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之所以求真、致善、盡美

高遠東

這個有關時代與文學的話題，沒有想到，自覺還年輕的我也要開始談論了。子平、平原老師是77級，我跟在座計璧瑞是大學同學，是79級。79級比較有意思，比較沾光的一點，是可以歸劃到“文革”以后恢復高考的所謂新三屆。在新三屆里面，77、78級以外還可以掛一個79級，處于太陽光芒邊緣，比較無感。但79級的過渡性也很有限，畢竟還有三分之一的大哥大姐們和自己同學，這些大哥大姐的經歷、學歷甚至所遭受的苦難，和77、78級沒有兩樣——我因此常常產生幻覺，覺得既然和大哥大姐們同學，其實也就是和77、78級同學，因此這個狹義的新三屆，就與時代的關系而言，其實屬于廣義的新一屆。我們的經歷、學歷乃至精神發展，共享著一個時代。

對于“同時代人的文學與批評”這個主題，我還是要發一下感慨。不管是文學，還是學術，還是文學批評，還是我們的生活，其實都是時代的產品。文學，它是時代的結晶。它不是由作家寫，而是時代通過作家之手所做的記錄，所做的想象，它是時代的現實性和可能性結合的產物。所以在存在的意義上，我們都是時間的產品。子平老師剛才所說的同時代人的經驗，決定著一代人的精神底色?！巴瑫r代人”這個概念是特別重要的，“同時代人”的經驗、遭遇，尤其是我們今天所感受到的強烈的光明、黑暗的界限的消失。我們自己的狀態是懸置的。我們自己沒有辦法確定我們的意義，只能在相對性的世界里邊相對地漂浮著、思考著。這和我們色彩鮮明、界限確定、非?！爸黧w化”的昨天非常不同。所以我在觀察和思考，時間流逝帶來的變化對我們意味著什么，為什么美好的人事都在不斷地失去。王富仁去世后，我在紀念王富仁的文章里就發了很多感慨。王世家去世后，我寫的《而已齋憶往》也是想把逝去的美好時光和人事記下來。想起這些，看著日漸衰老的老師們，我總是被濃烈的感傷包裹著。為什么好的東西留不住，為什么壞的東西反而能夠不斷地、體制性地生產，這是怎么回事？我想起了郭沫若的《鳳凰涅槃》里邊的凰歌，它在問：“我們年青時代的新鮮哪兒去了？我們年青時代的甘美哪兒去了？我們年青時代的光華哪兒去了？我們年青時代的歡愛哪兒去了？”它在那樣一個心情下面“集木自焚”，進行浴火重生的努力。所以我就想我們跟時代的關系在哪里？什么東西能夠留下來？

我自己，從我的個性來講，不是那種“大寫的人”，雖然堅守理性批判的求真原則，卻沒有什么宏大的精神氣象，我是很隨和甚至很愿意依附的人：我的老師們在的時候，我的學長們在的時候，我的朋友們在的時候，我愿意依附在與他們的關系中，圍繞或者跟隨在他們的身前背后進行思考，優游自在。他們寫出來好的論著，說出我想說的話，我覺得非常高興；說出我說不出的話，更覺得享受，就是這樣的一個情況?，F在呢，眼看著老師們一個個老了，學長們也慢慢地快要退出學界，退出這個研究、思考、進行學術文化創造的工作，而我這個跟跟派呢，就突然發現：我也快到了這個盡頭。因此就更加喪失閱讀、思考、積極寫作的動力了。這種狀態是怎么來的？據我的觀察，在日本的學界也有類似現象。我知道圍繞丸山昇先生有一個“三十年代研究會”，到丸山昇先生去世之后，研究會的不少朋友都進入抑郁狀態，有的甚至退出了學術界。我就想這種情況是不是和隨著時間的流逝、美好的東西留不住有關。所以，我們留戀這個美好時代、美好時光的人，就會產生這樣的心情。我其實跟錢理群老師、黃子平老師、陳平原老師他們這些特別積極地在一線進行學術創造、文化創造的人不一樣，我自己沒有什么一定要達到的目的，隨波逐流，比較有學術虛無主義的傾向。魯迅講道家人物，說他們是“薄周孔，蔑詩禮，貴虛無”，我覺得這好像就是我以后要跳的坑，一步一步地跳：薄周孔，蔑詩禮，貴虛無。當然虛無主義是一方面，另外一面，我覺得我要堅持中和主義。我在一個微信群里面看到兩派，左派和右派吵得不可開交，立場和價值觀對立和分裂，我就想做和事佬，說你們不要吵了，我和各位進行左右斗爭不同，我是想搞左右調和的，是想把魯迅和胡適搞到一起。我說你們能否想一想，魯迅和胡適的同是否大于異？如果我們退到魯迅、胡適文化價值觀的原點，再出發思考問題，分歧還會這么大嗎？他們只不過在政治選擇上有了分歧而已?？烧芜x擇那就是投票的選擇嘛，可以就事論事，完全沒問題！政治選擇不像文化的價值觀，這個東西才是最根本的。所以有什么可吵的，在我眼里，魯迅就是胡適，胡適就是魯迅。所以我自己喜歡搞這種中和、息爭甚至懷安，不愿意世界有紛爭、對立、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