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失恐懼與社交媒體用戶社交焦慮

喻佩玉?范士青?趙妍

摘 要｜目的：探討手機成癮、錯失恐懼和社交媒體焦慮之間的關系。方法：抽取網絡上25個省份共169位被試，采用手機成癮量表、錯失恐懼量表和社交媒體用戶社交焦慮量表進行施測。結果：（1）相關分析顯示，錯失恐懼、手機成癮、社交媒體焦慮三者間呈顯著正相關。（2）中介效應檢驗表明，錯失恐懼不僅直接預測社交媒體焦慮，還通過手機成癮的中介作用間接預測社交媒體焦慮。結論：手機成癮在錯失恐懼與社交媒體用戶社交焦慮的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關鍵詞｜錯失恐懼；社交媒體用戶社交焦慮；手機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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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隨著互聯網快速發展，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達74.4%，網民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高達99.6%，其中大學生在網民中占比達84%。同時，社交媒介也越來越多，以QQ、微信為主的線上網絡交流已占人們交流比例的66.43%。社交網絡的發展為人們的交流帶來便捷的同時，也產生了問題性社交。從此前學者的研究發現，盡管錯失恐懼（fear of missing out，FoMO）廣泛存在于線上與線下信息交流中，但隨著線上信息流動的比例越來越大，其在社會網絡中的存在也日益普遍，加之網絡交往的主要群體是中青年，故應當重視網絡社交的網絡焦慮現象。

錯失恐懼以一種社會現象出現在媒體報道中，并被新聞媒體領域大量關注，最開始被美國作家安妮·斯塔梅爾定義為一種人人皆有的傾向，好奇他人生活中發生的事情、不斷追蹤社交網站、想要經常與朋友互動、為錯過了朋友們一起做的事情而失落的一種情緒狀態。隨著沃恩（Vaughn）對錯失恐懼進行概念界定后，有更多的心理學家從不同角度對錯失恐懼進行界定。柴喚友等學者從焦慮特質層面將錯失恐懼界定為錯過他人事件信息而產生的廣泛焦慮［1］；阿姆納·阿布恩（Amna Alabri）從感知群體角度出發認為錯失恐懼是擔憂錯過社交獎勵而產生的感覺［20］。在部分學者的研究中，錯失恐懼水平能夠顯著正向預測大學生問題性手機使用行為的程度［2］。而錯失恐懼與手機成癮呈正相關，同時對手機冷落行為的直接預測作用顯著，手機成癮在錯失恐懼和手機冷落行為之間的部分中介作用顯著［3］。錯失恐懼和問題性社交網絡使用在自尊與大學生手機成癮的關系中起序列中介作用［6］。從大數據分析來看錯失恐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問題性社交網絡的使用上［10］。

手機成癮是問題性網絡社交中非常常見的情況，是一種類似于網絡游戲成癮的過分利用現代技術所致的行為成癮，由于某種動機過度地濫用手機而導致手機使用者的心理和社會功能受損的癡迷狀態［8］，且有大量研究已證實手機成癮與社交焦慮也存在顯著正相關，但社交焦慮概念往往包含線上與線下的社交情景［7］，所以本文也試圖基于此，細化討論手機成癮傾向在線上社交焦慮的相關性。

社交焦慮是指對某一種或多種人際處境有強烈的憂慮、緊張不安或恐懼的情緒反應。同焦慮一樣是一種情緒，不過是限定在特定情景下會存在的情緒［5，15］。具體來說，個體處在網絡信息繁雜的環境中，網絡社交的信息傳遞快速、多信息的交雜、信息的可撤回等特征，使得個體會擔心錯失他人信息，進而產生了焦慮恐懼。因此個體就會頻繁的檢查QQ、微信等社交軟件上的信息［17，16］。隨著線上和線下交往的界限趨于模糊，社交媒體情境同樣可以誘發社交焦慮，甚至催生新的焦慮形式［18］。在美國，17%的大學生表示使用Facebook仍然會感到社交焦慮，顯然，社交媒體難以真正成為社交焦慮者的避風港。

線上社交媒體焦慮是指個體在社交媒體交往情境中感知到的緊張和恐懼等人際負性體驗，表現為隱私擔憂、交往焦慮和負面評價恐懼三個方面［7］。作為一種社交媒體中的人際負性體驗，線上社交焦慮必然會對個體社交媒體使用相關心理與行為變量產生影響。心理方面，由于線上社交焦慮體現為一種對網絡社交的回避型焦慮，因此個體在使用社交媒體時會感到疲勞和倦怠，并對社交媒體使用持消極態度［16］。行為方面，線上社交焦慮的用戶更不愿意發布動態和更新主頁，喜歡“潛水”，盡量不主動參與互動以避免人際緊張。盡管網絡社交和面對面社交有許多共同的壓力源，但在程度和表現形式上仍有很大不同［11］。

錯失恐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正向預測手機成癮傾向，并通過影響問題性社交網絡的使用進一步影響手機成癮的程度［6］，同時社交焦慮能顯著正向預測社交網絡成癮［4］，現有的研究聚焦于錯失恐懼在問題性社交網絡領域的探索，但早在柴喚友等學者系統闡述錯失恐懼時，就已提出錯失恐懼作為一種泛焦慮，與“焦慮”間復雜的關系［1］，所以本研究從問題性社交網絡入手，深入問題性社交網絡下的社交媒體焦慮與錯失恐懼的聯系，同時手機成癮傾向作為錯失恐懼變量中常用的中介變量［13］，本次研究也同樣納入，因此，本文提出如圖1的假設：手機成癮在錯失恐懼和社交媒體焦慮之間起中介作用。

1 對象與方法

1.1 受試者

采用線上取樣的方法，將問卷發放于微博、小紅書等網絡平臺，發放問卷后回收問卷為169份，有效問卷166份，回收率為98.22%。被試主要來自湖北省、河南省，其中，男生107名（62.94%），女生63名（37.06%）。?？?8名（10.59%），研究生以上5人（2.94%），本科生147名（86.47%），大一學生33名（19.41%），大二學生69名（40.59%），大三學生60名（35.29%），大四學生8名（4.71%）。

1.2 研究工具

1.2.1 錯失恐懼量表

采用普里茲比斯基（Przybylski）等編制的錯失恐懼量表，量表采用5級計分，總分越高個體錯失焦慮水平越高［12］。此問卷一共有10個題目，主要分為兩個維度，一是錯失信息恐懼，如“害怕別人有比我更多的精彩經歷”，二是錯失情景恐懼，如“錯過與朋友見面的機會會煩惱”。針對外國文化，有諸多學者對此進行了信效度測量，內部一致性系數均在0.83以上，雖然分析效度的研究者并不多，但普里茲比斯基與佩羅內（Perrone）等人分析時表明該量表效度很好。因而本研究采用普里茲比斯基等編制的錯失焦慮量表，總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數為0.72，總量表的重測信度為0.85。

1.2.2 大學生手機成癮傾向量表

采用熊婕等編制的量表［13］。該量表共16道題目，分別包含戒斷癥狀、突顯行為、社交撫慰和心境改變四個維度，采用李克特5點計分的方法評分，各項目得分相加即為總分，總分越高表明手機依賴越嚴重。該問卷的Cronbach α系數為0.93，總量表的重測信度為0.91。

1.2.3 社交媒體用戶社交焦慮量表（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social media users，SAS-SMU）

線上社交焦慮與現實社交焦慮具有很多不同，為了區分二者，這里采用賈桂枝等人翻譯的社交媒體用戶社交焦慮量表（SAS-SMU）［14，21］。SAS-SMU的中文版有21個項目，包括三個維度，分別為社會識別焦慮（Social Recognition Anxiety）、互動焦慮（Interaction Anxiety）和隱私關注焦慮（Privacy Concern Anxiety），三個維度及總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數為 0.81～0.93，組合信度為0.82～0.96，四周后的重測信度為0.76～0.84。

2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1.0和宏PROCESS進行數據處理分析。運用Pearson相關進行相關性分析以及海斯（Hayes）的宏PROCESS Model4進行中介效應的檢驗。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的數據均來自受試者的自我報告，所以很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效應。采用Harman單因子檢驗對共同方法偏差進行驗證，結果顯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9個，第1個公因子的解釋率為38.93%，小于40%的臨界值，因此認為本研究數據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具體如表1所示。結果顯示：性別分別與錯失恐懼、手機成癮、社交媒體焦慮呈顯著正相關，學歷與錯失恐懼呈顯著正相關，且錯失恐懼、手機成癮、社交媒體焦慮三者間呈顯著正相關。

3.3 差異檢驗

對性別分別在三個變量上進行差異檢驗，如表2所示，性別在錯失恐懼、手機成癮和社交媒體焦慮上均存在顯著差異（p<0.05），可得知，女性的錯失恐懼水平、手機成癮水平與社交媒體焦慮水平均顯著高于男性。

在本科生和?？粕鷮蛹墝δ昙壏謩e在三個變量上進行差異檢驗，如表3所示，年級在三個變量上的差異并不顯著（p>0.05）。

3.4 模型驗證分析

使用海斯編制的SPSS宏和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具體應用Model4，檢驗手機成癮在錯失恐懼與社交媒體焦慮之間的中介效應。如表4所示，回歸分析表明：錯失恐懼對社交媒體焦慮的直接預測作用顯著（β=0.60，p<0.001）；手機成癮直接正向預測社交媒體焦慮（β=0.75，p<0.001）；錯失恐懼和手機成癮同時進入方程，錯失恐懼正向預測社交媒體焦慮成癮（β=0.52，p<0.001），手機成癮也正向預測社交媒體焦慮（β=0.81，p<0.001）。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檢驗中Bootstrap95%CI（0.598，1.178），區間不包含0，因此，手機成癮在錯失恐懼與社交媒體焦慮之間的中介效應顯著，中介效應占總效應（1.39）的62.7%。因此，可以構建方程模型如圖2所示。

Y=4.78+0.52X+0.81M

X為自變量錯失恐懼，Y 為因變量社交媒體焦慮，M 為中介變量手機成癮。

4 討論

本文基于互聯網快速發展的現狀，對錯失恐懼、手機成癮和社交媒體焦慮的關系進行了研究。首先，差異分析結果表明，相比于男性，女性表現出更多的錯失恐懼、手機成癮和社交媒體焦慮。其次，相關分析發現錯失恐懼、手機成癮、社交媒體焦慮三者間呈顯著正相關，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說明錯失恐懼是手機成癮和社交媒體焦慮的重要影響因素。最后，證明手機成癮在錯失恐懼與社交媒體用戶社交焦慮的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錯失恐懼不僅能夠直接影響社交媒體焦慮，還能夠通過手機成癮間接影響社交媒體焦慮。錯失恐懼本質上是一種焦慮，根據自我決定理論［23］，它是由于人們基本需要無法得到滿足造成的，至于為什么當需要得不到滿足時會促使人們使用手機等的一系列工具，使用與滿足理論［19］能夠用于解釋這一點——使用這些媒介能夠幫助人們滿足自身的需求。故而錯失恐懼水平越高，人們的手機成癮水平會更高。此外，從錯失恐懼的定義來看，擔心錯失他人積極的經歷和正性的事件，這體現了錯失恐懼與個體評價、比較存在一定關系，有研究表明錯失恐懼與自尊之間存在負相關［6］，越是低自尊的個體，越可能會對他人的經歷進行正向評價，錯失恐懼的水平也會更高，而社交焦慮也是由于害怕他人的負面評價而產生的，其實也是一種自卑心理的體現，這可能是錯失恐懼能夠正向預測社交媒體焦慮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手機成癮會導致個體花在人際交往上的時間、精力減少，使個體變得自我封閉，從正常的社交到減少社交再到不愿意社交，最終致使其對社交關系產生恐懼，社交焦慮水平變高。

本研究結果對于社交媒體用戶社交焦慮的干預具有一定的啟示，可以通過滿足基本心理需要（自主、勝任、關系）降低錯失恐懼的水平，這樣不僅能減少社交媒體用戶的社交焦慮，同時也能使手機成癮得以控制。

本次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樣本量較小，研究結果普適性較低；問卷調查在網上進行，被試作答不夠認真，研究的結果可能存在偏差。研究方法較為單一，無法得出確定的因果關系。除上述不足之外也需要考慮到由于時間不夠充分，數據收集較為倉促；網上作答受試者不太重視?；诒敬蔚难芯拷Y果，可以深入探討性別、學歷在錯失恐懼水平、手機成癮水平與社交媒體焦慮水平存在差異的原因。另外，未來的研究者們也可以考慮從心理和生理等的不同角度研究錯失恐懼與社交焦慮的關系，心理因素諸如自尊，生理因素可以考慮研究與他們涉及的腦區是否存在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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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r of Missing out and Social Anxiety among Social Media Users： Mediating Role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Yu Peiyu Fan Shiqing Zhao Yan

Hub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Wuh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social media anxiety. Method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scale， fear of Missing out scale and social media user social anxiety scale were used to test the students from various provinces on the Internet. Results：

（1）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ear of missing out，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social media anxiety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2）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showed that the fear of missing out not only predicted social media anxiety directly， but also predicted social media anxiety indirectly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Conclusio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social anxiety of social media users.

Key words： Fear of missing out; Social media users social anxiety; Mobile phone add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