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一伙批判“無標題音樂”的背后陰謀

田潤民

1973年12月23日，由上?！段膮R報》和《解放日報》首先發起，刊登了批判“無標題音樂”的文章。接著，全國各大報刊紛紛響應，連篇累牘地批判歐洲古典音樂，調門一篇比一篇高，危言聳聽地把“無標題音樂”提到“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高度，聲稱批判“無標題音樂”是一場捍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斗爭。截至1974年4月，全國報刊共發表了120余篇批判文章，規模之大、火力之猛、時間之長，可與“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相比。

從這場批判運動發起的方式到使用的語言來看，它和1965年底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及1966年初批判北京的“三家村”如出一轍?！白砦讨獠辉诰啤?，大批判的幕后指揮者真正目的不在“無標題音樂”本身，而是要借機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江青在政治局發難

這場批判“無標題音樂”的政治風暴是從對外文化交流領域刮起來的。20世紀70年代初，剛剛恢復的對外文化交流歸外交部，而外交工作一直由周恩來總理分管。

1973年8月，上海雜技團赴土耳其訪問演出。9月，土耳其政府提出派兩位音樂家訪華，并希望于10月29日在土耳其駐華使館參加他們國家的國慶紀念活動。政府之間的文化交流遵循雙向而行的對等原則，即你派一個藝術團到我的國家來，我也要派一個藝術團到你的國家去，這是國際慣例。

1973年10月17日，主管對外文化交流工作的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就土耳其兩位音樂家（小提琴家與鋼琴家）訪華一事向中央寫了一份請示報告，報告附件中有一份演出曲目簡介，內容如下：

“兩位演奏家合作演出的作品屬于歐洲器樂獨奏音樂會上經常演出的古典音樂曲目。這些樂曲大都沒有什么深刻的社會內容，也沒有具體的情節和標題，僅僅表現作者某種情緒的變換和對比，音樂一般來講還比較健康明朗?！?/p>

誰也沒有想到，就是這份不到100字的簡介，引發了全國范圍內一場批判“無標題音樂”的政治風暴。

對外友協的報告送到中央，周恩來總理和其他在京政治局委員未提出異議，圈閱通過。然而，江青首先發難，她在自己名字下面拉出一個箭頭，寫道：

“文元同志和我有注在后面。演奏中國音樂，最好是革命的。如介紹古典或民間音樂，曲目應送審，不要再介紹《二泉映月》了?！?/p>

姚文元在對外友協報告的附件“曲目說明及作者簡介”上，作了這樣的批注：

“無標題音樂是否僅僅表現某種情緒的變換對比而無社會內容，這個理論問題還可以研究一下?！?/p>

斷章取義，無限上綱，這是被江青封為“無產階級金棍子”的姚文元的慣用手法。他將原話“沒有什么深刻的社會內容”改為“無社會內容”，把針對土耳其音樂家演奏的那幾部具體作品的看法，擴大為對整個“無標題音樂”的看法，聲稱就這個理論問題要“研究”一下。姚文元借“無標題音樂”這個題目做文章，實際上是要整人。這不由得使人想起八年前“吹響了文化大革命號角”的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其作者就是姚文元。

“同意文元同志的意見。舒曼、特別是勃拉姆斯的音樂，聽起來晦澀難懂，像發神經病似的。不能脫離階級立場空談沒有什么深刻的社會內容?！?/p>

江青言猶未盡，又加了一段批注：

“有標題音樂他們也可以完全脫離標題亂奏一場，例如費城交響樂團演奏的《羅馬的松樹》。李德倫同志應為中央提供正確的材料參考，不要使我們上當?！?/p>

說到這里，有必要對“無標題音樂”和“標題音樂”作一簡單介紹。

所謂“無標題音樂”，是指沒有說明樂曲具體內容的文字標題，而只是用曲式名稱，如“奏鳴曲”“賦格”“變奏曲”等作為曲名；或用樂曲體裁名稱，如“前奏曲”“練習曲”“小步舞曲”等作為曲名。音樂家在創作“無標題音樂”時，只求通過音樂創作來抒發某種主觀情緒，表現某種精神意境，體現音樂藝術本身的音響美、形式美及體裁風格特征，并不想用音樂去反映客觀事物。因此，也有人把它稱為“純音樂”。

“標題音樂”，簡單地說，就是有文字作標題的音樂。如李斯特的交響詩《塔索》、柴科夫斯基的幻想序曲《羅密歐與朱麗葉》等?！皹祟}音樂”相對于“無標題音樂”而言，作為一種音樂形式，它是一種帶有文學或圖畫聯想性的器樂作品。也就是說，作曲家在創作這種音樂的時候，腦子里面總有某個文學作品、美術作品、民間傳說或者歷史故事的影子，而“純音樂”則沒有文學或圖畫的含義。

其實，江青對歐洲古典音樂不懂裝懂，妄加評論。說起美國費城交響樂團演奏的《羅馬的松樹》，她根本沒有聽懂。江青在音樂會上聽到這部作品的最后一個樂章時，說：“松樹哪有那么大聲音！”其實原作描寫的是古羅馬軍隊浩浩蕩蕩由遠而近行進的場面，而她誤認為這是表現松樹的。

周恩來在中共十大上作政治報告

張春橋在這份文件上也作了批注：“同意江青、文元同志批注。中央樂團不但應向中央作正確的介紹，而且應當考慮如何向觀眾作正確介紹?！?/p>

鑒于姚、江、張的批注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對外友協不得不再一次補充請示報告。李先念副總理閱后，送周恩來總理。

10月29日，周總理批示：“原土耳其兩音樂家擬乘他們五十周年國慶來華訪問演出，現土國慶已趕不上，十一月是否愿意來，需與土方商談再定?！?/p>

周總理這個批示體現了他在處理對外關系上歷來堅持相互尊重、平等協商的原則立場。同時，他也含蓄地批評了姚、江、張干擾正常文化交流的行為。因為土耳其音樂家訪華是土方主動提出，我方本已同意，并談好在其駐華使館慶祝土耳其國慶（10月29日）時演出，但由于江青一伙的搗亂，不得不推遲了。

對外友協根據周總理的批示，向土方探詢。如果是對中國時局敏感的歐美國家，肯定會取消這次訪華，孰料，和中國建交不久的土耳其對當時的中國國情尚不了解，仍然堅持來訪，并確定了新的訪問日期。于是，友協第三次打報告。11月16日，周總理在這份報告上又作了批示：

“有關演出曲目簡介，李德倫同志已分送春橋、江青、文元同志請示審閱。本件擬同意，即送洪文、康生（暫不送）、劍英、德生、春橋、江青、文元同志核閱。退外交部?！?/p>

除康生以外，所提到的政治局委員都畫了圈。然而，江青又一次跳出來，而且以極其蠻橫的口吻，于11月18日寫下了如下批注：

“建議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團體，其后果是嚴重的！以上意見妥否供參考?！?/p>

同時，江青辦公室又附言：“遵江青同志囑，兩件再送洪文、春橋、文元同志。最后呈總理?！?/p>

張春橋、姚文元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圈，姚文元還特意注明“已閱”。次日，周總理閱后，針對江青的批注，再次作了批示：

“今后應盡可能少接待，或有選擇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調查清楚，避免請來或無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內情的文藝團體，請友協予以注意。請江青同志再閱?！?/p>

周總理在這里實際上批駁了江青“不接待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團體”的謬論。外人所不知情的是，1973年7月4日和11月17日，毛主席已經兩次批評了周恩來。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如果為他自己的處境考慮，完全可以找個理由婉拒這兩位音樂家的來訪，那樣，江青一伙就少了一個整他的把柄。然而，周恩來為了維護國家的聲譽，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堅持“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他不僅同意接待土耳其音樂家的來訪，而且在報批文件上巧妙地安排剛剛復出的鄧小平以副總理的身份，觀聽土耳其兩位音樂家在北京的首場演出。70年代初，周恩來經常通過這種方式，讓“文革”中被打倒而又獲得“解放”的老干部“亮相”，這實際上是周恩來和江青一伙的斗爭方式。后來的事實證明，鄧小平這次“政治亮相”在全國反響很大，也引起世界各國政要和新聞媒體的關注。這也是江青一伙特別記恨周恩來、大批“無標題音樂”的原因之一。

江青（左一）、張春橋在中共十大主席臺上

于會泳興風作浪

如果說批判“無標題音樂”的幕后策劃者是江青、姚文元、張春橋的話，那么，在前臺“表演”的則是于會泳。

于會泳，1926年出生于山東威海。1946年，于會泳參加解放區膠東文工團，學會了譜曲、編導及多種民族樂器的演奏，并整理出版了《膠東民歌集》。1949年8月，于會泳被選派到上海音樂學院學習，畢業后留校，擔任民族音樂理論教研組組長、音樂理論系副主任。1964年，他就京劇現代戲唱腔的音樂創作問題提出了獨到的看法。在后來的實踐中，他把中國傳統京劇唱腔同西洋音樂結合在一起，并運用中國民族樂器和西洋樂器混合樂隊代替傳統的京劇樂隊，拓展了現代京劇音樂的表現力?！吨侨⊥⑸健分薪浀涑巍洞蚧⑸仙健泛汀抖霹N山》中《家住安源》的音樂就是于會泳的佳作。

參與京劇“樣板戲”音樂創作，于會泳的音樂才華得到了充分展現。然而，藝術家的才華在“文化大革命”這種特殊環境下被“四人幫”一伙利用，于會泳在政治上走上了一條不歸路。1969年，他被選為中共九大代表并成為大會主席團成員。1973年8月，他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同時被調進國務院文化組工作。

當江青、姚文元、張春橋就土耳其音樂家訪華問題在政治局內部向周恩來挑戰時，于會泳這個政治“打手”在國務院文化組緊密配合。

1973年12月7日，于會泳以國務院文化組的名義，在北京民族宮劇場主持召開首都文藝界群眾大會。針對友協報告中關于“無標題音樂”的曲目說明，他在會上說：

“這是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斗爭的問題……不要認為是個別人的心血來潮，偶然提到，無關緊要，而是要肅清流毒的問題……討論過程中一定要揭示這種思想的實質和目的是什么……講這種話的人代表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抽掉階級的人性論……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說音樂沒有社會內容，而是要大量輸入這些東西，不要批判，他自己可以在那個王國中自由欣賞。這是修正主義的理論基礎，人性論的基礎?！?/p>

匪夷所思的是，首都文藝界群眾大會發生在土耳其音樂家訪華前夕。對外友協第三次就土耳其音樂家訪華的請示報告，中央政治局委員均已圈閱，雖然江青一人發出“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團體”的不同聲音，但周恩來明確表示“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何況土耳其屬于第三世界國家。因此，對外友協第三次請示報告獲中央批準，土耳其兩位音樂家按推遲的日期即1973年12月15日至28日來訪，演出曲目未變。然而，江青一伙不甘心他們在政治局的失敗，于是指使于會泳把持的國務院文化組赤膊上陣，從他們控制下的宣傳輿論以及文藝界開始“大加討伐”。

江青一伙違反國際關系準則，正當土耳其音樂家在上海訪問演出的時候，上?！段膮R報》和《解放日報》于12月23日分別刊登了署名“殷言實”和“東路”的三篇批判“無標題音樂”的文章。這種有意破壞中國與其他國家人民之間友好往來的卑劣行徑，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極其丑惡的一頁。

上?！段膮R報》和《解放日報》的三篇文章拉開了批判“無標題音樂”的序幕。12月25日至30日，于會泳把持的國務院文化組在天津召開有全國各省市區文化局局長和音樂界人士100余人參加的音樂座談會，部署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對“無標題音樂”的大批判。會后，1974年1月6日，《北京日報》發表了中央民族學院藝術系署名“朝華”的文章《無標題音樂沒有階級性嗎？》。這篇文章比《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發表的文章火藥味更濃，無中生有地把“無標題音樂”問題說成是有人要“掩蓋音樂的階級性”，認為這是“關系到承認不承認馬列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普遍真理，要不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還說“這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我們不能等閑視之”。文章說出了江青、姚文元想要說的話，江、姚下令全國報刊轉載。

姚文元直接掌控的《人民日報》更是不甘寂寞，于1月14日發表了國務院文化組寫作班子“初瀾”的文章《應當重視這場討論》，提出“這是文藝戰線的一場大是大非的論戰，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文藝觀同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世界觀、文藝觀在文藝的根本性質問題上所展開的又一次重大斗爭”。

緊接著，1月17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中央五七藝術大學音樂學院的文章《決不許為文藝黑線翻案——揭穿否定音樂階級性的修正主義謬論的實質》，認為“無標題音樂上的謬論”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是“對黨的基本路線的徹底背叛”。對“無標題音樂”的批判就這樣一步一步地升級了。

江青發怒，批判“無標題音樂”升級

正當全國報刊連篇累牘地批判“無標題音樂”時，江青、姚文元突然提出還要批判“標題音樂”。1974年1月24日，江青在國務院文化組關于天津會議的報告上批示：

“文元、吳德、會泳、浩亮、慶棠、德倫、誠忠同志：這個會議內容我不清楚，只是會泳同志傳達的不完整，欠妥。我很奇怪為什么只提無標題音樂，而不提有標題音樂？原來你們傳達的不完整而造成片面曲解。事實是文元同志批了無標題音樂，我批了有標題音樂也同樣會亂奏一陣，都不可以脫離階級立場，而去隨意說沒有什么深刻的社會內容。開這個會為何不讓我們知道？請主持這次會議的同志回答我?！?/p>

姚文元在同一天批示道：“同意江青同志意見。這是一個音樂領域中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斗爭的問題。無標題、有標題音樂的創作、演奏中都有。德彪西的一些作品都是有標題的，問題在于立場、觀點和方法?！?/p>

天津音樂座談會本來是奉命召開的，于會泳在開場白中說得很清楚：“經過中央領導同志同意，決定在天津召開這個會議?！彼f的“中央領導同志”指的就是江青。

那么，江青為什么要發雷霆之怒？原來，1973年除土耳其音樂家訪華以外，還有英國愛樂樂團、維也納交響樂團。加上一年前的美國費城交響樂團訪華，在江青看來，英美資產階級國家樂團演奏的“標題音樂”問題更嚴重，因此，光批土耳其音樂家演奏的“無標題音樂”，而不批英國和美國樂團演奏的“標題音樂”，就是不完整。于會泳趕緊彌補這個“漏洞”。1974年2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初瀾”的第二篇文章《抓住實質深入批判——再談應當重視關于標題與無標題音樂問題的討論》。文章根據江青、姚文元1月24日的批示，把“標題音樂”和“無標題音樂”捆綁在一起進行批判，把這場對外國音樂的“討論”說成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尖銳斗爭”。

這篇文章發表之后，由批判“無標題音樂”開始的這場運動達到了最高峰。某樂團召開的一次內部批判大會，爆出如下“尖端發言”：

“利用文藝搞復辟，孔老二、林彪都如此。有人說資產階級古典音樂無社會內容，這和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論調是一致的。寫在報告中，是毒箭，是射向黨中央的一支毒箭，是為了地主、資產階級復辟?！?/p>

發言中所說的“寫在報告中”，指的是對外友協呈送中央的《關于土耳其音樂家訪華演出的請示報告》。發言把這份例行公文說成是“射向黨中央的一支毒箭，是為了地主、資產階級復辟”，真是荒謬絕倫！

“這個報告是賣國主義的意見書，關于音樂的謬論是為帝國主義文化滲透服務的，是為了克己復禮?！卑l言者又一次提到了對外友協的“請示報告”，“要害是為十七年文藝黑線翻案?！薄爸囌撌切拚髁x黑線回潮的典型表現，是蘇修音樂理論的翻版，和孔老二、林彪有聯系，但直接來源是蘇修?！薄捌鸬搅瞬腥漳虻绕鸩涣说淖饔?，是賣國理論，漢奸理論！”“謬論是為資產階級鳴冤叫屈，是向帝國主義投降，是賣國主義?！薄爸囌摴拇嫡呤堑蹏髁x的掮客、吹鼓手?！?/p>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中國音樂界隊伍分化：上海鋼琴家顧圣嬰以自殺抗爭，多數有良知的音樂家選擇了沉默，而被稱為“音樂才子”的于會泳賣身投靠，也有一些像某樂團“發言者”那樣的人，不惜昧著良心胡說八道。

某樂團內部批判會的高潮是把對外友協的報告等同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571工程紀要》。眾所周知，《571工程紀要》咒罵毛主席，而對外友協的請示報告只不過是一份邀請外國藝術家來訪的例行公文，這兩件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怎么能夠扯在一起？

批判“無標題音樂”的惡果

這場如火如荼批判“無標題音樂”的運動，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應。外國報刊登載了許多報道和文章，既有主觀上的猜測，也有分析和評論，對中國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英國《泰晤士報》1月19日發表社論《貝多芬是資本家》，其中寫道：“中國是否準備進行另一次文化革命？毫無疑問，中國報刊上先后出現的種種跡象可以作這樣的解釋，特別是，獻身革命的純粹主義者對西方的音樂展開了進攻，而西方音樂看來遠非中國的真正用意所在。這種進攻在這場斗爭中絕不是無關緊要的陪襯，可以認為這是新的抗議浪潮的信號，甚至可以認為這是矛頭指向黨內上層那些要受批判的人……”

文藝工作者冒雨演出“革命樣板戲”

法新社北京1月19日電：“中國報紙最近突然出現的一個新主題是譴責西方音樂‘為藝術而藝術的傳統。觀察家們認為這種譴責是由文化革命的捍衛者發動的一場含蓄而猛烈的攻擊，其目標針對那些不指名的、直接被指責為夢想恢復文化革命已摧毀了的‘資產階級影響的個人或集體?！?/p>

美共《每日世界》發表署名湯姆·費利的文章，其中寫道：“他們看來是不了解貝多芬正是列寧所喜歡的作曲家之一?！?/p>

路透社北京3月13日電：“對西方音樂進行‘階級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壓制出席去年西方音樂家舉行的音樂會的那些人過分的熱情?！?/p>

日共《赤旗報》5月5日刊登高津一郎的文章《對“批判貝多芬”的想法》，其中寫道：“簡單地武斷說沒有標題就是為了掩蓋作品階級內容，完全是無視歷史的非科學、非藝術的想法?！?/p>

批判“無標題音樂”不僅對中國造成負面的國際輿論，而且使剛剛恢復的對外文化交流遭到破壞。在江青一伙的阻撓和壓力下，我國單方面拒絕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三國交響樂團1974年和1975年訪華。1972年至1973年，我國先后派出雜技團訪問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按照對等原則，這兩個國家要派藝術團回訪。經周恩來總理與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以及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商定，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將分別派交響樂團訪華。特魯多總理對和中國達成的協議非常重視，并以此作為競選資本。然而，于會泳在對外友協上報接待加拿大交響樂團的請示文件上寫道：“此前外國樂團來華演出后，曾引起一些人在標題音樂和無標題音樂有無社會內容問題的思想混亂，至今尚未徹底解決，加拿大樂團仍不宜來?！奔幽么髽穲F被拒絕后，引起對方強烈不滿。該國政府公開指責我國片面取消已達成的協議項目，“影響了執政黨的大選”。

法國交響樂團訪華是法國駐華使館提出的。使館特意說明：該團1974年的日程雖然已經排滿，但為了表示對中國的友好，寧愿取消對美國的訪問而來中國。中國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訪問法國時，法國政府又正式提出該團訪華的建議，姬鵬飛根據出訪前國內研究的意見表示同意。

然而，江青在有關文件上批注：“前些日子英國來了交響樂團，在國際上哄了一陣，說我們十分歡迎他們?？墒撬麄冄葑噘Y產階級音樂，為什么不能對等？即他們來一個資產階級的，應該接受我們一個無產階級的節目。否則，只交往體育、科技、雜技?！?/p>

法國人對中國政治形勢很敏感，他們注意到中國批判“無標題音樂”特別是法國音樂家德彪西的文章，加上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交響樂團已被中方拒絕，便主動提出取消樂團訪華之行。

這三個交響樂團被拒，不僅影響了雙邊藝術交流，而且嚴重損害了我國國際信譽，給我國政府抹了黑。

批判“無標題音樂”不僅使一些外國來華藝術團的演出項目被迫取消，而且對我國藝術團出訪造成不利影響。1974年秋，江青親自抓了一個歌舞藝術的“樣板”——“中國藝術團”。該團集中了全國歌舞藝術的精英，在北京排練了近8個月，原計劃要派到歐洲、美洲、大洋洲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大國去演出。結果，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三國因他們的樂團訪華被拒而婉拒該團出訪，其他歐美國家因為中國批判“無標題音樂”也拒絕接待。最終，經過半年多籌備的“中國藝術團”只能出訪南美洲的委內瑞拉、圭亞那、特立尼達多巴哥三個小國。這是江青批判“無標題音樂”自釀的“苦果”。

批判“無標題音樂”為何不了了之

按照以往的經驗，由文藝批判所引起的政治運動最終結果是要整人的。比如，批《海瑞罷官》揪出了歷史學家吳晗，進而順藤摸瓜揪出了“三家村”——鄧拓、吳晗、廖沫沙以及當時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然而，轟轟烈烈的批判“無標題音樂”的這場政治運動無果而終。其之所以不了了之，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無標題音樂”本身實在沒有多大文章可做，這個專業術語除搞西洋音樂的人知道以外，普通老百姓不懂，既然不懂，也就沒有多少興趣。而批“無標題音樂”又涉及歐洲古典音樂大師及其作品，這就必然引起全世界愛好音樂的人的反感。有的外國媒體以貝多芬是列寧喜歡的作曲家為例，諷刺江青一伙對歐洲古典音樂無知。江青一伙試圖把中國“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做法用在外國藝術家頭上，只能留下笑柄而已。

第二，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國人民實際上已經開始反思“文革”，年輕人從盲目崇拜和狂熱中正在覺醒。1973年雖然還處在“文化大革命”的大環境中，但已經沒有了以“紅衛兵”為代表的各種各樣的群眾組織。因此，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所策劃的一系列政治陰謀失去了社會基礎。沒有“紅衛兵”組織的依托，單純的文藝批判不會造成社會動亂，批判“無標題音樂”這場鬧劇也只能局限于“四人幫”所控制的宣傳輿論部門和文藝團體。

第三，從1972年末開始，毛澤東主席對周恩來總理糾正“文化大革命”極左錯誤表現出不滿，1973年7月和11月兩次批評周恩來在對外工作中右傾。11月21日至12月5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周恩來。江青提出這是“第十一次路線斗爭”，并誣陷周恩來是“迫不及待”。江青借“無標題音樂”發難所發起的批判運動，實際上是配合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周恩來。然而，毛主席并不認為他和周恩來在工作上的意見分歧是什么路線斗爭。當他得知政治局擴大會上的情況后，立即出面干預說：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斗爭”，不應該那么講，實際上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毛澤東否定了江青“第十一次路線斗爭”之說。因此，來勢兇猛的批判“無標題音樂”運動，這個“政治局批周會議”的“衍生物”和“分會場”只好草草收場，無果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