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童年期創傷與抑郁的關系：不安全依戀的縱向中介作用

雷輝，朱婷，楊顏慈，張小崔

（1.湖南農業大學教育學院，長沙 410128；2.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醫學心理中心，長沙 410011；3.中南大學醫學心理學研究所，長沙 410011；4.國家精神心理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長沙 410011）

近年來，抑郁的發病情況及其嚴重性都有了明顯的增長。我國青少年抑郁的檢出率在15.7%～29.0%之間[1，2]。一項元分析表明，國內兒童青少年抑郁的發病率為19.85%，東部、中部、西部分別為17.8%、23.7%、22.7%[3]。另一項基于全球80879 名青少年的元分析結果表明，在COVID-19 流行期間抑郁的檢出率為25.2%[4]。這些數據表明正經歷人格發展和身心發展關鍵階段的青少年是抑郁的高風險群體。

在青少年抑郁的研究中，人們愈發重視原生家庭因素對抑郁的影響。而在原生家庭的眾多因素中，童年期創傷對個體的后期影響受到廣泛關注。童年期創傷是指個體生命早期（通常指18 歲以前）遭遇的負性、創傷性生活事件，包括情感或身體方面的忽視、虐待以及性虐待[5]。經歷童年創傷的個體可能會產生各種內外化問題。既往研究表明，童年期創傷與抑郁存在一定的聯系，童年期遭遇創傷以及創傷持續的時間均會對個體心理健康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被視為多種精神疾病的關鍵預測因素。大量研究發現，成年期的抑郁與兒童期創傷有顯著關系[6-8]，童年期創傷是抑郁的重要風險因子[9，10]。與無創傷經歷人群相比，伴早期創傷經歷人群患上抑郁癥的可能性增加2.03倍[11]。雖然前人已經證實童年期創傷與抑郁之間存在關聯，但其內在機制仍需進一步考察，這有助于提出更具有針對性的干預和治療措施。

依戀的概念最早由Bowlby 提出，用來闡述嬰兒與撫養者之間的情感紐帶。個體在嬰兒期與其主要照顧者之間的互動模式會內化為自我-他人圖式，并將進一步影響其在成長過程中的親密關系和心理健康狀態。而依戀關系又被分為安全型依戀和不安全依戀，不安全依戀是指個體的心理需求未得到照顧者及時滿足時產生的不良心理特征[12]。童年期創傷經歷會影響個體與照料者之間的聯結關系，直接預測個體的不安全依戀[13，14]，而不安全依戀又可能成為個體內外化問題的另一誘因。因此有研究者認為，童年期創傷可能通過不安全依戀的中介作用對青少年的抑郁情緒產生影響。Struck等人以重度抑郁患者為考察對象的研究中發現，不安全依戀是童年期創傷類型與抑郁嚴重程度之間的潛在中介因素[15]。Wrobel 等人對雙相情感障礙患者的童年期創傷、不安全依戀和抑郁嚴重程度進行研究，同樣發現童年時期對父母的不安全依戀和成年后對伴侶的不安全依戀在一定程度上中介了童年期創傷與抑郁程度之間的關系[16]。Jiang 等人通過三次縱向數據考察了3622 名中國大學生的成人依戀在童年期創傷與抑郁癥狀之間的關系，得出成人依戀在二者之間起中介作用的結論[17]。雖前人已從橫向、縱向考察了三者之間的關系，但研究對象為臨床樣本以及大學生樣本，在非臨床的青少年群體中是否能得出相似結論，仍需進一步探討。

綜上，本研究以青少年為研究對象，采用縱向追蹤設計，構建一個縱向中介模型，探討青少年不安全依戀在童年期創傷與抑郁之間的縱向中介效應，以揭示童年期創傷對抑郁的作用機制。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整群抽樣法，在湖南省張家界市三所中學的初一初二年級以班級為單位集體施測?；€調查時收到1229 份問卷，第二次隨訪收到1198 份問卷，第三次隨訪收到1153份問卷，每次隨訪的時間間隔為6 個月。因退學、休學以及請假等原因共失訪76人。收集到的問卷中，剔除無效問卷45 份，本次研究共納入1108 份匹配數據，有效隨訪率為90.15%。被試基線年齡為12.81±0.85 歲，其中男生532（48.01%）人，女生576（51.99%）人?；€調查為初一年級的人數為468（42.2%）人，初二年級640（57.8%）人。

1.2 研究工具

1.2.1 兒童期創傷問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 采用Bernstein等人編制的兒童期創傷問卷精簡版（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28 item Short Form，CTQ-SF)的中文修訂版本[18]，共28 個條目，分為五個分量表，即情感虐待、軀體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視、軀體忽視。分值越高代表童年期創傷越嚴重。在本研究中該量表三次測量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55、0.849、0.856。

1.2.2 青少年依戀問卷（Adolescent Attachment Questionnaire，AAQ） 采用West 等人1998 年編制的問卷[19]，共9個條目，采用5級評分，其中條目4～9是反向計分。問卷總分越高表示不安全依戀的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該量表三次測量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29、0.841、0.873。

1.2.3 兒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CDI） 該量表由Kovaos編制，吳文峰等修訂[20]，適用年齡為7～17 歲，共27 個項目,包括快感缺乏、負性情緒、低自尊、低效感、人際問題五個維度。每個項目均有三個描述不同程度的選項，分別計為0～2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重。在本研究中該量表三次測量的Cronbach’s α系數分別為0.891、0.897、0.906。

1.3 數據處理

本研究采用SPSS 24.0 對數據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描述性分析和相關分析等，使用Mplus 7.0進行縱向中介效應檢驗。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m 單因子方法對童年期創傷問卷、青少年依戀問卷、兒童抑郁量表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顯示，第一次施測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共有14 個，最大公因子解釋率為21.19%；第二次施測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13個，最大公因子解釋率為22.34%；第三次施測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共有12個，最大公因子解釋率為23.30%。三次施測的最大公因子解釋率均小于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青少年童年期創傷、抑郁的檢出情況

根據童年期創傷問卷的門診用評分標準，情感虐待≥10分，軀體虐待≥8分，情感忽視≥15分，軀體忽視≥10分，性虐待≥8分則可判定為存在相應類型創傷，總分≥46 分則判定為存在明顯的童年期創傷。以此計算三個時間點的童年期創傷檢出率，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時間點童年期創傷、抑郁檢出率

根據兒童抑郁量表評分標準，以19分為是否抑郁的劃分界限，以此對三個時間點的抑郁檢出率進行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2.3 各變量的相關分析

采用Pearson 相關對三個變量在三個時間點上的關系進行分析。結果表明，童年期創傷、不安全依戀與抑郁在T1、T2、T3均兩兩呈正相關，表示青少年童年期創傷、不安全依戀、抑郁的同時性相關和繼時性相關基本一致。見表2。

表2 各時間點變量相關分析

2.4 不安全依戀在童年期創傷與抑郁之間的縱向中介作用

以童年期創傷為自變量，不安全依戀為中介變量，抑郁為因變量，構建了一個縱向中介模型，檢驗不安全依戀在童年期創傷與抑郁關系中的縱向中介效應。模型的各擬合指數分別為：CFI=0.935，SRMR=0.099。結果表明（圖1），T1童年期創傷顯著預測T2 不安全依戀（β=0.145,P＜0.001），T2 不安全依戀顯著預測T3 抑郁（β=0.114，P＜0.001），而T1 童年期創傷對T3抑郁的直接效應不顯著（β=0.003，P＞0.05，95% CI[-0.036, 0.040]）。因此T2 不安全依戀在T1 童年期創傷與T3 抑郁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大小為0.145×0.114=0.017（95% CI[0.008,0.026]),P＜0.01。

圖1 各變量之間關系的縱向中介模型

3 討論

本研究采用縱向設計，探討不安全依戀在童年期創傷與抑郁之間的中介作用，以明晰青少年群體中童年期創傷影響抑郁的內在機制。結果顯示，青少年在三個時間點的童年期創傷檢出率分別為29.87%、39.17%、38.36%。該結果顯示青少年群體中存在較為嚴重的童年期創傷，且后兩個時間點的創傷檢出率顯著高于基線調查，說明在一年時間內有更多的青少年經歷了童年期創傷。這與前人研究結果類似[21]。在童年期創傷的五類亞型中，軀體忽視的程度較為嚴重，檢出率為46.30～53.52%，這與前人研究一致[22]。本研究中三個時間點的抑郁檢出率分別為27.62%、35.83%、35.29%。而另一項元分析顯示，中國兒童和青少年的抑郁總患病率為22.2%[23]。雖然本研究的抑郁檢出率高于前人研究結果，但研究對象與測量工具的不同可能導致檢出率存在差異。然而研究結果仍提示青少年群體存在較嚴重的抑郁狀況，需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并采取相應的措施。

本研究發現，不安全依戀與童年期創傷和抑郁密切相關。童年期創傷對不安全依戀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不安全依戀又顯著預測抑郁，且T2 不安全依戀在T1童年期創傷與T3抑郁之間起完全縱向中介作用，這一結果與前人研究存在異同[16]。在Jiang等人對中國大學生的縱向研究中，不安全依戀在童年期創傷與抑郁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然而本研究以青少年為研究對象，其不安全依戀正處于發展階段，且與主要照料者的聯結更為緊密，情緒更易受到依戀的影響。大學生作為成年早期的個體，依戀關系可泛化到同伴依戀或伴侶依戀等，不安全依戀對抑郁的影響也可能會逐漸減小。關于三者之間的作用關系，抑郁的易感-應激模型認為個體抑郁的產生是個體遭遇的應激與自身易感性特質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24]。在該模型中，應激被看作是導致許多心理和生理問題的機制，而個體的易感性是一種相對穩定的特質，受到別的因素影響時可能會發生變化，具有個人內化的特點，是潛在且長期的。依戀理論認為，嬰幼兒時期形成的依戀關系具有持久的效應，作為重要個人特質可發展成為一種內部工作模式影響人的一生。且個體形成的不安全依戀圖式會干擾安全、穩定的心理狀態的發展，降低應對壓力性生活事件的復原力，導致個體在面對危機時容易出現心理崩潰[25]。因此，不安全依戀可被視為精神障礙的普遍易感因素[26]。在本研究中，童年期創傷作為一個遠端應激，對不安全依戀這一易感因素的產生與發展有著較大的影響。作為青少年的主要照顧者，父母在養育過程中對個體的不良教養方式（如責罵、毆打、忽視其情感和生理需求等）會導致個體遭受童年期創傷。而有創傷經歷的個體與主要照顧者之間情感紐帶的發展會受到阻礙，幼時無法從父母那里獲得足夠的情感需求會使個體產生不安全依戀，這一互動模式也會內化為“自我-他人圖式”，成為一種易感因素影響其親密關系和心理健康的發展。相對于安全型依戀的個體，不安全依戀的個體可能會產生情緒調節障礙[27]，采用適應不良的應對策略[28]。且其對自身持更負面的看法，對他人是否會對自己施以援手持更消極的期待，因此不敢向外界尋求幫助以至于獲得的社會支持更少[29]，從而更加容易發展成抑郁。

綜上，本研究在青少年群體中發現童年期創傷、不安全依戀與抑郁密切相關，且不安全依戀在二者之間起完全縱向中介作用。該結論對于青少年群體抑郁的預防與干預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指導作用。在理論層面，本研究將童年期創傷作為遠端應激，不安全依戀作為易感因素，進一步驗證了“易感-應激”模型，豐富了該領域的研究。在實踐層面，本研究結果提示社會各界應重視青少年群體的童年期創傷經歷與抑郁現狀，尤其是家庭與學校，應采取積極的教養方式，并通過實際干預，降低學生的不安全依戀，提升依戀安全水平，從而有效地預防、干預抑郁。

本研究雖采用縱向設計，彌補了橫斷面研究中不能明晰變量因果關系的不足，對童年期創傷與抑郁的發生發展以及作用機制進行了探討，構建了一個縱向中介模型，為預防和干預青少年抑郁提供了新的思路。但仍存在不足：首先，本研究采用自我報告的方式進行數據收集，這可能存在回憶偏差，且自我報告的數據可能受到個體情緒以及狀態的影響，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采用不同的數據采集方式，或從其他知情人角度對個體童年期創傷進行考察。其次，童年期創傷對抑郁的影響可能存在其他的作用機制以及其他中間變量，以后的研究需納入更多的變量并考慮更多的影響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