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數字鴻溝:智能手機對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

向運華 金巧森

(武漢大學 社會保障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2)

隨著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加深,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面臨嚴峻挑戰。保障老年人持續參與勞動的權利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將其轉化為發展機遇的關鍵因素。在全球人均預期壽命和人力資本周期“雙延長”的大環境下,世界衛生組織于2002年提出“積極老齡化”概念,倡導在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的同時,使其健康、參與和保障的機會獲得最佳的發揮。促進老年經濟參與是積極老齡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有利于老年人個體實現經濟獨立,增強社會參與感與獲得感,實現“老有所為”,也將通過輸送勞動力的方式有效緩解“人口紅利”消退帶來的負面影響,推動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作為世界上老齡化速度最快、老齡人口規模最大的國家之一,21世紀以來中國老年人勞動參與現象日益普遍,人數快速增長。據統計,城市老年人口中的1/3有再就業意愿[1];60歲及以上處于就業狀態的老年人從2000年的4443.5萬增加至2015年的5954.8萬,其中60-64歲階層的低齡老年人口就業意愿較高,就業比率已經到達50%[2]。老年人勞動參與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新中國成立70余年以來,信息化工作取得顯著的成就,智能手機市場迅速發展,成為居民個體與家庭生活的必備工具。據估計,到21世紀中葉,手機在老年人口中使用將十分普遍,保守估計比例也有六成[3]。伴隨著智能手機逐漸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主要途徑之一,以微信、QQ、微博等為代表的社會化信息溝通工具極大豐富了人們的生產生活,也改變著人們勞動參與的方式與結構。智能手機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與溝通更為便捷頻繁,信息傳遞變得迅速及時,有效鞏固與擴展了老年人的社會網絡。多項研究表明,智能手機的使用通過影響勞動者的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提高了其勞動參與概率及其收入。那么,一個值得思考與研究的問題是,智能手機的使用是否具有促進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功能呢?社會網絡是否是智能手機影響老年人勞動參與的作用機制呢?解答上述問題不僅能推進智能手機影響勞動參與這一領域的理論研究,而且對完善老年人就業市場,提高老年人社會參與意識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伴隨世界范圍內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老年人的勞動參與問題受到廣泛關注,針對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因素研究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性別、年齡、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征與老年人勞動參與息息相關。男性老年人的再就業意愿明顯高于同年齡段的女性;中低齡老年人再就業概率要高于高齡老年人;健康對城市老年人的再就業存在正向影響[4]。文化程度越高,老年人再就業意愿越高,養老保障對老年人再就業呈現負相關[5]。另一方面,婚姻狀況、子女數量與代際支持也與老年人勞動參與狀態相關,但研究結論并未達成共識。研究發現有配偶的老年群體就業率高于無配偶的老年群體,就業老年群體的平均子女數略低于未就業的老年群體[6]。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廣泛應用,智能手機已然成為影響當前與未來勞動就業的重要因素[7]。既往研究表明,移動互聯網能夠顯著提高就業水平,使用互聯網的居民比不使用互聯網的居民更容易找到合適的工作[8]。智能手機的移動互聯網平臺提供了豐富的信息資源,使用互聯網進行工作搜尋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搜尋成本,有助于求職者高效地獲得工作[9]。因此,相比不通過移動互聯網的人,通過移動互聯網找工作的人在工作信息的獲取方面更有優勢[10]。

分析社會網絡、社會資本在其中的作用是研究智能手機使用對勞動參與影響的一個重要視角。智能手機的使用打破了溝通的物理界限,降低了社會網絡內部的信息溝通成本,有助于社會網絡范圍的維護、擴張和網絡強度的改善[11]。Dettling指出,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移動互聯網平臺的興起,使得個人快速拓展社會資本成為可能,而勞動者可以通過新興的網絡求職等方式得到更多的就業渠道與機會[12]。然而,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結論,Kraut等人的調查研究發現,移動互聯網的高使用率減少了調查對象與家庭成員的交流,縮小了其社會網絡的范圍,進而增強了其孤獨感和失落感[13]。

目前,學者從不同角度對老年群體勞動參與問題、移動互聯網與勞動參與問題展開了深入探討,取得了豐富的成果。但總體來看,既有文獻針對智能手機與老年群體勞動參與問題的研究仍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不足之處。首先,現有研究較多關注于老年人自身特征對其勞動參與的影響,重點考察了個人特征與家庭特征,較少涉及考察智能手機使用等信息技術對其勞動參與的影響。其次,就智能手機使用對勞動參與的影響而言,研究除了對全國勞動力人口的整體性考察外,也關注了農民、女性、大學生等群體,然而幾乎沒有涉及到老年群體。此外,不少研究雖然關注了社會網絡、社會資本在智能手機使用影響勞動參與過程中的中介效應,但未具體考察該效應的具體大小,也缺乏內生性問題探討。

基于此,本文的創新之處在于:聚焦于智能手機對老年人勞動參與這一主題,采用全國范圍的數據——2016年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數據,實證分析智能手機使用對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并討論了潛在的內生性問題,進一步探究了社會網絡的中介效應,旨在為保障老年人社會參與的基本福祉,改善我國老年人勞動參與狀況提出新的方向。

二、研究設計

1.數據來源。研究數據來自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簡稱CLASS),該數據由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設計,是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實施的全國性追蹤社會調查項目,調查范圍覆蓋全國除香港、澳門、臺灣、海南、新疆和西藏外的28個省(市、自治區),調查對象是60周歲及以上的老年人,調查內容包括老年人的社會經濟狀況、健康與相關服務、養老規劃與社會支持、身心狀況等多方面。2014年CLASS基線調查的樣本來自全國134個縣、區,462個村、居,最終樣本容量為11511人。2016年在2014年基礎上追訪了6603人,新補充進4892人,最終樣本容量達11495人。本文使用CLASS2016的數據,剔除相關變量的缺失值,有效樣本共9071個。

2.變量界定與描述。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狀態,選用CLASS問卷中對應的問題——“目前您是否從事有收入的工作/活動”,作為衡量老年人勞動參與狀態的虛擬變量,“1”表示是,“0”表示否。

核心解釋變量為智能手機使用。選用問卷中“您現在是否使用智能手機”這一問題,其中“1”表示是,“0”表示否。此外,為確保結論的穩健性,下文選擇“您現在經常上網嗎”這一問題穩健性檢驗,反映智能手機使用的頻率,將選擇“是”“否”的分別賦值為1和0。

中介變量為社會網絡,采用“您一個月至少能與幾個朋友見面或聯系”這一變量作為主要衡量變量,將回答“沒有、1個、2個、3-4個、5-8個、9個及以上”依次賦值為1、2、3、5、9,以考察智能手機使用是否通過擴大老年人的社會網絡提高了勞動參與的可能性。

參考既有研究,同時將性別、年齡、戶籍、受教育程度、是否領取養老金這些個體特征變量,以及婚姻狀況、子女經濟支持這兩個家庭特征變量納入回歸模型中。此外,將老年人所在地區虛擬變量放入模型,控制地區間的差異。所有變量的選取、定義與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3.研究方法。為考察智能手機使用對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構建模型如下:

EMi=α0+α1Sphonei+γXi+εi

(1)

式(1)中,EMi表示老年人是否參與勞動,Sphonei表示老年人i是否使用智能手機,Xi為控制變量,包括老年人的個體特征變量與家庭特征變量,αi和γ為待估計系數,其中γ為向量形式,εi為誤差項,αi為本文所重點關注的估計系數。如果αi顯著為正,則表明智能手機使用能夠促進老年人勞動參與;反之,則說明智能手機使用會抑制老年人勞動參與。

由于老年人勞動參與是虛擬變量,在穩健性分析部分,采用Probit模型來進一步分析智能手機使用對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具體的模型設定如下:

pr(EMi)=φ(α0+α1Sphonei+βXi+εi)

(2)

表1 變量定義與描述性統計分析

三、實證分析

1.基準回歸結果。為了更好地解釋智能手機使用對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效應,本文采用三組模型逐步回歸的方法,表2展示了基準回歸結果。在控制地區固定效應時,模型(1)僅加入智能手機使用這一核心解釋變量,發現智能手機使用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正向影響老年的勞動參與,相比于不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的勞動參與概率提高了7.63%。模型(2)在此基礎上加入個人特征控制變量,結果顯示,此時智能手機使用對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有所減弱,但仍在1%的統計水平下顯著為正。模型(3)進一步加入家庭特征變量,得到近似的結果,表明智能手機使用確實能夠促進老年人勞動參與,可能性提高了4.43%。

表2 智能手機使用對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

根據模型(3)的回歸結果可知,個體特征方面,性別、健康狀況對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影響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而年齡、養老保險金分別在1%和10%的統計水平下顯著負向影響老年人的勞動參與。這表明相比女性,男性老年人更傾向于勞動參與;收入水平越高,老年人勞動參與的可能性越高,這可能與其的消費觀念與消費水平、勞動參與的便捷程度、內生動力等有關;健康狀況越好,越有利于老年人勞動參與;年齡越高老年人的勞動參與可能性越低,沒有養老保險金的老年人更傾向于參加勞動,這也符合常識。家庭特征方面,婚姻狀況、子女經濟支持對老年人的勞動參與影響分別在10%、5%的統計水平下顯著為正,可能是已婚者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參加工作從而“養家糊口”,而子女的經濟支持可能與老年人本身開支有很大關系,同時老年人往往也不愿意僅依靠子女的經濟支持,而更傾向于參加工作。

2.穩健性檢驗。為了增強研究結論的穩健性,采用以下兩種方法進行檢驗:一是替換方法為Probit模型(見表3);二是考慮到絕大多數人已經把智能手機當作上網的主要設備,本文替換核心解釋變量為互聯網使用這一指標,以側面反映老年人智能手機使用情況(見表4)。模型(4)采用Probit模型進行估計,結果顯示,智能手機使用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正向影響老年的勞動參與。模型(5)則將核心解釋變量改互聯網使用,回歸結果顯示,互聯網使用能夠顯著提高了老年人勞動參與。表明研究結論具有高度的穩健性。

表3 替換方法為Probit模型的穩健性檢驗

表4 替換核心變量為互聯網使用的穩健性檢驗

3.內生性處理?？紤]到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手機與其勞動參與狀況可能存在一定的反向因果關系,即處于勞動參與狀態的老年人很可能因為工作需要或更有能力支付智能手機使用產生的費用而選擇使用智能手機,由此導致模型內有存在一定內生性問題的可能?；诖?結合問卷中數據的可獲得性,選取老年人居住的房屋是否有網絡信號(有線或者無線)作為工具變量。一方面,居住的房屋是否有網絡信號反映了互聯網的普及率,可以直接影響老年人智能手機使用與否;另一方面,居住的房屋是否有網絡信號不會直接影響老年人的勞動參與。表5顯示了工具變量的回歸結果。當控制了其他變量時,第一階段工具變量對老年人智能手機使用的影響顯著為正,F值為93.55,工具變量對老年人勞動參與的解釋力較強,同時拒絕了不可識別的原假設和弱工具變量的原假設。在糾正內生性后,智能手機使用在5%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智能手機確實提高了老年人勞動參與概率。

表5 內生性處理:工具變量法

為了進一步驗證能檢驗反向因果關系和緩解自選擇偏誤,本文采用PSM估計進行檢驗(見表6)。匹配方式分別采用最近鄰匹配、半徑匹配、核匹配。三種匹配方式T值均高于1%顯著性水平的臨界值2.58。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機對于勞動參與影響的平均處理效應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平均處理效應(ATT)的差值在0.0134-0.0437之間。通過處理組與控制組比較,處理組平均處理效應(ATT)的值均高于控制組,表明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手機會影響到勞動參與,上述結論進一步得到驗證。

表6 內生性處理:傾向匹配得分法(PSM)

四、智能手機對老年人勞動參與的討論

智能手機使用能夠有效促進老年人勞動參與,那么智能手機使用是通過何種途徑影響到老年人勞動參與,研究這一問題對于理解智能手機的作用,更好地發揮智能手機在推進積極老齡化目標實現過程中的優勢等有重要意義。

中國是典型的“人情社會”或“熟人社會”,個人的社會網絡以及其構建形成的社會資本在勞動者就業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4]。此外,也有研究表明,老年人的生活質量與社會網絡的規模顯著相關,缺乏社會網絡或融入社會的渠道,容易產生社會隔離感[15]。老年人很可能通過智能手機增加了與朋友的聯系,拉近與改善親朋好友間的關系,從而拓展了老年人的社會網絡,增加了其社會資本,使其更易獲得勞動參與崗位。因此本文認為,智能手機使用通過擴大老年人的社會網絡助力其勞動參與。

1.中介效應的檢驗方法。溫忠麟等討論了中介變量的相關概念,比較了檢驗中介效應的主要方法,提出了一個通常比單一檢驗方法錯誤率小的檢驗程序,可做部分中介檢驗和完全中介檢驗[16]。根據此中介變量檢驗方法,考察社會網絡是否是智能手機影響老年人勞動參與的中介變量,建立如下模型:

EMi=α0+β1Sphonei+γXi+εi

(3)

SMi=α1+β2Sphonei+ρXi+εi

(4)

EMi=α2+β3Sphonei+δ*SNi+μXi+εi

(5)

ME=β2*δ/(β2*δ+β3)

(6)

式(3)、式(4)與式(5)中,EMi表示老年人i是否勞動參與,Sphonei表示老年人i是否使用智能手機,SNi表示老年人i的社會網絡,Xi為所有控制變量,εi為誤差項。

檢驗程序如下:首先檢驗系數β，如果不顯著則說明智能手機使用與老年人勞動參與之間不相關;如果顯著,則進一步依次檢驗系數β2和δ,如果均顯著則表明中介效應存在。此時,若β3不顯著則表明為完全中介效應,若顯著則視為部分中介,中介效應占總效應比例的計算如式(6);如果β2和δ至少一個不顯著,則需繼續進行Sobel檢驗,如果通過顯著性檢驗,意味著中介效應成立,反之不成立。

2.智能手機使用的影響機制:社會網絡。表7報告了中介效應的檢驗與估計結果,其中模型(3)反映的是式(3)的回歸結果,已在上文進行了論述。模型(7)展示了式(4)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智能手機使用在1%顯著水平下正向影響老年人的社會網絡,使用智能手機使老年人的社會網絡擴大了近1.5倍。智能手機的文字、語音、視頻相融合的交流方式拉近了彼此之間距離,當人們覺得利用智能手機交流比面對面交流更加自如時,他們更愿意通過智能手機構建社交網絡,并帶入現實生活[17]。智能手機的使用增加了老年人日常的信息互動,鞏固并發展了老年人的社會網絡及社會資本。

表7 智能手機使用對老年人勞動參與狀態的影響機制

對于中介變量引入帶來交互效應,本文采用構造使用智能手機與社交網絡的交互項,研究發現,交互項并不顯著,社交網絡與使用智能手機并不存在交互效應。模型(8)報告了式(5)的回歸結果,結果表明,社會網絡的中介效應成立且為部分中介效應,即智能手機使用通過擴大社會網絡促進了老年人的勞動參與,但計算得知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僅為11.39%。一方面,智能手機不受時空限制、便捷、高效的特點為老年人創造了一條更容易、自如的社交渠道,使得其與其他人的交流更為頻繁,人與人之間勞動參與信息、招聘信息的共享更為普遍及時,從交流中及時獲取勞動參與信息的可能性增加,這既能降低求職成本,也能提高求職成功率,從而促進了老年人的勞動參與。另一方面,智能手機使用使得老年人能實時了解朋友的動態,當老年人得知朋友勞動參與或者瀏覽到招聘信息的情況下,也會激發自己的勞動參與熱情。

五、結論與啟示

老年人的勞動參與問題不僅關系老年人個體的社會參與感與獲得感,也直接影響勞動力供給數量與供給結構,現階段與未來較長時期內必須采取多種措施促進老年人勞動參與。研究發現:第一,智能手機使用能夠顯著提高老年人勞動參與的概率,相比于不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的勞動參與概率提高了4.44%,使用兩種方法進行相應的穩健性檢驗與工具變量法克服內生性后,研究結果依然顯著。第二,影響機制檢驗結果顯示,社會網絡是智能手機影響老年人勞動參與的中介變量,即智能手機使用有助于擴大和鞏固老年人的社會網絡,從而促進其勞動參與。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這一中介效應占總效應的比例較低,那么更多的是通過什么影響呢?這一問題在未來的研究中值得進一步探討。

基于上述結論,要充分發揮智能手機和社會網絡在提升老年人勞動參與過程中的優勢,進一步強化智能手機在的勞動參與促進作用。第一,以5G網絡等國家移動互聯網發展戰略為契機,穩步推進開展智能手機的普及、適老齡化改造工作,著力構建高速、移動、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提升智能手機對老年用戶群體的服務性能。針對我國當前不同地區間、城鄉間智能手機普及率存在的巨大差異,應加快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村地區的移動互聯網服務基礎設施建設,同時從多方面降低智能手機費用和操作難度,從而使老年人能夠“上得了網”并“能學上網”,平等地共享移動互聯網資源。第二,提高老年人的智能手機使用能力,助力老年群體跨越智能鴻溝。老年人在智能手機時代處于信息弱者,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較弱,接受速度慢,對于如何運用新進的智能設備、搜索工作信息、進行網絡互動等方面都存在障礙。為此,應整合更多的社會教育資源,推出智能手機使用培訓教程,提高老年群體智能手機使用技能和智能手機使用率,拓寬信息獲取渠道,提升老年人通過網絡獲取勞動參與機會的可能。第三,鞏固和拓展老年人的社會網絡,發揮社會網絡在老年勞動參與中的作用。推動老年群體的社會參與,鼓勵老年人通過智能手機加強親朋好友之間的聯系,增加社會交往頻率,改善社會網絡的結構,從而提升其社會資本積累。充分發揮智能手機在社會網絡擴張和社會融合中的功能,縮小老年群體與其他群體間的“數字鴻溝”,拓展老年人的社會交往范圍,增強社會網絡連接強度,推進社會網絡在促進老年勞動參與過程中的作用,提升個體勞動參與機會。