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虛妄之言，衡量百家之說：王充與《論衡》

大型文化節目《典籍里的中國》第三季書目已經發布，“四書”之一《孟子》、戰國時期的哲學著作《墨子》、中國古代農科史上最完備的一部總結性巨著《農政全書》，以及《靈憲》《營造法式》《論衡》《海國圖志》《顏氏家訓》《左傳》《資治通鑒》《華陽國志》等十余部閃爍著多元先賢思想光輝、流傳千古的中華典籍將在新一季節目中與大家見面，涉及史學、文學、科技、醫學等不同領域。我們將對這批典籍進行逐部解讀。

在講《論衡》之前，我們不妨先從一張書單說起。

眾所周知，魯迅先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干將，向來不愛給青年們開古書書單，甚至說過“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但他卻難得地破過一次例。

1930年秋，魯迅摯友許壽裳的長子許世瑛考上了清華大學國文系，魯迅作為許世瑛的啟蒙老師，便特意為他開出一張應讀文學書書單，列書十二種，其中就有《論衡》。

那么，這部書究竟有什么魅力，竟讓魯迅先生也主動成為它的“推薦官”呢？

如何進入《論衡》世界

《論衡》，東漢王充著。它內容豐富、思想深邃，橫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涉及哲學、政治、文學、美學、醫學、教育學、天文學、氣象學以及邏輯學等多方面內容，堪稱東漢時期的百科全書。它體量龐大、卷帙浩繁，今本《論衡》共三十卷，八十五篇，第四十四篇《招致》有目無文，實存八十四篇，二十余萬字。

王充為什么要寫《論衡》？對于《論衡》這樣一部大書，我們應該如何進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衡》從王充的生平和他所處的時代給出了提示：“（王充）蓋內傷時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虛偽，故發憤著書，其言多激?！表樦@一思路，結合《論衡·自紀》以及范曄《后漢書·王充傳》，我們不妨先從王充生平講起，理解他為什么“內傷時命之坎坷”。

王充：祖上不德 仕宦不遇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他自稱祖籍原為魏郡元城，因祖輩從軍有功，起初被封在會稽陽亭。但一年之間，爵土盡失，便在陽亭落戶為農。他的世祖好勇斗狠，年成不好時，甚至攔路搶劫，多所殺傷，結怨甚多。又逢世道動蕩，王家害怕仇人報復，于是王充的祖父王汎便舉家遷往錢塘，做些買賣度日。王汎生子二人，長子王蒙，少子王誦。王誦正是王充之父?；蛟S是將門遺風，王蒙、王誦同樣好勇斗狠，又與丁伯等豪強結怨，不得已舉家又遷往上虞。

王充出生于建武三年（27）。與祖輩不同，他從小性格沉穩內斂，小時候便對掩雀、捕蟬等兒童游戲興趣不大，反而愛好讀書學習。他六歲學寫字，八歲入書館，約十七八歲時，便學成離鄉，游學京師洛陽，入太學深造，并拜有“通儒上才”之稱的班彪為師，學習《論語》《尚書》等儒家典籍。當時王充還見到班彪長子、年方十三的班固，并向老師預言，班固日后“必記漢事”。

王充讀書學習，“好博覽而不守章句”。他沒錢買書，便常在洛陽集市上晃蕩，翻閱集市所賣之書。得虧他記憶超群，往往“一見輒能誦憶”，在東看一本、西翻一冊的“竊讀”之下，王充“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

學習既要輸入，更要輸出。王充還“好論說”，經常輸出許多新觀點，大家聽了之后，一開始都覺得詭異，但最終會認為他說得在理。

建武二十八或二十九年（52或53），班彪離開洛陽，赴望都縣任長官；建武三十年（54），班彪卒于任上。王充也很可能在這前后結束游學，開始四處仕宦，這也是他“時命坎坷”的開端。

東漢是豪強地主政權，世家大族壟斷了政治資源。偏偏王家又多與豪強結怨，而且王充又在很小的時候成了孤兒，是不折不扣的“細族孤門”。這也導致他在州郡則無人舉薦，在朝中則無奧援。所以王充始終在州、郡、縣等地和都尉府等官署之間打轉，只是擔任掾功曹、五官掾、從事等輔佐性質的官吏。

終于，他在郡中任功曹時，因多次諫諍，不合上司意旨，干脆辭職回鄉，隱居教書，并開始撰著《論衡》。他在書中自嘲道：“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于事，力未盡于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于身？”因此，感嘆命運不濟，仕宦不遇，正是他撰著《論衡》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寫好《論衡》，王充不僅“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還在“戶牖墻壁各置刀筆”，以便隨時隨地記錄靈感、潤色文章，寫作態度極其認真。

元和三年（86），王充被刺史董勤辟為從事，協助董刺史監察丹陽、九江、廬江三郡，后轉治中。但王充深感“材小任大，職在剌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熱愛寫作的他便于章和二年（88）自請免職，再度返鄉，重拾刀筆，完善《論衡》。

王充晚年，年老體衰，他便“裁節嗜欲，頤神自守”。同郡友人謝夷吾上書推薦他，漢章帝劉炟還特以公車征召，但王充卻因病無法成行。沒過多久，年逾古稀的王充病逝于家，時為永元年間（約100前后）。

王充一生勤于著述，共有四部得意之作，除《論衡》以外，還有《政務》（篇數未知）、《譏俗節義》和他晚年所作的《養性書》，但這三部書均已失傳。

王充雖然時命坎坷，仕宦不遇，而且祖上失德，但他卻憑著著書立說，成就自我，重振家聲，名傳千古。正如他自己所說“祖濁裔清，不牓奇人”（牓通妨）。他以名山事業向人們有力地證明“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血統論乃世俗之偏見。

時代：虛偽失真 迷信成風

我們再來看王充與他生活的東漢時代，究竟東漢“虛偽”在哪，以至于王充會“外疾世俗之虛偽”？

原來，東漢朝廷篤信“天人感應”學說。該學說最初由西漢董仲舒提出。所謂天人感應，便是相信天意與人事能交相感應，上天以祥瑞或災異預示人事吉兇，而人的意志與行為又能改變天意。漢武帝為了神化專制王權，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便采納了這套神學色彩異常濃厚的學說，成為西漢乃至東漢一脈相承的官方思想。

西漢末年，讖緯并起，符命盛行，與天人感應合流，形成一股席卷全國的迷信之風。此時的王莽野心勃勃，圖謀篡漢，便一心迎合，頻頻偽造讖緯符命，以證漢德已衰，自己才是天命所歸。憑此王莽最終成功篡漢，是為新莽。

新莽后期，天下大亂，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各方割據勢力紛紛依樣畫瓢，同樣以讖緯符命證明只有自己才是真命天子。比如，漢光武帝劉秀一方面對“劉秀當為天子”等讖語暗中歡喜，另一方面又與割據蜀地的公孫述緊張地爭奪“代漢者當涂高”“龍興之瑞”等讖緯符命的解釋權。而這又反過來加劇了迷信之風。王充正是成長于東漢政權初建之時，對這些騙人的把戲可謂是耳熟能詳，深諳其道。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開國皇帝喜好讖緯，朝廷官員更是趨之若鶩，《后漢書·方術列傳》評述道：“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憋@然，假如官員善說讖緯，則易得富貴；假如拒說讖緯，則易招禍事。所以終東漢一朝，許多官員和經師都崇信讖緯，甚至以讖緯附會經書、曲解經典。

流毒所及，民間更是盛行迷信?！墩摵狻酚涗浀拿耖g迷信現象數不勝數，名目繁多。如《四諱》篇便專門記錄了東漢時四大忌諱。魯迅也在他開出的書單上，于《論衡》旁加注說“內可見漢末之風俗迷信等”。

總之，東漢從廟堂至民間，從官僚至平民，無不為迷信所籠罩，而王充正是身處這樣一個“虛妄失真”的迷信時代。我們再回看王充的生平，不妨思考他當年“輸出”觀點時，為什么大家起初會覺得“詭異”？除了“細門孤族”這一因素外，還有什么因素導致他仕宦不遇？答案很簡單：當愚昧成為主流，清醒就是異類；當虛妄成為常態，真實就是罪過。

所以，刺破虛妄的泡沫，展露真實的世界，讓大家擺脫迷信的束縛，正是王充撰著《論衡》的另一個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他說“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并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保ā秾ψ鳌罚┯衷俅螐娬{：“《詩》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墩摵狻菲允當?，亦一言也，曰：‘疾虛妄’?！保ā敦摹罚?/p>

氣候不齊：《論衡》主要內容和思想價值

我們還是從“內傷時命之坎坷”與“外疾世俗之虛偽”出發，把握《論衡》主要內容和思想價值。

因其“內傷時命之坎坷”，所以《論衡》的一大內容便是討論時運、命運等“玄學”問題，集中在《論衡》開篇《逢遇》至《初稟》等十二篇文章中。

如何看待人生命運？王充持“宿命論”觀點。王充認為人的命運在出娘胎時便已注定，“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兇矣”（《命義》），所以人在命運面前是無可奈何、無法抗爭的，“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命祿》）。

王充又把命運與“骨相”等迷信聯系起來，認為命運吉兇可以通過觀察骨相來判斷，“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于天，則有表候于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骨相》）。

顯然，王充“宿命論”的觀點，與他發憤著書、抨擊迷信形成強烈的反差，體現了他思想中消極的一面。錢鍾書《管錐編》也指出：“王氏書斬辟處有當風之快，而固昧處又有墮霧之悶；嘗欲以‘東邊日出西邊雨’揣稱其文境，半邊之爽朗適相形而愈見馀半之陰晦爾?！睂τ谕醭洹八廾摗钡认麡O思想，我們可以報以同情之理解，但絕不可輕信輕從。

但是，半邊的風雨如晦不能蓋住半邊的融融春光?！墩摵狻飞l思想光芒的一面始終占據主導地位。

由于王充“外疾世俗之虛偽”，所以《論衡》核心思想和主要價值便在于“疾虛妄”三個字身上。王充以“事莫明于有效，論莫定于有證”（《薄葬》）為方法，力求以實事求是破除虛妄之言，以實證有驗抨擊迷信之風。

批評天人感應。如，針對“人君喜則溫，怒則寒”（《寒溫》）的天人感應學說。王充從實際經驗出發，指出“寒溫之變，并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又假設道：“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地寒乎？”并總結氣溫高低是自然現象，不隨人的意識為轉移，“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為，明矣”。

批評風俗迷信。如，當時有部叫《沐書》的書，書上提醒人們“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譏日》）。針對這個“擇日洗頭”的迷信，王充依舊從經驗出發，指出“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丑；頭發白黑，在年歲之稚老”，和哪天洗發又有什么關系呢？王充又說：“使丑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發乎？”顯然不可能。因此所謂“擇日洗頭”，荒誕不經。

不妨反觀當下。由于歷法調整，有時農歷會沒有“立春”節氣。一開始人們只是把這種年份稱為“無春年”或“寡年”。后來卻被人迷信地曲解為“寡婦年”，并聲稱這種年份不宜結婚。而今年甲辰龍年恰好是“無春年”，于是有人開始鼓吹“寡婦年”的迷信，引來不少備婚人士的恐慌，擾亂了社會秩序。兩千年前的王充，便已看破“擇日”的虛妄，痛批其中的愚昧。兩千年后的今天，我們竟然還會泛起“寡婦年”這種迷信的沉渣，難道不覺慚愧嗎？可見《論衡》在今天依然很有閱讀的必要。

批評讖緯符命。這集中體現在《論衡》“九虛三增”中。如《書虛》記載，當時有緯書說“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為之卻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卻，不湍其墓也”，儒者對此深信不疑。王充卻反駁道“水偶自卻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卻流無以異，則泗水卻流，不為神怪也”。江水倒流不過是自然現象，沒有神怪之處，更是與孔子之德沒有半點關系。

認為鬼神暗昧，主張薄葬。鬼神迷信也是迷信，王充在總體上持無鬼論，認為人死不能為鬼，“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論死》）既然人死不能為鬼，那么人在死后薄葬即可。他一方面批評當時厚葬之風“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薄葬》），另一方面又把矛頭指向儒墨兩家，指出儒家對鬼神的態度曖昧不清，又主張厚葬；墨家認為有鬼，卻主張薄葬，是“自違其術”。只有在理論上堅信人死不能為鬼，才能在實踐中真正做到薄葬。

當然，對于一些難以理解的鬼神現象，王充努力地用“氣”這一概念作唯物主義的解釋。如，王充認為：“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保ā队喒怼罚斞冈凇杜酢分姓f：“看王充的《論衡》，知道漢朝的鬼的顏色是紅的?！彪m然王充不能完全徹底地批評封建迷信，但這是歷史局限導致的，我們對此不能求全責備。

王充又說：“《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以使俗薄喪葬也?！保ā秾ψ鳌罚┚拧短摗啡对觥?，《論死》《訂鬼》，是王充的得意手筆，批評迷信的精彩文字，不可不讀。

通過上述，我們發現《論衡》就像是一桿秤（衡有秤的意思），“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對作》），衡量百家之說的真偽，使真者自真，偽者自偽，進而去偽存真，實現“驅民使之歸實誠”的目的。而這便是《論衡》書名的含義。

由于《論衡》劍指中國古代官方意識形態，動搖封建王朝立朝馭民的理論基礎，并試圖劃破籠罩其中的迷信之霧，所以它在古代長期被視作異端之書，“攻之者不絕”；但它卻為中國近代以來反封建、反迷信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無怪備受魯迅先生的重視，將之列入書單，鄭重地推薦給學生。

不止是談助：《論衡》的文學價值

《論衡》既是思想巨著，又是文學名著。我們閱讀《論衡》，除了能得到思想上的滋養，還能得到文學上的教益，更是我們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窗口。

《論衡》在思想上是異端，在文學表達上也是獨辟蹊徑。王充“欲悟俗人”，所以他采取“形露易觀”的修辭策略，由此形成《論衡》觀點鮮明、語言樸實、行文曉暢的特點，與當時“深覆典雅，指意難睹”的賦頌文體大異其趣。如九《虛》開篇，王充一般先簡要引述迷信現象，緊接著便下斷語“此言虛也”“此虛言也”“虛妄之言也”，真如當頭棒喝，發人深醒。

王充為了透辟說理，力破迷信，所以他采取多方論證、不避重復的修辭策略。如，針對一個迷信現象，王充不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而是在結合大量事例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因果、類比、歸謬、比喻等多種論證手段反復詰難、充分論證，如同“分兵合圍”，力求全方面、多角度地把迷信謬論“圍而殲之”，由此形成《論衡》論例豐贍翔實，論證手段豐富多樣，而且充滿雄辯力量的特點。這與當時“貴約尚省”的風格大相徑庭，為《論衡》招致“文重”的疵議。但王充認為：“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眾，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還是堅持寧繁勿省的修辭策略。

無論古今中外，一篇上乘的議論文，必然是直言正論、論說透辟，具有極強的現實批判性和思想穿透力的，而《論衡》正是如此。它以其高超的議論手段、樸實的語言表達、雄健的文章風格，為我們學習議論文寫作提供了典范佳例。

王充博學多才，《論衡》博大精深，在得書不易的古代，學者讀《論衡》一本書，相當于連帶著讀了其他很多書，所以讀后往往學問大進。因此在《論衡》面世之初，好比突然現世的武功秘籍，誰能得到了它，誰就能稱雄學林，甚至還引來了人們爭奪。

東漢末年，《論衡》還沒傳到中原，蔡邕在吳地機緣巧合之下得到了《論衡》，“恒秘玩以為談助”，自己暗中學習、偷偷“內卷”。但紙包不住火，人們見蔡邕說話水平突然間大幅提高，便疑心他是得到了“異書”。有人干脆搜了蔡邕“帳中隱處”，果然發現被他藏起來的《論衡》，便大喇喇地“抱數卷持去”。蔡邕無奈，只好叮囑道“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我倆讀就好了，別外傳。三國時，王朗為會稽太守，也讀了《論衡》，等他回到許昌，“時人稱其才進”。大家很好奇，一問之下，他果然是得到《論衡》的幫助，從此《論衡》才得以廣泛流傳。（綜合《后漢書·王充傳》李賢注）雖然上述記載真偽難辨，有“段子”之嫌疑，但也從側面說明了《論衡》對提升學問的巨大作用。

同樣，我們今天也能借著讀《論衡》這部大書，了解百家學說的面貌，并積累豐富的典故，不僅起到“談助”的作用，更能提升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素養。

最后，讓我們引用黃侃先生評價《論衡》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總結：“東漢作者，斷推王充?！墩摵狻分?，取鬼神陰陽及一切虛言讕言，摧毀無余。自西京而降，訖乎此時，乃有此作。正如久行荊棘，忽得康衢，誠歡忭已?！?/p>

選讀

儒書言荊軻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荊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強之柱，稱荊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

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荊軻之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柱，是荊軻之力，勁于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論衡·儒增》）

儒書說荊軻為燕太子丹刺殺秦王政，拿著短劍，沒有刺中秦王。秦王拔劍刺他。荊軻用短劍擲擊秦王沒有擊中，擊中銅柱，刺入有一尺之深。這是想形容短劍之銳利，荊軻氣勢之盛，投擲銳利的鋒刃穿入堅硬的柱子。為了稱贊荊軻的勇猛，所以過分夸大了這事。說短劍刺進銅柱，是事實；說刺入一尺之深，則是夸張。

銅雖然不如短劍堅硬，但靠著人力擲進去，刺入不會超過幾寸，大概不會刺入一尺之深。拿刺入一尺之深來說，假設刺中秦王，短劍能穿透他嗎？用能引滿十石的床弩，射城墻上的木靶，弩箭尚且不能入尺。憑著荊軻手部的力量，投擲又輕又小的短劍，他身上又遭秦王寶劍所傷，短劍竟然還能刺入堅硬的銅柱，這是說荊軻的力氣比強弩的力量還大，銅柱的堅硬程度還不如木靶。（鐘彥亮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