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心一代”老人的雙向代際支持及其與抑郁的相關性研究*

尚維廷,周建芳

(1.南京郵電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2.南京郵電大學人口研究院,江蘇高質量發展綜合評價研究基地)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已達18.70%,其中80周歲及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口達3580萬之多,而照顧這類老年人的子女也部分步入了老齡階段[1],成為“上有老,下有小”的“夾心一代”老人。有學者預測,隨著人口老齡化與高齡化的持續推進,老年抑郁患病率會呈現隨時間上升的趨勢,成為老年自殺的重要誘因[2]。我國有著濃厚的家庭養老傳統文化,代際支持可能是影響老年人抑郁的重要因素[3-5],老年抑郁也逐漸發展成為代際支持與老年人健康關系研究的重要分支[6]。

關于老年人代際支持對其抑郁的相關性研究,國內研究一般在代際支持承載“撫育——贍養”功能的反饋模式中展開討論[7]。傳統視角主要研究子女代際支持對老年人抑郁的影響,但是當前我國部分老人已經處于撫育子女和贍養父母的重合期,故將代際支持置于多代之中更具時代意義[8-9]。為此,老年人“向上”和“向下”代際支持對其抑郁影響的問題也逐漸得到了學界的關注[10-12],但主要聚焦于青壯年子女與老年父母,對“夾心一代”老人的“向上”和“向下”的代際支持,及其與抑郁的相關性研究還缺乏關注。因此,本研究利用2022年9月～2023年4月對南京市≥60歲的423名老人進行問卷調查,基于比較視角分析“夾心一代”老人的雙向代際支持及其與抑郁的關系,問題的關注對于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助推健康老齡化和積極老齡化戰略的深入開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數據來源、變量選取及分析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2022年9月至2023年4月開展的《南京市老年家庭支持現狀及需求調查》自制問卷調查,主要內容包括:(1)受訪老人基本特征;(2)健康狀況(包括CES-D8調查量表);(3)雙向代際支持狀況;(4)家庭支持需求狀況。調查地區包括棲霞區、玄武區、鼓樓區和秦淮區等。研究對象為≥60歲、有婚姻經歷、有子女的老年人口。采用偶遇抽樣方法抽取樣本進行上門入戶調查和社區活動中心現場調查,共發放問卷450份,實際回收問卷436份,剔除無效問卷13份,最終獲得有效問卷423份,有效率為96.88%。

1.2 變量選取

1.2.1 因變量

抑郁癥狀。采用流調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CES-D)的8個條目測量老人過去一周內各種感受或行為的發生頻率以衡量其抑郁癥狀,所有條目結果按1～4分賦值,對正向問題進行反向賦分調整后,各題項得分累加,得到抑郁程度總得分,取值范圍為8～32分,得分越高表示抑郁水平越高[4]。

1.2.2 自變量

參照既往研究[13],將自變量代際支持分為經濟支持、照料支持以及情感支持三個維度,均分向下撫育子女和向上贍養老人兩個方向[4]。借鑒CFPS2018調查問卷,詢問受訪老人過去6個月內給子女、父母經濟幫助、生活照料以及進行情感聯系的具體情況。將經濟支持和照料支持結果均賦值為:否=0,是=1;情感支持包含聯系和見面頻率兩個二級指標,結果均編碼為1～7分,將聯系與見面頻率之和作為測量結果,將其生成給子女情感支持和給祖代情感支持兩個變量,加總得分,取值范圍為2～56分。

1.2.3 控制變量

根據既往研究代際支持的可能影響因素梳理,選取老年人的性別、年齡、戶口、婚姻狀況、身體健康、與子女同住、教育程度、月收入水平等特征作為研究的控制變量。結果見表1。

表1 變量說明與賦值表

1.3 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被調查老人人口學特征

本研究共計納入423名受訪老人,“夾心一代”老人數量165人,非“夾心一代”老人數量258人。各樣本中性別比例大致相當,“夾心一代”老人年齡主要集中于60～64歲(50.33%)、65～69歲(32.73%)的較低年齡段,非“夾心一代”老年人年齡主要集中于65～69歲(40.70%)、70～74歲(40.31%)的較高年齡段;城市老人占比較高,在“夾心一代”老人和非“夾心一代”老人中分別達到80.00%和69.38%。其中,是否為“夾心一代”老人在年齡、戶口方面的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被調查老人的人口學資料見表2。

表2 不同類型老人的代際支持與抑郁情況

2.2 “夾心一代”與非“夾心一代”老人代際支持與抑郁癥狀比較

表2結果顯示,向上支持方面:“夾心一代”老人給祖代經濟支持和照料支持的比例分別為71.52%、69.09%,給祖代情感支持的得分為(11.40±6.48)分。向下支持方面:“夾心一代”老人給子女經濟支持和照料支持的比例為35.15%、62.42%,給子女情感支持的得分為(14.50±6.25)分;非“夾心一代”子女經濟支持和照料支持的比例分別為21.71%、40.31%,給子女情感支持的得分為(16.52±8.30)分。其中,老人向下給子女經濟支持、照料支持以及情感支持對是否為“夾心一代”老人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1)。

抑郁癥狀方面,“夾心一代”老人的抑郁得分(12.70±3.58)分,非“夾心一代”的抑郁得分為(12.34±3.29)分,其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體結果見表2。

2.3 雙向代際支持對“夾心一代”老人抑郁癥狀的回歸結果

以抑郁程度為因變量,雙向代際支持為自變量,“夾心一代”老人的人口學特征為控制變量納入廣義線性回歸模型分析中。結果顯示,身體健康狀況好、月收入水平高的城市老年人患抑郁的風險更低(均P<0.05)。在控制了各項混雜因素后,發現無論是向下給子女還是向上給祖代經濟支持,均與老人的抑郁癥狀無關(均P>0.05);而給子女生活照料支持(β=-1.492,P<0.01)和給子女情感支持(β=-0.083,P<0.05),給祖代照料支持(β=-1.167,P<0.05)和給祖代情感支持(β=-0.083,P<0.05)均有助于減少老人抑郁癥狀。見表3。

3 討論

3.1 “夾心一代”老人是家庭內“向上”與“向下”代際支持的重要提供者

本研究表明,在家庭代際關系網絡中,“夾心一代”老人是代際資源的主要流出者,他們更傾向于給祖代提供經濟支持和生活照料,與吳帆[9]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分析認為,在“向上”的代際支持方面,我國家庭資源的代際流動具有“終身性”和“示范性”的特征,只要父母健在,父母需要,“向上”的代際支持就存在。因此,隨著高齡父母身體日漸衰弱、經濟自立能力弱化,此時,為其提供基本生活來源和日常照料是低齡老人義不容辭的責任,且隨著支持需要的增加而增加;同時,供養者也期望自己給祖代提供經濟支持、生活照料行為會對子女形成示范效應,等子女成年后來效仿自己的養老行為[14]?！跋蛳隆钡拇H支持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給子女經濟支持和照料支持“夾心一代”老人更多,但有更多比例的非“夾心一代”老人子女獲得了父母的情感支持。對于前者而言,研究認為個體的實際年齡與其在家庭中承擔的特定角色存在密切關系,高齡祖代的去世、孫輩的出生以及停止工作等均標志著老年人生命歷程中的角色轉變,更是其生命歷程階段的重要劃分標準,隨著年齡的增長,老年人支持子女的能力在普遍下降,而依靠子女獲取養老支持的需求逐漸增加,這也符合本研究中“夾心一代”老人的年齡相對年輕,代際支持能力更強的基本事實。對于后者而言,資源稀釋理論認為,對完整三代家庭來說,有限的家庭資源在養老和撫育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競爭關系[8],而對本研究中年齡較大的非“夾心一代”老人來說,高齡祖代的去世意味著家庭資源“雙向”競爭的局面宣告結束,增加子代獲得祖父母代際資源的可能性,尤其是隨著新生孫子女的到來,子女自然成為其排解不良情緒、獲取家庭幸福感的重要對象,由此產生與“夾心一代”老人給子女情感支持方面的差距。

3.2 雙向經濟支持與“夾心一代”老人抑郁癥狀均無顯著關聯

本研究結果表明,在三代及以上家庭中,老人無論是給子女還是給祖代提供經濟支持,均與其抑郁癥狀無關。黃慶波等[15]的研究表明,代際支持均衡狀況和代際交換強度與老年人健康均呈現出非線性關系,代際交換過度傾斜、強度太大或過小均會對提供者心理健康產生消極影響。因此,不能將提供經濟支持對提供者抑郁癥狀的影響作出確定性判斷。此外,隨著年齡的增長,孫子女、其他家人以及社會資源等也會逐漸參與到高齡老人的贍養模式中,也能一定程度上彌補傳統子女在向上經濟支持等方面的壓力[16]。因此,本研究認為,進入老年階段后,老年人撫育子女或是隔代照料孫輩的行為本身就有自我選擇的權力[17],當老年人和子女均具備良好的社會經濟狀況時,其向下提供經濟支持不會給其帶來沉重的經濟壓力,更不會產生抑郁情緒。

3.3 雙向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均對“夾心一代”老人心理健康有保護作用

本研究結果表明,老年人為子女或者祖代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和保持情感聯系對減輕其抑郁癥狀具有積極的作用。分析認為,對于向下支持而言,老年人給子女提供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主要出于血脈聯結的“無私動機”,其深知子女工作壓力大、無暇料理家務和照顧孫輩,在此情況下,幫助子女減輕家庭負擔、傾聽子女心事和煩惱,可以促進家庭利益最大化和家庭情感關系團結,從而降低了老年人的抑郁程度[18]。向上支持則更多是對早期獲取撫養資源的代際“反饋”行為的延時回報,因此老人照料高齡祖代不僅是一種理所應當的贍養責任,還是其樹立老年生活信心,獲取成就感,實現老有所為的重要實踐途徑;此外,研究分析認為,多代同住的居住安排為“夾心一代”提供家庭支持創造了基礎條件,隨著生活照料與情感慰藉的動態強化,將有利于消解代際關系矛盾與沖突,從而形成良性家庭代際互動關系[19],以促進老人身心健康與社會健康發展。

4 建議

4.1 重新認識和定義老年群體,充分釋放老年人口的家庭紅利

我國正處于生育率持續下降、老年撫養比逐年上升的困境中,作為社會重要人力資源,老年群體在緩解人口老齡化壓力,推動社會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首先,全社會應當重新認識和定義老年人群體,主動撕掉老年人作為“被撫養者”“社會負擔”等標簽,肯定和重視老年人在提供照料孫輩、扶助年輕子女以及贍養高齡老人的代際支持行為對應對家庭壓力、緩解人口老齡化等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其次,要在全社會繼續培養和弘揚新型“孝文化”,主動營造老年人進行代際支持和社會參與的良好社會氛圍。最后,社會和政府部門應當致力于為老年人創造生存和發展的政策環境,搭建幫助老年人實現“老有所為”的廣闊平臺,充分釋放老年人口紅利,引領社會、家庭以及老年人共同參與的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社會實現。

4.2 鼓勵老年人量力而行,繼續發揮其家庭價值

本研究結果表明,提供照料支持和精神慰藉對“夾心一代”老人的心理健康均有保護作用。因此,在老人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家人應當遵循老人參與家庭支持的主觀意愿,為其創造良好的支持條件和家庭氛圍;此外,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的下降,其所承受的家庭壓力可能會轉化成不容忽視心理健康隱患。因此,一方面家庭成員應當關注老年人的代際支持境況,明確劃分家庭養老與撫幼責任,子女在主動減少對向下支持的索取的同時,要幫助其完成贍養高齡祖代的任務;另一方面,鼓勵代際間提供相互的照料支持和保持密切的情感交流,滿足老人普遍存在的自我養老家庭服務需求,提高其老年生活質量。

4.3 養老與撫幼并舉,構建完善的家庭支持體系

處于年輕子代和高齡祖代之間的“夾心一代”老人是家庭的主心骨,承擔著贍養祖代個撫育子孫的家庭責任,隨著人口老齡化、高齡化、家庭核心少子化的同步推進,老人所承擔的代際支持任務也愈加復雜與繁重,有必要予以其政策層面的支持。首先,政府應綜合性地評估三代及以上家庭在養老與撫幼方面的需求與能力,總結國內外經驗,因地制宜地推進“家庭照料補貼”項目、高齡老人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試點工作以及嬰幼兒托育服務體系建設等[20],為家庭功能的正常發揮提供輔助性保障;其次,應大力促進社區養老與托育服務機構的發展,拓寬專業化和個性化家庭照顧服務的供給能力,分擔老人部分家庭照護壓力;最后,政府應綜合考慮區域經濟發展條件和人口老齡化程度適當調整養老金收入和福利待遇[21],為提高老年人對市場家庭服務的可及性提供穩定的經濟保障,實現城鄉均衡發展和社會公平。

本研究還存在局限性。首先,由于本研究是橫斷面設計,尚不能判斷老年人代際支持與抑郁癥狀的因果關系;其次,本研究僅在江蘇省南京市開展調查,對全國其他地區是否具有代表性,未來還需要通過大樣本、多中心的隊列研究來進一步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