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與雜文報刊交往的文字歲月

The Memories of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me and the Essay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Zhao Zhenyu

Abstract： As a political discourse genre that integrates news and literature， essays have always been favored by peopl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recalls the years of the associations with the essay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nd then uses Mr. Fang Hanqis inscription “A thorough materialist is fearless” for the book of “Telling the Truth” to express the author's consistent attitude in academic research in journalism and miscellaneous writing.

Key words： Essays; Telling the truth

摘 要：雜文作為將新聞與文藝融為一體的政論文體，一直以來就受到人們的青睞。在本文中，筆者回憶了自己與雜文刊交往的文字歲月，并借用方漢奇先生為《講好真話》所作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題詞，表達了筆者在新聞學學術研究和雜文創作中的一貫態度。

關鍵詞：雜文；講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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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文作為將新聞與文藝融為一體的政論文體，一直以來就受到人們的青睞，魯迅先生是一面旗幟。我國改革開放之初，雜文是人們最早“重拾”起來的“批判的武器”，隨著改革開放的興起，也帶來了雜文“武器的批判”。這里需要介紹的是中國第一份《雜文報》和《人民日報》舉辦的“風華雜文征文”。

《雜文報》創刊于1983年，由時任河北省委書記高揚主持創辦。1994年，《雜文報》被中國新聞學會、北京工人集報協會評為“我們最喜愛的全國百家優秀報刊”之一。在辦好報紙的同時，雜文報還開展多種形式的雜文活動，利用不同的方式和途徑，團結全國廣大雜文作者，繁榮雜文創作，促進雜文事業的發展。1985年，雜文報組織召開了新中國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雜文研討會——北戴河雜文研討會，全國有28個省、市、自治區的100多名雜文作家、雜文編輯和雜文理論研究者前來參加研討。該報先后與解放軍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等聯合開展雜文征文活動，與山西人民出版社合作編輯出版《中國雜文鑒賞辭典》，有人稱其為我國第一部有關雜文的百科全書。從1985年開始，雜文報創辦了雜文刊授學院，共招收9期學員。組織編寫了我國第一套較為系統的雜文教學叢書，共8種，一百多萬字，培養學員達八千多名。雜文報還在全國組建了39個通聯站，初步形成雜文的信息網絡。該報曾在2011年改版，改版后的報紙每周發2期，分別在周二、周五發刊，版面為8版4開 ?！峨s文報》于2014年12月25刊發啟事，2015年1月1日起?？?。

1988年7月至9月，《人民日報》“大地”副刊舉辦了一次“風華雜文征文”活動，短短不到3個月的時間就收到7000多篇來稿，編輯部選擇了61篇刊出。12月15日新華社記者郭玲春在《民主興，雜文盛》的消息中稱：此番征文舉出“魯迅精神是雜文高舉的旗幟”。集于麾下的，文化人自不必說，基層來者如干部、技術員、個體戶中也大有精粹之作，人數是一半對一半。于是，“以鳳引凰”，《人民日報》的“大地”上一片唱和之聲。究其故，是因為撰文者切近現實，由此激發情感，為改革開放為民主科學鼓與呼。在民主漸進的今日，終于迎來了雜文的一次“無霜期”。有群眾來信稱：“專家學者、平民百姓平等參與，充分體現了我國言論自由和學術研究的和諧氣氛 ?！笨蚂`贊：“雜文繁興是思想活躍、言路通暢的表征?！?；秦牧為此作一總結：民主興，雜文盛。他說：“蒸餾水般的社會既然永遠不會有，那么，讓雜文更興盛起來吧！”《人民日報》1991年開辦《金臺隨筆》專欄，將副刊雜文化，季度評獎與舉辦征文活動，成為該欄目經常的運作方式。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大地”副刊一度出至周三刊，幾乎每期都有1篇以上的雜文見報，每年刊登的雜文多在百篇上下，有的在發表時還配發了漫畫。漫畫的巧妙配合，使雜文增加了可視性，而雜文與漫畫的適當搭配，也成為《金臺隨筆》欄目的一個特色。2001年我調入大學，為該欄目寫了一篇《當老師的感覺》（2001年9月6日），反映了自己職業轉行的感受，獲得當年“金臺獎”。

這就是當時媒體上雜文寫作和刊發的形勢。正是在這種文字環境里，我也學習寫作了一些雜文，感受到在雜文世界里的另一種文字樂趣。

《雜文報》是刊登雜文最多的地方，也是我投雜文稿最多的媒體。多年來，該報先后刊發了我寫的多篇雜文隨筆，有的還獲得了獎勵?！懊裰髋d，雜文盛”促使了全國不少媒體紛紛開辟雜文、隨筆專欄專版，那里也是我寫作的廣闊天地。20世紀80年代，寫雜文生意興隆，也頗叫座。全國性、地區性、聯誼性的雜文大獎賽、小獎賽此起彼伏、連年不斷。優勝者除了能獲得精美獎狀、豐厚獎金外，還有“二鍋頭”“老白干”若干，以酒助興，舞文弄墨，“老九”們自然悅乎！

隨著反腐敗的深入，在媒體上經?？梢宰x到某某大官被揭露之事。但是，讀了這些報道卻不免生出一些思緒來。一日讀新華社報道得知，湖北省原省長張國光嚴重違紀違法，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央紀委決定，給予張國光開除黨籍處分。鑒于張國光的問題已涉嫌犯罪，此案已移交司法機關依法處理?！昂庇滞诔隽艘粋€腐敗分子”，這是報道給國人的第一印象。

那么，張國光到底是哪方人氏，犯了哪些法呢？從資料中查詢，張氏系遼寧綏中人，長期擔任沈陽市和遼寧省的負責人，1998年任遼寧省省長，2001年2月調入湖北后任湖北省省長，2002年10月辭去省長職務。報道中說，他在遼寧工作期間（未提他在遼寧的職務），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以及收受禮金、貴重物品共計折合人民幣96萬余元。消息中只字未提他在湖北的罪行。一個長期生長在遼寧工作在遼寧的領導人，到湖北不滿兩年就被抓出來了，實在令人費解。于是我寫了篇《張國光是怎樣當上湖北省省長的？》——

張國光調到湖北，是由中央任命并通過省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當選的。從組織和法律程序上看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是，當時就有傳聞，他和“慕馬案”有關，調虎離山是為了便于查清遼寧的大案。從現在公布的情況來看，這種傳聞是正確的。但是，對于這樣一個“腐敗嫌疑人”，為何非要調到湖北才能解決遼寧的問題，而且還要出任行政一把手？須知，湖北素有“九省通衢”之稱，在全國處于重要的位置（即使安排其他省區也是不妥當的）。如此重任讓一個“腐敗嫌疑人”去掌權，他能搞好工作么，如此這般對得起湖北以至全國人民么？不論哪個方面說，這樣的安排調動都是不妥當甚至是錯誤的。將一個“腐敗嫌疑人”確認為“腐敗分子”是要經過一個過程的，希望有關方面再動動腦筋，想想別的辦法，不要讓以后的“腐敗嫌疑人”再異地做官。辦法總會有的，我相信。

文章中還寫道：“從查詢中我還得到這樣一條消息，當時張國光當選省長是經過湖北省人民代表大會的644位代表投票通過的。一個‘腐敗嫌疑人竟然通過大家的一票當上了主持全省行政工作的一把手，作為人大代表來說，難道不也該反思一下么？”

最后要說一點的是我們的新聞媒體。當時，至少是遼寧和湖北的媒體對張國光的調動是有議論的，而且有的記者已經掌握了確鑿證據。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不能提出一點不同意見或通過有關渠道向上面反映一下呢？如果當時有適于媒體發表不同意見的環境，又有一些敢于發表不同意見的記者們，我想有關方面和省人大代表也是會作出新的決定的。最近通過的黨內監督條例，對輿論監督有了新的保障和要求，以后的事情或許會好一些的，我希望。

張國光作為湖北省出現的貪官，由他而起的質疑文章在湖北當地多家媒體卻發不出去。輾轉兩個多月后在外地的《雜文報》上發出來了，而且上了網易2004年度熱點關注的第二條。反腐敗一直在路上，腐敗分子和反對腐敗分子的文章也就不會少。只是希望二十年前“張國光”一文中出現的問題少一點再少一點。

（2004年4月6日，《雜文報》）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梢钥吹揭恍┐蛑柏撠煛逼焯柕牟回撠熜袨?，混淆視聽，害人誤事，嚴重的還禍國殃民。比如說，因為外校組織師生出外活動發生車禍，為了對師生和家長“負責”，于是本校發出通令，取消一切組織師生外出旅游、開會、考察等活動。因為一處小煤礦、小磚廠、小作坊發生事故，為了對上級檢察機關“負責”，當地政府或主管部門一紙命令，停開一切小企業（也不論這些企業是否合法，是否有效，是否對社會作貢獻）。? ?因為要迎接各種各樣的節、慶、會，為了對各種形象工程和上級首長“負責”，停止或拖延了原本就很急迫的城市建設，以至給城市居民造成三年至五年的出行不便和由此帶來的眾多麻煩，行政首長解釋，這是為了市民美好的明天……

針對這種現象，我寫了一篇《警惕“負責”的不負責行為》——正是因為他們的“負責”，沒有了車毀人亡發生的可能性，免去了師生家長擔心的后顧之憂；正是因為他們的“負責”，關閉的小企業再也不會冒煙轟鳴，不會發生安全事故了；正是因為他們的“負責”，在節慶會期間，城市干凈、交通暢行，各位領導、客人笑盈頻頻。

但是，正是這些貌似負責的行為卻恰恰是一種很不負責的舉動——正是因為他們的不負責行為，使師生們失去了走向社會，走向實踐，感受大自然的機會，溫室里能夠培養出棟梁材嗎？正是因為他們的不負責行為，使那些守法的小企業倒閉，大量務工者丟掉了飯碗，煤、磚等商品價格猛漲，由此，是否又促成了許多新的腐敗滋生？正是因為他們的不負責行為，城市居民承擔了他們不該在那個時間、地域和程度承受的苦痛，決策失誤難道不是最大的失職么？

為什么還有那么多的領導干部打著“負責”的旗幟，實際干著不負責任的事情，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的干部考核和任用機制上還存在著嚴重問題。說假話，干假事，一切都是為了對上級領導負責，而有時候有的上級領導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正需要這樣的下級表現?！吧嫌兴?，下必效焉”，扭曲的干部任用和社會賞罰機制才造成了當下的不負責任現象。至于社會上時常出現的以人頭擔?！柏撠煛钡?，以黨性原則“負責”的，以丟烏紗帽“負責”的，以巨資賠償“負責”的，我們更不要相信他們。

今天我們進入了新時代，但是這種以“負責”姿態出現的不負責行為，仍然表現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堅持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精神，不斷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提高治理能力，使廣大干部真正擔當起為人民服務的職責來，仍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時下，各地經常會舉辦一些諸如經驗交流會、典型報告會、理論研討會和決策咨詢會等一類的會議。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會議。大凡這樣的會議，有關方面的領導也都是十分重視的：主席臺上有他們的身影，會議日程上有他們的致辭，與代表合影的照片上有他們的形象。一日，筆者應邀參加一個關于和諧社會與媒介責任的學術研討會。我在作大會發言時無意中發現，臺下前排的座位席上整整齊齊地擺著一些參加大會領導人的臺簽，卻沒有了他們的身影。于是，我就此發表了一點感慨，問了一句：“前排就座的領導哪去了”，結果引起與會代表的一陣共鳴。會后，我寫了一篇《前排就座的領導哪去了》——

…………

領導者參加一些會議，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一種姿態，更重要的在于，這樣的會議往往能為領導者提供一個緊張有效的學習和掌握民情實情的好機會。既然如此，我們的各位領導同志，有什么理由只出席開幕式與代表合影后就離會了呢？我不解。

領導人一般都很忙，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領導人很忙，平時就很難有時間坐下來系統學習、聽取和思考一些問題。凡事我們都講效率，講投入和產出之比，在學習和掌握實情方面我們也要提倡講效率。有選擇地參加一些高質量的會議，自始至終把會議開完，也是一種講效率、求真務實的表現。我們應該提倡這種工作和學習方式。

這里講的是那些很重要的會議。對于那些只需要領導者上臺剪剪彩、照照相的會議不在此評論之列。

《解放日報》“朝花”副刊是一個頗有知名度和影響力的專版，“雜文”是他們的一個品牌，我也學著寫作，其中有兩篇文章被《新華文摘》轉載。1990年舉辦的亞運會上，我國某些傳統獲獎項目中出現了危機，如乒乓球比賽，男團失去了決賽的機會，女子雙打又敗于韓國拍下，金牌和獎牌被別人奪去了。于是乎，有人大呼“狼來了”。就此，我寫一篇《“狼來了”又何妨》——

……

自然界的狼來了，會奪走小羊羔；體育比賽中“狼來了”會奪走金牌、銀牌、銅牌。作為牧羊人，作為運動員、教練，當然應該提高警惕，增強敵情觀念，根據“狼來了”的特點采取各項有效措施，亡羊補牢為時還不晚。羊丟了，獎牌丟了，還高枕無憂或幸災樂禍，便有馬大哈甚至居心叵測之嫌，不足為取也。

然而。世界上的事很復雜，很多情況需從多方面看才是，“狼來了”便為一例。

“狼來了”好不好？

其一，不好。由于“狼”先生的到來，把本來該我們奪取的獎牌奪去了或在我們摘取獎牌的征途中設下障礙。如果一路順風，全部獎牌囊括，那該是多么風光的事呵?！袄莵砹恕碑斎徊缓?。

其二，正是由于“狼”先生的到來，才使我們領教了“狼”的各種招數，在和強手的對峙中暴露出我們的不足和弱點，找出差距，迎頭趕上。因“亡羊”才去“補牢”，還不正是我們常說的“交學費”么？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這難道還不是“狼來了”的功勞么？從這個意義上說，則還是時而有“狼先生”光臨才好。

“狼來了”又好又不好，這似乎很矛盾。其實，世上的許多事都是這樣對立的統一，這也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

……

試想一下，如果有朝一日，中華兒女囊括了亞運會和世界奧運會全部獎牌（當然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假設），那么還有必要舉辦亞運會和世界奧運會嗎？

“狼來了”需要提防，但沒有了“狼”就好了嗎？

大千世界，紛紜繁復，既有許多復雜的問題，也有許多簡單的問題。一般來說，復雜問題，由于其種類多，頭緒雜，涉及面廣，牽扯因素多，因而認識它、解決它也就較為吃力、費時；反之，簡單問題，結構單純，頭緒少，涉及面窄，牽扯因素少，因而認識它，解決它也就容易、迅速一些。盡量使復雜的問題簡單化，該簡單的問題不復雜是可行也是必須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特別是涉及人們利益或關系某項工作決策時，卻總有那么一些人恰恰把應遵循的基本原則給忘記了（不一定都是無意的），屢屢出現把該復雜的問題簡單化，該簡單的問題復雜化的怪現象。為探究此怪現象，我撰寫了《關于“簡單的事情辦不好，復雜的事情辦得漂亮”之研究》——

……

美國休斯公司副董事長鮑夫曼對中國發射“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的氣象預報、發射時間、衛星入軌的精確度大為不解：中國是個神秘的國家，也是一個奇怪的國家。有些看起來很簡單的事情辦不好，但這么復雜的空間技術居然干得如此漂亮！

誰來幫鮑夫曼解開這個神秘奇怪之謎？

有人說簡單的事情很容易就辦好了，辦事者的能耐何以體現？有人講，辦事情就講認真，事情辦得太快，難免有草率之嫌；也有人說三處九科一十八股，如此眾多機構，人人過問，不是更能體現民主的作風、集體的智慧嗎？也有人講，并非所有簡單的事情都辦不好，所有復雜的事情都辦得漂亮，這要看誰交辦，誰去辦，為誰辦；當然也有人講，這是鮑夫曼故意挑中國人的毛病，希望我們把復雜的事情辦槽，把簡單的事情辦砸，別理那一套，走自己的路……

嗚呼！但愿這些都不是正確答案！

《文匯報》是在國內外具有廣泛影響的大型綜合性日報。該報不僅報道、理論宣傳做得好，副刊也很有影響，“雜文”就是一個名牌專欄。我在上面寫過一篇《假如我又活了》的雜文，是因為我在前一年《武漢晚報》舉辦的“全國晚報雜文大賽”上曾寫過《假如我死了》一文。

在一年前論“死”的文章中寫道：“那天，我安臥在鮮花翠柏之中，沉浸在貝多芬《命運交響曲》簡潔有力的樂曲里。突然耳邊傳來十分熟悉，帶有地方色彩的鏗鏘聲語——安息吧，我們的好同志！你要求入黨十八年，是一位經得起組織考驗，沒有在組織上入黨但在思想上已經入黨的真正共產黨員?，F在，我宣布機關黨委的正式決定——我太累了，沒有聽清后面的話……

我再也睡不下去了干脆把耳朵豎長一點，眼睛是睜不開了——你具有強烈的革命事業心和高度責任感，是我們學習的楷模；你剛正不阿，實事求是；你關心老同志，熱愛下一代，堪稱青年楷模；你人到中年，還是孑然一身，真是晚婚晚育的模范。緩緩而行的告別人群中，不時傳來抽泣和嘆息聲。我仿佛聽見老丁說我思想解放，開拓創新，小王說我學識淵博，思維敏捷，老肖說我廉潔奉公、艱苦樸素，小楊說我嚴于律己，寬于待人……假加我死了，人們還像對活人那樣待我，假如我還活著，人們像對待死人那樣對我，那該有多好??！”

在一年后論“活”的文章中我寫道：“現在首先宣布，撤銷去年對你的悼詞。你十八年始終不渝地要求入黨，這種精神是值得肯定的。未能如愿，說明你還存在不少缺點、弱點、毛病?，F在你又活了，再接著努力吧！副科級的任命雖然已經批下來了，因為你又活了，加上群眾也有意見，暫緩宣布執行；準備調給你的兩間總共12.5平方米的住房，因為你的死亡警報已經解除，改作他用；你用三年時間研究寫出的那份學術論文已打出清樣，原準備送出去發表，現在你又活了，咱們就慢慢來研究一下，好好推敲，不要忙于發表了……接踵而來的人群，還在漫無邊際地發表各種議論，重新‘正確認識我這死灰復燃的生靈。我聽著聽著，不禁長嘆一聲：‘假如我活了，人們還像對死人那樣待我；假如我死去，人們像待活人那樣對我，那才真是好??！?！?/p>

就生死話題，我還在《云南日報》寫過《更新一下“死”的觀念》（1991年1月18日）《悼詞外的頌歌》（趙振宇著《與靈魂對話》197頁，長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出版）《遺囑》和《豪華墓地為哪般》（分別載于1994年8月20日和12月24日《吉林日報》）等。

報紙上經常有關于狗咬傷人、咬死人的報道。君不見，那打狗制狗者也大有人在。據《春城晚報》報道，云南省丘北縣一農人將該縣酒廠黨支部書記的一條花狗打死。結果呢，打狗者披麻戴孝，為死難之犬上墳，并從東門到西門沿街學狗爬，這算不算英雄創舉？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江蘇省沛縣人大常委會主任梁氏養一狗，咬傷多人，受到公安、防疫、新聞部門的干預。結果呢，他比那位支部書記更厲害——“群眾算什么東西”，“我還在位，只要我一跺腳，你們就別想出沛縣城！”為此，我寫了一篇《狗咬人，新聞乎》——

…………

人已死去自然不能復生，但瘋狗的主人在哪里，我想不難找到。即便是條喪家犬，將其擊斃，我想也不是件難辦的事呢吧？但終究未見下文。

什么是新聞的定義，這是新聞學家研究的事，我不明白，也不便評說。但作為市民，我總在想，狗咬人，人打狗這類事還是別當新聞好。

早年，魯迅先生就有過《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的檄文。半個世紀過去了，當年那些沒打死的狗，也不知如今又繁衍了多少代子孫和異化了多少個新品種。但先生說的“狗性總不大會改變的”，“咬人之狗，我覺得都在可打之列”總是對的。我想，這話大概不是僅僅對那位支部書記的花狗、人大常委會主任的黃狗的吧？

人生在世，總要做很多很多的事，也要聽很多很多的話，如果所有這一切都和去世時人們的評價相一致該多好??！人活在界，歷經滄桑，砥礪前行，如果處處都能聽到離去時的話語，那么對奮斗者來說該是多大的激勵！假如我死了，那畢竟是“假如”，假如我活了，可卻是真實的存在。死亡只在一瞬間，生活卻要付出很多。為了讓“假如”更美好，為了讓存在更真實，作為這個時空中的你、我、他，我們大家，不是更需和諧相融、互勵共進嗎？——這確不是假如，而是真實的存在啊。

在有些情況下，隨便說說，不僅可以而且還會收到好效果。但是，不能凡是講話，都隨便說說，那樣不但有損領導形象，影響群眾對領導的信賴，而且還可能因講話的隨意性貽誤工作。前不久，聽說一個留學生代表團回國參觀訪問，就國內改革開放中的一些問題與有關方面負責人舉行了一場座談會。沒想到負責接待的某位領導干部，打著哈哈說，今天很高興與同學們見面，但本人沒有什么準備，就隨便說說吧。同學們一聽，這么重要的會議，本想就一些不解的問題聽聽領導同志的意見，沒想到這位竟沒有準備，隨便說說。有的同學當即便告辭了——“誰有時間聽他侃大山”——座談會不歡而散。

為此，我在《隨便說說》一文（1991年8月5日《經濟日報》）指出：“身為領導，出席重要會議，既要講話，就應認真準備，有的還須集體研究、討論。逢會必講，逢人必講，講起來不受時間、范圍、政策的限制，想到哪說到哪，怎么方便怎么說，這種‘隨便說說的作風在某些時空里是不適宜的，在某些文字表述里也是不妥當的?！云浠杌?，使人昭昭，歷史留給我們的教訓太多了?！S便說說也并非領導者的專利，凡正常人開口講話都會碰到，都該提醒一下自己才是?！贝宋墨@得該報舉辦“王府井隨筆征文”的獎勵。

改革開放，新觀念、新事物層出不窮，目不暇接。各地開展的“假如……”活動便是一例。君不見，商店開展“假如我是一個顧客”活動，改善了服務態度；醫院開展“假如我是一個病人”活動，提高了醫療服務質量；機關開履“假如我是基層，我是群眾”活動，轉變了工作作風。真可謂，神州大地處處都“假如”，就連小學生也不例外。前幾年羊城開展“假如我是市長”活動，不是有一位小學生因提出一條好建議而受到廣州市市長的接見和嘉獎嗎？

為此，我在《假如沒有“假如”》（1991年9月30日《法制日報》）一文中寫道：“說‘假如活動好，是因為它確實可以促使人們轉變態度、改進工作、提高效率。在需要開展‘假如活動的地方和時間還是開展一些為好。但是，開展‘假如活動的基礎是人們的情感，而情感的變化是不穩定的。即使‘假如那陣子做好工作，也難以保證‘假如以外的更多時間（這才是真正社會角色的時間）有好的表現。搞好本職工作，這是崗位職責對每個崗位人的要求，這里不需要任何假定關系。為達此目的只有從理性的角度，在法制的軌道上，不折不扣地執行各項規章制度。假如各地區、各單位、各行各業都做到這點或都努力去這樣做，那么，我們還需要開展‘假如活動或大力提倡開展‘假如活動嗎？我們的新聞媒介還會有大量宣傳‘假如活動的報道嗎？當然，我這也是一個假如?！贝宋脑谠搱蟆傲佳哉魑摹闭魑闹蝎@獎。

“辯證法承認世界上的事物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互相過渡和轉化的，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就是一例。然而，近來翻閱設報刊，發現了另一種‘壞事變好事……

在大力宣傳‘壞事變好事時，也應該想一想這些‘壞事是怎么產生的？我們該吸取哪些教訓？這樣，我們才能聰明起來，少犯或小犯一些錯誤，尤其是避免犯那些重復性的錯誤，從而把我們的事情辦好一些。領導要走在‘運動的前面，隨時掌握工作進程，把問題和亂子解決、消滅在萌芽狀態，這是‘壞事變好事的前提；科學地總結錯誤和挫折，從中認識和把提事物發展的規律性，是少出亂子或出了亂子能迅速糾正、平息的重要保證；明確當事者的責任，對官僚主義，對瀆職、過失、消極怠工者（領導者和執行者）予以行政或刑事的追究，是促使‘壞事變好事并少產生壞事、多辦一些好事的關鍵所在。有了這幾著，還會左一次右一次地‘交學費嗎？”（1990年7月9日《南京日報》）

我在《深圳特區報》“議政茶座”寫了一篇《形式主義為何屢禁不衰》——

形式主義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人們主觀認識上的問題或心懷叵測者外，大都與社會提倡什么、獎賞什么，反對什么、懲罰什么有關。試想一下，如果講大話、講空話、講假話的人都得不到信任和重用，如果做表面文章好大喜功，搞形式主義弄虛作假者都要受到指責和處罰，有誰還敢如此膽大妄為？當然，用形式主義來糊弄自己，又用形式主義去欺騙別人的人自然不是什么普通人。所以，反對形式主義，講究求實務實，重要的還是從領導者做起。建立有效的社會激勵機制，對于真抓實干卓有成效者予以獎賞、表彰，對弄虛作假空談誤國者予以懲處、批評，難道不是杜絕形式主義的重要一環嗎？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一直堅持反對形式主義。黨的十九大召開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就新華社一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新表現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指示強調，糾正“四風”不能止步，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在新華社調查的新表現中有一條就是“不怕群眾不滿意，就怕領導不注意”（2017年12月12日人民日報）。形成的原因和解決的出路在哪里？我在2018年1月31日《人民日報》一版“今日談”評論中寫道：“一個地區、一個部門的工作作風怎樣，群眾感受最深，也最有發言權?，F實中，為何有的干部‘不怕群眾不滿意，就怕領導不注意？除了權力觀、政績觀出了問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群眾評價沒能轉化為影響干部去留升降的硬杠桿。在這個意義上，要讓‘群眾意見得到實質性尊重，既要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觀念，也有必要進一步用好群眾的評議結果。作風好不好，群眾來監考?！裁词亲餍?，什么是真正聯系群眾，老百姓一眼就看出來了。更好地讓群眾參與、受群眾監督、請群眾評判，才能以好作風成就新作為?！蔽恼虏婚L，講的道理卻是真切的。只要我們思想明確了，制度落實了，人民群眾的意見能夠確確實實決定干部的職位了，那么在全局上，在大勢上，形式主義還不能有效地被扼制嗎？

（1995年3月1日《深圳特區報》“議政茶座”）

我先后在《福建日報》刊發《“要獎”與“給獎”》（1993年2月13日）、《婆婆也不是好當的》（1994年12月11日）、《誰是真正的上帝》（1990年5月26日）、《腦袋長在自己脖子上》（1996年7月3日）、《要廉政更要勤政》（1996年6月月6日）等文章，前面兩篇雜文還在征文中獲了獎。前一篇文章寫的是：當今時代竟有人公開大模大樣要求獎勵了。報刊上有人做文章，對伸手要表揚的人伸出一個指頭刮臉皮，看來是持否定態度了。我在文章中寫到，獎勵是重要的，國家憲法和法令都有明確的規定：“獎勵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獎勵科學研究成果和技術發明創造”，“特別要辦好若干種代表我們民族科學文化水平的，被視為崇高榮譽的獎勵”。一個人僅為個人的名利而勞作，顯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社會如果忘了對人們的獎勵，那么社會正氣將難以樹立，社會生產也將難以迅速發展。誰對獎勵輕視，必將受到輕視獎勵的懲罰；同樣，誰對獎勵濫用，也必將受到濫用獎勵的報復。為何有人敢于不要臉面要表揚，為何有人作出了卓越貢獻受不到應有的嘉獎，為何有人把獎勵當成自己的私物可以隨意賜人，這些難道不該引起獎勵法規制定者、執行者們的深思嗎？后一篇文章是對行政管理中上級機關如何與下級管理部門處理好相互關系問題發表的一些意見。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不僅中國內地報刊上的雜文興盛，香港地區的報紙也常?？l此類文章。

大千世界，無奇不有，消費還有強迫的嗎？有，朋友碰到過，我也遇過。一次，朋友慕名到南方一城拜名樓。導游小姐遞上一張登樓門票，朋友喜握。緊接著，導游小姐又遞上一張欣賞音樂的門票，朋友納悶了，音樂會哪兒沒有，為什么跑這么老遠來欣賞？雖說是當地出土古樂器演奏（其實只是放放錄音磁帶而已），聽不聽也得由游客自己決定呵，哪有強迫人“欣賞”之理？后來才知道，這些門票都是要掏錢的。就此，我寫了《強迫也能促使“消費”么》——

早些年貨物緊俏時，常有強迫搭配銷售的現象。如今，形勢好了，消費者持幣待購，強迫搭配銷售的現象沒了或很少見了。隨著人們消費水平的提高，參觀、旅游、欣賞的機會漸漸增多了。如何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時也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第三產業的發展，這是一切從事經濟、文化、服務等行業的同志應該認真研究的問題。但是，無論如何，“強迫消費”不能算是一種好辦法。

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競爭原則，即優勝劣汰、按質論價。任何企業、任何單位，要想賺錢，要想吸引消費，要想保證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根本一點在于生產優質的產品、提供良好的服務?！拔⑿Ψ铡焙我允艿酵瞥?，以我之見，便是以優質的產品、良好的服務使消費者“愿者上鉤”、常來常往。做生意都想圖個吉利，長有長發。但“強迫消費”只是短期行為，命肯定長不了。當然，要使消費者“愿者上鉤”，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只要經營者們認清了形勢，多動一些腦筋，辦法總是會有的。這里還想補充一句，對于那些提供“強迫消費”者，有關方面應該干預一下才是。

我在《舌頭的功能》一文中寫到——

舌頭，除了有辨別滋味的作用外，它的最大功能就是發音說話。大凡正常人哪個不說話呢？可人和人不一樣，有的人說起話來有板有眼，有根有據，叫人聽了感覺舒服，想要信服；有的人說話丟三落四，東扯西拉，聽者往往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心中無底；有的人說話丁是丁，卯是卯，好是好，壞是壞，不夸大，不縮小，對上不卑，對下不亢，有成績說足，是問題講清，可謂一片真心可對天；有的人擠眉弄眼，阿諛奉承，欺上瞞下，頤指氣使，好人可以說壞，壞人可以說好，大事可以說小，無事可以生非，有道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有人說講好話容易，我看未必。成績雖然都講足了，但像開中藥店樣樣都有、面面俱到，以誰為綱，如何發揚才能使整體素質都有提高，榜樣如何樹立，經驗如何介紹，把好話說好可得要動番腦筋才是；有人說批評人最容易，不講情面就行了，不是有“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嗎？話雖這么說，但想治病又想吃甜藥的卻不少，各種糖衣片不是應運而生嗎？看來，要想批評人有好效果，選擇對話的時間、地點、談話人和問題的切入點是十分重要的了。把好話講好不易，把批評話講好更難，這也是一門藝術。

其實，難的還在后面——哪個人前不說人，哪個人后無人說——信息在傳遞中的扭曲卻是最難防的啊。請記?。撼Ｔ谀忝媲罢f人家如何如何的人，一定不要相信他親近他，因為，他也會在別人面前說你怎樣怎樣；同樣，也莫忘了，如果你老在張三面前說李四，在李四面前說趙五，最后就會說到你自己。千萬不要去干那種搬起石頭砸自己腳、聯合別人來打倒自己的蠢事。

講真話是人的本能反映，講好真話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在《雜文報》上寫了一篇《今天，我們怎樣講真話》——

何謂講真話，我以為它至少應包括以下兩種情況：其一，真實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話，經過實踐檢驗它是正確和基本正確的話。其二，它是發自肺腑的由衷之言，它可能是不正確不全面甚至是錯誤的話。不論是哪一種，它都是人們真實意見的表達。

今天，我們該如何講真話？首先，利用大眾傳媒講真話。其二，在崗位上講好真話。其三，對當事人當面講真話。其四，講真話要合法規、合情理。

講真話好，講真話難，唯有難才需要我們大家都去努力實踐——要有新聞的敏銳和理論的深刻，能在發現問題或問題端倪時快說真話；要在人們趑趄不前、囁嚅而言時敢說真話；要在人們能說真話時說好真話；要將真話時常掛在嘴邊常說真話；要在講了真話后被實踐證明是不正確或錯誤后認賬改錯。講真話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從能夠做的地方和時間做起，比如從我們時?？吹胶吐牭降纳缯?、報告、演講和主持人的最后一段空話套話刪去開始，講符合當時當地情況管用的真話來。

怎樣講真話、怎樣把真話講好，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和技術問題，同樣需要有一個良好的政治氛圍和輿論環境。經過十多年的努力，2019年11月我在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講好真話》一書。這是一本有利于提高公民政治思想文化素養的普及讀本。該書把握時代背景，以積極審慎的政治格局和理論視野，指出人們在不斷追求豐富物質生活的同時，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需求也日益高漲。提倡講真話，鼓勵講真話，科學有效地進行意見表達，是人們積極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和諧人際關系的重要內容。全書從民主意識、科學精神、獨立品格和寬容胸懷四個層面闡述了新媒體時代敢于講真話、講好真話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說明了培養與提升這些基本素質的意義和方法。指出，當下提倡講真話和鼓勵講好真話，反對講假話和懲治講假話，建立良好的輿論環境和管理體制仍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需要整個社會、媒體和公民的共同努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時間則最終評判認知與實踐的是非功過、真偽優劣。該書榮獲湖北省社會公益出版基金獎勵項目，列為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與華中科技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科共建項目。

2022年2月新春佳節前，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榮譽教授、中國新聞史學會開創會長方漢奇先生為這拙著題詞“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方漢奇的題詞引用的是毛澤東1957年《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方先生是一位“信仰共產主義”的老戰士，他從事70多年的新聞史研究。他認為，在研究中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原則，既要反對“左”的也要反對“右”的思想影響。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到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接見了方漢奇等老教授、老專家。第二日，中央電視臺報道社會反響時，在新聞中再次采訪了方先生?！皬氐椎奈ㄎ镏髁x者是無所畏懼的”題詞，是他一生從事學術研究的寫照，更是對我的鞭策和鼓勵。

（趙振宇著《講好真話》，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

（2022年2月方漢奇先生題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