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費、金融支持對制造業綠色創新的驅動效應研究

陳庭強,李先釗,李澤煜,劉 夢

(1.南京工業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江蘇 南京 211816;2.中國科學院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北京 100190)

一、引 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在不斷提升工業化、加快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環境污染、生態系統失衡、碳排放強度高等問題日益凸顯。2021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達到了52.4億噸標準煤,比2020年增長5.2%,煤炭消費量、原油消費量也分別增長4.6%、4.1%,天然氣、太陽能發電等清潔能源消費量僅占能源消費總量的25.5%,339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35.7%的城市環境空氣質量超標(1)數據來源于《2021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近幾年,中國密集出臺多項政策文件,不斷加強和完善生態環境保護和綠色低碳發展的頂層設計,推動企業綠色創新和技術升級。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于2019年聯合印發了《關于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的指導意見》,明確了綠色技術是指降低消耗、減少污染、改善生態,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興技術。因此,在當前能源消費量持續走高態勢和碳排放雙控政策下,借助金融活動的引導和驅動作用,加速綠色低碳技術創新與應用,推動產業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是實現美麗中國的重要路徑[1-2]。

企業是創新主體,也是推動創新創造的生力軍,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就是創新。在中國明確提出的2030年“碳達峰”與2060年“碳中和”重大戰略目標驅動下,傳統制造業通過綠色創新手段實現向“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的大轉型已經成為適應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新常態的必然選擇[3]。然而,影響企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政策因素以外,還涉及企業內部因素[4]。因此,高昂的研發費用,特別是對小微企業來說,缺乏穩定的金融支持是制約其綠色創新升級的關鍵。近年來,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在創新授信審批模型、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完善科創再貸款政策等多個方面不斷加大對制造業綠色創新的支持力度,助力制造企業轉向綠色低碳生產新模式。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大力推進綠色金融建設,推動以市場為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建設。綠色金融工具除了包括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基金、綠色保險以外,還有綠色風險投資、碳排放權交易體系等[5]。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綠色信貸政策持續深化發展,截至2021年底,中國主要金融機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增長至15.9萬億元,綠色財稅金融支持作用得到顯著提升。與傳統的信貸模式相比,綠色信貸將環保因素納入了對借貸企業的信用評估,要求放貸銀行等金融機構切實履行社會責任,采取差別化方式對待高污染、高耗能行業,積極尋求綠色革新的清潔型項目和有關企業。通過不斷加大對“三高”企業信貸投放的限制力度,迫使其進行綠色創新。同時,對通過技術升級實現節能減排的環境友好型項目或相關企業予以重點支持。在中國,綠色信貸更加強調對銀行業金融機構進行政策引導,使資金流向綠色地帶,通過改變資源配置來實現產業結構調整,激勵企業轉變發展觀念和發展模式,探索適應綠色發展的新方式新業態和新路徑。需要指出的是,雖然中國的綠色金融發展速度較快,但是綠色金融服務起步較晚,發展尚不成熟,這體現在金融機構參與不足、資本市場渠道尚未完全暢通、綠色金融產品市場占有率低等方面。

在全球能源供應緊張的環境下,如何更好地發揮金融支持作用,驅動和引導制造業綠色低碳創新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戰略問題。因此,本文著眼于當前綠色低碳經濟背景,探討能源消費水平及金融支持力度對制造業各產業綠色發展與創新的影響機制,為制造業更好地把握新發展階段,助力制造業企業降低能源消耗,轉向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以應對能源危機與環境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圍繞金融活動如何促進制造業創新和綠色轉型,以及在能源視角下探討金融支持、綠色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研究。首先,關于金融活動如何影響企業采取創新行為,觀點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方面,部分學者認為創新是企業實現長期增長和盈利的關鍵戰略,也是企業生生不息的必需,但是創新非易事,其代理成本很高,具有失敗風險高、不可預測、長期性等特點,而金融中介的支持使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成為可能[6-8]。另一方面,學者從金融業發展角度來探討企業創新問題,比如王紅建等指出,當前制造業利潤空間逐步收窄,實體企業通常會通過購買理財、委托貸款等金融行為進行市場套利,這種套利動機對企業進行創新活動具有擠出效應,但是當金融化水平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金融化對企業創新表現為促進效應[9]。同時,在融資方面,有研究發現那些依賴外部融資的私營企業的創新活動有所增加[10],呂承超等還發現企業自身的融資能力、企業之間生產效率的差異程度都與制造業企業的技術創新產出呈正相關,而民間和正規金融市場分割程度的加劇會削弱創新產出,不利于企業的技術升級[11]。此外,研究發現金融生態環境特別是政府的介入也會影響企業創新,政府采取的稅款抵免和特別貸款等財政激勵措施對企業的創新經濟績效存在積極影響,但是政府的直接專項撥款非但沒有提高企業創新帶來的經濟績效,甚至會對其產生負面效應[12]。還需要指出,金融創新是持續的研發過程以及新的產品、服務或想法的傳播[13],因此金融創新有助于驅動企業創新?；诖?潘敏等研究發現金融中介創新沒有超出某一特定臨界值時,有利于企業的技術進步,同時對激進型技術創新和企業通過吸收外部知識來實施技術創新的作用更加顯著[14]。

其次,隨著綠色金融建設的穩步推進,關于制造業企業借助綠色金融政策工具加速技術創新的學術研究也逐步深入。一方面,學者們肯定了實施綠色金融政策的必要性,認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關鍵是將需求從碳密集型能源向綠色清潔能源轉型,制定具有成本約束效應的政策[15]。盡管已存在多種政策工具可以促進企業的綠色轉型,但這種轉型依然受到一些因素的阻礙,比如缺乏持續有效的資本參與。因此,政府應通過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等方式,鼓勵制造業開展低碳和節能創新舉措,并考慮政府的研發資助資源配置向強融資約束企業傾斜,激勵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綠色轉型[16-17]。另一方面,綠色金融活動與企業綠色創新之間存在內在聯系,綠色金融對企業創新驅動發展具有正向促進作用[18]。比如,孟科學等研究發現,綠色金融可通過在一級市場上調動綠色金融資源用以減輕企業生態創新所需資金的壓力,還可以通過二級市場中綠色資產的流轉來保證企業創新行為的收益權[19]。就各類綠色金融工具具體來看,保險作為一種規避風險的重要工具,在綠色金融領域也有廣泛應用,Wang等分析指出企業可以購買綠色保險來降低創新所帶來的風險,同時鼓勵政府提供綠色保險補貼以促進企業創新[20];蔡烏趕等還在碳交易制度框架下研究了企業的生態創新行為,發現政府如果調低碳排放的基準,那么就會削弱企業的生態過程創新的能力、提高企業的末端治理水平,另外還發現研發成本系數與企業的創新水平呈負相關[21]。

當前,中國能源消費主要呈現出消費總量上升明顯、供需矛盾突出、能源消費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加劇等特點,從整體上來看,中國電力行業仍以煤炭消耗為主要生產方式,這種能源消費結構阻礙了整個行業的綠色創新進程,綠色創新是實現能源轉型目標的重要驅動力[22-25]。因此,基于能源消費形勢,分析金融支持、企業綠色創新活動作用關系也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一些學者從環保角度探討了能源消費與技術創新的關系,例如潘蘇楠等認為綠色創新可以促進能源利用效率的增強,以此推動新能源的開發與應用,而當前環境污染和能源約束的困局能夠促進綠色技術的產出[26]。但是,Shan等通過檢驗土耳其近30年的經濟數據,得到了不同的觀點,發現無論從短期看還是從長遠出發,綠色技術創新對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是負面的,能源消費、人口、人均收入等因素對碳排放產生了正向影響,因此需要制定有效的政策來提升綠色技術創新以實現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27]。同時,一部分學者則普遍認為金融工具在激勵能源創新、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等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比如,有研究表明能源消耗量的持續增長將刺激能源創新,綠色創新轉型與能源消費量呈負相關關系,而穩定的經濟可持續性是刺激創新活動和鼓勵綠色創新轉型的強大力量[28]。綠色金融有利于能源結構的優化調整,其可通過融資規模擴張的中介效應或技術進步的調節效應來推動產業發展升級、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進而推動能源結構優化,具有代表性的綠色金融工具綠色信貸可通過企業創新與企業經營績效等微觀機制,以及產業結構升級、地區信貸資源配置等宏觀機制來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29-30]。

綜上所述,學界圍繞能源消費、金融支持與制造業綠色創新的影響機制進行了深入研究,并探討了綠色金融及相關政策對企業創新的宏觀影響,但對在能源消耗約束和碳排放雙控下,金融支持如何促進制造業進行綠色創新行為及其引導機制研究不足。因此,本文以2010—2019年中國制造業行業面板數據為基礎,借助建立固定效應計量模型及引入隨機前沿分析方法,探究能源消費水平、金融支持力度和二者的交互作用對制造業綠色創新影響的驅動效應。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第一,通過分析并整合相關企業的綠色專利情況來研究金融支持力度對制造業企業綠色創新的影響機制;第二,引入能源消費水平,檢驗分析能源消費與金融支持的共同作用對制造業的影響機制。

三、理論機制與假設

(一)理論機制

金融支持對制造業綠色技術創新的影響主要存在以下四條路徑。一是金融服務活動通過優化資源配置來促進制造業綠色創新。監管部門借助懲罰或激勵等手段,在對非綠色行業生產不斷加強限制的同時,進一步拓寬和完善綠色產業的外部投融資渠道,引導更多的金融資本向環境友好型項目及產業傾斜,倒逼棕色企業綠色轉型[31]。除此之外,金融資本流向綠色企業將會影響人才對企業發展前景的預期,提升企業對人才的吸納能力,吸引人才富集于綠色企業,這提升了綠色企業發展潛力和創新動力,有利于企業集聚人才并開展綠色技術創新活動。二是金融中介通過引發成本競爭來促進制造業綠色創新。例如,綠色信貸的顯著特點就是根據環境表現向不同類型的行業企業設定差異的融資門檻和利息費率。對于三高企業而言,由于未能切實履行節能減排的社會責任甚至隱瞞環境污染相關信息,其信用評級和融資規模等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約束,這無疑會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在市場機制作用之下,不斷增加的各類生產成本會阻礙和威脅企業的健康發展,這將驅使企業通過綠色技術升級來降低融資成本和各項運營成本,引發行業展開成本控制競爭。三是金融機構支持通過風險分散機制來促進制造業綠色創新。當前,中國綠色產業處于蓬勃發展階段,但是投入與回報不成比例,各類風險交織疊加,從而影響企業的綠色戰略決策。隨著相關金融政策的深入實施,金融機構要求企業及時披露環保信息,將環?？冃ё鳛楹饬科髽I信用的重要指標,此舉一方面可以降低企業獲得融資后發生“漂綠”行為的風險,另一方面能夠減少參與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有效分散借貸機構的放款風險。因此,在信息高透明度與違約低風險性共同作用下,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活動實現綠色發展成為新的選擇。四是金融支持在政府調控作用下通過信號傳遞作用來促進制造業綠色創新。經濟社會發展離不開市場的主導作用,但是健康的經濟發展也必須依靠政府的宏觀調控,市場會根據政府的有效干預實現自上而下的信號傳遞。例如,政府根據企業披露的環保信息對營業個體進行公開表揚或處罰,金融機構可由此重新評估對企業的支持力度,這也會引起同行競爭伙伴采取模仿或者規避的群體行為,及時調整生產方向,加快綠色技術創新以形成在業內的先發優勢。此外,官方出臺的綠色政策文件可以視為政府向市場發出的指示信號,具有強烈的號召力,這將撬動更多的資金投向綠色清潔領域,持續發揮金融支持對制造業綠色低碳發展的積極作用。

在國際局勢復雜、氣候沖擊、匯率波動等多重因素影響下,國際能源市場充斥著極大不確定性,金融支持對于能源穩定與能源結構優化具有重要作用。第一,面臨能源價格高位劇烈波動,金融支持驅動制造業加速創新,采用更先進的設備和技術手段降低能源消耗強度,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推動綠色升級。同時,綠色產業享有的各類金融優待政策會正向激勵三高企業加快自身綠色轉型。第二,在能源消費結構方面,金融支持能夠有效降低生產者對高污染能源的過度依賴,提升生產過程中對新型清潔能源的使用比重,推動清潔能源技術創新進程?，F有政策鼓勵制造企業積極研發能源清潔和能源回收利用技術,爭取成功實現傳統能源的綠色轉化。隨著中國能源轉型戰略任務的落地見效,新能源正逐步邁入平價時代,成為越來越多生產商新的選擇,綠色金融支持政策將進一步加快企業對新能源的投入使用。第三,能源優化調整會促進金融支持并吸引綠色投資,為制造業創新之路創造有利條件。一方面,金融政策的施行,特別是綠色金融的發展意味著金融機構從環保角度對各類企業及所屬項目進行性質劃分,進而建立綠色項目清單并搭建綠色信用評價體系。金融機構將大力支持清潔型企業或項目的穩步發展,對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節能減排成績亮眼的相關單位下調借貸利息,提升綠色信貸投放與支持水平,為制造商降低綠色產業融資過程中的綜合成本。另一方面,能源高效利用技術將吸引投資方的目光,有助于緩解企業綠色轉型之路所面臨的資金壓力,使環保企業擴大技術創新競爭優勢,增強盈利能力,實現綠色跨越式發展。綜上所述,繪制金融支持、能源消費促進制造業綠色技術創新的理論機制圖,詳見圖1。

(二)研究假設

中國在工業化道路過程中,粗放式的能源經濟帶來了諸多環境問題,中國單位GDP能源消耗遠高于世界平均值,而當前恰逢綠色低碳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時期,降低能源消費水平,推動制造業綠色低碳轉型成為主要方向。另一方面,制造業綠色發展少不了金融政策引導及金融機構的有力支持,綠色技術研發是一項高投入長周期的創新工程。因此,穩定有效的經濟幫扶對制造業綠色升級顯得尤其重要,而順利獲得融資的先決條件是符合國家對企業綠色低碳等方面的積極評價?；谝陨戏治?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降低能源消費水平、擴大金融支持力度,均能增強制造業的綠色創新實力。

金融支持是促進可持續發展和持續創新的必要保障。在綠色金融快速發展下,它引導銀行業等金融機構向積極開展綠色創新和技術研發的行業、企業和個人提供便捷的融資渠道和差異化的金融服務,破除非必要的融資障礙。同時,面對能源供需矛盾以及環境污染等問題,制造業生產單位為了避免融資受限影響組織運作,會更主動提升對現有能源的利用效率,及時優化調整能源消費結構,減少高碳排放和能源消耗量,降低能源消費水平,積極尋求生產技術的綠色創新升級,吸引更多資本支持?；谝陨戏治?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能源消費水平和金融支持可通過交互作用形成對制造業綠色創新的驅動作用。

四、指標設計與數據說明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數據來源主要是依據2010—2019年中國制造業的各大細分產業。由于部分經濟數據取自國外的數據庫,其制造業內部細分行業劃分與中國制定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有所區別,同時少數行業的相關數據存在缺失的情況,因此進行了手工匹配以及產業篩選,剔除了煙草制品業,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業,家具制造業等產業,最終將本研究的制造業細分產業范圍限定在22類。數據來源情況:中國A股上市公司綠色專利數據來自中國研究數據服務平臺(CNRDS),上市公司其他經濟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CSMAR);制造業行業數據主要取自亞洲開發銀行、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工業統計年鑒》等;碳排放的相關數據取自中國碳核算數據庫(CEADs),以30個省份(除西藏和港澳臺地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合計作為當年中國的碳排放總量。此外,為了研究綠色創新在制造業領域的發展狀況,剔除了非制造業上市公司以及相關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Patent表示綠色創新水平。綠色創新的測度方法主要有兩類:建立綜合指標評價體系以及利用工具變量來反映綠色創新成效[32]。借鑒馬永強等的做法,本文將公司當年申請的綠色專利數量作為衡量企業綠色創新能力的指標[33],這是因為,雖然綠色專利獲得數量是綠色專利申請經過了知識產權局等部門受理的結果,但是在時間上存在滯后性,因此并未采用。原始數據包括了各公司當年申請的綠色發明專利數量和綠色實用新型專利數量等信息。將綠色發明專利數據中的公司股票代碼與經過剔除處理后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碼進行匹配,再根據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的要求,將各家上市公司分別劃分到本研究所需的中國制造業22個細分類別之中,由此得到各個產業中所有企業在當年申請的綠色專利數量總和,最終以此數據加1后并取對數用于后續分析。

另一個用于穩健性分析的被解釋變量為綠色創新效率(Gtfp),以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來衡量。全要素生產率表示某幾種投入要素帶來的產出變化情況,與傳統上只關注期望產出不同的是,把非期望產出歸于指標體系內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會更加客觀。參考王亞飛等的研究,本文采用的是DEA-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測算方法[34],將制造業各產業的主營業務收入、碳排量、固定資產原價合計以及從業人員平均人數作為各類產出與投入指標。

2.核心解釋變量

能源消費水平(EI):由于現有文獻較少涉及產業維度能源消費水平的測度,本文借鑒了邢毅用于計算地方的能源消費強度算法,并結合制造業行業數據的可獲得性,先計算制造業各細分產業的業務收入與成本之差,再取各大產業能源消費總量與前者之比來衡量產業維度的能源消費水平[35]。它反映了中國制造業向前發展過程中對能源的依賴情況和利用效率。

金融支持(Fin):它表示的是金融中介服務對制造業各個細分產業的參與程度,反映金融發展對中國制造業的影響。相關數據來自亞洲開發銀行的投入產出經濟指標表,由于亞洲開發銀行的產業劃分與中國現行標準存在出入,本文手工匹配了行業數據用于實證分析。先將按基本價格計算的產出值減去國際運輸成本和按基本價格計算的增加值,再用金融中介產值與前者求比值,比值結果用于衡量金融工具的支持程度。

交互項(EI×Fin):此變量用于衡量能源消費水平與金融支持這兩個指標對制造業綠色創新能力的交互影響作用,選取能源消費水平與金融支持的乘積用以分析。

3.控制變量

消費升級指數(c-upgrade):消費升級反映的是消費者對產品在更高維度上的需求升級,針對制造業的細分產業而言,消費者針對產品所愿意支付的產品成本溢價,往往體現了消費者對于品牌、服務等其他軟實力方面的需求,也反映了消費對于產品附加值的提升。因此,本文以各行業的銷售收入與生產成本之差占銷售收入的比例反映消費者對本行業支付的產品溢價程度,作為消費升級的替代變量。

產業升級指數(in-upgrade):反映各細分行業的技術或創新能力,產業升級是衡量產業可持續性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指標。本文以行業新產品銷售收入與總銷售收入的比例,作為衡量產業升級的替代指標,指數越大,表明行業中新產品占比越高,產業的升級動力和創新能力越好。這有利于提升產業的盈利能力并為行業發展提供新的發展潛力和動向。

外商資本(FDI):已有研究表明外商投資會影響企業的創新投入,為進一步探討外商投資對中國制造業綠色創新的影響,本文以制造業產業內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要經濟指標的實收資本中外商資本總額作為該變量的相關數據,并將此指標做了除以1 000的量級處理。

政府控制力度(Gov):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宏觀調控,當地區經濟水平較低時,政府的有效介入會減少因市場機制失靈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是,隨著經濟的穩步發展,政府的過度干預會打破行政權力與市場主體權利之間的平衡。本文用制造業細分產業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國家資本與集體資本兩者之和與實收資本之間的比值,作為衡量政府對某行業的干預程度。

(三)描述性統計

表1展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其中,綠色創新水平的均值為4.124,最大值為7.963,最小值為0.640,標準差為1.772,說明中國制造業各細分產業之間綠色創新產出的專利成果量存在明顯的差異,同時也可以看出部分制造業內部產業還有較大的綠色創新空間。

表1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單位根檢驗

類似的情況還包括外商資本這一變量,最大值達到了4.587,最小值只有0.048,標準差為0.904,數據離散程度相對較高,這表明外商投資具有一定的針對性,對于某些發展前景廣闊、創新動能強勁的產業,例如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等,獲得了境外投資者的重點關注,因此投資者加大了對這類產業的資本流入。

五、實證研究

(一)模型設定

結合上文研究,為實證探究能源消費以及金融支持對制造業加快綠色要素投入、實現行業整體綠色轉型升級的影響,設定了如下基本計量方程:

Patenti,t=α0+α1EIi,t+α2Fini,t+αnControlsi,t+δt+ωi+εi,t

(1)

Patenti,t=α0+α1EIi,t+α2Fini,t+α3(EIi,t×Fini,t)+αnControlsi,t+δt+ωi+εi,t

(2)

Gtfpi,t=α0+α1EIi,t+α2Fini,t+α3(EIi,t×Fini,t)+αnControlsi,t+δt+ωi+εi,t

(3)

其中,被解釋變量綠色創新水平Patenti,t代表制造行業綠色創新水平,核心解釋變量EIi,t和Fini,t分別為能源消費水平和金融支持,i表示產業,t表示時間,Controlsi,t表示控制變量。α0為常數項,δt為時間固定效應,ωi為產業固定效應,εi,t為誤差項。

(二)基準計量回歸

為初步研究能源消費水平與金融支持對制造業綠色創新的促進效果,以式(1)為基礎,實證檢驗了能源消費水平EI、金融支持Fin對綠色創新水平Patent的基本作用。在計量回歸方法的選擇上,選取了固定效應模型,其主要原因在于原模型中很有可能忽略了未考慮到的影響因素,而這些因素與自變量存在著相關關系,且相較于隨機效應模型,使用固定效應模型得出的回歸系數也是無偏的。詳細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能源消費、金融支持與制造業綠色創新的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結果

由表2可知,核心解釋變量能源消費水平、金融支持對被解釋變量綠色創新水平的作用經固定效應模型檢驗,均表現為在1%置信水平下的顯著影響。其中,表2的列(1)和列(3)報告了加入相關控制變量前后能源消費水平對綠色創新水平的作用效果;列(2)和列(4)匯報的則是金融支持對制造業綠色創新的影響;作為對比,最后兩列將核心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一起納入回歸模型進行檢驗。從表2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核心解釋變量能源消費水平(EI)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伴隨著綠色生產理念的廣泛盛行,特別是當前全球正處在一個形勢異常嚴峻的能源緊缺困局之中時,各方更需要避免對環境資源的過度開采利用,調整能源消費結構的同時,轉而著力提升對現有能源的利用率,實現各類環境能源的高效合理配置,并依靠高效能源轉換技術帶來的綠色投資不斷加大對綠色先進生產技術的研發投入,從而通過降低能源消費水平來推動制造業綠色轉化。另外需要關注的是金融支持(Fin)這一關鍵解釋變量,回歸結果表明,其對綠色創新水平(Patent)呈正向的作用效果,表示提高金融支持水平有利于制造業綠色發展。這說明引導金融資源向環境友好型產業及相關生產企業集聚,增強非綠色領域融資限制,可以向雙高產業傳遞信號,敦促其進行綠色改造,這將有效優化金融、人才等社會資源的重新配置,加快將中國制造業打造成為創新高地、產業高地和人才高地。此外,企業為了獲得穩定的金融支持以及理想的生產成本,順利開展綠色創新活動,一方面會主動降低自身風險及周邊風險,另一方面各部門將展開激烈的成本控制競爭,力求降低相關產業和部門的融資門檻和運營成本,最終促進了制造業的綠色升級。

從控制變量來看,消費升級指數(c-upgrade)和產業升級指數(in-upgrade)均對提升制造業綠色創新能力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但消費升級的顯著性更高。這表明隨著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穩定增長,恩格爾系數現已降至30%左右的水平,消費者擁有更高的消費能力和消費需求,因此激活消費市場推動消費升級,營造鼓勵綠色消費的市場環境,逐漸讓綠色低碳產品成為市場主流(如通過加大對新能源汽車購買者的補貼力度等方式來提升該類產品的需求度),這將正向激勵制造業為迎合市場需求從而深入推進綠色技術和產品的鉆研與開發工作。同時,為如期實現“雙碳”目標,中國正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制造業作為第二產業,對能源的需求量較大,碳排放量較高,因此急需通過改善管理模式、優化產業結構、提升產品質量及生產效率等途徑實現產業升級,助力制造業降低能源消耗,實現向綠色發展的跨越。政府控制力度(gov)與被解釋變量綠色創新水平(Patent)顯著正相關,這表明制造業的創新活動離不開政府的介入,宏觀上,政府出臺的有關政策起著風向標的作用,能夠有效撬動更多金融資源向綠色低碳產業傾斜,為制造業向綠色轉型注入新動能,彌補完全依靠市場配置資源的不足;微觀上,相關產業為了避免因不佳的環境業績受到政府限制,將嚴格履行環保責任并及時披露環境表現,同時,因響應政府號召,環境表現評級優秀的項目能夠更容易獲取各類惠企支持,這將引起同行的群體行為,加快整個行業的技術革新步伐。最后,外商資本(FDI)這一變量對中國制造業綠色升級也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這說明了引入的外商投資可以通過搶占市場份額的方式與國內創新企業展開緊張激烈的競爭,從而促使國內制造商持續加大科研經費的投入,深入開展綠色核心創新技術攻關。與此同時,伴隨外商資本而來的還包括先進生產設備、技術手段、管理思想等,這也將引發業內的關注和警覺,刺激國內制造行業提升綠色創新能力以應對未來市場變化。

(三)交互機制分析

為進一步實證檢驗能源消費水平與金融支持兩者的交互作用對制造業綠色創新的作用效果,以式(2)為基礎,實證分析交互項EI×Fin對綠色創新水平Patent的影響作用。表3給出了引入交互項之后的回歸情況,需要說明的是,列(4)至列(6)的隨機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僅作對照展示,后續的分析說明將仍以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展開。詳細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引入交互項后的固定效應與隨機效應基本回歸結果對比

由表3列(1)至列(3)的固定效應模型回歸情況可知,交互項(EI×Fin)與被解釋變量綠色創新水平(Patent)顯著正相關,說明在能源消費水平和金融支持的共同作用下,制造業的綠色創新能力受到正向的驅動。據此分析,在金融中介服務的支持下,環境表現優異的制造業生產商更容易獲得環保資金和各類優待政策關照,生產者們將發揮有利條件,引進先進設備及技術手段,提升對現有能源的利用效率,并劃撥一部分資金用于購買清潔能源,調整能源消費結構,從而降低能源消費水平。與此同時,單純依靠減少能源使用量來降低能源消費水平也會制約制造業的發展,制造商們將集中更多的科研資金用于綠色節能技術的研發工作。因此,弱化對現有能源的消耗水平將助力制造行業逐步走上綠色可持續發展道路,而在金融支持下,將進一步促使生產者積極研發更具商業價值的綠色清潔技術,探索契合時代發展所需的新能源替代方案,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吸引各方投資支持,促進更多的綠色創新成果產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加入交互項之后,金融支持(Fin)這一變量的回歸結果反而變得不顯著,說明金融支持并不一定會促進制造業的綠色升級。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中國在金融政策層面仍然存在一些缺口,使得部分獲得金融支持的制造商沒有或者以較少比例將所獲資金用于先進綠色技術的研發,出現了“漂綠”行為,而有關方面監管不到位,地方保護主義抬頭,未能及時懲治此類制造商,最終出現了此類逆向選擇問題;另一方面的原因可能在于金融機構方面,盡管政府部門就建設綠色金融體系出臺了系列政策措施,但是具體到落實上,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其所設定的借貸門檻、服務水平和計息標準等,仍然令一些制造商望而卻步。相反,制造企業面臨的是高風險、高投入的創新活動,研發資金不到位必然影響后續的綠色成果產出。

(四)隨機前沿分析

隨機前沿分析方法是一種測度生產效率的有效辦法,優勢在于能夠避免隨機誤差對效率項產生的影響,這種方法將隨機擾動項ε分為u和v,前者是生產企業能夠控制的影響因素,后者則是不能控制的影響因素,具有隨機性。參考李成順的研究,對制造行業的綠色創新生產效率進行評估,以衡量各類要素對產出指標即綠色創新能力的作用效果[36]。為進一步衡量影響制造業綠色創新效率的因素,本文引入此種方法,再次檢驗能源消費水平和金融支持及它們的共同作用對制造業綠色創新能力的影響。具體估計結果見表4。

表4 隨機前沿分析方法估計結果

由表4可以看出,各類變量對制造業綠色創新生產能力的作用方向同表2和表3基本保持一致。其中,表4的列(1)至列(3)報告了引入交互項之前的結果,不難發現,核心解釋變量能源消費水平(EI)對被解釋變量綠色創新水平(Patent)依然呈現顯著的負向作用,說明能源消費水平的提升阻礙了綠色創新成果的獲得。而金融支持(Fin)仍對制造業綠色轉型具有正向促進效果,代表了應擴大金融支持以刺激制造業綠色創新升級;表4的列(4)至列(6)則是加入了能源消費水平與金融支持兩者交互項之后的統計結果,交互項的回歸系數在添加相關控制變量前后均顯著為正,說明了在金融支持和能源消費的共同作用下,制造行業的綠色創新實力得到了有效增長,再一次驗證了假設2。

(五)穩健性檢驗

本文通過替換變量的方法,對上述研究結論進行了穩健性檢驗。具體過程是將原來的被解釋變量綠色創新水平(Patent)替換為綠色創新效率(Gtfp),并根據式(3)進行固定效應下的回歸檢驗。表5的列(1)至列(4)是替換被解釋變量后,能源消費水平、金融支持這兩個核心解釋變量分別加入控制變量前后的回歸結果;列(5)至列(6)則是引入交互項之后的回歸情況。除此之外,在替換被解釋變量后,還加入了隨機前沿分析方法再次進行穩健性分析,具體的檢驗結果詳見表6?；貧w結果表明,在替代被解釋變量后,能源消費水平依然對制造業綠色創新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而金融支持水平對提升制造業綠色創新效率的促進效果仍然成立,同時,交互項的促進效果也至少在5%水平下是顯著的,其他相關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的作用方向與前文也保持一致,說明本文的實證結果具有穩健性。

表5 替換變量后進行的固定效應與隨機效應下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表6 替換變量后運用隨機前沿分析方法進行的穩健性檢驗結果

六、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中國制造業22個細分行業綠色專利匯總數據為基礎,構建2010—2019年行業面板數據,通過建立固定效應模型并引入隨機前沿分析方法,實證檢驗了能源消費水平、金融支持以及它們的共同作用對制造行業綠色創新的影響機制。研究結果表明:第一,能源消費水平對制造業綠色創新呈負向作用,而提升金融支持力度有利于制造業綠色發展。第二,制造業通過先進技術設備提升對現有能源的利用效率,實現合理資源配置,并借助金融工具力量加大創新投入,優化能源消費結構,逐步降低能源消費水平,將有利于促進制造業綠色創新專利成果量的提升。第三,隨著經濟的不斷向前發展,當前中國正經歷著第三輪消費結構升級,因此消費升級帶來的消費需求增長將促使制造商擴大用于綠色科研創新的投入,以提升綠色創新產出成果來滿足市場不同的消費需求;“雙碳”目標背景下,制造行業面臨著碳減排壓力以及各類環境規制措施,因此不得不優化調整產業結構,擴大綠色產業占比,以綠色新興產業吸引更多的綠色投資和金融支持。第四,外商的金融參與及政府部門的有效干預一定程度上能夠正向激勵制造業的綠色創新活動,提升制造業的綠色創新能力。

“十四五”是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關鍵時期,需要進一步減少對煤炭等非清潔能源的消費,擴大對制造業綠色升級的金融政策支持,扎實推進中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協調發展。根據以上研究結論,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首先,制造業要轉變傳統生產思想,認真貫徹執行綠色創新理念,深度融入綠色發展格局。制造業作為中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其決定著中國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因此,在綠色環保大潮流中,各生產商應更加積極主動地擺正綠色生產思想,摒棄非綠色運營理念,落實制造商環保主體責任,將綠色創新思想融入生產的各領域各環節之中,并依托綠色技術創新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取得優異的環境表現和理想的能源消費水平,從而提升綠色信用評級,破除不必要的融資障礙,與金融中介機構攜手推進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雖然實現中國制造業的綠色轉型跨越式發展絕非朝夕之功,但是各生產主體應清醒認識到減排不是減生產力,而是在綠色轉型的過程中實現更大的發展,要堅持守正創新,堅定立足綠色產業,奮力譜寫中國生態環境高水平保護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嶄新篇章。

其次,鼓勵銀行業等金融機構繼續加大對制造業綠色融資支持力度,并不斷完善風險識別及管控措施。金融機構應當在制造業綠色轉型道路上發揮建設性作用,加大綠色融資產品與服務創新,用好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支持制造行業綠色低碳發展,創新多元化的綠色金融服務和相關產品,進一步優化和豐富綠色金融市場供給結構,不斷滿足市場主體多樣化需求。例如,銀聯組織會同環境交易所開發綠色低碳主題銀行卡產品,為制造業配置碳減排量購買權益;銀行業在綠色金融細分領域展開創新,推出合同能源管理專項融資、碳資產質押貸款、能效貸款、光伏貸等特色信貸類產品,助推制造行業綠色發展;銀行通過運用供應鏈金融的產品及模式,擴大對綠色產業的金融支持,實現供應鏈金融與綠色金融的有機結合,或依托核心企業,在給其上游供應商提供供應鏈融資服務的過程中,加入對產業鏈上中小企業環境績效的考量,實現綠色供應鏈與供應鏈金融的融合。另外,金融機構仍需加強對潛在的金融風險識別和應對能力,要能夠準確甄別綠色產業和涉碳棕色產業,縮緊流向非環保、能源消費量過高領域的金融資源,采取措施弱化“非綠”信貸供給,制定環境氣候表現黑白名單制度,定期評估制造商轉型潛力,并為其提供“一戶一策”的個性化金融服務。

最后,政府應正確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提高決策質量、降低決策失誤。第一,政府層面需要進一步完善細化頂層設計,實現與制造業生產實踐的有機結合與良性互動,積極擴大開放并支持外商投資創新發展,建立健全中國對促進、保護、管理外商投資的各項制度和工作機制,繼續改善外商投資環境;此外,政府還可以在強化氣候與環境風險管理等方面出臺更為科學有效的懲戒措施,堅決遏制“洗綠”“漂綠”等風險行為。第二,現階段應繼續擴大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建設來助力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發揮金融中介工具對制造業的綠色創新促進作用,同時仍需完善綠色金融政策機制,有效推動環境持續改善和產業結構綠色轉型。第三,促進消費升級,讓更多的綠色創新成果走出車間、走向市場,綠色創新進程不僅包括綠色技術、生產工藝的突破,還涵蓋了由新技術、新工藝轉化而成的綠色高科技產品的應用與推廣,因此需要合理發揮政府引領作用,積極為消費市場注入新動能,例如通過數字賦能、商旅文體融合等方式打造消費新場景,鼓勵消費需求和結構向綠色產業過渡。第四,需要指出的是,也要適度運用“看得見的手”對市場的干預活動,政府的過多干預行為可能會約束制造業的綠色發展,弱化生產者的創新積極性與主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