資源開發中［9］；譚雨琦等人認為開展LAM 紅色檔案資源整合工作，是講好紅色故事、傳承紅色基因的必要手段［10]。

博物館界，程慧中建議博物館從打造記憶之場、推進儀式展演和塑造空間景觀三方面發揮其紅色基因庫的作用［11］；劉珍以贛南地區紅色數字博物館為例，提出完善市場化運作機制、加強人才培養、資源整合以及品牌建設的優化路徑［12］；伍洲則認為博物館應積極利用先進技術，讓革命文物“活起來”［13］。

關于LAM 整體研究，我國學者劉家真首先提出圖檔博應將資源進行整合共享［14］；龐帥分析了LAM融合發展的依據、問題，并從資源、機制和技術等方面給出了建議［15］；趙生輝等創新性地提出“D-LAM”框架以促進圖檔博機構的協作［16］；周林興等在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實施的背景下倡導LAM 協同發展，并從基礎層、技術層、服務層和治理層提出了具體對策［17］；張斌等人構建了“數字敘事驅動型”館藏利用模型，為LAM館藏資源開發提供了新的思路［18］。

綜上所述，圖檔博各界對紅色資源建設的相關研究成果不在少數，也有涉及紅色數據資源，部分學者還關注到了機構合作創新的話題。但對LAM 整體的研究，是近年來才受到更多的關注，其中雖有學者關注到資源整合的問題，但對紅色文化資源的相關研究還較少，尤其是紅色數據資源的整合共享話題還未受到過多關注。

1.2 政策梳理

隨著紅色文化地位的穩步提升，目前LAM 各界正不斷加強紅色資源建設的政策導向。圖書館領域，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時強調“人民大學館藏紅色文獻，見證了我們黨創辦正規高等教育的艱辛歷程，是十分寶貴的紅色記憶，要精心保護好，逐步推進數字化，讓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得到啟迪”[19]；檔案行業，2021年印發的《“十四五”全國檔案事業發展規劃》中提出要加大紅色檔案資源的開發力度，深入挖掘紅色檔案資源，建立“四史”教育專題檔案資料庫，傳承紅色基因，充分發揮檔案在理想信念教育中的重要作用［20］；博物館界，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曾強調革命博物館、紀念館、黨史館、烈士陵園等是黨和國家紅色基因庫。要講好黨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據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強革命傳統教育、愛國主義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紅色基因傳承好，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21］。從上述相關論述中不難看出，LAM各自有著明確的發展方向與任務：圖書館通過對紅色文獻資源的閱讀推廣，提供知識服務、完成知識傳播，實現紅色文化在社會中的廣泛傳播；檔案館是保管紅色檔案的重要場所，且其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政治性較強；而博物館以文物為介質向大眾傳播紅色文化，其公共屬性更明顯，且受眾面也更廣。盡管如此，三者仍有著共同的總體目標，即開發紅色資源、傳承紅色基因，以此助力中華民族文化的繼承與傳播。這也是LAM能夠協同發展、實現紅色數據資源共享的原因之一。

1.3 典型實踐

目前LAM 在各自行業領域中，已取得了一些紅色資源建設成效。為了吸取成熟經驗，助力紅色數據資源共享工作的開展，本文主要從資源建設主題、類型和方式三方面調研了紅色資源較為豐富的省級與副省級城市的LAM機構。具體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部分LAM紅色資源建設成效

另外，在紅色基因庫建設方面，中宣部文改辦自2020 年以來陸續公布了78 家紅色基因庫建設試點單位，國家已明顯在加大對紅色數據資源的建設力度。通過網絡調研，發現目前已有部分機構在紅色基因庫建設方面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例如貴州遵義會議紀念館、井岡山革命博物館、寧夏博物館等機構已開展了不同程度的數據采集、掃描工作，重慶三峽移民紀念館、渡江戰役總前委舊址紀念館順利完成了紅色基因庫建設的階段性任務。

不難看出，現階段開發紅色資源、傳承紅色基因已成為LAM 此類公共文化機構的共識。但總體上來說，目前LAM 多是獨立地對紅色資源進行建設，紅色基因庫建設工作也主要是以博物館和紀念館為主，圖書館和檔案館的參與度較低，未能體現出在紅色數據資源建設方面的協同合作，三者之間難以在實體空間中形成紅色數據資源共享的完整組織架構。這將會影響紅色數據資源共享的效率，阻礙LAM對紅色資源進行深層次的智慧化建設。

2 LAM協同發展基礎與動力分析

改變LAM 固有工作模式和傳統觀念是實現紅色數據資源共享的首要前提。只有當LAM 具有協同發展意識時，資源共享才有可能實現。因此，分析LAM 協同基礎與動力因素，能夠幫助其把握工作重點，推動紅色數據資源共享的開展。

2.1 LAM紅色數據資源共享基礎

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性質決定了LAM 具有一致的價值追求，即為全社會范圍內的用戶無差別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務，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文化存貯、社會教育和信息傳遞的功能。首先，資源為主、用戶為本、服務至上的共同理念是LAM 能夠進行資源共享的首要前提。其次，三者館藏資源的差異也造就了其資源互補的局面，這也是LAM 需要開展資源共享工作的重要原因。另外，目前日趨發達的網絡信息技術恰好能夠為擴大數據資源在社會中的傳播提供技術支持，賦能紅色數據資源共建共享，同時先進技術的應用也倒逼著相關參與主體的理念和行為發生改變，最終形成公共文化服務新生態，助力紅色基因庫和中華文化數據庫的建設。

2.2 LAM紅色數據資源共享動力

動力是推動事物運動與發展的力量，任何持續發展的事物都離不開動力的作用。因此，在思考如何促進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時，必須要對引發其產生共享行為、進行協同發展的動力因素進行分析，才能掌握協同產生的內在邏輯。本文將影響LAM協同的動力分為原動力、內驅力和外推力三種。

2.2.1 現實困境下的原動力

原動力是蘊含在主體內部的原生動力，具有隱藏性的特點，一般需要在外部環境或特定條件的刺激下才得以展露。對LAM 來講，其得以協同發展的原動力便是在國家實施文化數字化戰略和先進信息技術的涌現下，自身為了適應環境改變并脫離現實困境而做出的即時反應，這也是推動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的深層動力。此時LAM 以自身發展需要為出發點，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持續推進資源共享工作開展的行為，便是原動力發揮作用的體現。由于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與廣泛應用，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已意識到技術能夠大幅度地影響公共文化服務的質量和效率，這種從主體自身意愿層面產生的企圖利用技術解決問題的渴望，正是LAM 協同發展過程中原動力產生的源泉。原動力的存在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LAM 利用信息技術實現資源共享的觀念和意識，也為其實現協同發展提供了條件。

2.2.2 需求導向下的內驅力

內驅力是主體依據自我現實需求所產生的內部力量，是驅動主體產生行為、從而滿足自身需求和推動其向相對平衡狀態轉化的內在動力。內驅力決定了LAM 三方機構之間的利益格局和發展動向，主要包括協同目標、協同動機和協同態度三方面：協同目標是LAM 在當前困境下根據自身需要所確定的共同努力目標；協同動機是激發LAM 基于需求導向而進行協同發展的內外部因素；協同態度是現階段LAM 針對有待解決的問題所形成的較為穩定的心理和行為傾向。協同目標、協同動機和協同態度的相互作用，能夠刺激LAM 自發穩定地產生內驅力，以此提升其互利共贏、協同發展的可能性，推動LAM紅色數據資源共建共享。

2.2.3 國家戰略下的外推力

外推力是由于外部環境變化或主體之間關系改變，導致主體內部結構被動發生變化的外部力量。它是促成LAM 協同發展的重要外部輔助條件，主要包括了國家政策和相關制度的引導、先進技術條件的支撐和良好競爭環境的支持。在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進程中，國家相關領導機構作為政策制度的制定者，為LAM 產生協同行為提供了戰略引導和落實督導，使LAM 之間形成和諧穩定的良性競爭關系。共享的本質是不同資源所有者通過互通有無提供信息服務,而網絡技術和信息技術是實現資源共享的必要支撐,在提高資源共享效率的同時降低資源配置成本[22]。LAM 在這種良好競爭環境下所形成的協作關系有助于其在協同動機、目標和態度上達成一致，進而促進其資源共享，以此為社會用戶提供適恰的支持與服務，為紅色文化的傳播創造機遇和優質的文化環境。

3 基于CDL-GRA模型的LAM紅色數據資源共享機理分析

CDL-GRA 模型是為了更好地分析事物協同過程，挖掘協同發生的動力而構建的理論模型。該模型將協同產生的關鍵條件要素劃分為外部和內部兩類。外部關鍵條件要素是指協同情境（Context）、主體間的相互依賴關系（Dependence）、組織間強有力的領導力（Leadership）；內部關鍵條件要素包含主體目標的一致性（Goal）、需求導向（Requirement）、參與主體的協同行動能力（Ability）[23]。在該模型中，只有同時關注內外部關鍵要素，協同行為才能產生。LAM 數據資源共享的本質是通過協調內外部各種條件因素，使其協同發展，以此實現數據資源的協同建設。因此，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問題也可借助CDL-GRA 模型明確其共享過程中各方要素的作用，以此指導紅色數據資源共享的實踐工作。

CDL-GRA 模型下，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過程中也包含著以上六個內外部關鍵要素。厘清各要素在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中扮演的角色，才能最大限度地刺激LAM 產生協同行為，這也是推動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的機理所在，具體如圖1所示。

3.1 前提：主體間的相互依賴關系

協同的產生需要主體之間高度形成相互依賴和共存的穩定關系[24]。目前LAM 各自館藏紅色資源并不足以支撐其獨立的長遠發展，各館也不具備得以生存的全部資源與技術條件。因此，只有LAM 之間形成和諧穩定的協同依賴關系，才能在協同情境中產生利于其資源共享的協同行為。LAM 相互依賴關系一方面表現在其都是在國家戰略和相關政策指導下開展文化服務，另一方面是優質的文化資源與先進的技術條件可被LAM 共同享用，技術服務較成熟的一方也可幫助其他機構進行技術服務創新。

3.2 保障：組織間強有力的領導力

多主體協同發展一般來說需要在具體發起者的領導下才能得以實現。該發起者不僅要具備一定的權威性和執行能力，還要擅于平衡主體關系并激發其協同主動性，將有利于協同的各方因素匯集并應用到機構管理和服務的過程中。在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過程中，其上級領導機構及其所制定的政策、制度便是推進LAM 協作共享最有效的領導力，能夠幫助主體內部建立可持續的互信關系，從而使得主體協同目標一致，解決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所面臨的問題。此時LAM 才能兼顧其內部訴求及其與外部的關系，促進自身產生合作意愿與行為。

3.3 契機：主體目標的一致性

LAM 之間既存在著資源、技術的相互依賴，也存在著共同戰略導向下的引導與制約。這就決定了LAM 應捆綁成為利益共同體，達成對問題解決路徑的高度一致。利益共同體的形成是促進數據資源共享的活力源泉，該視角下其協同目標的一致性是推動數據資源共享的最好契機?！兑庖姟分忻鞔_提出通過線上線下融合互動、立體覆蓋的文化服務供給體系的構建，實現文化大數據的價值共創。這便是LAM 協同發展的目標所在，三者應通過保持良好的協同模式，最大限度地對文化數據進行開發利用，共同為現有文化資源賦予和創造新的價值意義。

3.4 基礎：協同情境

情境是影響事物發生或對其產生影響的基礎要素。協同情境便是在一定條件下促使主體產生協同意識和合作行為的環境，同時也是促成多方主體協同發展的基礎條件。LAM 數據共享的協同情境便是由國家及上級領導機構、先進技術環境所創設的，例如國家實施文化數字化戰略的重大決策、公共文化服務地位的穩步提升等都是LAM 協同發展的契機。此外，各類先進信息技術的涌現為數據共享創設了高密度的技術環境，以此支持LAM 進行跨機構合作共享，加快紅色數據資源的開放共享進程。

3.5 重點：需求導向

用戶的文化需求是影響LAM 服務的根本因素。LAM 作為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就應時刻秉持著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以人為本首先要體現在軟硬件的建設上[25],采用技術改變自身資源的供給模式，開展以用戶需求為導向的主動式信息服務。另外也要深入調研用戶的文化需求，關注其所需資源種類、形式，兼顧供給者視角和供需互動視角，關注其服務創新對用戶利用模式產生的影響，構建全方位、多角度的LAM紅色數據資源新共享模式。

3.6 核心：參與主體的協同行動能力

協同行動能力是群體賦權的基礎，可被視為有原則的投入和可共享的動機相互作用的結果[26]，能夠直觀反映LAM 間的協同程度?，F階段LAM 協同行為主要依靠于國家戰略和政策主導、相關領導機構及LAM 的積極配合而發生，但該過程中難免出現上層政策落實不到位等情況，不利于LAM 協同行為的持續產生，且會弱化LAM 在數據資源共享進程中的主體角色。良好的協同行動能力能夠減少這種情況的出現，有助于提升其紅色數據資源共享的成效。

綜上，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機理可概括為在原動力、內驅力和外推力三種力量的共同推動下，協同情境、相互依賴關系等六個內外部關鍵要素不斷發揮作用的過程，以此促進LAM 產生協同行為、主動進行紅色數據資源的共享。具體來講，國家對紅色文化資源的重視以及各類先進技術的發展為LAM創造了良好的協同情境，這為紅色數據資源的共享提供了基礎，《意見》和相關通知的印發作為強有力的領導力，引領著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的方向。在整個過程中，LAM 是以推動紅色數據資源共享和傳播紅色文化為共同目標，將用戶紅色文化需求作為服務導向，同時不斷提升自身的協同行動能力，以此推進紅色數據資源的共享進程。

4 LAM紅色數據資源數智驅動下的共享路徑選擇

基于前文在CDL-GRA 模型下的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機理，本研究提出從內聯外協構建共享機制、內驅外推激發共享活力、共建共享打造共享平臺三方面推動紅色數據資源共享進程，以期能夠指導LAM紅色數據資源共享工作的開展。

4.1 以內聯外協構建紅色資源共享機制

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工作是涉及眾多社會用戶和多個活動主體的復雜過程。雖然其外在表現為LAM 共同參與數據資源共享的多元合作過程，但內在本質實際是LAM 自主地與內外部環境中的各種要素進行協調合作的動態互動過程。因此，LAM 不僅要協調好三者之間的內部關系，也應意識到其需要不斷與外部環境產生互動，做到內外部的雙重治理，形成內聯外協的LAM數據資源共享工作機制。

具體來說，LAM 應積極關聯各自擁有的資源，利用資源互補優勢形成紅色資源共享聯盟，強化三者之間的依賴關系，構成內部聯動的LAM 協作共享模式。同時主動地處理好與其他組織機構或參與主體的外部協作關系，如上層領導機構、各類公共機構、社會用戶等，盡可能地利用外部環境中的有利發展因素深化紅色資源共享的深度與廣度，尋找用戶需求與紅色文化資源建設二者之間的平衡狀態,形成較為穩定的外部協同的多主體合作局面。這種內部聯動和外部協同所構成的內聯外協合作模式，能夠最大化地發揮各方因素的作用，有利于紅色資源共享機制的構建，不斷激發LAM 的協同發展動力，以此促進紅色文化的傳播。

4.2 以內驅外推激發紅色資源共享活力

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的核心在于怎樣建立良好協作關系以擺脫現實困境。盡管目前有技術和政策作為加持，但激發LAM 協同的根本動力還是源于其自身的原動力和內驅力。因此，LAM 應在其為適應外部環境變化而產生原動力的基礎上，將基于需求而產生的內驅力作為主導力量，同時將依靠外部政策和技術環境產生的外推力作為輔助，帶動原動力與內驅力的可持續提升，以此不斷增強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生態圈的活力。

一方面，LAM 應對外在環境的變化及時做出適恰的反映，展露內部所蘊含的原動力，調動自身利用外部有利條件的積極性，例如通過學習領會國家戰略方針的核心精神、不斷吸收現代信息技術等方式，來增加自身數字化建設的潛能和需求，以此產生源源不斷的內驅力。另一方面，國家領導層面和相關主管部門要從多個角度加大對LAM 此類公共文化機構的支持，包括經費預算、政策制度、法律法規、技術引進、人才培養等各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地給予LAM 充足且持久的外推力，以此更好地配合原動力和內驅力共同發揮作用，使紅色數據資源共享長期處于充滿活力的動態前進過程中。

4.3 以共建共享打造紅色資源共享平臺

打造紅色資源共享平臺，是推動紅色數據資源共享的必要手段，有利于紅色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的高效流通以及紅色文化資源的價值共創。另外，有網絡信息技術作為共享平臺搭建與運行的強力支撐，也能夠保障用戶快速便捷地獲取紅色數據資源。

在此基礎上，LAM 首先應積極響應《意見》中所提到的“推動文化資源科學分類和規范標識”要求，開展紅色數據資源的標識工作，為后續資源共享工作的開展打下堅實基礎。其次，LAM 要積極借鑒現有經驗，將各自所有的紅色數據資源進行底層關聯貫通，打造出分布式、跨平臺的紅色資源共享平臺，以此提升其協同行動能力。最后，LAM 應結合紅色資源建設現狀以及用戶的現實文化需求，不斷吸收新思想、利用新方法，以共建共享為導向對紅色資源共享平臺進行升級改造，優化紅色資源配置，更好地滿足用戶需求，發揮紅色資源共享平臺在促進資源共建共享、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方面的作用。

5 結語與展望

本文從現實角度出發，利用CDL-GRA 模型分析了LAM 紅色數據資源共享的關鍵要素與過程，總結出了一條內聯外協、內驅外推和共建共享的協同發展路徑。但總體來說，目前的研究仍停留在理論層面，缺乏對其在實踐中的驗證，后續研究將結合紅色資源建設工作的開展情況，驗證該機理與路徑在紅色數據資源共享實踐方面的應用，以此推動紅色文化的繼承與傳播。

在未來，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和各項文化政策的深入實施必將會為LAM 數據資源共享帶來更多的挑戰與機遇，科學技術水平的進步也將不斷深化文化數字化的程度。因此，LAM 應深刻認識到從協同視角探索服務新模式、構建數據共享體系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不僅是對紅色數據資源進行共享，而是要加速全類別、無差別的文化數據資源體系建設，從而推動中華文化數字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