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極反芻與大學生睡眠質量：負性情緒和睡眠拖延行為的作用

李瓊，劉蒙，陳星宇，姚佳寧

（四川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成都 610068）

根據2021 年中國睡眠數據報告顯示，有超過3億人存在睡眠障礙問題。作為一種綜合性變量，睡眠質量直接關系到個體的身心健康，睡眠質量差的個體易出現抑郁、焦慮等負面情緒[1]。研究發現大學生是心理問題易感人群，學校及社會應重視大學生睡眠及情緒問題[2]。

思維方式是影響睡眠質量的重要因素。消極反芻指個體重復思考壓力事件及其起因和結果的思維方式[3]。根據睡眠的認知模型，消極反芻作為一種并不少見的闖入性思維，會對個體進入和維持睡眠活動產生負面影響。研究發現消極反芻思維會導致個體難以進入或維持睡眠，進而影響睡眠質量[4，5]。

消極反芻思維不僅能夠直接影響個體的睡眠質量，還可能通過引發個體的負性情緒從而間接影響睡眠質量。根據睡眠干擾過程理論，當個體處在過度情緒喚醒狀態時，其睡眠過程就會受到干擾，從而影響睡眠質量[6]。已有研究指出反芻思維與抑郁、焦慮情緒的產生和發展密不可分[7，8]。研究指出當個體傾向消極反芻思維時,很可能引發嚴重的抑郁情緒，即使是健康個體,有反芻思維傾向的人更容易患抑郁癥[9]。抑郁和焦慮是導致個體深度睡眠減少、早醒和醒后入睡困難等睡眠障礙出現的常見負性情緒[8]?；谝陨侠碚摵拖嚓P研究，本研究提出假設（H1）：負性情緒在消極反芻思維對大學生睡眠質量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此外，睡眠拖延行為作為不良的睡眠衛生習慣，是造成人們睡眠質量降低的重要因素之一[10]，而反芻思維與拖延行為密切相關[11]。從目標驅動理論來看，反芻思維會受目標的驅動。當目標未實現時，個體會反復思考與目標有關的信息，這一思考過程本身就構成了拖延行為[12]。消極反芻思維會促使人們在睡前將注意力更多放在所感受到的消極線索上，從而導致認知覺醒水平的上升和入睡困難的出現。當大學生的消極反芻思維水平較高時,其睡眠就會變差。已有研究指出睡眠拖延行為負向預測個體的睡眠質量[13，14]，這也佐證了推遲上床時間將引發睡眠不足等與睡眠質量相關的問題[15]?；谝陨侠碚摵拖嚓P實證研究，本研究提出假設（H2）：睡眠拖延行為在消極反芻思維對大學生睡眠質量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消極情緒是拖延行為的影響因素[16，17]。拖延的概念模型指出情緒屬于影響拖延行為的狀態性因素，有效的情緒調節可以減少拖延行為。有研究者提出惡性循環模型以闡明反芻思維通過影響情緒進而使個體產生拖延行為[18]。消極反芻思維個體具有較多的消極情緒，從而增加拖延行為的發生[19，20]，而睡眠拖延也是一種拖延行為[21]?；谝陨侠碚摵蛯嵶C研究，本研究提出假設（H3）:負性情緒和睡眠拖延行為在消極反芻思維與睡眠質量之間起序列中介作用。

1 對象與方法

1.1 被試

本研究經過四川師范大學倫理委員會的批準，采用方便抽樣法對四川省兩所高校的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共收集問卷1249 份，剔除無效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1147份，問卷回收有效率為91.83%。人口統計學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被試主要人口學信息

1.2 研究工具

1.2.1 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 由劉賢臣等人[22]修訂，共計18個自評項目，用于評定被試1個月內的睡眠質量，包含主觀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等7 個成分。該量表得分范圍為0～21 分，分數越高，表明睡眠質量越差。在本研究中該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7。

1.2.2 睡眠拖延量表 該量表由Kroese 等人[23]編制，馬曉涵等人[24]修訂。共包括9 個項目，采用Likert 5點評分，得分越高，表明個體越容易出現睡眠拖延行為。本研究中該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74。

1.2.3 消極反芻思維量表 本研究采用王中[25]編制的大學生反芻思維量表中的消極反芻思維分量表。該分量表包括抑制快樂、否定自我以及消極歸因維度，采用4 級評分。在本研究中該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8。

1.2.4 負性情緒量表 采用黃麗等人[26]修訂的正性負性情緒量表中的負性情緒分量表，該分量表由描述負性情緒的10個形容詞組成，采用5級評分。在本研究中該分量表內部一致性信度為0.89。

1.3 數據處理及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SPSS 26.0 和Hayes 的宏程序PROCESS v3.3 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對所有量表的條目進行未旋轉的主成分因子分析，結果顯示共有12個因子特征值大于1，且第一個因子解釋了總變異的16.11%，低于40%的臨界標準，說明本研究數據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結果

2.1 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

Pearson相關分析發現，所有變量兩兩之間均存在顯著相關。詳見表2。

表2 變量間的相關分析結果

2.2 中介作用檢驗

如表3 所示，使用Hayes 編制的SPSS 宏程序Process進行中介效應分析，在控制各人口學變量的條件下，分析負性情緒和睡眠拖延行為在大學生消極反芻與睡眠質量關系間的中介作用?；貧w分析顯示，消極反芻對負性情緒（β=0.547，P＜0.001）具有直接正向預測作用，消極反芻對睡眠拖延行為（β=0.154，P＜0.001）具有直接正向預測作用。負性情緒對睡眠拖延行為（β=0.146，P＜0.001）具有直接正向預測作用。當消極反芻、負性情緒和睡眠拖延行為同時預測睡眠質量時，消極反芻、負性情緒、睡眠拖延行為均對睡眠質量有顯著正向預測作用（β=0.123，P＜0.001；β=0.313，P＜0.001；β=0.167，P＜0.001）。

表3 變量間的回歸分析

如表4 所示，采用偏差校正非參數百分位Bootstrap法對中介效應進行進一步檢驗。結果表明，負性情緒和睡眠拖延行為的中介作用顯著，總中介效應值為0.210。具體來看，中介效應通過三條中介鏈實現：第一，由消極反芻→負性情緒→睡眠質量組成的間接效應1（0.171），Bootstrap 95%置信區間不包含0，說明負性情緒的中介作用顯著；第二，由消極反芻→睡眠拖延行為→睡眠質量組成的間接效應2（0.026），Bootstrap 95%置信區間不包含0，表明睡眠拖延行為的中介作用顯著；第三，由消極反芻→負性情緒→睡眠拖延行為→睡眠質量組成的間接效應3（0.013），Bootstrap 95%置信區間不包含0，說明負性情緒與睡眠拖延行為的鏈式中介作用顯著。

表4 負性情緒和睡眠拖延行為在消極反芻思維與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關系間的中介效應

3 討論

本研究顯示，負性情緒的中介作用顯著，在消極反芻與大學生睡眠質量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由反應風格理論可知，在反芻思維的影響下，個體的消極情緒和負面行為獲得了更多的關注，從而強化了消極因素的負面影響[27]。當個體入睡前進行高水平的消極反芻時，不僅會導致消極情緒的出現或加重，還會引起大腦過度活動進而影響睡眠質量[28]。

本研究顯示，睡眠拖延行為的中介作用顯著，在消極反芻與大學生睡眠質量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消極反芻思維作為一種失敗的自我調節方式，會高度喚醒個體的消極情緒，使得大學生延遲上床睡覺的時間，采取睡眠拖延行為如熬夜打游戲、追劇等[29]來試圖緩解自身的負性情緒，從而進一步影響自身睡眠質量。

本研究還發現，負性情緒和睡眠拖延行為在消極反芻和睡眠質量之間起序列中介作用。當個體感受到負面情緒時，拖延行為作為一種防御機制被使用，以維持內在平衡和自我的良好感覺[30]。當個體體驗到高水平的消極情緒時，傾向于通過放松的、娛樂性的活動來轉移注意力，由此導致入睡時間不斷延后，最終引發睡眠障礙[23，31]。

本研究進一步揭示了消極反芻影響大學生睡眠質量的中介作用機制，對大學生睡眠問題的干預有一定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