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發展背景下藏族社區居民生計適應的集體行動實踐
——以夏烏村為例

孫九霞, 王文慧, 王鈺寧,3*

(1.中山大學旅游學院, 廣州 510275; 2.中山大學大灣區人文共同體重點實驗室, 廣州 510275;3.中山大學旅游休閑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廣州 510275)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在當前大力發展旅游的背景下,鄉村振興進入快速發展階段,鄉村在短時間內經歷著急劇的解構和重構過程[1],因此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社區生活等受到沖擊,在這一過程中鄉村社區居民的生產和生活受到形塑,甚至產生了一定的社會沖突與危機事件,鄉村社區居民在社區發展遇到困境時常常被動受到影響.如何在鄉村發展過程中根植于社區居民主體,發揮社區發展的自主性,成為許多鄉村社區采取集體行動的關鍵.有效的集體行動在鄉村振興過程中,能夠充分激發鄉村社會活力,吸納更多主體參與,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在解決鄉村發展困境、建設美麗農村的實踐中,發揮重要作用[2].

縱觀人類文明史,集體行動現象遍布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某些歷史條件下,集體行動被認為是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3].學者們紛紛對此進行概念層面的界定.Sandler[4]認為,集體行動是兩個或以上的個人為了實現某種結果而進行的努力.也有學者將集體行動定義為由特定團體采取的,追求成員共同利益的行動.類似的,Meinzen-Dick等[5]將集體行動定義為某個團體為了實現其共同利益而采取的自愿行動.這些定義均認為,集體行動的目的在于實現組織內成員的共同目標.本文對于集體行動的界定基于Meinzen-Dick等的集體行動理論,結合中國鄉村社區的自然、社會特征,認為鄉村社區集體行動是社區居民為了實現社區發展抵抗生計脆弱性而采取的自愿行動,行動的主要目的是獲得經濟收益,其次是促進整個社區的長遠發展.

西方學者對集體行動的關注較早,在理論和實踐層面都經歷了不斷探索深化的過程.Olson在《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一書提出集體困境形成的原因來源于個體與社會交互甚至抗衡的結果[6].集體行動困境產生源于個體理性與社會集體理性的背離.其體現在公共事務治理領域,有以下三個經典命題:一是因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囚徒困境”;二是因個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而引起的公地悲劇;三是因搭便車而形成的集體行動邏輯.Ostrom[7]認為集體行動的有效實行依賴于個體與群體互動過程中的策略性,并指出:集體行動中有關行動的決策是由個人分別獨立做出的,但是最終的結果卻會影響所涉及的每一個人,如果獨立的決策者們都僅追求短期的物質利益,他們就無法獲得可為所有人所分享的、可行的更高回報,無論他們是否投入成本、做出貢獻;而集體行動的實現問題,就是由獨立的決策者通過基于理性的策略互動,實現自主組織與自主治理的過程,即群體內個體在面對搭便車、規避責任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誘惑的情況下實現相互信任與合作,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7-8].由此,Olson提出選擇性激勵和強規制對于解決“搭便車”“公地悲劇”等集體行動困境是有效的.但諸多學者認為集體行動并非必然產生行動困境,集體行動的生成因素及遵循的邏輯路徑具有多樣化.Ostrom從內部理性視角即“信任—互惠—聲譽”和外部環境變量建構了集體行動的分析框架[7,9].

相比于西方的研究,中國對于集體行動的相關研究起步較晚,20 世紀 80 年代國內學者引介西方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集體行動”這個學術概念隨之興起.1989 年,陳明銶將“集體行動”概念用于描述晚清勞工的集體抗議活動[10],進行歷史研究層面的嘗試.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Olson、McAdam、Tarrow、Tilly等人的相關論著被譯介和廣泛傳播,“集體行動”作為學術概念被廣泛使用,這一階段的研究聚焦于集體行動的內涵和相關理論[11-14],并逐漸聚焦于中國社會變遷的現實背景.中國學者對于集體行動的研究集中在基層社會,堅持從中國的現實出發來構建集體行動的概念及解釋框架,關注行動者的抗爭策略,提出了“依法抗爭”[15]“弱者的武器”“以法抗爭”[16]“以勢維權”[17]等抗爭策略.中國的集體行動在以往研究中呈現出被動性、反應性的特征.學者們主要從“非理性”和“理性”的人性假設出發,認為當前中國民眾的集體行動大多屬于“被迫反應式”的集體行動,是基于利益被剝奪的情況下進行的社會抗爭.

隨著研究的推進,學者們逐漸關注到集體行動的本質,并回歸到社會關系、社會結構與集體行動的互構中.在社會關系層面,曾鵬重點研究社會網絡之于集體行動的功能,提出社會網絡通過情感培育、意義建構、理性計算,影響集體行動發生的可能性.從社會關系回歸到社會結構,馮仕政[18]認為在差序格局下,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由社會網絡所支配和調用的資源不同,“行動者本位”關注的是“私”,而“共同體本位”關注的是“公”,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越高、社會網絡越大,關系網絡的疏通能力越強.王國勤[19]認為有著共同利益的群體成員才有集體行動的可能,組織動員在行動過程中是必不可少的.而源自集體內部自發性生成的集體行動,對于社區的發展來說,具有更加積極的意義.將集體行動聚焦到鄉村具體的發展情境中,肖婧等[20]提出村民自治是鄉村更新與改造最佳的管理模式,鄉村規劃和發展需要深刻認識村民自治意識,充分調動并合理利用村民自治的主觀能動性.郭芮君等[21]在城中村更新改造的實踐中提出,村集體主導的自組織協作有利于促進城中村調整以適應外部城市環境,進行自我更新.對自組織內部進行干預,激發自組織系統內各要素的協同效應,即內部要素有序運動、調節、轉變促使系統形成更穩固的平衡狀態.

當前國內外學者對于集體行動實踐理論的研究,大多傾向于關注集體行動與沖突性、抗爭性的社會事件相關,通過分析沖突事件和社會運動,將社會運動視為一種“病態的社會行為”,是“非理性”的個體在社會變遷帶來的負面情緒影響下,以集體行動的方式自發進行抗爭的行為[22].這些研究從單一視角對集體行動進行歸類,并不足以代表集體行動實踐的全部效能,忽略其也可能是為達成目的而實行的緩和的行動實踐.特別是在當前社會變革時期存在著一定社會沖突和矛盾,集體行動的方式可以對社會問題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緩和,使得集體行動理論并不總以爆發社會沖突事件作為歸宿,其在旅游發展過程中發揮的價值仍需充分探索.由此我們提出研究問題,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集體行動實踐所呈現出的內生力量推動、自發性的集體行動所產生的效應,僅僅局限于緩和社區中的矛盾么?集體行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幫助解決社區的發展問題?對于社區旅游發展的積極意義體現在哪里?因此,需要針對集體行動的積極性進一步進行理論的拓展.特別是在中國鄉村迅速發展的大背景下,對于集體行動理論的研究,需要結合實際現象進行探討,進行實踐層面的支持與檢驗.

1 夏烏村案例

1.1 案例點概況

西藏自治區昌都市江達縣同普鄉夏烏村,位于西藏自治區東部,緊鄰317國道,是317國道進藏必經之地,屬于四川、青海、西藏三省(自治區)的交界處,與四川甘孜州德格縣以金沙江為界.西距江達縣城21 km,東距西藏解放第一鎮崗托鎮38 km,北接汪布頂鄉,南通巖比鄉,平均海拔3 500 m,距木刻之鄉波羅鄉約63 km,距康藏著名的薩迦瓦拉寺僅有10 km.在江達縣旅游地圖中,夏烏村擁有良好的區位優勢,這構成了夏烏村開發旅游的重要因素.夏烏村地處橫斷山脈腹地,獨特的地勢地貌造就了豐富的旅游資源,既有著優越的自然環境,也保留著淳樸的民俗文化.

注:本圖基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資源部標準地圖服務系統下載的審圖號為GS(2023)2766號的標準地圖制作,底圖無修改.

夏烏村的旅游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時期.首先是2013—2016年的G317國道帶動期,在這一階段村內灑咧營地陸續興起,當時的村委會主任阿登是村里第一位洞察到旅游發展機遇的人,他于2014年來到國道旁建立夏烏村第一家灑咧營地——桑珠灑咧營地.自2017年開始,夏烏村經歷了政策引領期,受到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支撐及市、縣各級政府在規劃與宣傳上的大力支持,也依靠317國道上自駕游客在網絡、公眾號等平臺的宣傳積累了一定的名氣,最終于2020年入選全國“第二批鄉村旅游重點村”.自2020年開始,為塑造西藏鄉村振興典范,打造昌都新型旅游品牌,中山大學作為第三方機構與昌都市旅游發展局、江達縣人民政府、同普鄉人民政府組成項目組,共同打造“夏烏鄉村實驗”項目,并于2020年開始通過三年的五輪駐村工作推進鄉村實驗的實施.在多方的參與努力下實驗目前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成功申請到了3 000萬元的鄉村振興的專項資金,用來改善村中的道路、供水情況,并建設旅游公共服務設施.

在實驗推進過程中,項目組不同于以往的工作思路,主張“共建共享”式發展.首先通過村民參與式攝影展激活村民的參與意識,讓村民用自己的鏡頭自發地呈現夏烏村作為家園最令人困擾的問題,主動構建夏烏村發展問題的順序層級.在此背景下,夏烏村手工藝工作坊率先得以成立,形成壁畫、木刻(石刻)、藏繡三大小組,并與第三方機構設計師合作開發夏烏元素新文創.夏烏村旅游發展管理委員會也同時成立,充分整合昌都市旅游發展局、江達縣人民政府、同普鄉人民政府、村“兩委”與駐村工作隊、中山大學第三方機構、普通村民等主體,形成管委會章程與新村規民約.在長期的跟蹤調研中,項目組發現由于自然資源的有限性和自然環境的脆弱性,村民內部形成了與自然的共生相處之道.因而鄉村實驗主張保留夏烏村既有村落風貌,整合地方特色自然與文化元素,在旅游公共服務設施建設中進行保留和創新,對土地等資源進行高效科學利用.整體的研究過程主要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20年5月對夏烏村的初步考察,發掘到這一集體行動實踐的典型案例,并以非參與方式觀察了村民小組的管理互動方式,蟲草采挖集體行動的過程,對村干部和重要的社區手藝人進行深度訪談、錄像,初步形成了對夏烏村集體行動實踐的判斷.第二階段是2020年7—8月,通過駐村的方式對夏烏村進行進一步調查,對全村87戶逐戶進行入戶深度訪談,并對村“兩委”干部、村民管理小組組長、村青年大學生等在集體行動實踐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主體進行焦點小組訪談.第三階段是2022年7—8月,通過駐村23天進一步跟進夏烏村集體行動實踐的新變化,并進行深入分析.

通過調研發現,目前夏烏村內共有87戶,457人,以康巴藏族為主.村內民居以紅色為主調,為石木結構建筑,外形端莊穩固,風格古樸粗獷,室內墻壁多繪各種吉祥圖案,極具傳統藏式特色.村內民居依山而建,錯落點綴在青稞田地上,宛若從田地中“生長”出來.村內傳統節日有藏歷新年、藏歷五月十五煨桑節,保留了穿藏服、獻哈達、敬酒茶、跳鍋莊、吃糌粑等傳統習俗,傳統文化氛圍濃郁.夏烏村有瑪尼石刻、藏式壁畫、藏式刺繡等傳統手藝,這些手藝的作品,已經融入夏烏村村民的生活日常之中,成為“夏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夏烏村的男性,常常自稱“康巴漢子”,認為豪邁和爽朗是自己作為“康巴漢子”的性格特質,在對外接待上從未有過對外來游客的排斥,爽快熱情地迎接游客的到來.康巴文化的特質也吸引著更多的游客到來.因此夏烏村因其自然與社會文化方面獨特的村落特征,在旅游推動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呈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其中,夏烏村的集體行動實踐有非常典型的特征,并發展出了一種村小組集體行動的網格化管理的機制,通過社區內集體行動實踐呈現了當前鄉村振興過程中解決集體主義困境的可能路徑,對少數民族旅游社區的鄉村振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1.2 夏烏村村民生計來源及收入

夏烏村屬半農半牧的藏族村落,主要以種植青稞為主,但青稞并不用于出售和獲取收入.通過2020年入戶調研,夏烏村經濟收入主要靠采挖蟲草以及少量的務工,年人均收入約5 500元.村內家庭年收入大多在20 000元及以下,其中35%的家庭年收入在10 000元及以下,36%的家庭年收入在10 001～20 000元.全村約1/3的家庭年收入在20 000元以上,其中16%的家庭年收入超過30 000元,13%的家庭年收入在20 000元到30 000元區間內.

根據2020年的調研數據,以蟲草采挖與務工作為家庭收入來源的家庭各有32戶,11戶家庭通過務農獲取家庭收入.一些家庭還會通過交通運輸、經商、繪畫、公司就職、護林等方式獲取收入.

圖2 村內家庭收入來源Fig.2 Source of household income in the village

夏烏村并非傳統的牧區,因此畜牧業在村落中占比較低.村民飼養耕牛、奶牛,主要為自家生產、食用為主.其中,67%的家庭飼養5頭或者更少數量的牛;21%的家庭飼養6～10頭牛;7%的家庭飼養11～15頭牛;剩下5%的家庭飼養牛的數量在16頭及以上.

根據調研數據來看,村民收入來源少,生計方式單一,生活水平較低.特別是近年來,隨著蟲草價格波動,村民的生計穩定性受到較大的影響.在此情況下,村民主動進行了一系列的生產行動實踐,拓展生計多樣化渠道.2020年,夏烏村從事蟲草采集的村民所獲收入平均約為每人8 000元,成為家庭收入的主要構成部分.此外,村落中出現了勞動力商品化現象,夏烏村有部分成年勞動力前往縣城、昌都和成都打工.少數男女成年勞動力在餐館、建筑隊打短工.2020年,夏烏村務工村民的平均收入為每人 2 000元.與傳統農牧結合生計相比,勞動力商品化涉及家庭分工的變化,農戶家庭人力資本在市場交換與自然交換中進行重新配置,并涉及人力資本與其他資本組合的變化.例如,家庭中的男性外出打工或者謀生時,村落中女性勞動力成為農牧業生產的主力軍.參與市場經營是夏烏村村民近年來探索出生計適應模式,但不具有主導性.目前村內大約有30多戶村民購置了農用車或運輸卡車參與市場經營,年收入至少有數萬元.

旅游的進入使得夏烏村這個邊遠藏族社區進一步跨入現代化.經濟市場的波動導致當地主要收入來源——蟲草挖掘也隨市場化價格波動而變化,村民的生計穩定性受到沖擊.在此背景之下,村民們開始思考如何解決當前生計脆弱性的矛盾,進行了一系列自發性的集體行動實踐,積極探索生計多元化的道路.

2 抵抗蟲草生計脆弱性的集體行動與旅游發展的制度基礎

2.1 蟲草的生計脆弱性

在夏烏村村民的收入結構中,蟲草收入為其主要收入來源,在大多數家庭中,蟲草收入占據家庭主要收入的80%.1995年以前,蟲草的價值并沒有被市場發掘,蟲草的收入也未成為村民主要生計來源,夏烏村的村民采挖蟲草大多用于家庭食用,村民普遍認為蟲草藥用價值高.此時,蟲草的主要價值為家庭食用,強身健體,提高身體素質.

蟲草被發現而成為農牧民生計的主要來源大約在2002年前后,蟲草的藥用價值在市場的炒作下,市場產生較大蟲草需求,出現了“蟲草熱”現象.由于蟲草的保健功能被越來越多的人發現,市場需求也越來越大,而價格的瘋漲、利益的驅使,導致人們對蟲草展開掠奪性的采挖,一些村民甚至采挖地中還未長大的小蟲草.每年6—7月蟲草采挖季,蟲草收購商奔波于西藏各大主要蟲草產地收購蟲草.在這個階段,夏烏村的蟲草價格也隨之增長,并迅速成為村民主要生計來源.蟲草采挖期間,夏烏村村民出現全村出動現象,在縣城打工的男性青壯年和家中主要勞動力,都紛紛返鄉“挖草”.村民們除下山補充物資之外,其余時間都在采挖蟲草的山上駐扎.每次下山補給時,剛采挖出最新鮮的蟲草就已有 “蟲草販子”上門收購.蟲草販子就在縣城或者附近有蟲草的村子里轉悠,有人下山了,他們就前來收購.蟲草高額的利潤迅速成為村落居民的“發財致富”之路.

夏烏村村民的生活質量改善高度依賴蟲草的采挖,然而單一的收入來源意味著更高的風險.作為一種高原野生生物,蟲草并不是無限生長的,也并不能夠依賴人工種植.這使得村民沒有辦法依托蟲草的采挖獲得持續且穩定的收入.蟲草采挖季結束后,收入頗豐的村民紛紛計劃給家中加蓋房屋、購置農具、添置家具.蟲草的高額收入成為村民每年的“指望”.但每年蟲草采挖季節的大量采挖,導致山上生態環境惡化嚴重.2013年前后,村中蟲草產量大幅下降,尺寸越來越小,質量一年不如一年.蟲草的收購價格受氣候變化、市場波動和質量下降的雙重影響,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村民收入銳減.不同于藏北地區蟲草的高產量,江達縣的縣域范圍內僅有同普鄉一處的山上有蟲草,主要產地集中在夏烏村的后山上.這使得周邊鄉鎮的村民經常趁混亂偷偷翻山來采挖蟲草,經常出現因為挖草而產生糾紛.蟲草采挖產生了一系列不穩定因素.

2.2 村民對蟲草“挖三休二”的集體行動為旅游發展奠定制度基礎

蟲草的減產使夏烏村村民逐漸意識到生計脆弱性和社區和諧的重要性.采挖季時常發生的社區內部和社區之間的矛盾也嚴重影響了整個社區的和諧性,夏烏村村民逐漸探索應該如何維持蟲草生計的可持續,在摸索中逐步形成了蟲草采挖的“挖三休二” “村小組巡山”制度.

“挖三休二”制度即在蟲草采挖季,全村集體行動,共同上山采挖3天蟲草后,下山休整2天.形成此制度最初的原因是為了維護“公平”.蟲草的采挖需要下山補給,在之前的采挖中,村民為了盡可能多挖蟲草,產生了村民之間的“競爭”,大家都待在草山上一個多月不下山,補給主要為短暫的物資補給,蟲草采挖季村民們很難獲得真正的休息.同時,蟲草產量逐年降低使得村民一致認為,如果大家都待在草山大規模刨地,更不利于蟲草的生長.而如果一部分村民下山休息,另一部分繼續采挖,將導致不公平.因此,大約于2005年前后,村民主動開會進行討論,確立了蟲草采挖季集體采挖3天下山休整2天的“挖三休二”制度.通過這種制度性的規定,不僅能夠在采挖過程中,給予蟲草一定的生長時間,也能夠讓村民在保障公平性的前提下獲得較為充分的休整.

“挖三休二”制度的明文規定則是在2010年,通過政府公權力將制度進行規范化,與此同時,一同劃定的還有夏烏村蟲草“草山”歸屬的合法性.此前,蟲草草山范圍較廣,很難進行界定,一般以世居習慣和地理位置,進行蟲草采挖權的劃分.此劃分模式,以約定俗成的方式進行,并未有正式制度的保障.在蟲草有利可圖的形勢下,出現隔壁村村民為了謀取利潤,來夏烏村草山進行采挖的“盜挖”行為.1995年前后,為爭奪蟲草采挖權,夏烏村與鄰村榮松村在草山爆發了激烈的沖突事件,此次事件導致夏烏村一位村民不幸身亡,兩個村落的關系也因此破裂.木巴村、榮松村與夏烏村分居于山的兩側,在蟲草采挖上也經常出現摩擦沖突,木巴村村民每年在蟲草采挖季仍悄悄進山采挖,與夏烏村村民打起“游擊”.蟲草采挖權的約定俗成的方式已不適用,亟需通過政府權力進行采挖合法性的認證.隨著矛盾沖突不斷積累,為了維護穩定,政府公權力進行介入,蟲草采挖資格的合法性成為蟲草采挖集體行動實踐中非常重要的一環,由政府對村民賦予.為了保障蟲草采挖秩序,防止因盜采產生的本村村民和外村村民之間的矛盾,“采集證”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發明,當地戶口成為村民采挖蟲草的通行證.每年蟲草采挖季節,有且僅有夏烏村當地村民可以在村落后山的草山上采挖蟲草,其他村村民不允許在此劃定的范圍內進行蟲草采挖的活動.通過政府公權力,“挖三休二”逐步走向制度化,蟲草采挖季由村干部與村民共同進行監督.

為了防止村民下山休整期間,隔壁村或其他地區外來人員偷挖蟲草,村民通過集體開會討論,依據村民小組成立蟲草采挖期間駐山巡邏制度,保障村民休整期間草山的蟲草不被其他村村民或本村不愿休整的村民盜挖.目前夏烏村設有 12 個村民管理小組,每組7～8戶人,每年蟲草季各村民小組都要派出1～2人,在山上駐守巡邏,維護本村村民蟲草采挖合法性及公平性.村委會也在維持蟲草季采挖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蟲草采挖作為村內每年重要事務之一,駐村工作隊也會隨村民上山維持秩序,進行監管管理,蟲草采挖在村民自主行動實踐探索中和政府政策指引下進一步規范化.

通過“挖三休二”制度的探索,不僅維護了村民蟲草采挖合法性,也保障了村民獲得及時的休整,更重要的是,給予蟲草足夠生長的時間.村民休整的期間,也是蟲草生長發芽的重要階段.“挖三休二”制度是村民集體根據自然節律和生計可持續的發展,通過協調個體在集體中的公平訴求主動做出的行為調整.

“挖三休二”制度的發展為旅游進入后村規民約的設立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礎.在鄉村實驗的推進中,中山大學項目組依據村內自發形成的民俗與民規參與新村規民約的修訂,保證村內硬性制度和軟性規則的相輔相成.經歷2020年、2021年入戶訪談兩輪后,新村規民約匯集了村內原有的約定俗稱的內容,從生計與公平、生活與文化、生態與可持續發展出發,自下而上征求了村民、村民管理小組組長、村“兩委”、駐村工作隊、鄉、縣各個層次的意見,尊重村內原有習俗,“村規”在“民約”的基礎上不斷優化.例如,村民集體維護森戈登草場的環境衛生,每年去2次,冬天9月夏天藏歷活動結束集體打掃衛生,而在森戈登旁的空閑房子一般是村民活動期間堆放雜物、做廚房的地方,藏歷五月十五每戶都會收一些錢作為集體資金購買集體休閑的食材.

新版村規民約的修訂中充分尊重了夏烏村村民在社區范圍內約定俗成的規矩,并形成成文的規定.例如,《村規民約(2021)》第三章的①～④條在經濟發展層面將村民之前的口頭約定進行制度化規定:

①每年豐收的季節,由村委會主任負責去同普鄉雇收割機2～3臺,收割費用由每戶自行支付.

②禁止在村大道邊亂搭、亂放現象.農忙期間,如需晾曬農作物,需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前提下,由村委會組織有序晾曬.

③農田種植期間,無特殊情況(生病,生育等),牛羊等牲畜集體放養在山上.保證牲畜不得破壞農作物.

④山中放養的牛如病死摔死或遭遇野生動物侵襲而死亡,可通過拍照等相應程序上報村委會獲得相應補助.

《村規民約(2021)》第四章的⑥～⑧條在文化習俗層面對村民的口頭約定進行清晰規定:

⑥家中有人去世,逝者逝去的3天內,全村村民都會去逝者家幫忙.第4天起,村中每日一戶進行輪流幫忙.

⑦村內轉經閣、白塔、水磨坊、炒青稞房由全村共同維護修繕.

⑧藏歷新年期間,村民需在規定時間內飲酒.村民非節假日期間不得飲酒,全年飲酒不超過15天(藏歷新年10天,林卡5天),若違反規定,則每次罰款200元.

蟲草采挖制度的集體行動實踐探索,體現了夏烏村村民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自然觀、生產觀,是村民應對蟲草生產脆弱性有效的集體探索,并最終形成了村內旅游發展的制度基礎.這種集體行動的探索模式,與同西方社會運動提出的“依法抗爭”“弱者的武器”“以法抗爭”“以勢維權”等 “被迫反應式”的集體行動存在很大差異,在生計適應的生產實踐中,當地村民體現了在地性制度探索的智慧.村民的集體行動大多屬于“主動探索性”的集體行動,是基于保障自身權益和群體利益的考量下進行的集體行動探索,并對旅游發展以“約定俗成”和“口頭商議”的習慣發揮制度基石的作用.在此過程中,村民是有著共同利益的群體成員,因此集體行動才能較為順利地凝聚共識并形成遵守集體規則的可能,組織動員在行動過程中主要體現為村民小組的主動討論會議,既體現了村民個體的主動參與,也充分發揮集體的實踐與探索熱情.

3 適應多元生計方式的集體行動與旅游發展的組織基礎

夏烏村作為藏區的典型農耕型社區,生態的脆弱性與當地居民生計脆弱性并存是這個旅游發展初期的傳統藏族社區的典型特征.特別是近年來,藏民生計方式發生轉型,由原來的農耕為主,轉變為以挖蟲草作為主要經濟收入來源.且以蟲草為主的生計模式,受自然環境變化導致的產量變化和需求端收購價格不穩定的影響較大.整個社區的發展相對緩慢,社區居民生活福祉水平較低.

而以往農民生計模式主要以個體和家庭為主的特征,村民為了抵抗生計的脆弱性,自發以村集體為主體,進行了一系列生計適應的集體行動實踐.事實證明,村民集體行動實踐很大程度上抵抗了夏烏村村民的生計脆弱性,并且逐漸開拓出了多元化的生計模式.隨著317國道自然人文旅游資源的開發,夏烏村也迎來了旅游的規劃與開發,村民對旅游就業有很大的期望,并希望在旅游發展背景下,繼續通過集體行動實踐,有效應對生計脆弱性問題,提供解答集體主義困境難題的可能性路徑.

3.1 村民自主組織的輪流打工制度

夏烏村輪流打工制度大約形成于2005年前后,當時村內一部分男性青壯年通過購買東風大卡車,來進行昌都—成都和昌都—拉薩的貨運,當時貨運需求量大、利潤高,先進入貨運的村民在之后的一兩年內獲得了相對于蟲草和務農較高的收入,也帶動了村內村民的買車貨運熱潮.村民在國家政策的資助下,紛紛貸款買車,參與大型卡車的貨運生計.在此后的10多年里,大車貨運成為村內一部分家庭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極大應對了蟲草經濟波動帶來的生機脆弱和不穩定性.

長途貨運剛開始在村內發展時,并沒有明確的組織,村民也是各自為營、各謀生路,缺乏集體性的團體.隨著卡車運輸紅利越來越大,村民之間開始互相介紹主顧和生意,逐漸在村民內部形成了卡車隊,最早購買卡車的吉仁,也是當時村里的村委會主任,逐漸成為村里卡車隊伍的領隊.在夏烏村內新買車、新入伙的人都傾向于咨詢他的意見,并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吉仁的認可,代表著他們加入村內貨運圈身份的合理性認同.

在夏烏村車隊發展的初期,村委會主任吉仁承擔起對內對外聯系的中間人角色,對外他通過聯系相熟的有客運需求的老板爭取貨運訂單,對內幫助村內有車的村民介紹訂單.這種模式在此后的幾年內逐漸有了雛形,但此階段并未有正式的組織模式的出現,也沒有明確的任務分配和管理條例.

隨著村內買車的村民越來越多,村內偶爾出現 “搶單”的現象,使得村內和諧關系受到影響.且在沒有正式制度的管理下,吉仁以一己之力無法對每一個司機進行合理合情的訂單分配,出現關系親疏而導致的偏向或安排分配不均,造成一系列不穩定現象.且以親屬關系為主形成了多個小團體,團體之間存在競爭,團體間矛盾逐漸加深.為了保持村里貨運秩序穩定、維護村民關系,有車的村民們主動提議,成立村里的大車車隊,進行統一管理、輪流派單,大家一致推舉吉仁為車隊隊長,對車隊進行管理.自此,村內卡車車隊正式成立,卡車司機的管理走向規范化.村民們在主動開會討論后決定,統一對大車進行編號,對于直接給車隊的貨運訂單,根據編號順序進行派單,大家輪流接單.車隊司機可以自主承接私人貨運訂單,但不允許將村里車隊的訂單私自據為己有,私人訂單與村里訂單有沖突的情況下,村里的訂單輪空,交給下一位排隊的司機.制定規則后,卡車輪流接單變得有秩序起來,再未出現因為搶單導致村民矛盾的情況.

隨著國家扶貧力度的加大,在夏烏村村“兩委”的幫助下,卡車車隊的輪流接單的覆蓋范圍和業務范圍變得更廣,吸納了更多村民的加入,輪流接單的制度進一步拓展形成具有扶貧性質的輪流打工制度.社區內其他沒有能力購買卡車的村民在政策的幫扶下加入輪流打工的項目,管理的主體也變為了村委會和村民小組協作管理.夏烏村87戶居民根據地理位置編為12個行動小組,每組擴展為8～10戶村民,每組由村民推選出一位組長.工地負責人直接與村委會主任對接,由村委會主任通知各工種小組長,最后由各小組長負責傳達村委會主任帶來的勞務信息,組織人員參與.其中有較為重要達成共識的原則:1) 男女同工同酬,小工每天170元,大工每天300元,收入歸個人所得;2) 本村居民內部,24戶扶貧戶優先參與,其次為無車輛的一般家庭戶,最后為有車的家庭戶; 3) 以家庭為單位,出車與出小工不能同時選擇.輪流打工成為網格化村落管理中重要的日常事務,也成為村民經濟收入重要來源之一.

3.2 村民輪流參與旅游活動的集體行動實踐為旅游發展奠定組織基礎

輪流打工制度,不僅有男性村民的參與,村落中的女性也越來越多的參與到輪流打工的隊伍中.在旅游參與中,女性表現出來了更為堅韌的吃苦耐勞的品質.大多數社區中的藏族女性都參與過輪流打工且做過最辛苦的小工(建筑工地)的工作.特別是村落中的藏族女性在打工之余還需要照料家庭操持家務,因此對工種的選擇性較少,只能選擇距離家較近的工作.

輪流打工制度能夠適時提供給社區中的藏族女性較為合適的工作,女性成為打工的勞動力,對于家庭收入增長有著重要的意義.夏烏村現有3家灑咧營地,包括:桑珠灑咧營地、康巴灑咧營地和格平灑咧營地.在桑珠灑咧營地(阿登創辦)之后,康巴灑咧營地(布拉創辦)、格平灑咧營地(俄色三兄弟創辦)等三家營地陸續由村民開辦起來.隨著旅游的發展,社區內灑咧營地的經營需要大量的女性進行旅游接待服務.其參與的主要工作為服務員或餐飲廚房后勤.特別是灑咧營地項目作為夏烏村特色扶貧項目,為村落中女性提供了較多的崗位.在政策的指引下,灑咧營地的大部分工作的輪流機會更加傾向于村落中的建檔立卡貧困戶家庭.

旅游的發展,為村落輪流打工制度提供了更多發展的可能性,使得村民生計多樣性進一步拓展.每年夏天,灑咧營地游客接待量較大的情況下,游客期望參與當地特色民族風情的旅游活動,灑咧營地的老板就會通過村委會向夏烏村發布招募通知,需要社區內的村民來營地跳鍋莊.既有表演性質,同時也吸引游客參與活動.雖然跳鍋莊的活動沒有直接的工資收入,但灑咧營地作為夏烏村扶貧項目,其每年年底的分紅與社區內居民相關,參與旅游服務活動也為其提供了更多元的生計方式.

輪流打工制的形成也為村內旅游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新問題提供了組織層面的解決方案.中山大學項目組結合本地的人文習俗制定了新版的村民規約和具有地方特色的獼猴保護方案,一方面彌合政府與本地居民之間在行動層面的距離感,另一方面形成對目前獼猴保護站的旅游宣傳.

隨著獼猴保護方案的提出和深化,江達縣旅游局、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局與夏烏村駐村工作隊合力,在野生獼猴經常出沒的317國道邊,建立了夏烏村野生獼猴保護站點,通過該保護站加強本地居民與過往游客的互動.獼猴保護站點的日常運營工作,經村委會主任布置安排后,由夏烏村村民輪流負責.具體工作流程為:12個小組組長抽簽確定輪班順序;每組每天出3戶,每戶至少出1人,去保護站值班.工作職責是早晚拍照或錄值班視頻,并發到村委會主任、組長群里面進行打卡.每組負責10天,前一組結束工作后,與下一組進行交接.村民們在保護站的主要工作是向過往的自駕游客售賣花生,這些游客購買后用來投喂猴子.同時,保護站也為過往的游客提供補給和休息點,并及時清理路上垃圾,保持進村道路干凈整潔.售賣的飲料、花生、零食等貨物由村民從縣城采購而來.每天的收入由當天工作人員記賬,所有貨物不留在保護站,由當天值班的村民和賬簿一起帶回,交給第二天要值班的村民.收益所得年底進行分配,除了村民分紅之外,還會留出一部分資金,用來保護和救助野生獼猴.

獼猴保護站點的設立對獼猴保護的可持續性、村民行動的積極性以及環境保護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保護站設立之后,村民更加重視獼猴保護.他們認為除了能夠對獼猴的行動軌跡進行引導,使其避開在公路上聚集,減少安全隱患之外,還可以售賣一些食物飲料等以便增加收入.這部分經濟收益既能用于獼猴的可持續保護,又提高了村民參與保護實踐活動的積極性.此外還有村民對進村道路的整潔進行管理,是一件一舉多得的好事.

綜上,在抵抗以蟲草采挖為主要生計模式的生計脆弱性下,以村民主體展開積極的行動實踐,充分發揮集體中各個個體的能動性,輪流打工制度在村落的集體行動實踐下,由最初的卡車車隊的雛形,發展成為規范化的扶貧制度,并在政府權力的引導和介入下,進一步拓展成為了凝聚村落共識的輪流打工制度,與國家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道路相結合,迸發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同時,隨著夏烏村旅游的進一步開發,旅游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未來參與旅游中的多元實踐已成為村落共同體集體行動的又一探索方向,旅游也將推動村落集體行動實踐爆發出更大的生命力.村落共同體參與旅游的行動實踐,將在未來成為村落生計多樣性和村落集體行動實踐的主要發展方向.

4 結論與討論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這在新時代背景下,對探索符合中國農村社會現實與歷史傳統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更加深刻的要求.在鄉村的集體行動實踐中,村民自治經過 30 多年的探索發展不斷完善創新,但也面臨困難與問題[23].村民行動自主性的有效發揮需要建立在適宜的治理單元之上,更需要處理好集體主義困境,平衡好個人與集體的行動關系.

在夏烏村的案例中,從集體行動的主體來看,集體行動之所以不同于個體行動,其根本原因在于集體行動的效益具有公共性,不管個體是否為了達成集體行動而付出成本或付出多少成本,集體中的每一位成員都需要從中獲益[24].在這類公共事務的研究中,宏觀的制度和中觀的組織的實施基礎,常常都會回到微觀層面個體的“人”,通過集體內的每位個體的理性決策和行為模式的協調最終實現社區的真正發展.而集體行動的困境破解更需要回歸到個體行為動機尤其是普通公眾的動機對于促成和增進集體行動的價值,探究公眾參與的內生動力[25].夏烏村的集體行動實踐案例證明了公眾積極參與對于集體實踐發揮的重要效能.

對于集體行動的效能,本文打破以往研究對于集體行動斗爭性、沖突性的單向關注,在旅游發展前后挖掘鄉村社區在多維的外部環境中自我演進,并以民俗文化和禮教倫理為深層秩序,社區、政府與第三方力量建立起相對穩定的制度和組織系統[20].依托這類集體行動,農民的自主性有效激活了鄉村社會的內生動力[26],進而實現旅游發展中可操作的、因地制宜的社區集體行動實踐路徑的探索[27],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藏區鄉村在生計與生態方面的客觀限制.

從集體行動的邏輯來看,夏烏村集體行動實踐體現出強烈的自發性,更生動地闡釋了均質化、平等決策和共同參與的集體,其行動的整合度高,契合社區的發展方向和整體利益.一方面,夏烏村村民小組網格化管理模式,使得村民個體平等決策和共同參與公共事務成為可能,民意表達和發展訴求能夠得到有效體現并進行實踐,因此對村落的旅游發展起到高效引導的作用.另一方面,夏烏村在發展過程中所體現出的均質化、追求公平等理念,尤其是社區自發形成的互惠互助制度,消解著每個家庭因先賦性的不公平因素可能帶來的結果不公平,力求社區內部家戶之間實現最大程度的均衡[28].夏烏村的集體行動實踐契合整個社區的整體共同利益,使得集體行動的整合度高、參與性強,也進一步增強了村民個體對于集體的歸屬感,契合新時代農村社區的發展方向和整體利益,特別是在當地少數民族本土化、在地化影響下,探索出的行動實踐制度有著鮮明中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