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介入術后病人應對方式及其影響因素

謝偉芬,徐巧荔,歐荔青

莆田學院附屬醫院,福建351100

肝癌為臨床常見的一種惡性腫瘤,發病初期病人無明顯臨床表現,不易被察覺,當身體出現不適入院檢查時,大部分病人已經發展至中晚期,錯失最佳的手術治療時機,病人多選擇介入治療,以抑制腫瘤生長,控制疾病進展,延長病人帶瘤生存時間[1-2]。介入治療需反復多次操作,且穿刺側肢體需制動、術后病人需臥床休息,加之術后出現的惡心、嘔吐、疼痛等諸多不適癥狀,導致病人承受著較大的痛苦,常悲觀、消極對待自身疾病[3]。病人的消極應對不僅會影響病人介入治療依從性,還會進一步加劇病人心理負擔,降低病人生存質量[4]。了解肝癌病人介入術后應對方式,制訂針對性護理方案,可幫助病人調整心態,正視自身疾病。鑒于此,本研究對103例肝癌介入術后病人應對方式進行測評,并進一步分析相關影響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22年2月—2023年2月在醫院行介入治療的肝癌病人103例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1)經臨床組織病理檢查確診為原發性肝癌;2)年齡>18歲;3)順利完成介入術;4)術后意識恢復,可正常溝通;5)知情同意書由病人簽署。排除標準:1)伴有嚴重臟器功能障礙者;2)合并其他腫瘤者;3)肝癌已經發生轉移;4)伴有精神疾病,無法獨立完成問卷填寫者;5)研究中途轉院或退出者。樣本量計算參考《醫學科研方法》[5]中率的估算與假設試驗公式,得總樣本量為103例。

1.2 方法

1.2.1 調查工具

1)基線資料調查問卷:由研究員自制,調查內容包括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家庭人均月收入、自理能力等。2)醫學應對問卷(MCMQ)[6]:包括面對(8～32分)、屈服(5～20分)、回避(7～28分)3種應對方式,得分越高則說明該病人越傾向于該種應對方式。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5。將采用面對方式的病人(76例)納入積極應對組,將采用屈服(8例)、回避(19例)應對方式的病人納入消極應對組。3)負性情緒:采用焦慮自評量表(SAS)、抑郁自評量表(SDS)[7]評估,兩個量表均為20個條目,SAS臨界值為50分,SDS臨界值為53分,超過臨界值則判定有焦慮、抑郁情緒。若病人符合焦慮、抑郁任意1項判定標準,即可判定伴有負性情緒。4)家庭支持量表(PSS-Fa)[8]:共15個條目,每個條目采用2級評分,總分為0～15分,得分越高表示家庭支持度越高。評分≤5分為低等支持,≥6分為中高等支持。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0.75。5)自我感受負擔量表(SPBS)[9]:共10個條目,每個條目采用5級評分,總分為10～50分,≥30分為自我感受負擔重,<30分為自我感受負擔輕。該問卷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3。

1.2.2 調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方式進行,由經過專業培訓的調查員耐心與病人溝通,告知其本次調查目的及方法,待獲得病人同意后,發放調查問卷,指導病人根據自身客觀情況如實填寫,問卷填寫后當場回收,并檢查問卷是否存在漏填誤填情況,若發現及時指導病人補充完整或修改。本次共發放103份調查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03份,有效回收率為100%。

1.2.3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肝癌病人介入術后應對方式現狀

103例肝癌病人介入術后積極應對76例(面對),消極應對27例(回避19例、屈服8例)。

2.2 兩組基線資料比較

兩組病人家庭人均月收入、負性情緒、家庭支持度、自我感受負擔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基線資料比較 單位:例(%)

2.3 肝癌介入術后病人應對方式的影響因素

將肝癌介入術后病人應對方式作為因變量(積極應對=1,消極應對=0),將表1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指標作為自變量(賦值方式見表2),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伴有負性情緒、家庭支持度低、自我感受負擔重是影響肝癌病人介入術后應對方式的因素。見表3。

表2 自變量賦值情況

表3 肝癌病人介入術后積極應對方式影響因素的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103例肝癌介入術后病人采用積極應對方式76例,采用消極應對方式27例。說明大部分肝癌介入術后病人能夠積極應對自身疾病,但仍有部分病人消極悲觀情緒嚴重,常抱著回避屈服的心理?？赡芤蚋伟盒猿潭雀?且發現時多為中晚期,治療難度大,周期長,治療費用高昂,使病人及家屬承擔較大的經濟及精神壓力,病人在了解自身疾病狀況后,認為疾病不可治療,即使治療預后仍較差,最后人財兩空,導致病人在應對疾病時較為悲觀、消極[10]。進一步研究結果顯示,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伴有負性情緒、家庭支持度低、自我感受負擔重是影響肝癌介入術后病人應對方式的因素。

3.1 家庭人均月收入低

家庭人均月收入低的病人往往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病后導致家庭勞動力喪失,經濟狀況更差。此外,家庭經濟差無法支撐病人高額的介入治療費用,得不到好的醫療照護,沉重的經濟負擔使得病人不愿或無法正視自身疾病,自覺成為家庭累贅,逃避當下患病現狀,無法積極應對疾病,出現回避、屈服消極情緒[11]。護理人員應在病人入院時了解其家庭經濟狀況,幫助家庭經濟狀況差的病人申請院內幫扶機制援助,盡可能減少不必要的藥物使用,也可聯合社會或社區福利及幫扶機構,幫助病人募集治療資金,緩解病人家庭經濟負擔。

3.2 伴有負性情緒

伴有負性情緒的病人應對方式更為消極,考慮可能隨著介入治療進行,不適反應及并發癥的出現,導致病人積極治療疾病的信心逐漸被削弱,術后出現焦慮、恐懼、煩躁、抑郁等諸多負性情緒,無法調整心態正確看待疾病,易使病人消極應對疾病[12]。護理人員應積極開展肝癌及介入治療相關知識宣教,并進行負性情緒疏導,耐心與病人溝通,幫助病人答疑解惑,講述治療后獲得較好預后的案例,提高病人治療疾病信心,緩解負性情緒,積極應對疾病。

3.3 家庭支持度低

家庭支持度低的病人多消極應對疾病,可能因該類病人家庭功能較低,無法為病人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和關愛,疾病治療的壓力均由病人獨自承擔,軀體及精神受到雙重打擊,對未來抱悲觀心態,消極應對疾病[11]。護理人員應引導病人家人參與疾病治療,給予病人更多的家庭支持和關愛,多與病人溝通,幫助病人分擔疾病帶來的壓力,促使病人正視疾病,積極應對。

3.4 自我感受負擔重

自我感受負擔越重的病人應對疾病態度越消極,主要因病人介入術后穿刺側需要制動,活動受到限制,常需家人照顧,而術后長期的照顧負擔及高額治療費用會使病人出現內疚感,自我負擔加重,承受的心理壓力增加,對當下現狀充滿抱怨,無法正確看待疾病,消極應對疾病[13]。護理人員應加強病人的心理疏導,多與病人溝通,引導病人說出自己的心聲,排解內心的負性情緒及內疚感,緩解病人自我感受負擔,積極應對疾病。

4 小結

綜上所述,肝癌病人介入術后多能積極應對疾病,但仍有部分病人消極應對,受到病人家庭人均月收入低、負性情緒、家庭支持度低、自我感受負擔重等因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