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番薯記》自序

雖然離開關西大學有四年之久，我還是會偶爾想起沈國威老師曾在課上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餓死那么多人，為什么不吃番薯呢？”話語中帶著一點“何不食肉糜”的氣息。不過，座中的年輕學生未必了解中國歷史上那段荒誕的饑荒史，大概也未必能讀出空氣中“何不食肉糜”的況味。眼看沒人能領會自己的冷笑話，沈老師才開始一本正經地梳理“番薯”的歷史。番薯在日語里常稱作“薩摩芋”，又被稱為“アメり力芋”“琉球芋”“唐芋”等，名字里就帶著不同的地名。沈老師就從地名入手描繪了番薯的傳播地圖。大家才恍然大悟：名字就是歷史。沈老師又說番薯的廣泛種植使中國人口翻了好幾番，于是，這種平常的作物在我心里也變得不平常了。聽了這部格局近似《糖史》的簡明“番薯史”之后，回過頭去想想他的“何不食薯”之問，真是有一種迷離之感。

本書雖然以“番薯”為題，但并不是研究番薯史，名不副實。取這個題目主要是懷念在沈老師的課上聽“番薯史”的時光，懷念在日本那一段亂翻書的時光。躲在讀音相近的“番薯”后面，讓“翻書”不至于正襟危坐地假風雅，不至于一本正經，也不至于不太正經。說一本正經，是因為我去日本的那一年，名義上是為博士論文找資料。書中關于“文學”概念史的內容，都是為博士論文找的素材，有些材料最后用了，有些沒有用，存在電腦里不免可惜。做讀書筆記最基礎的就是摘錄原文資料，以前的學者抄卡片，現在為了檢索方便，都抄錄到電腦上。其次是摘錄觀點，因為有些日文著作國內還不太容易看到，看到特別的研究思路，看到獨特的材料解讀，都很是令人興奮的。最后是評述式的筆記，可以是針對一篇文章、一部著作的書評，也可以是通觀一個領域、一個主題的研究綜述，這類筆記可以上溯中國傳統的提要類文字，又合乎現代博士論文格式的基本要求，我更認為這些是達到“眼高手低”的重要學術訓練的途徑，否則會一直在“眼低手低”的層次里打轉。本書既抄錄了原始文獻，也摘錄了日本學者觀點和思路，偶爾還加入一些自己的見解，有些還打算發展成學術論文，讀起來不免一本正經，借著“番薯”之題或許可以稍稍遮掩一下枯燥無味。

說不太正經，是因為我讀書雜亂，沒有什么大計劃，偶爾在關大圖書館翻到有趣的書，不管跟博士論文有沒有關系，就放下手頭的博士論文先讀起來。有一次，我看到關大圖書館居然藏有俞樾的若干信札，便馬上著手調查一番，釋讀不了還請教盧康華兄。我從沈老師那里得知古城貞吉在上海留下了一部日記手稿，于是也去復制、整理，被日記中潦草的“叔蘊”“叔言”這些字跡困擾了許久，后來才確定就是大名鼎鼎的羅振玉。這個亂翻書的習慣，導致我的博士論文進度偏離軌道，為了趕畢業，有好些內容沒有放進博士論文中詳細展開。

說是“翻書記”，但有些文章卻是游記。去日本之后，溫州圖書館盧禮陽先生令我寫寫在日本買書找書的趣事，發表在他主編的《溫州讀書報》上，結果連游記也拿去湊數，還將專欄題為“扶桑記游”，禮陽先生也并不介意。這次就保持原樣，不作改動。說是“日本翻書”，但有些書卻是回國后讀的，當然，所讀的多是日本學者的論著。在日本一年，最開心的經驗就是買書，一開始還猶猶豫豫，因為日本書價遠高于國內，一本研究《山海經》的學術書，定價近一千元人民幣，想著也不專門研究就放棄了。多去了幾次吹田市江坂町天牛書店，慢慢地適應了日本的書價，舊書店、古書網當然要買，京都的古本祭當然也要趕去，甚至連學校附近的BOOKOFF也去翻一翻。最后積書成山倒，讀書如抽絲，根本沒有辦法一下子看完，只好打包寄回家，好幾大箱子，還被海關扣住，頗費一番周折才取回。除了買，還有復印，借關西大學研究室之便，掃描了不少不容易買到的書籍，制成電子版，避免室小書多的苦惱。因為這些帶回來的書籍，回國后還寫了不少讀日本書的筆記。

既然名不副實，不妨以“番薯”替代“翻書”，可以如實地名不副實。這兩年也寫了幾篇書評，也干脆混在讀書筆記之后。不去攀附書話的書寫傳統，因為沒有周作人那樣的見識和文筆可以縱橫捭闔，這里介紹的都不是什么枕中鴻寶，寫不成“日本訪書記”。雖說介紹的大多是日本出版的學術書，有些書目前國內還不容易找到，但相信越來越多的學者會將這些好書譯成中文，我只不過是先睹為快，提供一些學術信息罷了。這些筆記只能算是粗淺的學術訓練的印跡，很平常，就像番薯那樣。最后還要特別說明的是，部分文字曾以專欄的形式發表在《書屋》上，以及此次結集出版，都應該鄭重感謝劉文華學長的督促。

（潘德寶：《日本番薯記》，湖南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