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辨析的“同時代人”

我是抱著來聽子平老師講課的心情來參加這場討論的。以前因為各種原因，很遺憾一直沒有機會完整地聽子平老師上課，剛才的開場白有些簡短，聽得還有點不過癮。當然，聽的時候，我也做了一點筆記，下面就著自己的筆記，談幾點感受。

有關“同時代人”的討論，在子平老師這里并不是新話題，此前在不同場合、因不同契機已經有過展開。我讀過其中一些文字稿，當時讀的時候，就有一點好奇：現在有不少年輕人受阿甘本的影響，也喜歡談“同時代人”這個話題，子平老師講的“同時代”和年輕人講“同時代”是不是一樣呢？當然，聽了子平老師開場的發言，我們會知道，差別應該蠻大的。雖然他也提到了阿甘本，但大約只是一種援引、呼應的關系，他對“同時代人”這個概念的使用，歷史要長得多，剛才也講到，最早可以追溯到40年前，從源頭上說，更多與“別車杜”的批評傳統相關。用了什么理論資源，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子平老師已把“同時代人”變成了一個個人專屬、有獨特內涵的概念，這里面結合了太多他這一代人深厚的歷史經驗、思想感覺，也包括對于中國和世界40多年來巨大變化的理解。我們可以依照阿甘本的方式，從幾個方面作大致的說明，但這個概念在子平老師這里的意蘊，可能要更復雜、更難以言傳一些。事實上，要成為“同時代人”，也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事，不是說每過10年，自然就有一代人冒出來，這需要很多前提的條件。子平老師提到了歷史的斷裂，如果沒有這樣的斷裂，或一種由“斷裂”造成的時勢，在一個相對平安或內卷的時代，一代人可能根本冒不出來。即便冒出來了，估計也不會特別清晰，形象反而會是模糊、曖昧的。剛才慶東老師講，我們今天面對了既往時代的解體，面對了不太可知的未來，在這樣“時勢”中，會不會有新一代人出現？這需要進一步的觀察。但即便有了相應的歷史條件，成為“同時代人”也還需要主體的積極投入、實踐，甚至需要非常艱苦、非常堅韌的思想和知識努力。在座的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三位老師，之所以能夠成為“同時代人”，不單是因為彼此關系友好，更是因為在特定的時刻，他們共同完成重要知識思想的工作。這是很關鍵的一點。

為什么要談這個？在五六年前，我認識的一些朋友也在熱烈討論“同時代人”。我被拉去參加過他們的活動，認真聽了討論之后，感覺有點困惑，似乎并不是特別能把握“同時代人”的具體內涵。在阿甘本的定義中，要成為“同時代人”，第一條就是在深嵌于時代生活的同時，還要保持一種不合時宜性。所謂“不合時宜”的態度，自然是年輕朋友們強調的重點。年輕人總會有一種被社會忽略的感覺，總會有一些反體制的情緒，也總會尋求不同于當代通行思想的可能，這很正常。但我又覺得這樣的“不合時宜”又是很合時宜的，就像體制與反體制往往是同構的，由某種與社會對峙的感覺而形成的“不合時宜”，或許恰恰是一種時代給定的感覺，這并不是阿甘本意義上的“不合時宜”。如果真的要找到自己的歷史站位，成為一個可以稱為“同時代人”那樣的主體，需要艱苦的、長時期的努力，特別是社會感知和思想認知方面的努力。周遭的生活世界或社會環境可能不讓人滿意，甚至很糟糕，我不喜歡這樣的時代氛圍，所以我就是一個“不合時宜”的人了嗎？真的要做到“不合時宜”，首先還要了解、認識你所不喜歡的社會，才有可能從內部去對峙那些給定的感覺。

在阿甘本的定義中，“同時代人”概念的第二層意涵，涉及作為“同時代人”如何把古代帶到當代的問題。這似乎也是常識性的說法，比如，我們常常會說做研究要有“歷史的同情”，也會談文學史研究中的“當代性”，強調在返回歷史現場時不能沒有自己的問題意識，等等。對于如何將古代帶到當代，如何將歷史與當下打通，類似的討論我們不會陌生?？梢娴睦斫馄渲懈鼉仍诘膶哟?，可能沒那么簡單。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錢理群老師的《1948：天地玄黃》這本書對我影響很大，我后來比較多地著力于40年代文學的研究，基本也是沿了錢老師開創的軌轍。在這本書的后記中，錢老師特別談到歷史寫作要面對的一個“時間差”，由“彼”到“此”的“時間差”，歷史寫作因而應表現為一個不斷往返的雙向過程：

既要“由此及彼”，努力進入歷史情境，“設身處地”地去體察、理解彼時彼地的人（個體與群體）怎樣、何以作出這樣或那樣的選擇，也即某種歷史命題是怎樣產生的；又要“由彼及此”，“毫不回避”地正視與揭示在選擇（命題）展開與實現的過程中出現的一切嚴峻而復雜的事實（后果）。

在錢老師這里，“設身處地”與“正視后果”兩個原則，是相輔相成的，要求研究者既能入乎其內，在進入歷史現場時，保有同情的理解，又能出乎其外，保持一定歷史距離的冷靜與客觀。我覺得，這段話不僅概括了錢老師自己的研究經驗，同時也是某種“同時代人”經驗的總結，像錢老師、趙園老師這一代學者研究中飽滿的主體性，往往就表現在進入歷史內部的同時又對歷史后果保持“反思”的迫切態度。但如何“設身處地”去體察、理解“彼時彼地”的人的選擇呢？子平老師的一個說法很有意思，也很重要，他說要和過去的人成為“同時代人”，必須要有一種共享“無知”的感覺，就像底牌還未被翻開那樣，我們和當時的局內人一樣，都不知道未來會怎樣。我想了想，常見的“回到歷史現場”的研究，往往不是這樣，研究者好像總是知道了底牌之后，才心安理得去返回現場的。既然知道了歷史的結果和后果，返回時的心境自然會比較平安、有理性，自然也會自認為進入歷史的方式較為妥當?？杀е@樣平安的心境、妥當的態度，真的能進入“彼時彼地”嗎？依照子平老師的意思，可能只有分享了“彼時彼地”之人的“無知”，甚至分享了他們的茫然、焦灼，“彼時彼地”的歷史脈絡和多種可能性，才會真的向你敞開來。

其實，錢老師對“此”與“彼”之間辯證往返的文學史觀，后來也有進一步發展。在《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中，他還是談到如何看待歷史的“后果”問題，但強調“后果”的復雜性，有短期和長期的后果，也有正反兩個方面的后果。面對這樣的歷史復雜性，要有一種承擔重負的“堅韌”，避免以“成功”與“失敗”或成功程度的大小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避免完全排除歷史的偶然性，把某種趨勢和選擇視為普遍的必然。這些思考都非常有啟發性，和子平老師的談到要共享“無知”的感覺，我覺得是比較接近的。最后再談一點，前面幾位老師不約而同，都提到了當下的時代狀況，包括陳平原老師談到“后冷戰”時代似乎也已過去，新一輪歷史即將拉開序幕。這種危機的、對未來不確定的感受，這種時間即將重新開始的感受，在作為我們研究對象的“現代中國”不止一次出現。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有能力把歷史中的人變成我們的“同時代人”，重返那些危急的時刻，分享那些“無知”中的迫切思想，我想，不僅對我們的研究很有幫助，對于怎樣去理解、把握我們自身的時代處境，也應該是有幫助的?！?/p>

（姜濤，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