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行社會比較對教育焦慮的影響：教養效能感的調節作用

雷天陽?陳雪蕊?杜思妙

摘 要｜為探討上行社會比較與教育焦慮的關系，以及教養效能感在兩者間的作用，采用上行社會比較分量表、中小學生家長焦慮測量工具、教養效能感分量表對410名初中生父母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發現上行社會比較顯著正向預測教育焦慮，父母教養效能感在兩者之間起增強的調節作用。結果對理解和應對家長教育焦慮具有重要啟示。

關鍵詞｜上行社會比較；教育焦慮；教養效能感；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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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世紀60年代以前，中國父母普遍認為國家提供的教育資源足以滿足孩子的教育需求［1］。但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家長們對教育有了更高的期待與要求，并逐漸發覺有必要搶占教育資源，讓孩子能夠贏在“起跑線”，這與實用主義和效率主義不謀而合［2］。在這種思想觀念的催化下，誕生了一系列的教育“內卷”現象，如“學區房”“擇校熱”“培訓熱”等，并引發了家長嚴重的教育焦慮。同時，在商業媒體大肆渲染教育競爭下，父母們進行的不當攀比行為，使得教育焦慮現象再度肆虐。一項有關孩子教育的調查發現，在我國部分一線與新一線城市中，20%的家長已經表現出臨床心理學意義上的焦慮傾向，其中1%甚至達到重度焦慮［3］。根據“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家長‘雙減政策態度”調查顯示，87%的受訪家長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感到焦慮［4］。教育焦慮已經成為中國家長的真實心理寫照，貫穿于教育活動的全過程、全周期［5］。因此，揭示影響這一趨勢的因素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教育焦慮是人們對教育過程和結果帶來的不確定性所產生緊張、不安、憂慮、煩惱等復雜的情緒狀態，并貫穿整個教育階段，表現為對“教育落后”的恐慌、對“教育重負”的壓力、對“教育無用”的擔憂［6］。一方面，教育焦慮會給父母群體帶來不良影響，如家長對孩子學業的焦慮會影響自身的教育參與［7］，減少積極養育行為和增加負面養育行為［8］。另一方面，父母的焦慮也會影響到孩子，使其子女產生學習成績下降［9］、學業倦?。?0］等現象；同時，有研究發現焦慮具有代際傳遞性，可以通過環境影響傳遞給子女，進而影響身心健康［1-13］。教育焦慮作為一種狀態焦慮的表現形式，其形成受到個體因素、環境因素和其交互影響。在影響父母教育焦慮的眾多因素中，作為風險環境因素的上行社會比較［14］，和作為個體保護因子的父母教養效能感如何交互影響父母教育焦慮？本研究將對內部機制進行進一步探析。

父母間的社會比較被定義為對子女施加心理控制的一種形式［15］。尤其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父母將子女的教育成就作為衡量其個人地位的重要因素，以及家庭榮譽的重要標準［16］，比較行為會發生的更多［17，18］。大量研究發現上行社會比較與消極的心理狀態相關，如自尊降低［20，21］、焦慮和抑郁

癥狀［22，23］、降低堅持性［24］等。社會比較的目的包括自我評價、自我完善和自我提高三個方面［18］，而個體由于缺乏控制感需要不斷地進行社會比較以降低不確定性水平，這個過程就會導致焦慮的增加［25］。吉本斯和邦克（Gibbons and Buunk）［19］的一項研究發現，參與社會比較的動機水平越高，焦慮水平就越高。麥卡錫和莫里納（McCarthy and Morina）的薈萃分析也表明，社會比較與焦慮有很大的關聯，即焦慮的增加與上行社會比較有關。I-PACE交互模型［26］提出情境因素會誘發人的認知與行為并導致情感反應。因此，本研究認為中國父母在教育環境中被誘發出與教育相關的上行社會比較行為，會導致和增加教育焦慮的產生。

本研究認為上述過程也會受到個體因素的影響。根據伍德（Wood）［18］提出的社會比較理論，個體會通過認知、情感或行為反應對比較信息的評估做出反應，但反應因個體心理健康而異，并對情緒等心理因素產生不同影響。父母教養效能感被認為是養育行為的主要決定因素，不僅會影響父母自身的心理健康［27］，還會對上行社會比較過程產生影響。多項研究指出較高的教養效能感與更有效的養育方式和行為相關聯，例如回應式的養育方式［28］、不斷適應的養育技巧［29］、有效的子女管理策略［30］等。同時，自我效能感還會影響人們對壓力的認知和情感反應。在面對壓力時，低自我效能感的個體往往會輕易放棄，對失敗進行內部歸因，并體驗到高度的焦慮或抑郁［31］。而高自我效能感的個體，在面對壓力時，與低自我效能感的個體相比，其自身的焦慮程度更低［32］。根據I-PACE交互模型［26］，教育情境因素會引發上行社會比較，并引發教育焦慮，而這一過程會受到父母教養效能感的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基于I-PACE交互模型與社會比較理論，探討作為風險因素的上行社會比較與作為保護因素的父母教養效能感如何相互作用影響父母的教育焦慮，從而為降低和預防父母教育焦慮提供理論依據。本研究假設如下：（1）上行社會比較正向預測教育焦慮（2）父母教養效能感調節上行社會比較對教育焦慮的影響，并起到削弱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樣，通過學校教師發放網絡問卷，剔除作答明顯不完整、答題過程明顯不認真的數據，最終回收410份有效問卷。其中，父親91人（22.2%），母親294人（71.7%），其他監護人25人（6.1%）；大專及以上學歷47人（11.5%），高中或中專學歷81人（19.8%），初中及以下學歷282人（68.8%）；平均年齡37.89±10.191歲；一孩家庭73人（17.8%），二孩家庭270人（65.9%），三孩家庭57人（13.9%），四孩及以上家庭10人（2.4%）。所有參與調查的被試均對該研究知情同意。

2.2 研究工具

2.2.1 上行社會比較量表（INCOM）

采用白學軍等人［33］修訂的愛荷華—荷蘭比較傾向量表［19］的上行比較分量表（INCOM），分量表包含6個項目，采用5點計分，從1 “很不符合”到5“很符合”。分數越高，表明個體越傾向于采用上行社會比較方式。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37。

2.2.2 中小學生家長焦慮測量工具（MQPAE）

采用Sun等人［34］研發的中小學生家長焦慮測量工具（MQPAE）。研究工具以中國家長為被試編制而成，符合中國教育相關背景。問卷包含五個維度（學習態度、學校表現、教育能力、教育成果、家庭資本），25個項目。采用5點計分，從1 “完全不同意”到5 “完全同意”。問卷的總分越高，焦慮水平越高，個體就越有可能出現教育焦慮狀況。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43。

2.2.3 教養效能感

采用由彭詠梅等［35］修訂的教養能力感量表［36］的教養效能感分量表。分量表包含6個項目，采用4點計分，從1“完全不同意”到4“完全同意”，要求被試對問卷項目符合自己感受的狀況評定。研究中用總均分來代表最終得分，家長獲得分數越高，則說明家長的教養效能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78。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采用Harman單因子法檢驗數據的共同方法偏差［37］。結果顯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7個，第一個因子解釋的變異量為32.48%，小于臨界值40% ，表明本研究中各個變量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

如表1所示，家長類型與家長學歷呈顯著正相關，在主要變量中上行社會比較與教育焦慮呈顯著正相關，教育焦慮與教養效能感呈顯著負相關。

3.3 教養效能感的調節作用檢驗

將所有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采用SPSS插件PROCESS的模型1進行調節效應檢驗。如表2所示，結果發現：上行社會比較顯著正向預測教育焦慮（β=0.374，p<0.001）；上行社會比較與教養效能感的交互項對教育焦慮正向預測作用顯著（β=0.125，p<0.01）。表明教養效能感在上行社會比較和教育焦慮之間起調節作用。為了更清楚地了解教養效能感的調節作用實質，將教養效能感在調節效應中的取值高低分組（正負一個標準差）進行簡單斜率檢驗。圖2表明，當教養效能感水平較高時（M+1SD），上行社會比較顯著正向預測教育焦慮（β=0.496，p<0.001），當教養效能感水平較低時（M-1SD），上行社會比較顯著正向預測教育焦慮（β=0.252，p<0.001）。

綜上，上行社會比較對教育焦慮產生的影響受到教養效能感的調節。無論教養效能感水平高低，都會在上行社會比較對教育焦慮產生影響的過程中起增強的調節作用。具體來說， 在上行社會比較水平高時，無論教養效能感高低，父母的教育焦慮水平都高；在上行社會比較水平低時，高教養效能感父母的教育焦慮低。

4 討論

本研究通過運用社會比較理論和教育情境因素的I-PACE交互模型發現，上行社會比較與教育焦慮之間存在關聯，并且這種關聯受到父母教養效能感的調節，為該研究領域提供了新的認識，并對理解和應對家長教育焦慮具有重要啟示。

研究結果支持了上行社會比較與父母教育焦慮之間的正向關系。這表明，在我國的文化背景下，父母習慣將子女的學業成績與他人子女進行比較來衡量個人地位和家庭榮譽，即當父母接觸到他人子女取得較好成績或在教育方面取得成功的信息。一方面可能引發對自己子女的期望，另一方面也會帶來與他人競爭的壓力，從而導致更高的教育焦慮水平。這與以往研究中發現的社會比較與心理健康問題相關的結果相一致［17，18］。符合PACE交互模型［26］的觀點。

本研究雖然證實了教養效能感可以調節上行社會比較對教育焦慮的影響，但教養效能感對兩者之間的關系起到了增強的調節作用。這一發現驗證了教養效能感對教育焦慮有顯著影響的觀點［5］。具有低教養效能感的父母自己的育兒能力缺乏信心，感到自己可能無法有效地應對子女的教育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特別是來自其他家庭的成功案例會引發對自身能力的懷疑和不安全感。當他們感受到來自社會的負面評價或與他人子女的比較時，更容易將這些評價內化為對自己能力的負面判斷，從而加劇了教育焦慮。同時，也會觸發低教養效能感父母的內在負面情緒，如焦慮和自我懷疑。這些負面情緒會在社會比較的背景下被強化，形成一種惡性循環，使教育焦慮更加深刻和持久。這與以往研究一致，低教養效能感會導致焦慮的增加［32］。

與假設不同的是，高教養效能感也對這一過程起增強作用?；蛟S是因為當個體的教養效能感較高時，父母對自己育兒的信心也較為強烈，會更加自信地應對子女的教育問題［38］；同時，高教養效能感的父母由于對自己的能力有更高的期望，會更容易感受到來自社會的期望和壓力，從而更加關注社會比較的情況。因此，高教養效能感的父母可能會在面對社會比較時更加敏感，因而對他們的教育焦慮產生了顯著的影響。而在上行社會比較水平較低時，高教養效能感父母的教育焦慮更低，這可能是因為在低上行社會比較水平的環境中，高教養效能感的父母可能更專注于家庭內部的教育實踐，較少受到外界的負面比較影響。他們可能更注重培養孩子的個體能力，而不是過多關注社會上的期望和壓力。

這些發現對于制定應對父母教育焦慮支持和干預的實際措施提供了有益的實踐意義。教育者和心理健康專業人士可以通過干預社會比較這一心理狀態，減小其對教育焦慮的影響。同時，在幫助父母培養效能感的過程中要協助他們更好地應對社會比較帶來的壓力，從而減輕教育焦慮的影響。教育政策制定者也應關注家庭和學校教育支持體系的建設，以提供更全面的教育資源和指導，以降低家長的教育焦慮水平。

本研究存在如下局限：第一，本研究是橫斷研究，不能從中得出因果關系和判斷出各變量的先后順序，且只能揭示上行社會比較和教育焦慮在同一間點的關系。未來研究可采用縱向的研究設計來檢驗變量之間的預測方向；第二，本研究的變量都是通過自我報告方法收集的，數據的客觀性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并且網絡收集問卷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未來研究可以通過兒童報告來收集上行社會比較等變量提高其準確性，同時注意收集問卷的客觀條件，通過集體施測等方式提高有效性；第三，本研究產生了與以往研究不一致的結果，這可能是由于被試群體的差異，例如教育水平、職業背景等，這些特征與以往研究中的樣本不同。同時，上行社會比較與教育焦慮之間可能存在更復雜的過程機制，未來研究可以關注這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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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on Educational Anxiet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enting Self-efficacy

Lei Tianyang Chen Xuerui Du Simiao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Chengdu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and parental educational anxiety，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arenting self-efficac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410 parents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using the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Scale， a measurement questionnaire of parents anxiety about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the Parenting Self-Efficacy Scale.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predicts educational anxiety， with parenting self-efficacy playing an enhancing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the two. These findings offer important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parental educational anxiety.

Key words：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Educational anxiety; Parenting self-efficacy; Par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