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延和睡眠質量的關系：反芻思維和抑郁情緒的中介作用及其性別差異

龔勁超，郭思文，胡平，4，趙彥云，湯欣

（1.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北京 100872；2.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院，北京 100872；3.中國人民大學校醫院，北京 100872；4.中國人民大學運動康健統計大數據交叉學科平臺，北京 100872）

睡眠質量是評估個體身心健康的重要指標之一，但研究顯示我國大學生的睡眠質量不容客觀。2023 年一項基于690 人的調查結果表明，28.67%的大學生存在睡眠問題[1]。2018年一項研究發現在國內八所中醫藥高校，睡眠質量差的檢出率在10.3%～40.2%之間[2]。睡眠質量關乎個體白天的學習和工作，同時也會影響個體的心理健康水平[3]。睡眠問題是抑郁癥、焦慮癥等精神障礙的重要預測因子[4]。因此探討大學生睡眠質量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具有重要意義。

失眠的3P模型（3P model of insomnia）[5]提出，個體的睡眠質量受到易感因素（predisposing）、誘發因素（precipitating）和維持因素（perpetuating）的影響。其中失眠的維持因素之一是不良的睡眠習慣[6]。具有拖延的個體，不僅在日常的生活或學習中存在明顯的拖延傾向[7]，在睡眠方面他們也傾向于推遲上床的時間，形成晚睡習慣。Lay 將拖延定義為即使個體預期到了不良后果，仍延遲或推遲完成既定目標所需工作的行為，該行為是一種穩定特質或行為傾向，在不同的時間和情境中具有一致性[8]。拖延和睡眠質量存在緊密聯系。Kroese 等人的研究發現，推遲上床時間的個體更易出現睡眠不足、睡眠障礙等問題，致使睡眠質量下降[9]。失眠的易感因素是指容易導致失眠的個人特質，即個體是否容易失眠。Nolen-Hoeksema 認為反芻思維是指個體反復關注自身消極情緒及相應事件各種潛在的不良結果，而不進行積極的問題解決[10]。作為一種侵入性思維，反芻思維會影響個體在入睡前感知到的消極線索，使得個體的認知覺醒水平上升，而睡前的高覺醒狀態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睡眠質量[11]。目前，一項使用縱向追蹤調查方法探討反芻思維和睡眠質量關系的實證研究表明，反芻思維會導致認知喚醒而影響個體睡眠質量[12]。一項采用自我報告的方式探討東京本科生反芻思維和睡眠障礙關系的研究表明，反芻思維可以預測三個月后睡眠質量的下降[13]。在青少年群體中，反芻思維與較差的睡眠質量、較長的入睡時間和更多的覺醒有關[14，15]。失眠的誘發因素是指最開始引起失眠的原因，抑郁情緒作為一種消極的情緒狀態[16]，對大學生的睡眠質量存在消極影響。熱依汗姑·吐爾遜等人通過追蹤研究發現，抑郁與睡眠質量之間僅存在抑郁對睡眠質量的單向預測效應[17]。綜上，本文認為，拖延、反芻思維、抑郁情緒均對睡眠質量存在負向影響。

大量研究發現，具有特質拖延的個體常常伴隨反芻思維[18]?；诜雌c的壓力應激模型，當個體由于拖延延遲或推遲完成既定的目標，并認知到現實與理想目標的差距時，就會產生較大的心理壓力，進而引發個體的反芻思維[19]。一項調查大學生拖延和睡眠質量關系的研究發現，自我報告的特質拖延與睡眠質量受損的指標有關，即頻繁拖延任務會影響睡眠質量[20]。以往關于反芻在拖延和睡眠質量間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拖延會導致既定時間內的目標失敗，激活個體的反芻思維[21]，進而影響其睡眠質量。

以往研究啟示，拖延會使個體產生抑郁等負面情緒，影響睡眠質量。Geng等人一項關于睡前拖延和抑郁、焦慮關系的研究表明，推遲就寢時間的人可能會感受到更多的負面情緒[22]。此外，Rubin 報告稱，推遲就寢時間的人比那些不推遲就寢的人有更高程度的抑郁和焦慮癥狀[23]?；谏鲜稣撌?，拖延可能加劇抑郁情緒，而抑郁情緒又會進一步影響睡眠質量。

根據反應風格理論，反芻思維水平高的個體，更易反復思考消極事件，進而誘發抑郁、焦慮等負面情緒[24]。Michl等人的相關研究表明，反芻思維是抑郁情緒的認知易感因子，會引發、延長或加重個體的抑郁情緒[25]。綜上，具有高特質拖延的個體，有更高概率表現出反芻思維，進而表現出較高的抑郁情緒，導致睡眠質量下降。故本文提出假設1：反芻思維和抑郁情緒在拖延和睡眠質量間起鏈式中介作用。

在有關拖延、反芻、抑郁情緒和睡眠質量的研究中，性別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仇海霞的一項研究指出，拖延行為在男女間存在顯著差異，女生的總體拖延水平顯著高于男生[26]。在睡眠質量方面，張乃馨等人的研究發現，相較于男生，女生的睡眠質量較差[27]。但一項對近15 年青少年睡眠質量研究的元分析表明，男生和女生在睡眠質量上不存在顯著差異[28]。以往研究表明，女生的反芻思維[29]、抑郁情緒[30]也顯著高于男生。此外，任萍等人探討了反芻和抑郁情緒的關系，結果顯示女生的反芻思維對抑郁情緒的預測作用顯著大于男生[31]。Herzog-Krzywoszanska 等人通過線上調查的方式探究了波蘭人睡眠拖延和睡眠相關行為的關系，結果表明，拖延對睡眠質量的影響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32]。綜上，本文提出假設2：反芻和抑郁情緒的鏈式中介作用存在性別差異。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在線問卷調查，共收集到6367份北京地區高校學生問卷，剔除作答不完整的數據剩余5704 份有效數據。其中男性2136 份，女性3568份。被試平均年齡為22.01歲（SD=4.43）。

1.2 研究工具

1.2.1 拖延量表 采用Aitken 等人編制、陳小莉等修訂的Aitken 拖延行為問卷（Aitken Procrastination Inventory,API）[33]。該量表共19個項目，采用五點計分，量表總分越高，拖延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9。

1.2.2 反芻思維量表 采用Nolen-Hoeksema 等人編制、韓秀等人修訂的反芻思維量表[34]。一共22道題目，分為癥狀反芻、強迫思維、反省深思三個維度。該量表采用四點計分，量表總分越高，反芻思維傾向越嚴重。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4。

1.2.3 睡眠質量量表 采用Buysse 等人編制、劉臣賢等人修訂的匹茲堡睡眠質量指數量表[35]。一共18道題目，分為主觀睡眠質量、入睡時間、睡眠時間、睡眠效率、睡眠障礙、催眠藥物和日間功能障礙七個維度。該量表采用四點計分，總分范圍在0～21 分之間，量表總分越高，睡眠質量越差。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65。

1.2.4 抑郁情緒 采用Kroenke等人制定的PHQ-9[36]，一共9 道題目。該量表采用四點計分，量表總分越高，抑郁情緒越嚴重。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4。

1.3 數據分析

采用SPSS 26.0和Mplus 7.4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法對數據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結果發現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共有9個，第一個因子對變異量的解釋率為26.75%，小于40%的臨界標準，說明本研究數據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問題。

2.2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

計算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及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結果(n=5704)

2.3 拖延對睡眠質量的影響：反芻思維和抑郁情緒的中介作用

采用路徑分析探討反芻思維、抑郁情緒在拖延和睡眠質量間的中介作用。根據中介效應的檢驗程序，首先在控制被試的性別和年齡后，考察拖延對睡眠質量的直接影響。結果表明，拖延對睡眠質量的影響顯著（b=0.33,P＜0.001），在控制了性別和年齡的情況下，拖延能夠解釋睡眠質量11.23%的變異。

在控制學生性別、年齡的情況下，加入反芻思維和抑郁情緒作為中介變量構建路徑模型（見圖1）。與僅包含拖延和睡眠質量的回歸模型相比，路徑模型對睡眠質量的解釋率更高（ΔR2=55.57%）。該模型中，拖延、反芻思維、抑郁情緒顯著正向預測睡眠質量（b=0.13,P＜0.001;b=0.07,P＜0.001;b=0.42,P＜0.001）；拖延顯著正向預測反芻思維（b=0.36,P＜0.001），拖延、反芻思維顯著正向預測抑郁情緒（b=0.18,P＜0.001;b=0.64,P＜0.001）。

圖1 鏈式中介效應模型

為檢驗反芻思維和抑郁情緒在拖延和睡眠質量之間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Bootstrap法，重復抽樣5000 次估計各中介效應95%的置信區間。結果表明，反芻思維在拖延和睡眠質量之間的中介作用顯著（effect=0.03，95%CI：[0.02,0.04]）；抑郁情緒在拖延和睡眠質量之間的中介作用顯著（effect=0.07，95%CI：[0.06,0.09]）；反芻思維、抑郁情緒在拖延和睡眠質量之間的鏈式中介作用顯著（effect=0.10，

95%CI：[0.09,0.11]）。

2.4 反芻和抑郁的中介效應的性別差異

以往文獻顯示，相較于男生，拖延對女生睡眠質量的影響可能更大[32]，且女生比男生更需要睡眠[37]。因此，為了檢驗反芻思維和抑郁情緒在拖延和睡眠質量間中介效應的性別差異，本研究采用多組比較的方法。

首先，對年齡、拖延、反芻思維、抑郁情緒和睡眠質量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使用各變量的標準化分數分別對男生和女生建立拖延對睡眠質量影響的鏈式中介模型。男生模型（M男）各項擬合指標為：χ2(10)=25439.730，RMSEA=0.000，CFI=1.000，TLI=1.000；女生模型（M女）各項擬合指標為：χ2(10)=4533.455，RMSEA=0.000，CFI=1.000，TLI=1.000。隨后，構建無限制的路徑分析模型M0，并對男生、女生無約束模型中的路徑系數和截距進行逐一限定（M1-M10）。通過似然比檢驗依次考察各路徑系數在男生數據和女生數據中的等價性。最終獲得的限制模型各項擬合指標為χ2(6)=5.176，RMSEA=0.000，CFI=1.000，TLI=1.000，SRMR=0.005。

男、女生無限制模型的估計結果見圖2，男、女生限制模型的估計結果見圖3。對男生和女生路徑系數進行比較，結果發現男生和女生在拖延（Δχ2=5.337,P＜0.05）和睡眠質量（Δχ2=6.719,P＜0.05）上的均值存在顯著差異，在反芻思維（Δχ2=0.158,P＞0.05）和抑郁情緒（Δχ2=0.070,P＞0.05）上的均值差異不顯著。拖延與抑郁情緒的關系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Δχ2=5.787,P＜0.05），男生拖延對抑郁情緒的直接影響（b=0.21,P＜0.001）顯著高于女生（b=0.16,P＜0.001）；反芻思維與抑郁情緒的關系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Δχ2=19.649,P＜0.001），女生反芻思維對抑郁情緒的影響（b=0.67,P＜0.001）顯著高于男生（b=0.58,P＜0.001）。

圖2 鏈式中介效應無限制模型（男性=2136，女性=3568）

圖3 鏈式中介效應限制模型（男性=2136，女性=3568）

為檢驗反芻思維和抑郁情緒中介效應的性別差異，本研究采用Bootstrap 方法構建了反芻思維的中介效應、抑郁情緒的中介效應以及反芻思維和抑郁情緒的鏈式中介效應性別差值的95%置信區間（重復抽樣5000次）。結果顯示，反芻思維（b男=0.03,b女=0.03,95%CI：[0.00,0.00]）和抑郁情緒（b男=0.09,b女=0.07，95%CI：[-0.04,0.00]）在拖延和睡眠質量間的中介作用不存在性別差異。反芻思維和抑郁情緒在拖延和睡眠質量間的鏈式中介作用存在性別差異（95%CI：[0.01,0.02]），其中女生反芻思維和抑郁情緒的鏈式中介效應（b=0.10,95%CI：[0.09,0.11]）顯著高于男生（b=0.08,95%CI：[0.08,0.10]）。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拖延不僅直接影響大學生睡眠質量，也可以通過反芻思維和抑郁情緒起到間接影響。在特質拖延和睡眠質量之間，反芻思維的中介效應顯著，抑郁的中介效應顯著，反芻思維和抑郁的鏈式中介作用顯著。男生拖延對抑郁情緒的影響顯著大于女生，女生反芻思維對抑郁情緒的影響顯著大于男生，反芻思維和抑郁情緒的鏈式中介作用存在性別差異。

在控制了性別和年齡后，本研究發現，拖延顯著正向預測睡眠質量。這與Kroese等人的研究結果一致[9]。拖延水平較高的大學生，不僅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各種拖延行為，同時也會不斷地推遲上床睡覺的時間，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個體的生物鐘，直接導致個體的睡眠時間減少以及生物鐘混亂，使得個體的睡眠質量下降[38]。

此外，本研究發現，拖延可以通過反芻思維、抑郁情緒間接影響睡眠質量。這一結果與Gort等人的結果相同[39]。拖延水平較高的個體更易出現反芻思維，會使其反復關注負性情緒以及事件的前因后果，而睡前這一高度的認知喚醒會影響個體進入睡眠狀態的時間。拖延也可以通過抑郁情緒間接影響睡眠質量。這與Guo等人對中國醫科學生的研究結果一致[40]。個體由于拖延，總是推遲學習生活中的各種事情，當個體覺察到拖延帶來的后果時，就會產生較大的心理壓力，進而產生抑郁情緒，這種負面情緒會直接導致個體入睡困難[41]，睡眠質量下降。

本研究進一步揭示了反芻思維和抑郁情緒在拖延和睡眠質量間的鏈式中介作用。拖延傾向高的個體通過高反芻思維影響其抑郁情緒，最終降低其睡眠質量。失眠的3P 模型為本研究結果提供了解釋框架。3P模型認為失眠受到易感因素、誘發因素和維持因素的共同影響。存在拖延傾向的個體總是推遲上床時間，極易形成不良的作息習慣；反芻思維作為一種侵入性思維，屬于失眠的易感因素之一，不僅使個體在生理上處于高度覺醒狀態，同時在心理上存在過度思考傾向；而當個體陷入抑郁情緒中時，這種消極的狀態就會引起個體出現入睡困難等問題。Hairston等人通過結構方程模型方法探討了拖延和失眠癥的關系，其結果表明，拖延與睡眠的關系受到反芻思維和負性情緒的中介作用[42]。You 等人探討了反芻思維和睡眠質量間的關系，發現負性情緒在其中起著中介作用[43]。本研究結果對于反芻思維和抑郁情緒的中介作用的分析，為此提供了支持證據。

研究發現，男生拖延對抑郁情緒的影響顯著大于女生，女生反芻思維對抑郁情緒的影響顯著大于男生。目前，少有研究探討拖延與抑郁情緒關系的性別差異，但以往關注拖延的研究為解釋這一結果提供了思路：拖延被認為是一種習慣性回避[44]，具有習慣性回避的個體在認知、行為等方面都存在回避傾向，特別是當個體面對問題時，通常會選擇回避問題而不進行積極的解決。但在中國傳統的性別規范中，男性被認為具有較高的責任心，應承擔更多的責任[45]。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男性可能會感知到更多的壓力，相較于女生更易產生抑郁情緒。女生反芻思維對抑郁情緒的影響顯著大于男生，即相較于男生，反芻思維更易使女生陷入到抑郁情緒中。這與先前研究的結論基本一致[31]。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情緒敏感性，且女性更易受到負性情緒事件的影響[46]。而反芻思維高的個體極易反復思考負性事件。大量研究表明，女性的反芻思維水平顯著高于男性[27]。因此，反芻思維會對女性產生更大的影響，更易喚起女性的抑郁情緒。

本研究還發現，反芻思維和抑郁情緒在拖延和睡眠質量間的鏈式中介效應模型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女生組的鏈式中介效應高于男生。女性的反芻思維水平顯著高于男性[27]，且女生在情緒感知上具有優勢[47]，故當女生由于拖延未能及時完成既定目標時，更易出現反芻思維，更關注事件的前因后果，且更能感知到由此誘發的消極情緒。這種高度的認知喚醒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入睡時間，導致睡眠質量下降。而男生由于反芻思維水平較低，因此當拖延行為影響學習生活時，較少陷入到反芻思維中，也更少出現消極情緒，由反芻思維、抑郁情緒而引發的睡眠問題也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